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真實的戰爭故事
七月的庫斯克市中心沒有半片遮蔭的地方。要做到這樣很不簡單，因為論肥沃，庫斯克的土壤──向南和向西延伸至烏克蘭的黑土──在俄羅斯是數一數二。只要有水的地方就可以生出白楊，而入城公路兩旁長滿剪秋羅和攀緣至高及人肩的紫色野豌豆。這土地也很適合種植蔬菜，例如俄國人愛用醋和蒔蘿來醃漬的黃瓜，以及大白菜、馬鈴薯和南瓜。每逢夏日的星期五下午，城市會立刻變得空蕩蕩。市民紛紛到他們的鄉間小屋「達恰」度週末，這時，處處可見婦女在田裡彎腰澆水。到了上班日又會倒過來，度假人潮又湧回城市。離市中心幾步之遙，你會找到叫賣大草菇、家製餡餅、雞蛋、黃瓜和桃子的路邊攤。在大教堂後面（教堂是十九世紀為慶祝俄國打敗拿破崙而建），有一些小孩坐在草地上，旁邊是一群瘦山羊。
這番活潑景象是中央廣場看不到的。一百年前，廣場區原本有一些建築物和覆滿藤蘿的庭園，但如今完全是柏油碎石路面。天氣很熱，讓我無心計算步數，所以不確定廣場是兩個足球場還是三個足球場大。但它真的很大很大。它的規模和廣場邊緣上的建築物無關，也和各自過生活的本地人無關。計程車集中在廣場最鄰近飯店的一端，全是老舊的蘇聯型號，內有聖像、定心珠和假毛皮座椅。每半小時會有一輛老爺公車拖著沉重車體氣喘吁吁地開向幾里外的火車站。然而，所有活物都迴避這座空空蕩蕩、毫無吸引力的廣場。只有在廣場一邊，有些樹木種在公園的起始處。它們不是能產生樹蔭的樹種，而是藍灰色的松樹，形狀對稱且多刺，僵硬得像是塑膠製的。畢竟它們是蘇聯植物，和種在任何其他俄國城市公共空間的樹木如出一轍，都以軍隊隊形排列著。列寧的人像諦視著它們，戰爭紀念館近在咫尺。在莫斯科，盧比揚卡大樓的血紅色外牆下方也有一列這樣的松樹。
這個中央廣場──至今還稱為紅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形成今日的面貌。庫斯克在一九四一年秋天落入入侵的德國人手中。那些在德軍占領期間未被摧毀的建築在一九四三年二月紅軍收復庫斯克之戰中，落得千瘡百孔。很多建築又在缺乏燃料和木柴的嚴冬被剝皮拆骨。舊的庫斯克（它在一九三九年是個住著約十二萬人的省會）已經完全被摧毀。負責重建它的人沒興趣去保存它的歷史魅力。他們弄一個紅場不是為了供本地人散心（畢竟剩下的本地人已寥寥無幾），而是為檢閱軍隊提供場地。這支軍隊的人數總是遠多於城中人口。一九四三年夏天，有超過一百萬蘇聯男女參與了在庫斯克省發生的一系列戰役。向烏克蘭延伸的波浪起伏田野當時所見證的戰鬥不只決定了俄國或甚至蘇聯的命運，還決定了歐洲戰爭的結果。大戰結束後，庫斯克的市中心被改造成一個舉行超大儀式的舞臺。
不論怎麼想，這場大戰的規模都超過常人所能理解。數字更令人難以直視。當衝突在一九四一年六月爆發時，有大約六百萬士兵（包括德國和蘇聯士兵）準備好要在一條綿延一千六百公里的戰線戰鬥，這條戰線穿過沼澤、森林、海岸沙丘和草原。蘇聯另有兩百萬部隊在遙遠的東部整備。幾星期之內就會用得著他們。而隨著衝突在接下來兩年的白熱化，雙方將會徵召更多部隊投入這場消耗人力的地面戰。到了一九四三年，在東線任何時間發生的戰役所涉及的兵員都超過一千一百萬。
