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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移動，生命不可能存在。要活就要動。它是原始之初。
「觀看先於話語，」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他的經典名著《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中寫道，「嬰孩還不會說話，就會看會認知。」但移動甚至比觀看更早。嬰孩還在子宮裡，尚未睜眼看時，就在移動了。
我們藉由移動發現自我，我們透過移動、觸碰、抓取、緊握來理解世界。移動構成我們的基本感知系統，為我們的知識建立架構。在我們的人生旅途中，我們靠移動不停探索這個世界，藉以理解它、認識它。
移動是自發性的；我們無須思考移動，因為移動就是思考。
語言學家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和哲學家馬克．詹森（Mark Johnson）曾經強調，移動如何深嵌在我們的思想之中。思路是見解的行進路線。見解「一步一步」推進，「來到」下一點，並希望「抵達」結論。有時，我們的思緒一路「疾馳」。有時也會「卡住」。偶爾，我們的思緒會「漫遊」，或在幻想中「飛翔」。我們把想法「放進」人們腦中，希望那想法不要「超越」他們，或「超出他們的理解範圍」。透過有力的論述，你能讓某人「出錯腳」，讓他們只能把重心放在「後腳」上，處於防守的不利地位。但「最好的一步」是往前走。如果你「一隻腳踏進墳墓了」，那很可能就是你「最後一次雙腿站立」，行將就木。
在許多社會裡，會用移動的概念來表達時間。未來經常被視為在我們前方，過往在我們後方。我們面向前方，朝向未來。我們「前」瞻事物。時間「即將來臨」或早已「離去」。開心時覺得時間「飛逝」，但我們不希望時間「擦身而過」。有時，時間是停駐的，是我們在移動──例如，我們「接近」一年的尾聲，或「穿越」歲月。
移動充斥在我們的概念系統裡，留下一長串隱喻話語。人們經常用移動來理解時間之類的抽象概念。而這或許並不奇怪，因為行走的動作能保持頭腦活躍。
長時間靜止不動會弱化肌肉，改變血壓與新陳代謝率，增加下背的壓力，以及真真切切地改變我們的骨骼，這點等等就會詳述。靜止會讓大腦減速，降低警覺性。走路可以改善上述所有問題。走路讓我們敞開心胸，讓我們觀看、聆聽、嗅聞和接觸世界以及其中的生靈。走路曾幫助我度過一些艱難時刻。
走路讓我們感覺舒暢，能思索出更好的想法：心智會跟著腳步漫遊。一些最偉大的思想家也是熱愛行走之人，這點至少可回溯到古希臘的逍遙學派（Peripatetics）。希臘智者會沿著柱廊行走，後面跟著一群門徒，這畫面似乎有些滑稽，但歷史學家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ërtius）曾經指出，柏拉圖會一邊走路一邊授課。而柏拉圖的門生亞里斯多德更是以「行者」（walker）聞名，或許就是因為邊走邊教的關係。
我現在也很喜歡這種講學方式，在露天而非悶熱的講堂裡教導學生。這就是所謂的實地考察──移動式教學。
哲學家暨政治思想家尚—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宣稱，他只有在步行時方能沉思。他在《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Reveries of a Solitary Walker）中，描述他的漫步以及由漫步所點燃的「思想飛越」。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每天會在居住城鎮準時散步，甚至因此贏得「哥尼斯堡時鐘」（Königsberg clock）的稱號。那條穿越公園的散步路徑，後來就被稱為「哲學家步道」。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也真心認為，散步時產生的想法品質較高：「唯來自步行的思想有其價值」，他在《偶像的黃昏》（Twilight of the Idols）中如此斷言。
布魯斯．查特文是一名游牧作家，也曾是考古學系的學生，他認為，世界會向步行者展露自身：「人類的真正家園並非房子，而是『道路』，生命本身就是一趟步行的旅程。」他寫道：「踏上旅程這個動作，有助於身心健康。」類似的想法在生態學家暨行動主義者羅傑．狄金（Roger Deakin）的日記中也有所強調（「我的所有思考都是在行走間進行」），還出現在其他許多精采作家的作品裡，包括蕾貝嘉．索尼特（Rebecca Solnit）、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和傑夫．尼柯爾森（Geoff Nicholson）。
藝術家也把步行當成創作方式。理查．朗（Richard Long）甚至將步行發展成行為作品：《走出一條線》（A Line Made by Walking, 1967）由一張照片構成，畫面是他在草地上行走出來的一條小路。稍晚一點，他又創作出《一條長度相當於從錫爾伯里丘丘底直走到丘頂的線條》（A Line the Length of a Straight Walk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of Silbury Hill, 1970），那是由泥濘腳印構成的螺旋形狀，代表作品標題所描述的那條路徑。我對那條路非常熟悉，因為我在那座巨大的新石器遺址內部工作時，曾經走過許多次。
