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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珍奧斯汀的微雕藝術
臺大外文系教授　曾麗玲

珍奧斯汀（1775-1817）前二十五年的歲月於英國漢夏郡的小鎮史蒂芬頓度過，她出生在非常傳統的家庭，父親任職當地的牧師，珍早年的教育就由父親私塾。珍步入青春期就開始提筆寫作，她一生共寫成六部膾炙人口的小說：《理性與感性》（1811）、《傲慢與偏見》（1813）、《曼斯菲爾德公園》（1814）、《艾瑪》（1815）、《諾桑傑寺院》（1818）、及《勸導》（1818）。儘管《傲慢與偏見》一出版後就佳評如潮，但她並未擠身當時的名人榜，反而選擇以匿名的方式出版她的小說，僅有家人、至親才知她身為文學才女的這項事實。據說她寫作時總躲在房內，直至有客來到她門前，門被試圖打開吱吱作響時，才提醒她趕緊將手中稿子收拾藏好，才能起身見客。其實珍如此低調的行徑反而為她撐起一把保護傘，此乃當時進入十九世紀的前十五年，歐洲發生拿破崙的奪權革命戰爭，歐洲各皇室均感受到人民對皇室的不滿及抗爭，在各國境內紛紛實行思想箝制的保守做為，對於國內的出版品更是嚴加檢核。珍所處的英國更屬階級、性別涇渭分明、保守氣氛充斥的時期。她選擇以隱姓埋名的方式來出版她的小說，反而使她免於因人紅而招致公評的下場，畢竟女性成為公眾人物並不符合當時社會編派女性至私領域──家──的傳統刻板印象。

正由於珍所處的時代階級意識可說牢不可破，在她的小說裡她就特別著眼批評上流社會狹隘的階級觀，她特別凸顯當時人們對先天無法改變的身世背景的喜好，及對後天個人美德的培養得以補充先天不足的可能性的辯論。珍擅於呈現她所處時代裡不管是上層社會、還是中產階級壁壘分明的狀況。故事裡班奈特夫婦雖得以結交上流社會的賓利、達西家族，他們其實清楚自己的斤兩，而且他們也恰如其份地被歸為中產階級，不會有越雷池的疑慮。書中具有固我階級意識的角色比比皆是，從男主角達西先生對他家世自視甚高、賓利小姐只以階級角度論斷所有的人、到威克姆無所不用其極想擠身上流社會都是例子。珍對柯林斯先生這個角色的負面描寫可以說是她對整個社會只盲目崇拜階級結構、即所謂「階級正確」、因而可以全然忽視他人美德行為的批判。

緊扣階級意識議題的是珍也側寫當時人們對名聲、特別是女子名聲的重視，也就是這個社會對於女性行為、出入場所、甚至時間多所規範，只要不符合社會預期，便有可能被眾人排擠、遭污名的待遇，小說中伊麗莎白直接挑戰加諸在女性身上嚴厲的規範，她選擇在雨天徒步走到「低地田」一地，以致整片裙擺泥濘不堪，此舉震驚最為注重女子名聲的賓利小姐。此外，班奈特太太有禮無體的可笑行為也在注重合宜行止到勢利眼程度的達西及賓利家族成員心中留下負面印象。小說裡最為敗壞婦德的該是莉迪亞 與威克姆私奔的這件事，她魯莽的行為讓整個班奈特家族蒙羞，更嚴重影響她姊妹的名聲，使她們在婚姻市場的競爭失利。當然，這個難題就由達西大方出手金援威克姆、讓他名正言順地娶莉迪亞 入門得到解決。達西此舉雖不無可能是要藉著挽救班奈特女兒的名聲，他也好名正言順地順遂他對伊麗莎白的追求，好讓他們兩家不要在社會觀感上差太多，所以有他順服社會規範的考量，但不可否認的，此舉也得歸因於達西本人具有的人格優點──慷慨。

