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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命運悄然降臨
一七九三年是法國大革命爆發後的第四年，在動盪的這一年，以路易十六遭到處決揭開了序幕。隨後法國相繼對英國、荷蘭和西班牙等國宣戰，溫和派的吉倫特黨被逐出政壇，進入雅各賓黨的獨裁統治時期。但在七月，雅各賓黨的領袖馬拉（Jean－Paul Marat）被暗殺了。
馬拉出生於瑞士，父親是義大利人，母親是瑞士人。他從十五歲起就在法國生活，並學習醫學。之後曾在倫敦開業行醫，然後再度返回法國，擔任法國國王弟弟阿圖瓦伯爵（Comte d'Artois）部隊裡的軍醫。
然而馬拉因反政府的言行，他的醫學論文始終無法獲得學術界的認同，這件事進一步加深了他對腐敗王政的憤怒，最後辭去軍醫職務，去當個小鎮醫師。
不久，法國大革命爆發，君主制被推翻，然而原本團結一致反對君主制的資產階級（布爾喬亞）和工人階級，開始出現分歧。馬拉站在工人陣營這一方，認為應該要監督革命的進程。他自行創辦政論報紙《人民之友》，猛烈抨擊資產階級，甚至因此曾被迫流亡國外。
回到法國後，馬拉依舊不改其犀利風格，對吉倫特黨（親資產階級）進行更甚於從前的嚴厲批判，並呼籲勞工階層要繼續採取行動。之後，馬拉當選國民公會議員，深受民眾愛戴，被譽為「最接近人民的革命家」。
但就在吉倫特黨人失勢，馬拉逐漸成為雅各賓黨的掌權者之一後，長年困擾他的皮膚病也日益惡化。他全身奇癢難耐，甚至無法穿著衣物，更別說出席議會了。每天他只能長時間浸泡在含有硫磺的藥浴中，躺在浴缸中撰寫與閱讀報紙上的文章，已成為他的日常。
七月十三日，馬拉收到一封來自名為夏綠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的陌生女子來信，信中寫道：「我是如此不幸，應該有資格請求您援助。」她聲稱自己從諾曼第的康城（Caen），長途跋涉至巴黎，是為了告訴馬拉，有一群逃到康城的吉倫特黨人正密謀發動叛亂，她希望馬拉能出面阻止。
這個消息對於想完全剷除吉倫特殘黨的馬拉來說，無疑是珍貴的資訊。在馬拉還沒來得及回信之前，科黛就已造訪馬拉的住處。當時是晚上七點左右，馬拉聽見從玄關傳來與他同居的情人拒絕科黛要求會面的爭吵聲，於是馬拉在屋內大聲喊道，讓人放她進來。
──這正是命運之門開啟的瞬間。
科黛出生於諾曼第的沒落貴族，全家僅靠一座小農莊的微薄收入過活。母親去世後，十三歲的科黛被送進修道院生活。雖然她看似對於修道院充滿勞動、祈禱與閱讀的規律生活感到滿意，但因為她閱讀的書籍，也有盧梭和普魯塔克的著作，所以她應該早已對政治和社會議題有所關注。
十年後，根據革命政府的規定，教會和修道院都收歸國有，科黛所在的修道院也遭關閉，於是她前往康城與姑媽一起生活，並在那裡認識了吉倫特黨的成員巴爾巴魯（Barbaroux，因為他容貌俊美，所以也有傳言兩人有過戀情，但此說並無明確證據）以及他的同伴。這些從巴黎逃到康城的吉倫特黨人，暗地裡和潛伏在其他城市的同志取得聯繫，謀劃捲土重來的反攻大計。
科黛的家庭雖然並不富裕，但畢竟還是貴族出身，因此對工人階層原本就缺乏認同，或許正因如此，讓她很容易接受巴爾巴魯等人的想法，並在閱讀反雅各賓黨的傳單後，很快得出了結論：如今革命主導權之所以從中產階級轉移到勞動階層，一定是雅各賓黨人，尤其是馬拉這個傢伙，在背後搧風點火造成的。
但科黛接下來展現的行動力，實在令人震驚。離開修道院不過短短兩年，年僅二十四歲的她，獨自策劃並執行了這次的暗殺行動。或許是在修道院中早已習慣保持沉默，科黛並沒有向姑媽或任何人透露過此事的隻字片語。
她搭了整整兩天的馬車抵達巴黎後，便立刻展開行動。她先投宿在廉價旅館，隔天買了一把刀子，接著就前往位於科德利埃街上的馬拉住所。但那次拜訪，科黛被警戒心重的馬拉的情人拒於門外。有了這次經驗，她決定改變計畫，她深知男人不擅長拒絕他人的求助，於是先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請求信給馬拉，並於隔天信件送達馬拉的住處時，再次登門拜訪。儘管這次馬拉的情人依然阻攔科黛進屋，但屋內的馬拉聽見爭執聲後同意她的求見，這次總算成功了。