死傷的人數同樣誇張。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即衝突進入第六個月的時候，紅軍已經損失了四百五十萬人。這場屠殺的規模超乎想像。目擊者把戰場形容為舉目所見皆是燒焦的鋼鐵和灰燼。在晚夏陽光的照射下，失去生命的圓形頭顱就像從新鬆泥土中鑽出的馬鈴薯。大量戰俘被押解。德國人沒有足夠的衛兵（更遑論足夠的倒刺鐵絲網）去看守他們在開戰頭五個月所俘虜的兩百五十萬紅軍部隊。第一場戰役──基輔保衛戰──讓蘇聯軍隊僅僅幾星期就有近七十萬人陣亡或失蹤。到了一九四一年年底，幾乎整支戰前組成的軍隊（他們在六月時曾共度最初十幾個驚恐的夜晚）不是喪生就是被俘。這個過程將會在下一輩受徵召的士兵身上重新上演：他們被套上軍服，然後被殺或被俘，要不就是得到無法完全復原的重傷。總的來說，在這場戰役裡，紅軍至少被摧毀和全面更新過兩次。軍官的陣亡率是三五％，約為沙皇軍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十四倍，所以幾乎就像士兵一樣亟須儘快補充。美國的租借法案讓蘇聯到了一九四五年獲得了刮鬍刀的供應，但紅軍大量少年新兵幾乎用不著這東西。
投降從來不是選項。雖然英美轟炸機繼續從空中攻擊德國，但紅軍將士從一九四一年開始便苦澀地意識到，他們是在陸地上與希特勒軍隊作戰的唯一大型軍事力量。他們渴望聽見他們的盟國在法國開闢第二戰場的消息，但他們繼續戰鬥，知道自己別無選擇。這不是一場爭奪貿易或領土的戰爭。它的指導原則是意識形態，目的是消滅一種生活方式。戰敗將意味蘇聯政權的終結，亦意味著斯拉夫人和猶太人被屠殺。頑強抵抗的代價高昂：大戰奪去的蘇聯人命超過兩千七百萬。死者大部分是平民，是放逐、飢餓、疾病和直接暴力的不幸受害者。紅軍的陣亡人數亦讓人毛骨悚然，竟高達八百多萬。這數字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各交戰國死亡人數的總和，也和英美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間的陣亡人數形成鮮明對比（兩者都不到二十五萬）。就像一名新兵所說的，紅軍是一部「絞肉機」。另一個士兵回憶說：「他們徵召我們入伍，他們訓練我們，他們送我們去死。」德國人不屑地稱之為大量生產，但紅軍就是繼續戰鬥，哪怕有三分之一的蘇聯領土已經落入敵人手中。到了一九四五年，自一九三九年起被徵召至紅軍的總人數超過三千萬。
這場戰爭的英雄史詩故事業已被講過很多遍，但有關那三千萬士兵的故事卻仍然無人探索。我們對英美部隊所知甚多，而我們對戰鬥、訓練、創傷和戰時求生的了解，很多也是來自對他們的個案研究。不過，對於沿著蘇聯前線進行的戰鬥，我們大部分的所知都是得自希特勒的軍隊。紅軍取得勝利已過了六十年，而蘇聯士兵曾為之而戰的那個國家亦已消失，但「伊凡」仍是個謎── 伊凡是對蘇聯普通士兵的戲稱，一如英國和德國的普通士兵分別被稱為湯米和弗里茲。在我們眼中，那幾百萬的蘇聯部隊面目模糊。例如，我們不知道他們是來自何處，更不知道他們信仰些什麼或為何而戰。另外我們也不知道戰爭的經驗怎樣改變了他們，以及戰爭的非人暴力怎樣塑造他們的生死觀。我們不知道他們在一起談些什麼，上些什麼課，分享哪些笑話或民間智慧。對於他們在心裡把什麼奉為避難所、夢想著什麼樣的家和愛著誰以及愛人的方式，我們毫不知情。
他們的世代不是一般的世代。到了一九四一年，蘇聯這個始建於一九一八年的國家遭受了規模空前的暴力。一九一四年之後的七年是個危機此起彼落的時期。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內戰帶來了殘忍的戰鬥、物資的無比短缺（從取暖燃料到麵包和毛毯皆缺）、流行病，以及列寧稱之為階級戰爭的新禍害。內戰之後的饑荒同樣可怕。不過，一九二一年的大饑荒對比於發生於十年後（一九三二和三三年間）、奪走七百多萬人性命的大饑荒，就像一個見證人所說的，不過是「小兒科」。到了那時候，蘇聯社會將被第一個五年經濟成長計畫弄得動盪不安：農民被趕入集體農場，政敵被整肅，有些老百姓被迫像奴隸一樣工作。所以，那些在一九四一年被徵召參戰的男女乃是一個不到二十年便奪去一千五百萬人性命的時代倖存者。
