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可去路，伊魁特，加拿大
Road to Nowhere, Iqaluit, Canada
一根略微彎曲的生鏽桿子，標示著這條道路的起點，感覺不太吉祥。路標早就不見了，你只能假設它一度標示過路名。狹窄的土路在低矮的山丘上蜿蜒，經過一堆新蓋好的木造公寓。漆上鮮豔原色的建築物，看起來有如著色書裡的俗麗插圖，襯在脫了色的北極地景上。道路的右邊是死犬湖（Dead Dog Lake）。道路穿越起伏、無樹的深雪或北極苔原（依季節而定），最後融入周遭地景，驀然消失。走到這裡，你期待發現「無處」（Nowhere），但你看到的，卻是一扇生鏽大門，通往廢棄的射擊場。
你可以在伊魁特郊外找到無處可去路。伊魁特是加拿大最小的地方首府，位於該國東北角的冰凍海岸。地理上更靠近格陵蘭的首都而非加拿大，它也是加拿大唯一一個和該國其他地區沒有公路、鐵路相連，而且一年大多數時間也沒船隻通航的主要城市。它名副其實就是一座無處可去的城市，至少真的有一條通往無處的道路。有趣的是，儘管這樣遺世獨立，它卻是加拿大人口成長最快的首府城市。直到不久之前，伊魁特都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濱海小村，住了一小群因紐特（Inuit）漁夫。然而，當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空軍在未宣布的情況下於該鎮郊區打造了一座祕密空軍基地之後，一切都變了。那座空軍基地的代號是「水晶二號」（Crystal Two），屬於「深紅路線」（Crimson Route）的一站，一連串的美加護衛隊利用這條航線將空中補給從北美運送到歐洲的激戰區。幾乎一夜之間，這個迷你的北極漁村，就變身為繁忙的軍事作業區，住了好幾百名營建工以及行政和軍事人員。到了戰爭結束時，它已變成一座小城市，擁有超過一千位永久居民。接著，在1959年至1962年間，也就是美國最恐懼蘇聯的時期，北美空防司令部（North American Aerospace Defense Command, NORAD）在該城近郊蓋了一系列祕密雷達站。它們是從太平洋祕密跨越北極延伸到大西洋的數百座雷達站其中一部分。這條看不見的防線從阿拉斯加到冰島，橫跨將近一萬公里。它的目的是要偵測前往美國的蘇聯轟炸機和戰艦，當時有許多人相信那是迫在眉睫的入侵。
今日很難想像，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美國人集體想像中那種永恆的恐懼狀態。空襲警報器安裝在無數城鎮裡。學校、商店和政治機構下方，都蓋了掩體。家中的電視螢幕閃爍著毀滅性的蘑菇雲正在吞噬毫無防備的地景。郊區的中產階級家庭，在後院蓋了防輻射的原子塵避難所。學校的孩童演練著如何戴上防毒面具。老師省略掉核武戰爭複雜難解的政治問題，直接向學童介紹擬人化的卡通烏龜伯特（Bert），它示範該如何在脆弱的學校課桌下找掩蔽。「烏龜伯特很有警覺心，」民防宣傳用好記的語調表示，「……面臨危險威脅時，他不曾受傷，因為他知道該怎麼做……他會臥倒！掩護！臥倒！掩護！」1961年10月30日，蘇聯在偏遠的北極群島丟下五千萬噸沙皇炸彈，釋放出來的殲滅力量是廣島和長崎兩顆原子彈加總起來的一千五百七十倍，這時，烏龜伯特顯然需要更好的建議。
在冷戰時期好幾個緊張時刻，美國政府差點就要讓世界退回到石器時代初期。其中一個接近世界末日的事件，發生在1961年11月24日，當時美國戰略空軍指揮部和北極北美空防司令部雷達站之間的通訊線路，突然莫名奇妙全部死當。來自這些雷達站的通訊同時失去，實在太不合理；因為當初為了避免發生訊號丟失的意外，做了許多防呆措施。在緊急無比的判斷下，他們假設所有人最害怕的情況已經發生，蘇聯正在進行全面性的核武攻擊。全美各地的空軍和飛彈基地進入紅色警戒；裝載核武彈頭的B52轟炸機駛上跑道，準備起飛。在那極其難捱的十二分鐘裡，每個人都屏氣凝神地站著，等待反擊的命令。不過，在任何命令下達之前，有個人發現，那些通訊線路都會經過科羅拉多州的一個電話中繼站，而在那天晚上，有個馬達過熱，關閉了雷達站與好戰指揮官之間的線路，那些指揮官正將顫抖的手指擱在大型的紅色按鈕上。