前面提到，因為馬拉幾乎整天都泡在浴缸裡，所以這場會面也很自然發生在這個極為特殊的場所。科黛年輕貌美，想必應該讓馬拉卸下了心防吧。在只有兩個人的浴室裡，當時馬拉正把科黛敘述的內容，用鵝毛筆記錄下來（浴缸上架有一塊用來充當桌子的木板）。科黛突如其來的襲擊，讓馬拉一刀斃命。從刀刃從肋骨刺入直抵肺部的情況來看，她很可能事前已練習過刺殺的位置與角度。可以說這次行動，科黛做得的確漂亮。
當馬拉的家人聽到聲響衝進浴室時，只見胸口插著刀子的馬拉已經斷氣，而科黛則靜靜地站在原地，絲毫沒有要逃走的打算。
馬拉被暗殺後的第三天，法國新古典主義畫派的大師大衛，接到國民公會希望把此次事件繪製成紀念畫作的委託。大衛也是雅各賓黨人，曾投票贊成處死路易十六，在大革命期間是安全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大衛和雅各賓黨的最高領導人羅伯斯比（Robespierre）的意見一致，他們認為應該將馬拉神格化為殉道者，以推進革命的進程。然後，大衛在親眼目睹已經開始腐爛的馬拉遺體前進行素描，並於三個月後完成了傳世大作〈馬拉之死〉。
大衛將歷史性的一幕，以凍結般的靜止方式，使其成為永恆，這種作畫技巧最適合用來描繪死者。在這幅畫中，大衛對馬拉進行了極大的美化。馬拉和丹東一樣，都因其貌不揚著稱。但在這幅畫裡，馬拉原本突出的雙眼，如今已安詳地合上，而且還有著不似五十歲中年男子會有的健美肉體與光滑肌膚，但事實上，他全身已經布滿紅疹。據說馬拉的舌頭本來是吐出來的，但大衛並未如實畫出來，不然畫面應該會挺可怕的吧。
那隻無力下垂的手臂，使人聯想到〈聖母憐子像〉（Pietà，也稱為〈聖殤〉）中，聖母抱著耶穌遺體哀悼的畫面。馬拉右胸的傷口並不深，流出的血也不多。傷口的位置和十字架上的耶穌被羅馬士兵用槍刺擊（為了確認耶穌是否已經死亡）之處相仿。白色的布料也像纏繞在耶穌身上的裹屍布。這一切，無不展現出畫家大衛對於構圖的精心計算。
做案的凶器，被低調地置於畫面左下角，滿是鮮血的刀尖，看上去就令人感到不安。架在浴缸上的木板，覆蓋著馬拉平時常用的綠色毯子。放在毯子上的左手，還握著科黛寄來的信件。指尖已經發黑，信紙也血跡斑斑，但我們還是可以看見信紙上的日期和簽名，以及那句「我是如此不幸，應該有資格請求您援助。」
日後將為拿破崙英雄化立下大功的大衛，其實早在這幅畫中，我們就已可以看到他展現出藝術的才能。
生活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的人們，他們的命運就像一葉搖搖晃晃的扁舟，就連死後的遺體也無法倖免。
羅伯斯比藉著馬拉遇刺為由，大肆逮捕吉倫特黨人，將他們送上斷頭台。但就在隔年，也就是一七九四年，羅伯斯比也在「熱月政變」中落得同樣下場。與此同時，原本埋葬於巴黎先賢祠（法國偉人的陵墓）內的馬拉遺體，也一併被遷了出去。
另一方面，曾發誓要和羅伯斯比生死與共的大衛，卻因東躲西藏而得以逃過一劫。過去曾是反對階級的革命派，在拿破崙稱帝後卻成為宮廷畫家，並在畫壇上擁有極大的權勢。然而，長壽的大衛在日後又經歷了拿破崙政權的垮台以及王權復辟，這讓他無法繼續待在法國，只能流亡到比利時，最後客死異鄉。
回頭來看科黛的命運。
科黛在暗殺馬拉後當場遭到逮捕，並迅速被判死刑，短短幾天後便上了斷頭台。因為當時馬拉在巴黎的聲望如日中天，所以科黛在被送往刑場時，不僅遭到群眾的謾罵與唾棄，甚至在科黛被斬首後，當劊子手將她的頭顱高掛示眾時，劊子手的助手還打了她的頭顱一巴掌（想當然耳，這種行為引起了群眾譴責的噓聲）。
身後會遭遇到這樣的對待，似乎早就在科黛的意料之中。行刑前，她在牢裡始終保持冷靜，不僅對犯行毫無悔意，相反地，她可能把自己視為英雄，並堅持要留下個人的肖像畫，這是她臨死前唯一的願望，而她的要求也被允許了。但負責執筆的畫家畢竟不是大衛那樣的大師，畫中科黛模糊的臉孔只顯得平凡溫順，毫無魅力可言。科黛雖然無法看到這幅畫的成品，但應該看過素描，想必她對能夠在歷史上留下名字和身影，應該會很滿足吧。
