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莉絲汀‧柯諾德勒（Christine Knödler），1967年生。除了自由記者、評論家、出版人、文化活動主持人等多重身分之外，她同時為多家出版社、報紙、雜誌及德國公共廣播電台（Deutschlandfunk）擔任撰稿與編輯工作。著作包括童書《呼嚕聲和貓爪抓──貓咪故事集》(Schnurren und Kratzen – Geschichten von Katzen)等。
大規模槍擊事件頻傳的原因之一是槍械在美國扮演的特殊角色。美國社會上有一部分人堅決主張持有槍械，並主張在必要時刻使用槍械的權利。支持這種立場的人認為，這是他們自由權的一部分，這些人同時援引美國憲法為據。結果造成槍械在美國相對容易取得。有些大型連鎖超市甚至有自己的槍械販售部門。那些在「大規模槍擊事件」中使用的武器，通常也是肇事者合法持有的槍械──如同發生在帕克蘭市的槍擊事件一樣。只是槍械越流通的地方，因為使用槍械而肇事的頻率也越高。無論在街頭、購物中心、電影院或學校，不斷傳出死亡槍擊事件。因此美國也有許多人批評槍械管制相關法令的內容。 在就讀的學校發生槍擊事件後，岡薩雷斯成為美國要求限縮槍械管制法令活動上最為人所知的人物之一。當時在事件發生幾天後，道格拉斯中學的學生成立了「道格拉斯中學槍擊事件不要再發生！」（Never Again MSD）社團。岡薩雷斯也是這個社團的成員。她曾在《少女時尚》（teenVogue）雜誌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她的憤怒，她表示：
1955年三月二日那天，事發在柯爾文從布克‧Ｔ‧華盛頓高中（Booker T. Washington High School）放學返家途中。當時十五歲的柯爾文坐在中間座位區一個靠窗的位置上，同一排座位另有三個女同學。可以想像當時這四個女孩在車上閒聊和嘻笑的場景，或如柯爾文的回憶，在學校漫長而疲累的一天終於結束後，幾個女孩終於可以做點白日夢。因此一開始她們並沒有察覺到，有個白人婦女上車，而且刻意站到她們坐的那排座位旁，意思是：你們這幾個女學生該讓座啦！不久後，公車司機也出聲，要求柯爾文一行讓座。柯爾文的三位同學馬上站起來，往車廂後方走去。只有一人繼續留在座位上，那人就是柯爾文。 柯爾文拒絕讓座，即使司機羅伯‧Ｗ‧克利爾（Robert W. Cleere）明確要求她起身。柯爾文繼續望向窗外。後來司機甚至直接走到她的座位旁，對她大聲咆嘯，她也不為所動。 「如果對方是位年長的白人女性，或許我就會站起來了，」2018年在一次訪談中，柯爾文回憶起當時的情況說道：「但那時候要求座位的可是一個年輕白人女性！」 不僅如此，柯爾文還依規定買了車票──在司機要求她下車時，她也向司機表明了自己的立場。接著，司機先後招來一名交通警察和兩名巡警，而且這些人都命她起身，柯爾文也以此為由拒絕。十五歲的柯爾文堅持坐在座位上，直到幾名警察扔掉她拿在手上的課本、抓住她的手臂，把她從座位上拖出來。過程中，她很快反應過來，於是她不加反抗，而是不斷大聲並且明確地重申，憲法上保障所有美國公民受到同等對待，這是她的權利。於是她被銬上手銬，關進牢房裡： 「當時我真的害怕極了。就像置身西部電影的情節中，警察把抓到的土匪推進牢房裡面一樣，之後你只聽到上鎖的聲音。那聲音，到今天都還常在我耳邊響起！」 幾個小時後，柯爾文的母親偕同一位牧師前來繳了保釋金她才被釋放出來。「柯爾文啊！妳終於還是做了。」母親這樣對她說。而她的父親手上握著一把已經上膛的手槍，徹夜未眠，只因害怕夜裡隨時會有白人來襲。 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讓她做出這些事？她哪裡來的勇氣？當時柯爾文是簡稱ＮＡＡＣＰ的黑人民權運動青年團成員，該組織全名為「全美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在校時，柯爾文已經對非裔美國人的歷史有所了解。