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劇世界觀
康納．歐布萊恩談甘迺迪的幽默
很遺憾，我不是歷史學家；比起本書其他撰稿人，我也沒有太多閃耀的資歷。這只能怪我的父母──倒不是因為他們做錯了什麼，而是因為他們不是這本書的一部分，可能沒有人搭理我的這一控訴。不管怎樣，關於甘迺迪總統，我可能還是有些話可說。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思考一個問題──是什麼讓一個人風趣，真正的風趣。在過去的二十三年裡，我採訪了數以千計的人，經常一晚上就採訪數人，目的就是發掘他們與生俱來的幽默感。因而，我自認為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一定的瞭解。有些人通過學習和練習造就了自己的機智。這樣的人，從本質上說，是表演者；另一種人是與生俱來就以諷刺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對這兩者的區別，我已經了然於心。我一生愛好喜劇和美國歷史，也認真地思考過誰是美國歷史上真正風趣的總統。我想，就這個問題，我們已經達成共識，這一稱號非這兩位總統莫屬：林肯和甘迺迪。
每當滾石公布年度「最佳吉他獨奏」排行榜時，勢必會引起各種爭議，把我們的最高領導人進行風趣榜排名勢必也會引起熱議，所以我們必須要措辭清晰。沒錯，我們有一些總統很擅長演講，甚至是出色的喜劇表演者。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天生就會講故事，他的腦子裝滿了好萊塢逸聞趣事，而且他總能自如地把握好時間節點，這是他作為演員的一種天賦。小羅斯福亦極具魅力，在進行全國講話或與媒體交談時，他總是親切而幽默。杜魯門的趣聞軼事也不少，他的風趣簡潔明快，充滿中西部風情，看杜魯門模仿全國廣播公司（NBC）電臺明星卡滕伯恩（H. V. Kaltenborn）的著名片段，就像是在俱樂部裡觀賞經驗豐富的喜劇大咖的表演。當然，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在過去八年的白宮記者協會年度晚宴上的表現證明，他也有絕佳的演講風格和嫺熟的時機掌控能力。在華盛頓希爾頓酒店的最後表演中，歐巴馬很搞笑地扔掉手中的麥克風。我是真心同情這位總統還得要把麥克風給撿起來。
然而，能引起我共鳴的幽默，與此不同，也更難以用言語表達清楚。我所說的幽默感，源於悲劇和歷經風雨之後的信念，那就是──人類，以及我們所塑造的世界，有著深層的缺陷和顯而易見的荒謬。看清楚這一點需要一種自我反省式的幽默：當攝影機停止轉動，當世界和公眾都安靜下來的時候，這種幽默也不會消失。最重要的是，它不是本於表演或趣聞的幽默，而是一種喜劇世界觀。對我來說，最風趣的人總是那些能在內心深處看到這個世界瘋狂性的人。這是約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馮內果（Kurt Vonnegut）或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悲喜劇式幽默。如果一個人認為我們在地球上的生活既無比美麗而又無比淒慘，那麼他就需要這種幽默來容納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這就是約翰．甘迺迪的幽默。