「這世代的人民是特別的。」老兵們常常這樣說。我在俄國時聽過這種觀點幾十次，它的言下之意是，磨難就像煉淨之火，可以創造出異乎尋常的一代。歷史學家常常接受這種觀點，至少是尊重那些可顯示整個民族堅忍不拔和自我犧牲的證據。奧弗利在其權威的俄國戰爭史著作中表示：「用物質層面解釋蘇聯的勝利從來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俄國的靈魂和精神層面非常重要，且不只是一般所謂的感情用事。」老兵們對我說：「愛國精神在現在的年輕人當中已經找不到了。」這話也許是事實，但他們很少人會反思一名生活業已被國家荼毒，卻又準備為國而戰的士兵的動機。另外，他們也很少會好奇，未來的士兵會如何理解那些打過另一場戰爭、看過另一個俄國政府或從見證他人的死亡中學習生存之道的長輩或老兵。士兵們的故事是一個弔詭的蛛網，而六十年的回憶徒添混亂。
當然，在這一切當中，存在著一個歷史悠久的官方版本：蘇聯的英雄神話。你可以在任何蘇聯戰爭紀念館的石碑上看見它，也可以在無數的戰時歌曲中聽見它。它的經典表述是一首講述虛構士兵焦爾金的長詩，該詩讓作者特瓦爾多夫斯基在一九四四年獲頒史達林獎章。在這首詩中，一如在同時期的歌曲和油畫中，主角被刻劃為每個士兵的寫照。他單純、健康、強壯、仁慈、有遠見、無私和不畏死。他（幾乎）從不去想戰爭的陰暗面。事實上，他的目光是朝向未來：一個他準備好犧牲生命去成全的光明燦爛烏托邦。如果說他有時會向情緒低頭（因為他是人，所以一定會有一些情緒），那也是感傷一類的情緒。他喜歡寫押韻詩，喜歡銀色的樺樹、俄羅斯姑娘和純純的愛情。如果他竟會像其他千萬人一樣死去，那麼他的親人和同袍將會感到悲傷，但你絕對不會看見他講粗話、抽菸和挑出敵人的內臟。更重要的是，整個故事沒有一絲對恐慌、失敗或狐疑的描寫，更不可能去暗示這個人也許會對他的軍隊所解放的城市進行搶掠。
這首詩是士兵們的寵兒。他們喜歡它的鏗鏘韻律、舒緩節奏、樸素語言和愛國主題。他們看來也喜歡它對戰爭實況的隱諱處理，因為看得出他們也傾向助長這種方式。直到一九九○年代中為止，好幾十年間，二戰老兵說話和寫作方式都自成一類。他們知道自己喜歡戰爭看起來是什麼樣子，或者說他們知道怎樣可以讓記憶變得安全，而他們也按照大家同意的劇本剪裁他們的平民生活。他們喜歡的作者是戰爭作家，但從沒有一本談論戰爭的蘇聯著作會提到恐慌、自殘、懦弱或強姦。官方審查（它禁止格羅斯曼之類的作家描寫士兵的恐懼）和生還者為馴服喧囂往事的需要而攜手合作。集體記憶是為了撫慰而不是為了回憶。二戰世代讓自己和年輕時代重新連結的方法，就像是童子軍分享露營故事。在國定假日，這些老兵會舉起酒杯，回憶舊友，然後合唱他們最喜歡的戰時歌曲，把昔日的痛苦和災難轉化為感傷。
我動手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要走出神話，尋找談論另一種戰爭面貌的作者所謂的「真實戰爭故事」。這個構想始於我完成另一部著作之後，該作主要是研究史達林受害者的死亡與失喪。當時我訪談了一些老兵，對隱藏於他們故事背後的無聲沉默感到好奇，而想要更加深入。我也想要探索他們作為士兵自尊的兩面刃性質，因為紅軍老兵雖然總是被描繪為勝利者而他們也繼續以此自視，然而他們很多人同時也是現代最殘暴的政權下的受害者。他們因為被授權使用槍砲而感受到力量，但他們在其中長大的那個世界卻是籠罩在專橫國家暴力的陰影之下，而且在他們復員後仍然要回到其中。他們的貢獻獲得承認，但他們為之而戰的很多東西──例如更開放的社會和結束恐懼──卻永遠無法實現。諷刺的是，國家在他們身上灌注的自尊感是那麼的強烈，以致他們很少有人看出國家事實上徹底剝奪了他們的尊嚴。