她聽聞過倡導「廢奴主義」（Abolitionismus）的廢除奴隸運動，也寫過一篇論述「種族歧視」的文章。 後來，已經成年、住在紐約的柯爾文表示： 「那天說什麼我也沒辦法站起身來。過去的歷史把我牢牢釘在座位上。我感受到一邊的肩膀上有哈莉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的手，另一邊肩上是索傑納‧特魯斯（Sojourner Truth）的手。我感受到，她們兩人的手都傳來一股力量把我按在座位上。」 這是如何有恃無恐的力量！多好的兩個榜樣！塔布曼和特魯斯都曾親身經歷過奴隸制度。兩位女性在勇敢擺脫被奴役的命運後，也都加入廢奴運動。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塔布曼協助許多奴隸逃亡。而特魯斯在成為女權運動家和巡迴宣教士之前，就已經表態反對公共交通工具上施行的種族隔離規定。因為這種種族隔離政策不僅是不平等的作法，更是對人的例行羞辱：因為白人不願意身邊有黑人的存在。白種人顯然自認是更優越的人種。當時的社會氛圍下，黑人受到鄙視的事例隨處可見。 (未完)
在父親弗里特約夫（Frithjof Finkbeiner）的協助下，菲力克斯於2007年初針對青少年與兒童，發起「種樹救地球」（Plant-for-the-Planet）活動，並且開始巡迴演說。這個一頭深色髮、鼻樑上戴著長方形鏡框的小男孩，讓前來聽他演說的人無不深受感動。他以嚴肅的口吻和鄰家小男孩的氣質，講述一些簡單又有效的做法，成功說動到場的人一起種樹對抗氣候危機。菲力克斯成為自己這份使命感的最佳代言人——2009年，他與來自各國的八百名兒童參加在南韓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兒童與青少年大會。會上，這群兒童向同年稍後即將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氣候變遷大會（Klimagipfel）發表了一份宣言。他問與會的其他兒童，有誰也想在自己的國家種一百萬棵樹。一時間越來越多人湧上講台，最後來自五十六個國家的幾百名成員表示有意願把這個想法帶回自己的家鄉並付諸行動。但畢竟都還是一群孩子，他們在台上互相打鬧推擠、對著鏡頭咧嘴大笑、對彼此拍肩打氣，或是在某人後方比出勝利的手勢──當然，他們也可能是在比劃兔子的耳朵也說不定？不過，有個孩子卻把手摀在菲力克斯的嘴巴上。 這個動作正是重現「種樹救地球」宣傳海報上的其中一個訴求：那幅海報上有個巴伐利亞男孩摀住一個大人的嘴巴。旁邊的文字寫著：「停止空談，開始種樹！」（Stop talking. Start planting.）。簡單明瞭地訴求：終於該採取行動了吧！ 知名人士如演員哈里遜‧福特（Harrison Ford）和提爾‧史威格（Til Schweiger）、德國企業家邁可‧奧托（Michael Otto）、摩納哥親王亞伯特二世（Fürst Albert von Monaco）、模特兒吉賽兒‧邦臣（Gisele Bündchen）、義大利具傳奇色彩的登山家萊因霍爾德‧梅斯納爾（Reinhold Messner）、政治學教授葛希娜‧施萬（Gesine Schwan）等人，都支持這項活動。有了名人的加持，也讓活動的訴求更具感染力。