珍在《傲慢與偏見》最令人稱道的當然就是凸顯真愛得以打破上述階級、窒礙的道德觀藩籬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她形塑了兩位分別受到他們先天人格偏執侷限的主角，他們必須先克服這些個人的限制（還先不論大社會原本已存在階級、道德觀等限制）。伊麗莎白的驕傲本性使她易怒、對他人總是遽下結論，因而她以偏差的第一印象認定達西，而達西的偏見則使他從眾地用階級的分野將伊麗莎白貼上低下的標籤，而看不見她的優點。《傲慢與偏見》的標題當然也可跨指伊麗莎白也受她原有的偏見所限，達西也具有上流社會人士易有的驕傲。兩人求愛成功與否與他們能否克服先天人格缺陷密切相關。當然，這過程中更有前述社會加諸在他們身上門當戶對的階級、道德層面的障礙要突破。小說並安排另外一對男女求愛的例子做為反差，這是伊麗莎白的朋友夏洛特為了錢就願意嫁給惡名昭彰的柯林斯先生，這裡我們看到珍的愛情觀也不是一昧浪漫的，她深知社會務實環境的現實及反諷，不過小說仍然結束在伊麗莎白與達西兩人令人稱道的去誤會而相知、去重重外在障礙而相愛的喜劇收場，這個結尾使本小說保留了濃濃的浪漫基調，但更不乏珍洞悉人性偏執、甚至醜陋的寫實層面。

生於十八世紀末的珍在寫作風格及關心的主題上橫跨了英國文學兩個主要的時期，她的小說呈現對心靈、及大自然的鑑賞，這使她不遠於十九世紀初的浪漫主義精神，而她小說已然浮現當代都會生活、家庭結構興廢、個人性的彰顯、社會活動的大量舉行、甚至醜聞等主題的描寫，讓她的小說雖早在十八世紀出現，卻先行於後來維多利亞時期主流的寫實主義小說。珍喜歡將自己比擬成「生活的微雕家」，這是她師法當時盛行的象牙微雕作品的技藝，她擅長捕捉生活上最微小的細節，並以精闢的筆調一針見血地直搗事件的核心，最為有名的就是小說雋永的開場：「家財萬貫的單身漢必定需要一位女主人──這是舉世公認的真理」，言簡意賅地就把本書主旨一語道破，不過珍也在這精簡的句子（原文只有一句話）當中已然暗藏敘述者對此真理不盡苟同的疏離與反諷。珍如此細寫生活百態匠心獨具，只不過畢竟身為牧師女兒的珍，從小隨著父親牧養教區信眾的工作當中，必定也接觸過貧窮、階級低下的大眾，然而她的小說中關照的只有中產及上流社會的生態，她筆下的勞動階級（如佣人）似乎都安貧樂道，珍小說明顯忽略勞動階級是可以被詬病的，不過，這也是當時英國作家的共象，以此可以瞭解珍畢竟也是有她的時代侷限。

珍在她微觀的小領域裡善盡她生活觀察家、描繪家之責，成就部部精雕細琢的小品，這些小說本身難道不也映照當時社會極度的性別、階級分化成小圈圈的實況嗎？如此一來，珍奧斯汀的作品本身就具形了這樣的氛圍，不僅她以小說達到針貶如此窒礙的社會結構的目的，也可以說她的作品其實就是如此分化的社會一個最直接的譬喻了。

〈導讀〉少女瑪莉安的煩惱──身處理性至上的現代社會，要如何保有豪放不羈的感性內心？
國立臺東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　鄧鴻樹

二〇一七年英國發行新版十英鎊鈔票，首次以珍・奧斯汀作為肖像人物。這是英國繼莎士比亞與狄更斯以來，第三度有作家登上鈔票版面。除了英國女皇以外，奧斯汀成為英國目前流通鈔卷唯一女性肖像人物。