這個計畫自然是衍生自我的更早作品，不過由於它是關於二戰，因此要到了最近才能夠著手進行。隨著蘇聯共產主義崩潰，一黨專政的國家垮臺，鉗制人民心靈的官方說法開始鬆動，容許有較紛紜的回憶浮出水面。現在變得有可能去談（和去想）那些在蘇聯時期屬於禁忌的事情。研究者所受到的限制也不斷放寬。一度不對學者開放的文件（也因此是對蘇聯集體記憶否認的文件）數以萬計地獲得解密。如果不是有一捆捆的士兵書信、一份份的憲兵和祕密警察報告，以及軍方對士氣的內部評估，本書不可能寫得成。將士在前線寫日記是違法的，但有些人不理會這項規定，我因此得以有機會讀到數以十計留存下來的日記，有些還是用鉛筆書寫的原件。我也找到和研究了目擊者的報告，因為這場戰爭直到最後幾個月為止完全是在蘇聯的土地上進行，而那裡繼續有平民設法生活在村莊和農場中。我去了戰場舊址參訪，例如去了庫斯克，也去了塞凡堡、克赤、基輔、伊斯特拉、維亞濟馬和斯摩棱斯克。在每個地方，我設法查出參戰者的身分，他們做了什麼，以及當地人的目擊證詞。在蘇聯時代，這種事是不可能發生的。
不僅如此，還有些事物也改變了。這些改變比旅遊法令和檔案法令的放寬更無形也更關鍵。在蘇聯時代，德蘇戰爭不是思想正確的學術研究的題材。一九八○年代我在莫斯科大學的朋友對這段歷史半是感到無聊（他們聽過它太多次了），半是感到驚恐（主要是因為有關死亡和戰鬥的真實記憶已經被轉化為一種愛國神話）。這場戰爭似乎屬於一個腐敗和意識形態破產的國家。就像我們擁擠的學生休息室中的醜陋二手家具那樣，它距今近得不足以成為歷史，但又大得無法完全迴避。不過世代已經改變了，在俄國出生長大的年輕人不再知道蘇聯政權為何物。他們很少人看過沉悶的閱兵大典，很少被迫接受那種對民族主義戰爭神話的狂熱，而這表示他們可以有自由提出一些新的問題。隨著大家對這場發生於蘇聯時期的戰爭重新燃起興趣，而理清了半世紀以來許多的假話，點燃了新的研究、新的對話和新的書寫。在一些情況，因為解除了蘇聯的文化束縛，老兵自己也開始重新省思他們的戰爭。大部分我拜訪的人家中書架上都放著新的歷史著作、新的回憶錄和機密命令的重印本。
二○○一年，在開始從事這研究時，我申請到一些俄羅斯學校教授歷史課。每次我都問學生（都是一些少年人），哪個歷史題材是他們最樂見被人重新研究。幾乎毫不遲疑地，他們都表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個女孩說：「老人家真的有些特別值得了解。我後悔我祖母生前說故事時，我沒有聽得更加仔細一些。」但其他孩子的親人，像是曾祖父母，尚在人世。有些學生答應幫助我接觸這些親戚，也幫我蒐集他們的故事。裡頭一些有助於形塑本書的證言就是這種合作的結果。其他學生的精力和興趣表現為參加成立於莫斯科的人權協會「紀念館」（Memorial）舉行的論文比賽。很多得獎論文是以訪談為基礎，其他則是根據私人書信。它們共同構成了人類戰爭經驗的非正式文庫。
總計約有兩百名老兵為本書接受了訪談。他們大部分都是直接向我陳述，我有時是一個人，有時是由一名助理陪著（這些助理的任務是幫助我找到受訪者的住處以及讓他們自在些）。我們有時會意識到他們態度拘謹，這也許是因為我是外國人，又或許是因為我缺乏軍事經驗。我是個女的這點也不無影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請一位退伍軍人兼專業訪談人亞列克謝（Aleksei）協助進行。回到他位於卡盧加的家，花了一個夏天和老兵談話（很多老兵都是他兒時就認識的）。我們發現，對於性和死亡的禁忌等話題還是無法輕易談論，那是分隔戰爭世代和我們世代的鴻溝。我們也發現，歲月和愛國神話的影響，還有戰爭期間為士兵所創造的自我形象，在人邁入超高齡時都是難以移除的負擔。儘管如此，有些訪談仍然孕育出友誼，發展為持續好幾年的對話。透過茶、伏特加和喬治亞葡萄酒的幫助，一些沒有文字檔案可以回答的問題獲得了解決或轉化。不過雖然老兵談到愛情、食物、旅遊、鄉村和天氣時活靈活現，也很樂於回憶他們交往過的朋友，但他們很少人能夠回憶戰爭現場。
