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灣話學國語」可能實現兩個目標：一是「喚回被日本人偷走的台語之魂」，二是「實現國語夢想」。日本交還台灣就像女人「回到娘家」。這種情況和「洋人學國語」完全不同：他們「一個字一個字地背」，但方言與「標準語」有關聯，能透過比較去學習，這是一條「捷徑」。在這種「家務事」（「不像外國人學習我們的國語」）中，強制手段沒有必要。魏建功進一步延伸了上述生物學的比喻，將台灣話和國語之間的連結比作動脈和靜脈的血管系統。兩者原本有命定的親屬關係，只是紐帶暫時遭截斷，但靈魂可以「從墳墓中召喚回來」。
強調台灣當地語言和國語有共同出身和密切的親族關係，同時堅稱台灣人學國語不像「洋人」那樣，這便是假定台灣人和大陸人天生就有血緣。用來描述兩者關係的用語：同胞通常會英譯為「compatriot」，但這就忽略了「同一個子宮所生」（同胞）當中所蘊含的親屬含義。隱身幕後的國語推行委員會成員不太確定是否存在這種密切關係，也擔心創造這種關係很耗力氣。例如，蕭家霖在南京為教育部長起草一份備忘錄時，抱怨台灣人民已經不知道他們的本土語言與國語之間的密切關聯—「他們已經失去用方言學國語的能力。」儘管「一般民眾學習國語的熱情相當高，但那種態度只相當於大陸學習外語的興趣」。一九四六年四月來自台北的另外兩份報告也呼應了類似的看法：台灣人在長時間的分離下，「已將國語視為和他們說的話毫無關係的另一種語言」。在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工作一年之後，魏娜（Wei Na，音譯）向南京匯報，說她徹底心灰意冷。儘管有些台灣人渴望學習國語，但積極程度大致與學習英語相同。事實上，「一般人普遍」認為英語對於職場升遷更有用；「自作聰明的人甚至對我們嗤之以鼻」。魏總結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們只能加倍努力，耐心等待結果。」不幸的是，期望中要達到的結果可能還得等上數十年。正如潘慶章在一九四六年給省議會的備忘錄所寫的那樣，民眾對國語的熱情在運動開始的一年內急劇下降，他估計下降了百分之九十。在為軍隊開辦的課程中，最好的反應頂多是「無動於衷」。按照這個速度，「恐怕三十年後我們還無法達到像殖民時期台灣人民學會日文的那種國語程度」。
上面這些觀點並非說給民眾聽的，而是要替官員撐腰，使其得以堅定重申以下說法：「台灣話確實是國語的一種。」對此，何容試圖糾正「一般民眾」的誤解，其說法值得多加思考：「由於我省方言與國語差異較大，加上過去使用日語，老百姓看待國語和台灣話的關係，難免會像他們對待日語和台灣話那樣……他們認為學習國語就跟以前學日語一樣。」何容認為，這種想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不對」，因此形成了「抵制國語的力量」。復興台灣民眾「從方言學習國語」的能力並強化這兩者的關係，同時會牽涉教育與政治上的考量。正如魏建功所言，重點在於「恢復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問題，而不是只關於語言學習。在實現語言統一的過程中，「保護母語」和「推行國語」密不可分。以「母語」為管道並加強對國語的感情，此一前提重新定位了方言—使其從對立於「國家團結」的頑固鄉土情懷語言，轉變為同屬一家的語言。台灣地方語言在殖民時期被貶為「沒有價值的土語」。它們無法取代新的國語，取代日本的国語成為「文化」的權威語言，但它們將被視為親近的中國省級語言。
此外，「母語」的概念將性別因素導入了語言意識形態（language ideology）。在一九二○年代和一九三○年代，黎錦熙和瞿秋白的著作中偶爾會提到「母語」（以英文mother tongue書寫）。例如，瞿秋白在一九三一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引用了這個詞組，並視之為等同土話的意思。這個概念在一九四○年代末於台灣找到沃土之前，在中國語言學或國語教育中幾乎毫無意義。它在台灣被當成一種母性本土主義（maternal nativism）的情感比喻，在包含口說母語的父權國語等級制度中，要藉此誘使台灣島民投入祖國的懷抱。血統和語言之間的連結也鞏固了與林奈式語言分類交織而成的系譜。母語的公定理論依賴一套關於方言的持久論點：雖然台灣方言與國語完全無法互通，但它們和國語都是從同一個語系演化而成。因此，學習國語只需要「比較」聲音即可。「恢復從方言學習國語的能力，觸類旁通，就用不著學習外語的死記硬背方法了。」
然而，由於台灣的語言環境極為複雜，讓人不禁質疑這些斷言背後的假設。教育家張芳杰指出，對講台灣話的中老年人而言，「從方言學習國語」是很「合理、方便和有效」；但對於懂日語的年輕人來說，強迫他們先學習方言是浪費時間精力，根本「沒有意義」，尤其客家孩童更是如此。（張芳杰是客家人，因此比別人更關注這個問題。）如果最終目標是學國語，為什麼要增加障礙、「叫他們繞一大圈路？」為什麼不直接學習國語、捨去翻譯這一道工？同樣地，不少參議會議員抱怨，說老師使用閩南話教國語會對高雄的客家學生造成「極大的痛苦」。儘管有這些反對意見，官方依舊不時提到方言是「國語的基礎」。何容感嘆，許多台灣人丟失了「透過方言學習國語的鑰匙」。他認為，這些人若能找回鑰匙，國語教育將能遵循和其他省分相同的軌跡進行；三到五年之內，國語推行委員會便可「收拾行囊，告別台灣」。另一方面，若是堅持外語教學模式，那會導致類似日本政權的結果，需要投入「至少五十年的努力」。
方言比較方法的核心是使用台語方音符號，亦即將國語的發音與方言讀音匹配。這種方案植基於十九世紀和殖民時代的先例，類似那些為傳教語言學服務的各種反覆出現的方案、趙元任的發音總表，以及黎錦熙的四行和七行課本（如前面章節所述）。為了納入獨特的地區發音，台灣的標音版本添加了閏音、星號和其他記號。其中一種方案將「標準發音」與三種閩南語變體（廈門話、潮州話、泉州話）和客家話結合。省教育局出版的雙音標教材將國語與台灣話相互搭配，並將國語的四聲與台灣話的七聲進行對比。其他入門讀本也標註了「閩南台灣話發音」的七聲（以廈門話為基礎），另有某些教材根本不管聲調區分。沒有兩套系統是完全相同的，讀音細節和符號的差異引發了一些（相對溫和的）分歧。
儘管存在差異，倡導者仍將方言音標吹捧為國語和方言發音之間的「橋樑」。這是拉近兩者距離的「科學方法」與「不可或缺的工具」，能「用最短的時間取得最顯著的成果。」某一本發音比較的字典在廣告中宣稱：「使用這本書就像過橋一樣，你會了解如何將方音變成國音。」在找回「缺失的一半靈魂」的旅程中，通往國語的道路便是從方言語音開始。透過比較法，台灣島民會「恍然大悟」，知道國語「其實並不像外語」。它是「中華民族語言中的一種方言」，緊密相連，「心聲同步」，讓台灣人「更深切感受自己是道地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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