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序論：巨浪、餘生、火種
吳介民
■延續火種
2019年9月，反送中（反修例）運動如火如荼進行。自稱「只懂得寫字」的中大政治系教授馬嶽，義無反顧放下手頭工作，著手寫作《反抗的共同體》——這本往後研究香港政治史的學者必讀的「抗爭日誌」，記錄了瞬息萬變的緊急事態，也刻畫出抗爭日常性。香港從行動中淬鍊新認同，讓一場「反送中運動」意外變成「反中的運動」。
政權鎮壓和一場世紀大疫終結了這場抵抗。從北京觀點看來，國家「平定」了一場具顏色革命傾向的「動亂」。接著，中共在新征服的社會實施了一套嚴苛管控的國安體制，並著手改造香港政治與公民；一國兩制傾倒的瓦礫堆中，迅即豎立起天羅地網的情治機構。於是，被統治當局指摘為具「港獨」色彩的新政治身分認同遭到壓制，反抗行動撤離到隱蔽的社會空間。不少港人選擇出走，遠赴異鄉再創生活或行動機會，在海外延續抗爭火種，在全球營造了大大小小的離散社群。而許多人則選擇留港，繼續她們心目中未完成的功課。今天的香港，即便處在高壓環境下，仍有團體與個人堅持救援關懷，或不妥協地進行公開活動，例如社民連仍上街開講。
香港進入「國安法時代」，不止公民社會（自主結社的公民組織的社會空間）被摧毀，政治社會（政黨賴以自由活動的政治空間）也遭剷平。香港社會元氣大傷，如同劫後餘生。回顧歷史，香港不享有國家主權，因此即便在英殖後期的有限度政治開放，爭取民主直選仍困難重重。九七之後，民主化進程更是節節後退，直到國安體制將立法會改造為橡皮圖章。過去研究指出：沒有主權，就沒有民主（Linz and Stepan 1996; 吳介民 2009; 鄭祖邦 2022; 陳健民 2024）。而目前香港處境則進一步凸顯：沒有主權，就會失去自由（見本書第二、三、四章）。香港淪陷的故事警示世人，自由何其脆弱，自由與民主實乃一體兩面。
香港巨浪來襲，台灣沒有缺席。2019年港人奮起，台灣公民團體隨即展開聲援與救助。當年的總統大選適逢巨大中國壓力，台灣民眾激昂上街撐港；人們從香港看見自身命運，多數人對中國（一國兩制）投下否決票。台灣政府對香港危機的人道援助差強人意、時招怨聲，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台灣能量有限而準備不足，另一方面則顯示港台同處在中國因素氣旋的地緣政治格局下，台灣的行動侷限。除了台灣，東亞幾個同情香港遭遇的民主國家，提供的支援都相當有限；而世界上唯一可以制衡中國的美國政府（從川普到拜登）其作為根本不足以約束北京政權。難怪北京在動盪期間敢厚顏對西方學者說：中共因為自信牢牢掌控香港而表現出「克制」。全球對香港淪陷的反應，力道遠不如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國經濟崛起、軍力現代化之後，西方民主大國囿於現實、貪婪與忌憚，對北京多所容忍，不願出手實質制裁。
香港這場「未竟的革命」（何明修 2024b）凸出了台灣作為中小型國家的結構約束，更何況它的主權未被列強承認，且朝夕處在圍城狀態。台灣的「在場」主要由公民團體帶頭，政府搭配救援方案，試著與香港走向互為主體之路，此願景如同「立志」。如今，香港危機漸淡出世界輿論焦點，我輩志向安在？這個質問一直縈繞在胸中。因此，中研院社會所設立了「香港主題研究小組」並建構「香港研究資料庫」， 學界朋友們也發起「臺灣香港研究學會」。 透過這些點滴積累的努力，我們嘗試連結上全球香港尋求延續自由民主火種的社群，串起一條跨地域的知識網絡。
華語和外文學術界已出版許多重要著作解釋香港抗爭運動、中港政府回應、與政治社會變化。本書在既有基礎上，針對新情境提出幾組議題。第一組問題：香港對中國發展是否仍具有價值？中國如何看待這塊「新回歸」的領土與人民？第二組問題：國安體制劇烈破壞了香港政治社會和公民社會，它們是否在短期內難以重生？或者相反地，北京的改造工程有其極限，中國的帝國計劃可能遭遇抵制，而讓香港民主運動重啟？第三組問題：如何發現、詮釋國安法時代的抵抗行動？設若公民社會的概念不再能有效描述國安法時代的香港社會行動力，那麼替代概念是什麼？本書分成三部，分別回應這三組提問。
***************************************************************
■為餘生延續火種
國安法高壓體制下，寒蟬效應與社會韌性是一體兩面的日常。香港不再享有自由，法治受到破壞，而民主派長期追求的民主普選更加遙不可及。香港的人文社科學術往何處去？這是馬嶽（第十章）這篇壓軸作的前提。
馬嶽累積數十年政治學功力，提出在1997主權移交之後，香港政治研究的主流範式是「自由專制」。該範式認為香港雖非全面民主，但擁有高度自由、法治與公民社會；反對派雖無執政權，但可透過選舉、輿論與社會動員制衡政府。這種制度張力帶來豐富的研究題材，包括選舉、政黨政治、社會運動、新聞自由、法治與民主化等。然而，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研究者面對紅線模糊、資料匱乏與寒蟬效應，難以進行原有的研究取徑。香港政治鉅變使得過往「自由專制」範式不再適用，香港學界正面臨研究主題、方法與倫理的全面重構。
馬嶽提出一個近年來困擾香港研究的倫理問題：雖然，在James Scott概念架構下的日常抗爭與隱蔽文本仍然經常發生，但，學者是否還應該將這些行為紀錄與書寫，並且命名為「抗爭」或「抵抗」？一旦這些觀察被當作學術研究發表出來，將使得隱蔽的社會空間被揭露，讓統治當局可以順藤摸瓜，等於協助他們「發現」轉進的社會陣地，也讓當局可以將該等行為視為「軟對抗」來取締。馬嶽擔心，如此一來這些研究對象將不再能夠被研究。或者，更嚴重的情況是學者的作品幫助統治者「破獲」對抗專制的基地。
馬嶽的提醒應該被充分討論，因為學術研究本身即是社會行動。學術應該考慮研究對象的權利、自主性與安全。但從另一角度，我們也可以提問：統治機構對於隱蔽社會空間的認識與偵查，是否那麼「無知」與「無能」？學者對日常抵抗的學術發表，是否只會單方面增進統治者的控制技術？或者反過來看，藉由研究，是否能讓抵抗行為被社會看見，使得抵抗者可以看見彼此而增長力量？這個問題很艱難，沒有確定解答，然而，如同李立峯描述的一位受訪者的證言：
國安法下的香港就像一個黑暗大海裏的孤島群，島上都有人在耕耘，但他們彼此看不見對方，需要偶而有船經過，發出亮光，讓島上的人看到彼此，船經過後，大家又各自默默地工作。
或許如此，我們能不斷回返馬嶽當年義無反顧寫作「反抗的共同體」的初心，為餘生延續火種。我們努力工作，點燃一抹知識微光，讓更廣域的學術社群看見彼此。
2026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