我發現，這現象不是蘇聯部隊所獨有。史坦貝克自己打過仗，也在戰爭一結束後參訪過俄羅斯。就像大部分反思戰鬥的士兵那樣，連他都意識到某些事情，特別是戰爭本身，是無法言傳的。他指出，當結束作戰後，士兵的身體和情緒都會很疲憊，常常一睡了之。「當你醒來，回想先前發生過的事，」他繼續寫道，「它們業已變得如夢似幻。你設法回憶那是什麼樣子，但就是不太能辦到。你回憶中的輪廓是模糊的。回憶在第二天會溜走更多，直至所剩寥寥無幾為止……在漫長戰役中作戰的人不是正常人。如果他們事後顯得沉默，大概是因為他們記不太清楚。」同樣情況常見於蘇聯士兵的書信和尚在人世老兵的證言。記不住戰鬥的某些暴力面向大概是一種福祐。我用了可能找到的每一種資料──從證言到詩，從警察報告到燒焦的林地──設法重構戰爭的世界。我也用了希特勒軍隊的記述，因為有時候一個敵人會比另一方的軍人看得更清楚。不過到頭來，有些沉默要比好幾頁的文字紀錄更能反映真相。
不過，另一些沉默只會讓人沮喪。俄羅斯對於重新詮釋二戰仍相當抗拒 （大部分其他前蘇聯共和國則較少如此）。紀念活動形同一門產業，而很多受益人在準備大型閱兵和肅穆的紀念儀式時，會憎惡別人對事實與細節追根究柢。俄國政府一樣在乎戰爭的正面形象，因為打敗法西斯主義仍然是現代俄羅斯能夠誇耀的最大成就。因此不鼓勵深入探究這場衝突。再來還要擔心賠償要求，以及擔心歐洲人可能會要求返還被掠奪的藝術品。但這些都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重點是紀念活動可以安慰生還者和提高民族士氣。它還有助於在一個忽略道德操守和金融危機逼近的時代，強化人對軍事力量的信仰。另外，保密也會成為一種習慣。國防部仍然緊盯著它位於莫斯科附近的波多利斯克的龐大檔案庫，大概是擔心官方暴行、懦弱或集體兵變的明確證據被洩漏出去。但此舉也不見得要有理由。對一個藉助諱莫如深來維持權力的國家機構而言，搞祕密本身就是目的。
其他檔案庫也形同國庫，有很多文件我仍然不得過目。他們的封鎖方法有時很原始。有時一份檔案的禁讀頁是直接用公文袋套起來，再以公文夾夾住。有時一整系列的檔案會被封鎖，沒有規則可循。在某個檔案庫，我獲准可以做逃兵紀錄的筆記，但不准寫下士兵的姓名。在另一個檔案庫，醉酒的統計數字是不准過目的。但在第三個檔案庫，一整個團的醉酒和逃兵紀錄都准予閱覽，而檔案人員在我做筆記時還貼心為我泡茶和送上餅乾。國防部應該會監視所有戰時文件，而它也斷然會密切注意它們，但其法規又常常和俄羅斯聯邦開明的《檔案庫閱覽法》衝突。另外，國防部對不屬於俄羅斯的前蘇聯領土也沒有直接控制權。
所以，對「伊凡」的研究，即對紅軍士兵的研究，不僅只是關乎一趟旅程而已，期間有時最明確的途徑往往受到蓄意封堵。這工作也要求努力運用想像力。在我能夠開始尋找真正的伊凡之前，我必須確定我不是在找一個我自己的形象。史達林軍隊的年輕新兵是在一個和我自己大異其趣的環境中長大，所以我必須從那個世界的地貌、語言、家庭、教育、恐懼和希望出發。在一個號稱能改造人類靈魂的國家（史達林的國家就是這樣），國家必然會在每個年輕人身上留下印記：他們的心靈世界必然會被其觸及，即使沒有受其完全形塑。紅軍的人數以千萬計，它既包括被徵召入伍者也包括自願入伍者，既包括普通男女亦包括職業軍人。很多方面，他們反映了自身所源出的社會，而其命運亦隨那現已消失的世界的強盛和衰弱而波動。本書必須要同時兼顧到檔案、圖表和所謂的競爭性戰爭大敘事（也就是硝煙散去後出現的故事）。不過它也會和幾百名個人的故事產生回響，這些人有些寫日記， 有些寫信，有些寫回憶錄，有些是孤兒寡婦，有些是歷劫歸來的士兵。我在莫斯科檔案庫的朋友看見我臉露懼色之後哈哈大笑。一如既往，他看得出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畫有多可笑。