十英鎊鈔票雖然面額不高，卻與柴米油鹽息息相關。在奧斯汀寫作的年代，十英鎊等同尋常百姓半年生活費。不過，婦女無法真正擁有這筆可觀數目，因爲當時只有男性才有財產權（所謂限嗣繼承）。當時婦女尚無法經濟自主，唯有透過婚姻或家族男性成員才能確保衣食無慮。
十英鎊鈔票背景圖案繪有《傲慢與偏見》女主角在寫字檯的身影，不禁讓人想起這部作品女主角的吶喊：「世事經歷得愈多，我就愈對這個世界感到不滿」。

隱姓埋名的出版過程

奧斯汀成長的十八世紀奉行理性主義，女性需嚴守禮教規範，不能公開談情說愛，遑論以文字紀錄心情並公諸於世。據奧斯汀哥哥表示，當《傲慢與偏見》首版發行時，有位知名文學家宣稱：「這本書太高明了，不可能是女人寫的」。

奧斯汀的寫字檯是張不起眼的小桌，面寬才四十七公分。據奧斯汀姪兒透露，她常把寫字檯靠在窗邊低調寫作。她特地選用小紙條，有人經過時才能將文稿迅速收起。在文字世界裡躲藏成為奧斯汀的寫作宿命：她在世時沒有讀者知道作家真名。

如果「作家」是一種職稱，嚴格說來奧斯汀並非「作家」，因為她不是（也無法）以寫作為生。她生前出版時署名「一位女士」、「理性與感性作者」。匿名出版的主因不外乎當時社會對女性作家存有偏見。

不利女性作家的時代背景導致奧斯汀作品出版過程漫長。《理性與感性》是她生前成功出版的第一本書。一七九五年，作家年僅二十歲便完成初稿；兩年後，修改成《理性與感性》。往後十四年本書出版毫無進展，直到一八一一年她才在哥哥協助下自費出版。青春期寫下初稿的作家出書時已邁入壯年。

同樣延遲出版的情況也見於奧斯汀第二本成功出版的小說《傲慢與偏見》。一七九七年，作家二十二歲完成初稿；同年，父親代為洽談出版事宜。沒想到出版社拒絕看稿。十四年後作家著手修改書稿，兩年後於一八一三年出書。出版社開出的條件是買斷版權，獨佔銷售獲利。當時出版界對女性作家的輕蔑態度可想而知。
奧斯汀作品延遲出版最久者應為她第一本嘗試出版的小說《蘇珊》。作家於一七九八年開始寫作，隔年完稿。在哥哥協商下，於一八〇三年獲得出版社預支十英鎊版權費。可是，出版社買下版權後並未如期發行。十三年後作家哥哥買回版權，隔年作家不幸過世。一八一八年，這部價值「十英鎊」的書稿歷經二十年才改名《諾桑覺寺》重見天日。奧斯汀作品坎坷的出版過程可納入英國文學辛酸史。

豪放不羈的情感
《理性與感性》敘述少女瑪莉安與姊姊艾蓮諾如何面對社會束縛以實現個人幸福的故事。情節發展圍繞在這對姊妹與三名男士的互動。事件戲劇性轉折讓姊妹在幻想與現實間看清如意郎君的真貌。

這對姊妹活在一個以金錢衡量幸福的世界。理性的姊姊務實達觀：「快樂跟功成名就關係不大，跟富裕卻是息息相關」。她相信婚姻若「達不到『夠用』或『富裕』，就不會有任何外在的舒適。」感性的妹妹無法苟同這種觀念：「不管是富裕或功成名就，跟快樂有什麼關係？」

瑪莉安相信愛情不應被物質利益或世俗觀念羈絆：「企圖約束無可非議的情感，在她看來不只多餘，更代表理智可恥地屈服於老掉牙的錯誤觀點。」她認為女性表達情感沒什麼不好：「我討厭那些打趣別人的陳腔濫調，其中又以『勾引』或『擄獲』最令人作嘔。這些話流於粗鄙狹隘。」