如我們所知，蘇聯人從沒抵達，炸彈也沒落下。全國各地的原子塵避難所改裝成酒窖，口糧過期，防毒面具改成紀念品，烏龜伯特也毫不客氣地從公職退休。隨著時間流逝，恐共情緒日漸平息，褪出記憶。北極的雷達站變得冗餘，最後被更新的衛星科技取而代之。不過，還是有不少留了下來，點綴在白雪覆蓋、遭到遺棄的北方地景上，成為過剩戰爭的古老象徵。如果你發現自己位於伊魁特郊外，站在無處可去路的盡頭，往北望去，越過波浪起伏的苔原溼地和沼澤湖泊，你可能會在遠方看到某個北美空防司令部雷達站的白蘑菇圓頂。它是歷史的遺跡，是一條道路的廢棄紀念碑，幸運的是，那條道路無處可去。
◎死之島，塔斯馬尼亞，澳洲
Isle of the Dead, Tasmania, Australia
1880年至1886年，有六年的時間，瑞士藝術家阿諾德•伯克林（Arnold Böcklin）在他的佛羅倫斯工作室畫了一系列的五件作品，每件都是描繪同一座夢魘島嶼。白色的石頭峭壁筆直深入暴雨將至的黑暗天空。島嶼有著馬蹄的形狀，海灣的開口朝向觀眾，露出一個個鑿入岩壁深處的墓穴。島嶼的心臟位置，長出一小片高到不可思議的絲柏樹林，它們的深色葉片構成帶有不祥氣味的單一量體，填滿畫布的正中央。一艘小木船滑行過平靜海水朝海灣駛去，我們看不到划槳男子的臉。他的乘客裹著白衣，站在一具棺材上頭。漸漸消失的太陽，照亮黑海上的島嶼。
這五件作品畫的都是同一座島，但略有差異。感覺像是伯克林被一個反覆的夢境糾纏著──每幅畫都企圖把逃離他甦醒腦袋的精確細節固定下來──而他藉由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建同樣的場景，或許可讓自己從它的符咒中解脫。他給這五幅畫取了相同的名字：《死之島》（Isle of the Dead）。
伯克林不知道的是，在夢裡糾纏他的那座島嶼，就位於世界的另一頭。這個事實已經夠怪異了，而真實的死之島，當初又是在夢魘般的情況下誕生，讓事情顯得更加撲朔。
1788年至1868年間，由於倫敦監獄人滿為患，促使官方將大約十六萬兩千名犯人，送往分散在澳大利亞這塊新國土上的各個刑事殖民地。你可能會因為「從池塘或湖裡偷捉魚」、「偷取地下根莖、樹木或植物」、「祕密結婚」或甚至謎樣的「冒充埃及人」這類犯行，遭到流放。甚至只是無家可歸，也可能被送到澳洲。刑事殖民地全都以嚴厲殘酷聞名，但沒有比亞瑟港（Port Arthur）更可怕的。亞瑟港是在1830年由伐木站改造成監獄，位於偏僻的范迪門之地（Van Diemen’s Land）──今日的塔斯馬尼亞──非常適合那些需要進一步懲罰的不良罪犯。亞瑟港的刑事系統，採用由英國哲學家暨社會理論家邊沁（Jeremy Bentham）擘劃的「隔離監獄類型學」（Separate Prison Typology）的早期版本。「隔離監獄」代表了從標準懲罰──例如公開鞭打──轉向手法更細緻的心理懲罰。邊沁問道：「問題不是他們能解釋嗎，也不是他們能談論嗎──而是他們能承受嗎？」邊沁堅信，身體的懲罰只會讓犯人更強悍，心理的懲罰則可從內在瓦解他們。