「你想要寫《生與死》或諸如此類的題目。現在你變成是要寫《戰爭與和平》。」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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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人不是創造伊凡神話的唯一民族。對分類人種熱情有加的納粹也有自己一套關於穿軍服的斯拉夫人的想法。在戈培爾看來，蘇聯士兵是一群「紅色野獸」，是威脅歐洲生活方式的半亞細亞野蠻人。戰時的情報工作必然要更加科學。納粹的軍事觀察員透過觀看戰鬥、訪談己方人員和盤問戰俘，做出報告。不過即使他們佩服俄國坦克組員和嫉妒紅軍步兵的勇於赴死，實事求是的間諜一樣無法避免使用生物學的語言。一個德國軍官這樣寫道：「紅軍裡面最大的兩個族群（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吸收了同樣的人種元素，形成他們今日的樣子。在這樣的種族混合中，我們可以追溯到來自哥德人時期和中世紀的一絲微弱日耳曼血統。然而，在我看來，一個特別重要的融合是他們混有蒙古人血統。」
這番話除了它所針對的讀者群以外，大概只有古物研究價值。不過，在第三帝國垮臺以後的一九四七年三月，它的前軍官對紅軍所作的種族主義分析卻被美國情報機構的人員接收。當時蘇聯已不再是民主的盟友。冷戰業已開始成形，所以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有必要更了解他們所面對的超級強權。就連最基層的美國士兵也需要略知他們敵人的強項和弱點。為有助於兵員教育，美國陸軍部製作了一本小冊子，名為《俄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鬥方法》，裡頭第二部分是描寫「俄國士兵的奇特古怪之處」。
小冊子一開始這樣說：「這些半亞細亞人的個性奇怪而矛盾。」被俘虜的納粹軍官顯然發揮了影響力。小冊子繼續說：「俄國人會被一些西方人不了解的情緒所困擾，他們是憑本能行動。身為一個士兵，俄國人原始而低調，生性勇敢但在一個群體中則消極被動。」與此同時，「他們的情感讓他們融入群體中，帶給了他們力量和勇氣。」艱苦並不能讓這些原始人氣餒。紅軍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中所表現出的堅忍，被詮釋成是文化和亞細亞基因的副產品。「真的不誇張，俄國士兵不受季節和地形的影響……只需供應他們極少的物資。」最後，紅軍會不按理出牌。小冊子在結論處指出：「德國人發現他們必須隨時提防個別俄國士兵和小單位的欺瞞和詭計……沒有戒心常常會讓一個德國人丟了性命。」
這些帶有種族主義思維的冷戰言論，形塑二十世紀晚期英語系國家人民對紅軍士兵的印象。大部分戰鬥人員都會把他們的敵人非人化。要殺死一個完全非我族類和沒有個體性的人要容易得多。哪怕是在史達林與民主國家結盟的那短短四年間，紅軍也總是看似難以理解。紅軍也許勇敢（一個英國觀察者指出他們「八成是世界上用來構成一支軍隊的最佳材料」），但是「他們的驚人力量與韌性」，以及「他們能在極端匱乏中生存下來的能力」，即使是他們的盟友，也會感到不安。
撇開種族主義的有色眼鏡不論，蘇聯士兵確實在為歷史上最野心勃勃的獨裁政權服務，而他們大部分是受其調教長大。在這層意義下，他們比德軍更加浸淫在本國政權的意識形態中，因為當希特勒在柏林上臺時，蘇聯的政治宣傳已影響其國民的意識十五年。蘇聯百姓通常也接觸不到外國影響力，只有非常少的人（例如在一戰期間當兵的人）有機會出國旅行。他們擁有一套共同語言，而這套語言的目的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式看待世界。不過除此以外，認為紅軍是一個沒有差異化的獸群、甚至是同一個人種的看法是錯誤的。