跟林肯一樣，甘迺迪的幽默也被很好地記錄了下來。甘迺迪並不是即興表現，他以超然的冷靜和諷刺，故事脫口而出，他的才能有完美的展現平臺，那就是總統記者招待會。當有記者告訴他，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認為這一屆的總統「很失敗」時，甘迺迪答道：「我估計這肯定是全票通過。」當被問及他如何看待自上任以來的新聞報導時，他說：「嗯……我看得比以前多了，但是卻覺得沒有以前有趣了。」無論口頭上還是書面上，他言語睿智，卻暗含諷刺，偶爾還有一點自嘲。一位對他毫無幫助的熟人請他在親筆簽名照片上題詞，甘迺迪寫道：「現在請你在下次大選中支持我為時尚早，如果要表達對你過去支持的感謝，又不太客觀。」當他看到新出生的侄子的照片時，他說：「他看起來像個好孩子──但我們未來才會知道。」甘迺迪的喜劇風格自然、即興、簡短而不動聲色。像林肯一樣，甘迺迪的佳句簡短而敏銳。一個孩子問他關於他成為戰爭英雄的經歷，他的回答完美地體現著這位總統的風格：「我是被迫的──他們把我的船炸沉了。」這是他最為著名的即興妙語。
這種深刻歷練而又尖酸的機智從何而來？
在最近三十多年裡，我們對甘迺迪的病痛才有所瞭解，他終身都在與病痛抗爭。我對甘迺迪越是瞭解，就越是相信，他的幽默感、他的陰沉而略帶偏見的世界觀，很可能是由此塑造而成的。甘迺迪在童年時期便與愛迪生氏病奮戰，早期經歷了無休止的治療，這些都記錄在他寫給好友的信中，諸如給比林斯（Lem Billings）的信件。年輕的甘迺迪很長一段時間只能待在醫院，歷經了無數次痛苦的治療，但他在信中並沒有自怨自艾，只是以甘迺迪式的黑色幽默進行了描述。
「昨天瞅了一眼病例，我就看出來了，他們正在腦子裡為我量身訂製棺材呢。」甘迺迪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給朋友的信中寫道，「吃好、喝好、玩好，說不定是明天，或者下週，我們就要一起參加我的葬禮了。」有一次他測量完胃酸值後寫道：「胃酸值到了一千五百就會死人，他們叫我『還差兩千的甘迺迪』。」（他入院時的胃酸值是六千，三週後降至三千五百。）我認為，甘迺迪明白他的醫生不知道該怎麼診治他。後來，他參軍入伍，在作戰時，他的魚雷艇遭到轟炸而擱淺所羅門群島，在等待救援時，甘迺迪又親身體會到，他所服役的軍隊也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麼。這是艱難的一課。豬灣事件（Bay of Pigs invasion）的失敗使他又痛苦地再次體驗這一點。儘管手握大權，甘迺迪還是清楚地知道，很少有什麼能夠正常運轉，五角大樓和他自己的身體都一樣。
甘迺迪喜歡開盛大莊嚴場面的玩笑，甚至在他宣誓就職之時也沒有差別，那可謂是他此生中最莊重的時刻，他依然如此。他向蒂普．奧尼爾（Tip O'Neill）吐露，在那個歷史性的時刻，他看到臭名昭著、專愛鑽營的波士頓商人喬治．卡拉（George Kara）坐在前排中間：「蒂普，你永遠都不會相信，我左手放在《聖經》上，右手舉起，正要宣誓就職時，我對自己說，卡拉究竟是怎麼弄到那個座位的？」
最後，甘迺迪所成長的那個世界，我還真是有一點瞭解──他成長於一個愛爾蘭天主教大家庭，這樣的家庭生活就像是一部滑稽劇，包含了各種荒謬的矛盾衝突。年輕的甘迺迪常被同齡人取笑為吉星高照之人。他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英年早逝，並得眼看著另外一個妹妹精神失常被送進精神病醫院。與林肯總統一樣，甘迺迪沉重而尖銳的機智，也許是他最好的生存機制。
甘迺迪曾經送給朋友一個碗，並在上面題詞：「世上確鑿之事有三：上帝、人類的愚昧和笑聲。前兩個超出了我們的理解力，所以我們要盡可能做到第三個。」甘迺迪的言語中，這是我最喜歡的一段。在我看來，這段話體現了他的本質。我相信，他清楚地看到周圍的人、他所服務的體制和他自己身上的缺陷。面對生命的荒謬及不盡人意，他的苦笑，他平淡、從容而冷靜的態度，使他變風趣。這不是練出來的，而是骨子裡的一種幽默。
（康納．歐布萊恩Conan O'Brien，喜劇作家、製片人和深夜談話節目的主持人。他是愛爾蘭裔天主教徒，在麻薩諸塞州的布魯克林長大，畢業於哈佛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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