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如何解讀紅樓人物
關於《紅樓夢》人物的相關討論，堪稱汗牛充棟，而「人物」大概也是對讀者最有吸引力的小說構成要素。在進行人物總論之前，我想把自己多年以來研究《紅樓夢》的心得—人物詮釋原則—和大家分享，在過去，這些原則非常有效地幫我重新認識了《紅樓夢》中的人物。必須說，它們並非一開始便那麼清晰，而是我在盡量用客觀的態度閱讀《紅樓夢》、深入認識個中角色的過程裡，逐漸產生的一些反省。種種反省所獲的這些心得，其實在西方思想家的論辯中也可以找到蹤跡，並且透過哲理分析而被更明晰地確立出來。我將先透過別人的學說對自己的心得加以說明，因為那些學說的背後有比較深厚的哲理背景，可以把個人多年來的體驗表達得更精確和深刻。以下所引述的，便是對這些林林總總之心得的更好呈現。
標籤化的讀法
首先，希望讀者注意一個道理：如同我們面對身邊人一樣，如果小說中的人物是鮮活、豐富、引人入勝的，就應該被當作一個特定的具體對象來看待，除非該作家實在是個笨伯，是第二流的小說家。但很不幸的是，許多讀者都習慣於給小說中的人物貼標籤，事實上，恐怕不只對小說人物如此，對身邊很多的人也是動輒標籤化，不在乎削足適履、以偏概全，而我則很難接受這種輕率的態度。
在現實中，我們置身於社會網絡裡，免不了會有一個很大的困擾，即人與人之間實在充滿了許多幢幢魅影，讓我們失去了對整體的把握，以至於要瞭解身邊的人真的太難。而小說卻不是如此，小說中的人物可以「躺」在那邊，任由我們徹底解剖；我們可以像偵探一樣，蒐羅各種蛛絲馬跡來重新建構對他／她的認識，也就是說，小說家想讓你知道的東西，在作品中一定都會提供出來，只要讀者非常努力便能夠找到，從而組合成一個完整的拼圖。因此相形之下，小說可以讓我們充分實驗對人性的好奇和探索，獲得一種窮究的樂趣。
這麼多年以來，在考察過一個個紅樓人物之後，我的整體感受是：法國哲學家路易．杜蒙（Louis Dumont, 1911-1998）於《階序人》一書中的論說真是深獲我心，在這本書裡，他一開始就著眼於所謂的「個人」（individual）做出精到的分析，由此讓我們警覺到：人物一定是一個個體，也即individual，然而用「individual」來看待人物的時候，我們恐怕會混淆很多的範疇而不自知。如此一來，當討論人物的性格特質和品格價值時，常常便會把特質變成價值，並且很快地貼上一些標籤，那就引發了很大的問題。
在此要請讀者一起思考：什麼叫「個人」？一個人只是因為他單獨存在，便叫作「個人」嗎？我們應該要怎樣去認識「個人」？杜蒙提醒我們注意，所謂的「個人」至少有兩個含義。第一，指特定經驗上的個人，也就是說，每一個個體都有他的生命史，有其從出生開始在成長過程中面對的家庭教育環境，以及後來接受同儕或社會的各種意識的影響，才形成他現在的這般樣貌，所以必須把一個人還原到特定的經驗上加以認識。第二，杜蒙發現西方文化會把個人當作價值的擁有者，意即個人的存在就是體現某種價值，尤其在小說中更是如此，而我們現在也正是不自覺地這般操作。因為小說不可能把每一個人物每天二十四小時的各種樣態巨細靡遺地呈現出來，經過作家取捨之後在小說文本中所呈現的形象，便被我們很自然地當成作家想要表達的某一種觀念或是價值。
尤其因為《紅樓夢》寫得太吸引人，讀者更容易把《紅樓夢》中的某個人物視為某種價值的擁有者，以致簡化或膨脹其存在意義，而言過其實。舉個例子來看，不少讀者或研究者主張薛寶釵代表禮教、作偽，林黛玉則代表性靈、追求自由、反抗禮教。那其實是大有問題的，原因正在於我們沒有把人物當作一個特定經驗上的個人來看待，沒有進入他們的生活空間、人際關係及其內外在的各種處境，反而很快抓住一些現象就貼上標籤，說這個人代表什麼、那個人代表什麼，並且正邪不兩立，這便是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2023）所謂「簡化的白蟻大軍」之所以形成的原因。