那些倒楣的不幸者抵達亞瑟港海岸後，會在隔離監獄裡單獨監禁一整年。保持監獄安靜，邊沁開立的這項處方，得到嚴格執行。每個人都關在用厚石牆打造的單人囚室裡──聲音無法穿透。犯人一律禁止講話，獄卒穿著毛氈拖鞋巡邏，用手語溝通。每天有一小時，犯人獲准單獨戴上帽兜到庭院放風。每個禮拜有一天，他們可在獄卒引領下戴著帽兜進入特別設計的禮拜堂，裡頭的長椅都用牆面圍住。蓋在監獄旁邊的精神病院，讓許多犯人深感不安。心理上的恐怖取代了身體上的暴力。伯克林在他的《死之島》裡，也做了類似的轉換。和其他陰森的恐怖畫作不同，例如阿爾泰米西婭•真蒂萊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1614年的《朱蒂絲斬殺赫羅佛尼斯》（Judith Slaying Holofernes），或哥雅（Goya）1819年的駭人傑作《農神吞噬其子》（Saturn Devouring His Son）──在這件作品裡，一個可怕的怪物正使盡全力將一名小孩的四肢咬撕下來，就是我們在吃特別硬韌的長棍三明治時會使出的那種力量。伯克林在《死之島》裡引發的恐懼，是希區考克式的幽微恐怖；它會潛伏在你的大腦深處，等你進入危險的睡眠時，才又重新浮現，糾纏你。那幅畫「……寂靜到」，伯克林自己指出，「只要一個敲門聲就足以嚇死你。」
令人驚訝的是，在嶄新開明的囚犯制約與刑罰改革系統的發展史上，隔離監獄竟為自己贏得先驅的美名。這套寂靜系統的懲罰，是在黑暗、無聲與孤寂的協助下，讓心智自我對抗，營造出一個黑夜恐懼的環境，既內在又永恆──一個惡夢可以自由肆虐，把心智逼瘋到無法逆轉的地方。
那些在隔離監獄關了一年重見天日的人，一如預期地飽受創傷，發瘋癲狂。除了謀殺和溺死之外，還有很多人死於痢疾和壞血症之類的疾病。有些人企圖逃脫，其他人則把謀殺──會被處死的罪刑──當成擺脫孤寂牢獄生活的手段。死者的屍體用船划越一英里長的海灣，送到死之島，丟入島上四處可見的墳墓裡，墳墓沒有任何標示，就是一個土堆。
死之島上的唯一居民是掘墓者，他住在一棟小木屋裡。第一位掘墓者是個安靜的愛爾蘭囚犯，名叫巴倫（Barron），他在島上獨居二十年後去世。當他的屍體迅速從木屋移到泥坑之後，另一名犯人取代了他的職務，他叫馬克•傑佛瑞（Mark Jeffrey），他發現自掘墳墓很令人欣慰，每天深情地照料它。不幸的是，傑佛瑞從未享用自己珍愛的墳墓。他在島上的停留突然結束，某天早上，亞瑟港的衛兵被一枚信號彈召喚到島上。衛兵抵達時，發現傑佛瑞陷入恐慌狀態。他說那天晚上，他的小屋被一股看不見的力量劇烈搖動，接著，「撒旦陛下」就來探訪他了。傑佛瑞拒絕在島上多待任何一晚。
1870年代，作家喬治•格倫塞爾（George Gruncell）造訪過那座監獄好幾次，後來他在日記中追述了親眼目睹的一場葬禮。他描述一具棺材從教堂運上小木船，由一位穿白衣的船員駕駛。「先是穿越海灣抵達死之島。水很平靜，西沉的太陽朝死之島射出一縷光線，照亮島上一隅，與後方遠山的黑暗背景形成強烈反差……船隻在一塊石磯上登陸，在掘墓人的指揮下，排成一列隊伍往前走，直到我們抵達上一批罪犯被埋葬的地點。」
◎難言島，南極洲
Inexpressible Island, Antarctica
南極，1912年。「通往地獄之路，」喬治•莫瑞•列維克（George Murray Levick）在一個俯瞰蒼涼冰凍地景的小冰穴裡寫道：「或許是用善意鋪成的，但很有可能，地獄本身就是模仿難言島蓋出來的。」當時，史考特新地探險隊（Scott’s Terra Nova Expedition）的六名成員，正在等待救援，度過第二個冬天，他們飽受痢疾與凍瘡之苦，還得靠吃企鵝維生。除了穴壁外，列維克也撞上語言的圍牆。他找不到適當的話語來描繪這種未知而深刻的痛苦，只能將這個地方取名為：「難言島」。
該如何表達難言呢？阿道斯•赫胥黎認為，除了沉默，就是音樂。歌德說過，藝術是難言的媒介。另一方面，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相信，「……大多數事件都是難言的，而且發生在話語不曾進入的領域。」