在整場戰爭中，俄羅斯人都在蘇聯軍隊占大宗。烏克蘭人是第二大民族，而紅軍還包括數以十計的其他族群：從亞美尼亞人到雅庫特人，還有大量寧願自稱為蘇聯人的民族（他們偏好新的公民身分以逃避傳統的種族分類）。新兵之中也包括技術工人，這些年輕人憑著他們對機器的熟悉，輕易就可以駕馭坦克。不過雖然這些人是軍隊偏好徵召的新兵，新兵中還有很多少年來自農村，他們很多人在入伍前從沒有見過一盞電燈，更不要說見過一具引擎。來自沙漠和大草原區的新兵還沒看過寬闊的河流，有待學習游泳。當受命穿越克里米亞沼澤或急渡冰封的聶伯河時，他們是最快遇溺的人。
士兵間的年紀差異也極大。大部分新兵都是生於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間，但較年長的人（包括數十萬計四十來歲的人）也被徵召入伍。他們都是記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兵，知道生活在沙皇政權之下是什麼光景。他們的心態和預期完全不同於那些剛從蘇聯學校畢業的年輕小伙子。他們有些人甚至經歷過性質不同的軍隊。沙皇的軍隊是層級制，紀律嚴厲，但在一九二○年代，政府曾經做過短暫實驗，嘗試建立一支沒有階級的人民軍隊，甩掉浮誇的言語、繁文縟節和金色穗帶。記得這段實驗的人會不信任操練，而且很容易譴責（甚至槍殺）他們缺乏經驗的年輕軍官。士兵從來不只有同一種類人。在和一些前農民、鼠竊狗盜之輩、職業士兵、少年一起上路幾個月之後，立志當詩人的新兵薩莫伊洛夫得出這樣的結論：「一群群的人民並非像準備好餵入歷史灌腸器的加工餡料那樣……單一的語言、文化和命運讓很多人看似共有我們所謂的國民性。但事實上，一個民族有百樣人。」
如果蘇聯文化沒能產出單一類型的人，可以猜想戰爭也許有這種能耐。我們很難在一個工業化屠宰的背景下想像個體性的存在，或甚至在充滿煙硝、腥臭味和震耳欲聾聲音的環境中想像任何的感受性。殘忍化（brutalization）──或巴托夫所說的野蠻化（barbarization）──是很容易就會想到的。然而，這些士兵就像任何其他士兵那樣有著自己的夢想和抱負，有著各種想望（或者是晉升，或者是加入共產黨，或者是放放假，或者是獲得一雙新靴子或一支德國手錶）。他們繼續寫信回家，談到天氣、風景和豬隻的品種。他們也交朋友、談家裡事、捲菸抽、偷伏特加喝和學習新技能。前線不只是活生生的煉獄。弔詭的是，對生還者來說，戰爭為他們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和風景，那是他們如果繼續留在農場裡所不可能看見的。德軍經歷了一段相反的過程，推進到被巴伐利亞和薩克森前工人視為原始野蠻、沒有燈和暖氣的土地。起初有些德軍是從巴黎用車載運到前線，反觀最好的紅軍士兵常常是來自農村，在那裡，旅行意味著走五天的路進城。有些後來洗劫柏林、用麥森瓷杯喝陳年干邑白蘭地的步兵在參軍前從來沒有搭過火車。
和其他軍隊比較不只可以顯示紅軍文化的獨特之處，還可以指出一些蘇聯資料不會強調的主題。有一個問題是出生在史達林世界的作家甚至不會想到要去問：一個蘇聯士兵是為何而戰？戰鬥動機就像國民性一樣，在一九五○年代是美國軍事專家關注的問題。他們得出的是「小群體忠誠」理論。根據這種理論，最能讓人在戰場上傾盡全力作戰的不是意識形態或宗教，而是他對自己的「哥兒們」、對自己的「初級群體」（primary group）的愛。這個觀念後來啟迪了關於訓練和使用後備軍的新政策，也成為社會心理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常識。但是紅軍並不符合這種模式。當然，當一個營在有新的後備軍加入的時候，全體人員會在後方一起接受訓練──至少按照計畫是這樣。不過當傷亡率居高不下，當一個步兵在前線的平均服勤時間（即未因死亡或嚴重受傷而必須退伍的時間）是三星期，小群體極少能夠維持長久。