科黛彷彿就像歷史上那些「想藉由殺掉名人，使自己也成為名人」的典型代表，不久，她還獲得「暗殺天使」（L'ange de L'assassinat）的稱號。在革命、內亂、復辟不斷循環往復的法國，「昨天的罪犯是今日的英雄」這種事一點也不足為奇。
之後，科黛也成為許多畫家的創作題材。在這類畫作中，要數十九世紀中葉，由波德里所繪製的〈刺殺馬拉之後的科黛〉最廣為人知。
此時的法國，正值由拿破崙三世主政的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當時馬拉被視為十惡不赦的大壞人，而科黛則被塑造成《聖經》裡的女英雄朱蒂斯（Judith）。畫中的科黛跟朱蒂斯一樣，都是為了國家的安危，因而憑藉美貌接近敵人，然後趁其不備痛下殺手。但浴室的場景，更增添幾分曖昧與誘惑的氣息。
波德里的畫作裡，同樣借用大衛的構圖與道具，如木板、綠布、墨水瓶、鵝毛筆等。不同之處在於，波德里筆下的馬拉，胸口還插著刀子，身旁的椅子翻倒，木板有一半浸在浴缸裡，左手無力地抓住浴缸的邊緣，讓我們看到馬拉企圖掙扎抵抗的樣子。
與馬拉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靜靜站在窗邊的科黛，只是表情略顯緊張。她身後牆上貼著一張法國地圖，似乎在提醒觀畫者：「法國能夠有今天，都得感謝她啊。」
但科黛真的改變了法國大革命的進程了嗎？
恐怕未必。因為當時馬拉已經無法實際參與革命，就算沒有發生這起刺殺事件，羅伯斯比遲早也會清算吉倫特黨人。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科黛的刺殺行動，讓大衛留下了這幅傳世傑作。
多愁善感的英國人
正如提到音樂會讓人想到德國，提到繪畫會讓人想到荷蘭，英國也以戲劇和故事而聞名於世。
英國這樣的興趣與偏好也延伸到其他藝術領域，在美術方面，英國人對具有故事性的繪畫情有獨鍾。有「英國繪畫之父」之稱的十八世紀畫家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正是故事畫的先驅與代表。
霍加斯的畫不以《聖經》和歷史故事為題材，而是一手包辦原作、腳本和導演的工作，藉由賦予畫中人物精準的表情和動作，僅靠畫面就將故事傳達給觀畫者（他的〈琴酒小巷〉（Gin Lane）和〈妓女生涯〉（The Harlot's Progress），都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符合英國人感性的「會說故事的繪畫」傳統，發展淵遠流長，並在維多利亞時代（一八三七－一九〇一年）達到鼎盛。在這個表裡極度不一的矛盾時代，「性」雖然受到壓抑，但妓院的數量卻如雨後春筍般激增。儘管妓女和情婦受到責難，可是大量的小說和繪畫，卻不斷美化這些「誤入歧途的女性（墮落的女人）」的悲哀。
出生於維多利亞時代後期，有推理小說女王之稱的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就曾藉她筆下的比利時名偵探赫丘勒・白羅（Hercule Poirot）之口，如此諷刺她的同胞：「英國人的弱點就是多愁善感，但我和他們可不一樣！我是個有邏輯的人，不會像一般的英國人那樣，為年輕人的戀情，或對彌留之際的母親、孝順的孩子流淚。」。
克莉絲蒂所言甚是。
然而，她並沒有要否定英國人的這種「弱點」。
威廉・霍爾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是一名虔誠的清教徒（他曾三度造訪聖地巴勒斯坦），他試圖以繪畫呈現維多利亞時代的倫理和道德規範（亦即「以畫說教」），像這幅作品〈良心的覺醒〉，可稱得上是典型的「感傷式」故事畫。
乍看之下，這幅畫的畫面顯得相當凌亂，這正是英國繪畫的特色——相較於追求色彩和造型之美，它更重視主題性和敘事性。