倘若我們承認《紅樓夢》不是那種獨白型小說，作者只把筆下的人物當成自己某些信念的傳聲筒，而是客觀細膩地把他所認識到的豐富人性具體呈現出來，那麼就應該調整心態，把林黛玉、賈寶玉、薛寶釵、茗烟、賈政、王夫人等人都當作特定經驗上的個人來看待。比如說，不要只看到賈政作為大家長對子孫嚴酷的那一面，而是瞭解一下：他過去是怎麼成長的？整個過程中有沒有發生過人生的重大轉變？此一轉變的意義又在哪裡？他和他的家族關係如何，以至於他用這樣的方式來對待他的孩子？他和他的母親關係又如何？他對子孫就只有嚴酷的那一面嗎？又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嚴酷的情況？如果不仔細地一一檢驗、努力客觀地找出答案，而是立刻貼標籤，一概用幾個空洞的形容詞來下定論，以至於永遠只看到原先已經預設的偏見，那就是讀者在耽誤自己，而這是最令人擔心的結果。
但即便如此，《紅樓夢》本身並不會因此而受損，對於薛寶釵、襲人的貶低，對於王夫人、賈政的歪曲，也不會真正有損於這些人物本身，我相信總會出現有眼光的人能夠重新好好看待《紅樓夢》。我們已經到了應該掙脫那些限制自己成長的舊衣服的時刻，這身舊衣服早已顯得太狹窄、太陳舊，會束縛我們的成長和跳躍，為什麼還要把它牢牢地穿在身上，導致自己發育不全？即使必須經歷拆肌裂骨的椎心之痛，也要自覺地把它脫去，因為一旦缺乏這樣的努力，人類就會一直停留在原始蒙昧的狀態，這是我結合閱讀和對人生的理解所得到的很深的感慨。透過哲學家杜蒙的精密分辨，可以提醒讀者，小說中的每一位人物，尤其在曹雪芹此等偉大的小說家筆下，都屬於特定經驗上的個體，而不是用來代表某些單一的價值和理念。
那麼，何以讀者會如此自然地從「價值的擁有者」的視角來看待那些角色？細究起來當然有著各種原因，有的是來自文化傳統，有的是出於現代社會的某些意識形態，也有的是源自人性的本能反應。讀者總是很快地認為林黛玉就代表本真、代表自由的性靈，薛寶釵則代表被禮教扭曲的人。之所以會如此迅速地做出這種分類，而且都採用很簡單的二分法，對人物的其他豐富面向與深層底蘊一概視而不見，我想，其背後至少有一個自己察覺不到的文化傳統在發揮作用。
就此，可以引述一位學者的看法來加以說明：我們過去的藝術經驗，包括閱讀小說與欣賞戲曲的經驗，導致創作者與讀者／觀眾之間互相加強與調整之後而形成的一種微妙審美準則—作家希望讀者能很快地掌握自己所創造出來的人物，讀者則只想要娛樂和輕鬆，不想耗費心力探究那些人物到底具備何等內涵，因此希望作品不要那麼複雜。這種雙重的需要便共同塑造出一個文類的邊界，達成創作和欣賞時的一種默契，在中國傳統裡就是「臉譜式」的塑造和理解，只要人物一出場，大家即一目瞭然：他在劇中代表的價值是什麼？他的立場是什麼？他的正邪道德屬性是什麼？
針對這種現象，戲劇理論家洛地已經指出：「『腳色』是我國戲劇構成中特有的事物，它既是班社一群演員各有所司又互補相成的分工，又是劇中眾多相互關係的人物的分類。……所以中國傳統戲劇（劇本）以『腳色』登場並不以『人物』登場。」這是來自於過去文化傳統中的藝術經驗所導致，洛地發現傳統戲劇構成中的特有要素是「腳色」。請注意此處的「腳色」是指傳統戲劇中的「腳色」，和現代的敘事學語境中的「角色」是不同的，傳統戲劇採取「班社制」，劇團中的演員各有所司。中國傳統戲劇是以腳色登場，而不是以人物登場，「人物」意指比較具體的、特定經驗上的人，而「腳色」則已經臉譜化，也因此被扁平化，成為某一種價值觀的擁有者。
換句話說，作家本身在創作時已經先為各種角色貼上標籤、做好分類，所以觀眾一下子即看得很清楚，演員所扮演「腳色」的善惡好壞一目瞭然，以至於見到白色抹臉的曹操便很生氣。可是在現實生活中，有誰會一出現就告訴你「我是奸人」？每個人都有其深不可測的複雜性，絕對不會這麼簡單。但很不幸的是，讀者常不自覺地用「腳色」而不是「人物」來看待《紅樓夢》中的各個構成要素，使之流於簡化而變得扁平又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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