在菲力克斯的家鄉德國，活動引起的熱潮持續不斷：發起「種樹救地球」活動一年後的2018年，已經種下五萬棵樹。上學之餘，菲力克斯前往世界各地，面見聯合國前秘書長柯菲‧安南（Kofi Annan）、西班牙國王菲利佩六世（Felipe VI）、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甚至見到了他的偶像旺加里‧馬塔伊──並且在各地親手種下樹苗。 菲力克斯接受訪問、上電視。他以十歲的年紀，在歐盟議會上侃侃而談樹木對氣候的重要性。三年後，在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發表演說──也種下樹苗。菲力克斯創設「種樹救地球」學院，宗旨是由兒童帶領兒童了解保護環境的相關事務。在此完成培訓的兒童也會成為活動代言人，繼續傳述他們所學──當然，也為保護氣候種下新的樹木。「種樹救地球」學院迄今已培訓出來自全球七十四個國家，共計約九萬五千名活動代言人。 2009年，菲力克斯榮獲所在地政府授予「巴伐利亞邦環保事務特殊貢獻獎章」（Bayerische Staatsmedaille für besondere Verdienste um die Umwelt）──此時，這群孩子在德國境內已經種下第一百萬棵樹。 為了籌措種樹的經費，菲力克斯於2011年邀集世界各地三百五十家巧克力製造商參與這項計畫。他的構想是：請這些巧克力製造商將他們銷售額的萬分之一捐出來支持「種樹救地球」活動。相當於每賣出一公噸巧克力捐出一歐元。但是這些巧克力公司的大人沒人把這個邀請當一回事。
高中畢業後，菲利克斯進入倫敦一所大學的「亞非研究所」就讀。2018年五月二十二日，由德國總統法蘭克－華特‧史坦麥爾‧（Frank- Walter Steinmeier）親自授予菲力克斯聯邦十字勳章（Bundesverdienstkreuz）。原本只是一個小學生的想法，到這時候已經發展成一個國際組織。除了位於施塔弗爾湖畔市鎮烏芬（Uffing am Staffelsee）的總部之外，另外在巴西、義大利、墨西哥和瑞士等七個國家也都設有分部。這個樹林之子，已然蛻變成悠遊於樹冠之上的人，如今更是「以拯救世界的英雄聞名於世」。 目前菲力克斯在瑞士蘇黎世攻讀博士學位。他不時參加談話性節目、對企業人士發表演說，或與支持和贊助他企劃的商界與媒體重要人士會面。他的受眾不僅經濟能力好，而且深具影響力：
克莉絲汀‧柯諾德勒（Christine Knödler），1967年生。除了自由記者、評論家、出版人、文化活動主持人等多重身分之外，她同時為多家出版社、報紙、雜誌及德國公共廣播電台（Deutschlandfunk）擔任撰稿與編輯工作。著作包括童書《呼嚕聲和貓爪抓──貓咪故事集》(Schnurren und Kratzen – Geschichten von Katzen)等。
大規模槍擊事件頻傳的原因之一是槍械在美國扮演的特殊角色。美國社會上有一部分人堅決主張持有槍械，並主張在必要時刻使用槍械的權利。支持這種立場的人認為，這是他們自由權的一部分，這些人同時援引美國憲法為據。結果造成槍械在美國相對容易取得。有些大型連鎖超市甚至有自己的槍械販售部門。那些在「大規模槍擊事件」中使用的武器，通常也是肇事者合法持有的槍械──如同發生在帕克蘭市的槍擊事件一樣。只是槍械越流通的地方，因為使用槍械而肇事的頻率也越高。無論在街頭、購物中心、電影院或學校，不斷傳出死亡槍擊事件。因此美國也有許多人批評槍械管制相關法令的內容。 在就讀的學校發生槍擊事件後，岡薩雷斯成為美國要求限縮槍械管制法令活動上最為人所知的人物之一。當時在事件發生幾天後，道格拉斯中學的學生成立了「道格拉斯中學槍擊事件不要再發生！」（Never Again MSD）社團。岡薩雷斯也是這個社團的成員。她曾在《少女時尚》（teenVogue）雜誌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她的憤怒，她表示：