室內有一對男女，男子坐在鋼琴前，女子微彎著腰。乍看之下，不太明白女子正在看什麼，但只要留意到畫面左上方的大鏡子，就能解開這個謎團。鏡中映照出女子的背影、男子的側臉，以及窗外的景象——在陽光照耀下的陽台欄杆、白薔薇，以及綠意盎然的樹葉。女主角正凝視著這一切，彷彿被深深吸引，想走到窗邊。
看到這裡，有人可能會想，儘管知道了這些資訊，我們還是不清楚這兩個人的關係啊。頂多只能從畫的名稱〈良心的覺醒〉推測，女主角心裡一定藏著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吧。
有意思的是，這幅畫在皇家藝術學院展出時，就連當時的專家也感到困惑，甚至還有人將之解讀為一對新婚夫妻或兄妹之間發生小口角的場景。
事情發展至此，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維多利亞時代著名的藝術評論家）實在忍不住了，他特別撰文在報上刊登，為亨特說明這幅畫想要傳達的訊息：這裡其實是情婦的家，女主角原本坐在金主腿上，這是她突然良心發現的一刻。畫中對室內環境的細緻描繪，正是解讀此畫的線索。
接下來，有請名偵探白羅，帶我們找出這些線索吧。
居家的家具與陳設看起來雖然都很新，但品味卻不太好。如果畫中的兩人是新婚夫婦，那麼除了新家具外，應該也還會摻雜兩人已經用慣了的舊家具，但這裡卻完全沒有。更關鍵的細節在女子的左手，雖然她戴了三枚戒指，但關鍵的無名指卻是空的，由此可知，這兩人並非夫妻，男子只是出錢包養這名女子而已。
男子並不住在這裡，從他把大禮帽隨意放在畫面中央偏左的小桌上可知，他應該才剛進到屋內不久。演奏鋼琴的左手，甚至連手套都還沒脫下來；而右手的手套則掉在女子的腳邊（這似乎暗示著她終將被拋棄，淪為社會底層的妓女，受盡折磨）。
和穿著正式的男子相比，女子的頭髮沒有經過整理，身上還穿著隨便的居家服。一般的良家婦女絕不可能在異性面前穿成這樣。或許女子的穿著就和家具一樣，反映出了男子的品味。看到這裡，這名男子來此的目的，已經昭然若揭了。真是讓人感到不適的氣氛啊！
（那些說這幅畫的主題是新婚夫婦或兄妹拌嘴的專家們，他們是真的打從心裡這樣認為嗎？或許只是身為所謂的「正人君子」，所以選擇對這齷齪的一切才視而不見、裝作不知吧！畢竟在那個女性幾乎沒有工作機會的時代，只要是手頭稍微寬裕的男子，要包養年輕貧窮的女性，是輕而易舉的事。當時的男性如果在看這幅畫時，沒能注意到畫中所透露的任何細節，那只能說是不諳世事。）
畫中的男子嘴巴微開，應該是剛進屋裡，就讓情婦坐到自己的腿上，邊彈琴邊唱起歌來。男子長得並不英俊，容貌也不討喜，即便女子如被雷擊中般要起身時，他仍沉醉在自己的歌聲裡。放著大禮帽的桌上有一本教導寫作技巧的書籍，據此可以推估，女子看不懂樂譜上的文字，而男子想教她讀書識字。
鋼琴上的樂譜，是用托馬斯・摩爾（Thomas Moore）的詩《常常在靜夜裡》（Oft In The Stilly Night）所譜成的曲子。詩的內容是講述作者在寧靜的夜裡，想起過往純真無邪的人生。這是女子第一次聽到這首歌，就在此刻，她突然對自己竟然如此卑微、身處如此醜陋的狀態，深感再也無法繼續忍受，於是毅然起身。她知道是該結束這種生活方式的時候了！
她抬起頭，望向窗外，此時陽光彷彿神的恩寵般灑落下來。
她是否能獲得救贖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留給每一位觀畫者自行判斷。然而在畫面左下角，有一隻凶惡的貓正在玩弄一隻小鳥，這正是畫中這對男女彼此關係的隱喻。小鳥會就此孱弱，很快死去；還是會奮力逃脫貓的魔爪，飛出窗外，重獲自由呢……
亨特創作這幅畫時，是以安妮・米勒（Annie Miller）作為女主角的模特兒。這一年安妮十八歲，亨特二十六歲。
安妮出身於貧窮的勞工階級家庭，亨特第一次見到安妮時，她正在小酒館當服務生，之後受亨特之邀成為他的模特兒。不識字的安妮，後來成為亨特的情人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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