高傷亡率一樣困擾著德軍，所以有人主張，在德國部隊，「初級群體」的作用一半是被意識形態取代，一半是被恐懼取代。恐懼也在紅軍扮演一個角色，儘管起初士兵對於德國大砲的恐懼尤甚於對自己的軍官，會被砲轟嚇得失去戰鬥能力。意識形態同樣在蘇聯士兵的生活中占據中心地位。根據他們所受的洗腦教育，他們不只把自己看成穿軍服的公民，還自視為革命的尖兵和正義之戰的先鋒。不過意識形態如何鼓舞他們，以及它如何與較古老的信仰（包括宗教和民族主義傳統）產生衝突，仍然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共產主義修辭也許能夠燃起某種程度的熱情，但尚未被普遍接受。史達林如神般的地位也不是。在一九三○年代，這位領袖的名字以大寫字體出現在小冊子、報紙和貼在各處的海報上。他的臉也從戰時報紙和小冊子上諦視，他的名字被寫在樺樹間的布條上，用以增添官兵露天會議的神聖性。不過史達林的這種無處不在看來對效忠起不了多大作用──至少在前線部隊中間是如此。詩人別拉什日後寫道：「老實說，在戰壕裡，我們最少想到的就是史達林。」
某種程度上，訓練可以在意識形態無法說服和安慰軍隊的時候建立他們的信心。在一九四一年，蘇聯新兵面對的是歐洲大陸有史以來最專業的戰鬥力量。到了一九四五年，他們已經打敗這力量。在這之間，紅軍發生了一場革命，受影響者包括了士兵的訓練、軍事思想、技術的應用與部署，以及軍隊和政治的關係。這些改變是蘇聯得勝的關鍵之一，關係到每個士兵的生命，而其中有許多人都提到或寫到了這些改變。有些人覺得整件事情讓人厭煩，特別是它使用的方法像是對美國管理方法的謳歌，像是採取生產線的生產方式。但形勢扭轉了，史達林格勒守住了，而紅軍在接下來兩年的斬獲顯示出它的訓練方法愈來愈有效。我們要問它們有多類似德國人的方法，以及雙方從彼此身上學到了多少。另一個要問的問題是，黨的說法和共產主義信仰在這個最專門的領域占有什麼樣的地位。
最後，有一個問題幾乎是所有的蘇聯文獻資料都隱而未說的。創傷在紅軍當中幾乎看不到。雖然戰爭對士兵家人生活造成的傷害極少被談論，但士兵們在前線所經歷的震撼和精神折磨卻形同禁忌。很少有戰場要比史達林格勒、克赤或普洛霍羅夫卡更加駭人，也很少有集體滅絕地點要比娘子谷、馬伊達內克和奧斯威辛更讓人不安。但官方記載中完全看不到有關創傷、戰爭壓力，甚至是憂鬱症的紀錄。心靈疾病極少在同時代的醫學報告中被提及。它們以心臟病、高血壓和腸胃疾病的偽裝大量出現在戰後的醫院病歷紀錄裡，沒有獲得特別的關注。真正的問題不在於紅軍士兵有沒有感受到壓力，而在於他們怎樣看待和處理壓力。
與這個長期問題相關的是他們對和平的適應。在短短四年內，紅軍新兵就變成了專家、高明的戰士和征服者。在史達林的有生之年，這些特質無用武之地。對一個士兵來說，歸鄉之旅就像他穿上軍服的頭幾星期那樣讓他困惑。對他們很多人而言，這個困惑持續到其後幾十年。適應過程可以涵蓋家庭問題、貧窮、憂鬱、酗酒和暴力犯罪。生還者的最終勝利也許是表現在他們老年時的優閒自得，能夠端出茶和糖果招待客人，能夠跟別人分享孫子的照片和在度假鄉村小屋自種的番茄。這種勝利是最不壯觀但卻是最持久的，是戰爭一代獨特性的一部分，也是協助本書完成的那些中學生感受得到卻無以名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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