1955年三月二日那天，事發在柯爾文從布克‧Ｔ‧華盛頓高中（Booker T. Washington High School）放學返家途中。當時十五歲的柯爾文坐在中間座位區一個靠窗的位置上，同一排座位另有三個女同學。可以想像當時這四個女孩在車上閒聊和嘻笑的場景，或如柯爾文的回憶，在學校漫長而疲累的一天終於結束後，幾個女孩終於可以做點白日夢。因此一開始她們並沒有察覺到，有個白人婦女上車，而且刻意站到她們坐的那排座位旁，意思是：你們這幾個女學生該讓座啦！不久後，公車司機也出聲，要求柯爾文一行讓座。柯爾文的三位同學馬上站起來，往車廂後方走去。只有一人繼續留在座位上，那人就是柯爾文。 柯爾文拒絕讓座，即使司機羅伯‧Ｗ‧克利爾（Robert W. Cleere）明確要求她起身。柯爾文繼續望向窗外。後來司機甚至直接走到她的座位旁，對她大聲咆嘯，她也不為所動。 「如果對方是位年長的白人女性，或許我就會站起來了，」2018年在一次訪談中，柯爾文回憶起當時的情況說道：「但那時候要求座位的可是一個年輕白人女性！」 不僅如此，柯爾文還依規定買了車票──在司機要求她下車時，她也向司機表明了自己的立場。接著，司機先後招來一名交通警察和兩名巡警，而且這些人都命她起身，柯爾文也以此為由拒絕。十五歲的柯爾文堅持坐在座位上，直到幾名警察扔掉她拿在手上的課本、抓住她的手臂，把她從座位上拖出來。過程中，她很快反應過來，於是她不加反抗，而是不斷大聲並且明確地重申，憲法上保障所有美國公民受到同等對待，這是她的權利。於是她被銬上手銬，關進牢房裡： 「當時我真的害怕極了。就像置身西部電影的情節中，警察把抓到的土匪推進牢房裡面一樣，之後你只聽到上鎖的聲音。那聲音，到今天都還常在我耳邊響起！」 幾個小時後，柯爾文的母親偕同一位牧師前來繳了保釋金她才被釋放出來。「柯爾文啊！妳終於還是做了。」母親這樣對她說。而她的父親手上握著一把已經上膛的手槍，徹夜未眠，只因害怕夜裡隨時會有白人來襲。 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讓她做出這些事？她哪裡來的勇氣？當時柯爾文是簡稱ＮＡＡＣＰ的黑人民權運動青年團成員，該組織全名為「全美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在校時，柯爾文已經對非裔美國人的歷史有所了解。她聽聞過倡導「廢奴主義」（Abolitionismus）的廢除奴隸運動，也寫過一篇論述「種族歧視」的文章。 後來，已經成年、住在紐約的柯爾文表示： 「那天說什麼我也沒辦法站起身來。過去的歷史把我牢牢釘在座位上。我感受到一邊的肩膀上有哈莉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的手，另一邊肩上是索傑納‧特魯斯（Sojourner Truth）的手。我感受到，她們兩人的手都傳來一股力量把我按在座位上。」 這是如何有恃無恐的力量！多好的兩個榜樣！塔布曼和特魯斯都曾親身經歷過奴隸制度。兩位女性在勇敢擺脫被奴役的命運後，也都加入廢奴運動。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塔布曼協助許多奴隸逃亡。而特魯斯在成為女權運動家和巡迴宣教士之前，就已經表態反對公共交通工具上施行的種族隔離規定。因為這種種族隔離政策不僅是不平等的作法，更是對人的例行羞辱：因為白人不願意身邊有黑人的存在。白種人顯然自認是更優越的人種。當時的社會氛圍下，黑人受到鄙視的事例隨處可見。 (未完)
在父親弗里特約夫（Frithjof Finkbeiner）的協助下，菲力克斯於2007年初針對青少年與兒童，發起「種樹救地球」（Plant-for-the-Planet）活動，並且開始巡迴演說。這個一頭深色髮、鼻樑上戴著長方形鏡框的小男孩，讓前來聽他演說的人無不深受感動。他以嚴肅的口吻和鄰家小男孩的氣質，講述一些簡單又有效的做法，成功說動到場的人一起種樹對抗氣候危機。菲力克斯成為自己這份使命感的最佳代言人——2009年，他與來自各國的八百名兒童參加在南韓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兒童與青少年大會。會上，這群兒童向同年稍後即將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氣候變遷大會（Klimagipfel）發表了一份宣言。