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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樞體制，指的是國家最高權力的組織體制及其運行機制。它不僅關係到國家的治亂興衰，而且它的構成也反映整個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階級關係的變遷。因此，深入研究隋唐中樞體制的發展演變，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隋唐王朝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盛世，又是封建社會內部發生重大轉折的歷史時期。王朝盛時，不惟國力強大，經濟發達，典章制度亦蔚然存備，成為後世的楷模。就中樞政治制度而言，兩代統治者多有創革，人們廣為稱頌的三省制度，此時已發展得相當完備，它和均田、租庸調、府兵等制一樣，被認為是封建盛世賴以建立的基礎。然而，中唐之際，這些制度都發生了顯著變化，到唐後期，大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均田制，兩稅法取代了租庸調，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南北朝以來強固的人身依附關係也漸趨鬆弛，總之，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以及階級關係等各方面都呈現出明顯的轉折。對此，學術界從各個不同角度，進行了大量研究，人們逐漸認識到，中唐發生的一系列變革所體現的社會轉折，比單純的皇朝更替更富有劃時代的意義。
史學界對隋唐時期的土地制度、賦稅制度和階級關係等進行了相當充分的研究，獲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而相比之下，對中樞體制發展演變的研究就顯得很薄弱。當然，關於隋唐中樞政治制度的研究也有一些論著，但大都集中於三省制度方面，而對整個中樞的發展演變，特別是對唐後期中樞體制研究的文章，就極為罕見。有的學者論述了中唐時期大量出現的差遣使職，注意到了當時行政制度變革的某些方面，但未能從中樞體制的角度立論，沒有對整個中樞體制的發展演變作全面的考察，中樞體制的重大轉折以及唐後期的新中樞實際上一直沒有真正被揭示。時至今日，學術界還普遍認為：三省體制雖在唐後期遭到了巨大破壞，卻仍然與整個王朝相始終，這顯然與整個大變革的時代潮流不相稱。在整個社會內部無論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築都發生劃時代的轉折之際，中樞體制，這一最敏感地反映着社會變遷的政治制度，不發生相應的變化是不可能的。本書即試圖順着隋唐社會歷史發展的脈絡，對隋唐中樞體制的發展演變作一較全面的考察，希望能揭示這個重大轉折以及產生這個轉折的歷史背景。
我們認為，隋唐中樞體制在中唐以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個由「新三頭」—— 翰林、樞密、「中書門下」共同組成的新中樞完全取代了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組成的舊中樞，三省雖存名號卻唯剩軀殼，實際上已不發揮作用。長期以來，人們對三省制讚譽過多，分析不中肯，對活躍在唐後期政治舞台上，發揮着巨大作用的翰林學士、樞密使等職官注意甚少，更沒有注意到以他們為核心組成的唐後期新中樞。這種狀況的產生，舊史記載的缺陷是一大因素。人們研究隋唐官制所依據的史料主要為《大唐六典》（以下簡稱《唐六典》或《六典》）、《通典》、《隋書》和兩《唐書》官志等，《大唐六典》編纂於玄宗開元之時，記載的是唐代前期的制度，不幸的是，新、舊《唐書》職官志的編寫者沒有對整個唐代官制作認真的總結，而是盲目依從《六典》所載中樞官制，《舊唐書》基本上是抄襲《六典》原文，《新唐書》除有少許增補，文句上有些更動外，也多是照抄《六典》。宋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六《唐六典三十卷》條云：「案《新（唐）書．百官志》皆取此書，即太宗貞觀六年（632）所定官令也。」趙彥衞《雲麓漫鈔》卷五亦云：「本朝（宋）修《唐書》……今觀《百官志》，乃《唐六典》。」兩《唐書》所載中樞官體系，完全是依照《唐六典》三省六部九寺諸監的體系排列，《通典》職官部分也是按照舊的體系編纂。因此，翰林學士、樞密使等一些後起重要職官或沒有記載（《六典》《通典》），或記載得十分簡略（兩《唐書》），論者若不加詳審，就會將《六典》所載三省六部九寺諸監系統，誤作為整個唐代的中央職官。後人有關隋唐官制的論著，大都沒有擺脫《唐六典》的窠臼。如楊樹藩、沈任遠諸先生論述隋唐政制的長篇專著，對唐後期的翰林學士、樞密使等重要職官就很少提及。因此，唐代整個中樞的重大轉折以及唐後期的中樞新體制，至今仍曖昧不明，這不能不說是隋唐史研究中的一大缺陷。
本書既旨在揭示隋唐中樞體制的轉折，就必須做溯源析流的工作。但鑒於學術界對三省制度已有大量的研究，許多問題無需我們詳論，所以本書對三省制不作面面俱到的敍述，而是力求抓住三省體制的實質，抓住制度的特點，勾畫出制度發展演變的軌跡，並分析體制轉變的內在原因。對唐後期新中樞體制，則儘量作詳細的考論，以補舊史記載的缺陷。我們努力蒐集了散見於舊史紀傳、筆記及各類文集中的史料，對「新三頭」的建置、沿革、特點、職能和結構、工作制度等問題進行多方面考證，希望能將被長期遮掩的新中樞體制揭示於學術界。但由於論題較大，牽涉面廣，問題複雜，本文疏漏錯訛之處必定很多，懇請專家學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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