藝術家安東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將一尊真人大小的雕像頭下腳上埋在劍橋大學麥當諾考古研究所（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外面，只露出腳底。看到它，就像發現先前提過的腳印痕跡的顛倒版。葛姆雷將這件藝術品取名為《地縛植物》（Earthbound Plant），站在那尊雕像腳底的正上方，同時得知有一尊完整的身體埋在正下方，宛如某種實心銅材質的倒影，會有一種奇怪的刺痛感。每次我站在那個腳底上方，都會有一種詭異的感覺，就彷彿我離開時，那尊雕像也會跟著我走，在它那個上下顛倒的世界裡一路尾隨我。也許此刻還跟著也說不定。
我們不僅在移動中思考；我們就是移動。動覺（kinaesthesia）一詞源自於希臘文的「kinein」（移動）和「aesthesia」（感覺），指的是察覺到身體的位置和移動。這是非語言性的移動感知。舞者必須鍥而不捨地磨練這種知覺。
不僅舞者該如此。在世界移動時，我們會不斷接觸到它的輪廓與形狀。那感覺，像是我們與地球之間並無分隔。我們透過身體的動作體驗世界和世間事物，感受從某地移往另一地，或拾起某樣物品造成它位移會有何種感覺。我們透過動覺學習事物的意義，理解事物的質地。
定期運動會改變身體，塑造體型。我們的骨骼並非固定的結構，而是有彈性和可塑性，不完美且易碎，會受到疾病與退化影響，而移動會在體內留下自身印記。不同的習慣性動作會在人的一生中為骨骼帶來壓力。於是，新的骨組織會優先增生在承受壓力的骨幹上，改變骨幹的形狀，讓它們有能力承受負荷。經常走路或跑步之人，會有較為粗壯的下肢骨頭，經常使用手臂之人，則會有比較健壯的上肢骨頭。
我們可以從現代運動員身上看到這點。研究顯示，游泳和板球運動員的手臂有明顯的骨頭生長，越野賽跑和曲棍球運動員的情況則表現在腿部。如果某人使用身體的一側勝過另一側，會導致不對稱的骨骼生長：網球選手持拍那一側的骨頭會比另一側粗壯許多。
這種運作是雙向的，也就是說，活動減少將導致骨質流失，使骨頭更加脆弱。
對考古學家而言，身體會提供訊息，我們能藉此深入了解遠古先民做過哪些重複性動作。研究人類遺骸可以讓我們在一定程度上重建某人各個階段所從事的不同活動。就像現代網球選手一樣，我們也經常能從遺骸中測知弓箭手的手臂，但跟你的預想不同，他們的左右臂往往更加對稱。一五四五年，英王亨利八世的旗艦「瑪麗玫瑰號」（Mary Rose）在英格蘭南部海岸索倫特（Solent）附近失事沉沒，從船艦中找到的一些遺骸顯示，船上弓箭手的手臂骨頭有明顯的對稱性。這就表示，他們使用的武器很可能是強有力的長弓，因為長弓需要非主力的「弓」臂具有相當於「拉」臂的巨大力量，因而消除了兩臂之間的自然差異。這些骨骸也顯示出重複性的應力損傷以及肩部與下脊柱的異常，與使用長弓的動作相符。
藉由觀察大量的人類遺骸，我們可以看出不同時期在文化與行為模式上的廣泛變化，甚至可以了解同一社群的內部差異，例如男女之間的不同。我們可以看出，尼安德塔人這類先民群體需要大量行走並執行重複性的刮削動作。幾年前，我在威爾特郡距離馬登圓形圍場不遠的一處遺址，挖掘出一具青銅時代青少男的骨骸，骨骸顯示出，這個還在成長的年輕身體承受了相當可觀的肉體壓力。他的大腿在臀肌部分有額外的肌肉附著點，透露出他的腿部肌肉發達，類似運動員。但他的膝蓋受損，很可能是經常走路上坡所導致。他的雙肩也有類似的大型肌肉附著點，而肘部的病變表明他的手臂曾從事費力艱苦的活動。上述種種都是行旅和勞動的後果；每日的搬運、切割和打造等苦差事，無疑是讓他的生命之輪持續轉動的驅力。
研究考古學領域的骨骸證據，我們可以推斷出與生計相關的諸多變化，例如大範圍的狩獵或採集、與放牧牲畜相關的活動，或農耕造成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出，地貌如何影響了骨骼的大小和形狀，例如我挖掘到的那位青少男，因為得在崎嶇的山嶺環境中行走，因而鍛鍊出強壯的骨骼。
人類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環境中殖民定居，有部分就是因為我們的骨骼具有強大的適應力。我們的移動以及移動所經過的地景，名副其實地寫入骸髏中、刻進骨子裡。
晚近的發展讓我們可藉由研究遺骸更加了解個體的移動。長久以來，考古學一直被視為狹義的人文科學，但今日的考古學家專精於各種科學領域，穿上實驗袍的時間不下於外出做田調。在理解過往的各種新技術中，穩定同位素（stable isotope）的研究依然讓我驚嘆不已，因為這項技術能告訴我們與個體移動有關的大量訊息。
我們的飲用水裡含有微量元素，來自水滲透而過的基岩。植物同樣會從生長的地質中吸收化學物質。在我們牙齒成形的過程中，會從飲水和食物中吸收化學特徵，並將其固定在牙齒的琺瑯質裡。骨頭也會吸收這些同位素。我們的牙齒和骨骼就以這種方式在我們生長過程中汲取了某一特定地區的元素──同位素。
這就表示，我們可以分析牙齒和骨骼，藉此判定某人童年時期大致處於怎樣的地理區域，並可與他埋葬時的地理區域相互比較。藉由這種方法，我們便能對某人一生的移動狀態略知一二。由於骨骼和牙齒會在我們一生中不同階段漸次發育，因此，我們或許能根據對牙齒和部分骨骸的分析，探知案主在其他人生階段的所在位置。人類第一顆臼齒的琺瑯質在出生前就開始成形，約莫三歲時發展完畢，可提供童年起源地的訊息。恆齒會長到九歲左右，第三顆臼齒的牙冠則是在青少年初期到約莫十六歲時逐漸形成。同樣的，大腿骨的化學成分可持續發展到青少年時期。如果毛髮之類的有機物質保存下來，就能看出接近死亡時期的移動，這點我們在本書後面會再討論。
也就是說，我們所身處的地景不僅刻在我們骨子裡；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是由那些地景所構成。
以上這些都是關於個體的研究。更為新近的古代DNA研究還可揭露整個族群的移動，為長久以來的爭論提供答案。對考古學家而言，這是個極振奮人心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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