他問與會的其他兒童，有誰也想在自己的國家種一百萬棵樹。一時間越來越多人湧上講台，最後來自五十六個國家的幾百名成員表示有意願把這個想法帶回自己的家鄉並付諸行動。但畢竟都還是一群孩子，他們在台上互相打鬧推擠、對著鏡頭咧嘴大笑、對彼此拍肩打氣，或是在某人後方比出勝利的手勢──當然，他們也可能是在比劃兔子的耳朵也說不定？不過，有個孩子卻把手摀在菲力克斯的嘴巴上。 這個動作正是重現「種樹救地球」宣傳海報上的其中一個訴求：那幅海報上有個巴伐利亞男孩摀住一個大人的嘴巴。旁邊的文字寫著：「停止空談，開始種樹！」（Stop talking. Start planting.）。簡單明瞭地訴求：終於該採取行動了吧！ 知名人士如演員哈里遜‧福特（Harrison Ford）和提爾‧史威格（Til Schweiger）、德國企業家邁可‧奧托（Michael Otto）、摩納哥親王亞伯特二世（Fürst Albert von Monaco）、模特兒吉賽兒‧邦臣（Gisele Bündchen）、義大利具傳奇色彩的登山家萊因霍爾德‧梅斯納爾（Reinhold Messner）、政治學教授葛希娜‧施萬（Gesine Schwan）等人，都支持這項活動。有了名人的加持，也讓活動的訴求更具感染力。
在菲力克斯的家鄉德國，活動引起的熱潮持續不斷：發起「種樹救地球」活動一年後的2018年，已經種下五萬棵樹。上學之餘，菲力克斯前往世界各地，面見聯合國前秘書長柯菲‧安南（Kofi Annan）、西班牙國王菲利佩六世（Felipe VI）、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甚至見到了他的偶像旺加里‧馬塔伊──並且在各地親手種下樹苗。 菲力克斯接受訪問、上電視。他以十歲的年紀，在歐盟議會上侃侃而談樹木對氣候的重要性。三年後，在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發表演說──也種下樹苗。菲力克斯創設「種樹救地球」學院，宗旨是由兒童帶領兒童了解保護環境的相關事務。在此完成培訓的兒童也會成為活動代言人，繼續傳述他們所學──當然，也為保護氣候種下新的樹木。「種樹救地球」學院迄今已培訓出來自全球七十四個國家，共計約九萬五千名活動代言人。 2009年，菲力克斯榮獲所在地政府授予「巴伐利亞邦環保事務特殊貢獻獎章」（Bayerische Staatsmedaille für besondere Verdienste um die Umwelt）──此時，這群孩子在德國境內已經種下第一百萬棵樹。 為了籌措種樹的經費，菲力克斯於2011年邀集世界各地三百五十家巧克力製造商參與這項計畫。他的構想是：請這些巧克力製造商將他們銷售額的萬分之一捐出來支持「種樹救地球」活動。相當於每賣出一公噸巧克力捐出一歐元。但是這些巧克力公司的大人沒人把這個邀請當一回事。
高中畢業後，菲利克斯進入倫敦一所大學的「亞非研究所」就讀。2018年五月二十二日，由德國總統法蘭克－華特‧史坦麥爾‧（Frank- Walter Steinmeier）親自授予菲力克斯聯邦十字勳章（Bundesverdienstkreuz）。原本只是一個小學生的想法，到這時候已經發展成一個國際組織。除了位於施塔弗爾湖畔市鎮烏芬（Uffing am Staffelsee）的總部之外，另外在巴西、義大利、墨西哥和瑞士等七個國家也都設有分部。這個樹林之子，已然蛻變成悠遊於樹冠之上的人，如今更是「以拯救世界的英雄聞名於世」。 目前菲力克斯在瑞士蘇黎世攻讀博士學位。他不時參加談話性節目、對企業人士發表演說，或與支持和贊助他企劃的商界與媒體重要人士會面。他的受眾不僅經濟能力好，而且深具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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