這位純情少女意外遇見一名男士：「他的相貌和儀態如此完美，活脫脫就是她讀最喜愛的故事時在心中勾勒出的男主角。」此人彷彿是白馬王子化身，「他附和她所有的判斷，感染她所有的熱情」，瑪莉安很快就愛上他。

當時「未婚男女互相通信，代表他們之間必定有婚約存在」。可是，瑪莉安在沒有婚約的情形下就與對方私下通信並公然調情。姊姊極力規勸妹妹要謹言慎行，不要違反禮儀。面對姊姊的理性建言，瑪莉安反駁說：

　　我明白妳的意思。我表現得太自在、太開心、太坦率，違反了世俗的禮法。原本我應該含蓄呆滯、沉悶虛假，卻開誠布公、推心置腹。如果我只聊天氣和路況，每隔十分鐘說一次話，就不會聽到這些責備。

沒想到姊姊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這名俊男果然就是渣男，移情別戀拋下瑪莉安：「自始至終，他所有的行為都以自私為出發點」。瑪莉安失戀後「明知故犯地忽視自己的健康」，甘願死在病榻：「如果我死了，只能說是自作孽」。


感情用事的時代意義

瑪莉安陷入「負面情緒」無法自拔，堅信若不能「感情用事」就是白活。就算被渣男欺騙感情，她仍覺得心碎能讓生命更有意義，她對姊姊疾呼：

　　悲傷的我已經沒有傲氣。我不在乎誰知道我痛不欲生，全世界都可以得意地看見這樣的我。艾蓮諾，艾蓮諾，淺嘗悲傷的人可以有傲氣，可以有自己的意志，遭到羞辱可以反抗，可以還擊。但我不能，我必須切身體驗，必須憂傷度日。

明知不可卻非做不可，要解決理性與感性的衝突談何容易。瑪莉安說道：「不管情勢怎麼改變，不管別人怎麼看他，我都不可能忘了他。但我會約束自己，會靠宗教、理智和忙碌的生活壓抑那份感情。」

《理性與感性》藉由少女的煩惱描繪出一個反對「偽理性」的感性世界。外在世界灌輸的理智告訴她，幸福需以財富衡量，不該「徹底沉溺在悲傷裡」；可是，少女發覺心中情感無從壓抑，悲傷才是獨屬自己的無價之寶。少女深陷憂鬱林園，成為自己人生的女主人。

一七九〇年，十五歲的奧斯汀寫下一篇名為〈愛與友情〉的故事。女主角認為某人「沒有靈魂」，不值得被愛，「因為他從沒讀過《維特的煩惱》。」這本書就是德國作家歌德代表作《少年維特的煩惱》（一七七四）。歌德藉一位傷心到不能自拔的少年寫出時代的故事，在歐洲文壇引發抗拒虛假理性的感性洪流。

一七七九年，《少年維特的煩惱》英譯本推出，成為暢銷讀物。喜愛閱讀的奧斯汀想必讀過此書。從傷悲裡尋找自我的少女瑪麗安顯然就是「女版維特」；唯一不同的是，少年為情而死，感情用事近乎殉道。少女無法以同樣方式解脫，因爲感情用事的女子不會贏得同樣寬厚的憐憫。

《理性與感性》故事最後，少女瑪莉安「接受新的感情，有了全新職責」。皆大歡喜的結局令二十一世紀讀者不勝唏噓。少女慣於「推翻她最喜歡的座右銘」，往後果真不再為情煩惱？

一八一九年，奧斯汀逝世兩年後，浪漫詩人濟慈於倫敦居所李子樹前譜出名作〈夜鶯頌〉。《理性與感性》漫長的出版過程足以讓一棵理性時期種下的李子新苗茁壯成樹，在浪漫時期開花結果時引來濟慈眼中那隻冷眼旁觀人間疾苦的夜鶯。〈夜鶯頌〉開頭第一句「我心痛」冥冥中呼應了《理性與感性》女主角的心聲，也讓後世讀者領悟作家擱置書稿的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