列維克並非第一個在描述這塊大陸時感到困難的人。1820年，南極進入人們的視野，在此之前，它的存在只是假設性的，一種地理上的抽象。亞里斯多德首先提出，北方的大陸必須有一個南方的陸塊與之平衡。這說法自然會引發諸多問題。這陸塊有多大？是什麼模樣？有誰或什麼東西居住在上面？這類想法盤據在歐洲人的想像中，長達好幾個世紀。他們夢想在世界的底部有自己的分身，一些所謂的「反足文明」（antipodean civilization），也就是跟他們自身文明相反的奇怪文明。「antipodean」源自希臘文的「antipous」，意思是「（與我們的）腳相反」，由anti「反」和pous「足」組成。在啟蒙時代前夕的那些年，人們完全是從字面來理解反足人。這類想像出來的文明，不僅在地理位置上相反，在人體解剖上也是顛倒的，把四肢胡亂拼湊。於是這塊純粹想像出來的土地，就變成無數恐懼和欲望的投射，居住著各式各樣真實與想像的動物、突變人，以及猙獰的惡魔，全都是顛倒著走路。人們藉由故事和神話，想像這塊未曾見過的大陸。它那理想的無地方性，深受一些作家青睞，他們可以在這裡建構天馬行空的諷刺烏托邦、反烏托邦和奇思幻想的作品，可以安安心心地盡情杜撰，不必擔憂與事實不符或矛盾。1676年，加布利葉•福瓦尼（Gabriel de Foigny）的《已知南方之地》（The Southern Land, Known），描述一塊居住著雌雄同體反足人的土地。1781年，尼古拉―埃德姆•雷蒂夫（Nicolas-Edme Rétif）的《飛人的南半球發現》（Austral Discovery by a Flying Man），包括了「大巴塔哥尼亞」（Megapatagonia）烏托邦，在該地，「……所有東西都是上下顛倒，前後相反」。約瑟夫•霍爾主教（Bishop Joseph Hall）1607年出版的小說《另一個世界，不過又是同一個世界》（Another World and Yet the Same），敘述者造訪了一連串寒冷多山之地，每個都比前一個更可怕。有些地方住著孤獨之人，他們只在星期二碰面，躲在室內過日子，「……構想著從沒做過也永遠不會做的事」。還有另一個現代案例，是瓦勒里•勃留索夫（Valery Bryusov）1905年的小說《南十字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the Southern Cross），書中描述一座反足城市，感染了「反常瘋狂症」，或所謂的「矛盾病」。受到該疾病折磨之人，會發現自己在想要稱讚時大聲侮辱，甚至殺死他們想要幫助的人。
至於這塊假想之地究竟是何模樣，同樣眾說紛紜。當它在中世紀以及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文藝復興地圖上出現時，每位製圖者都是根據自己的異想天開，決定這塊大陸的尺寸、形狀和地理。1578年，傑拉爾•德•裘德（Gerard de Jode）出版了世界地圖：《世界或整個地球》（Universi Orbis seu Terreni Globi），這張地圖把世界描畫成一個奇怪的下垂狀煎餅，「未知的南方大陸」（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一直向北延伸到新幾內亞。亞伯拉罕•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1570年的地圖，則是讓「未知的南方大陸」幾乎填滿整個南半球，宛如一隻巨大的白手托住世界。
當探險家終於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探索南極時，他們必須面對的，並非上下顛倒的怪物，而是遠比怪物更難捉摸、更無形無影的東西──那個地方本身。在這個單色調的遼闊地景上──跟漫無邊際一樣毫無特色──沒有任何可以標示地點、尺度或距離的東西。南極是一個永恆流動的地景。冰川融化，又重新結構。浮冰延伸了土地，又縮減了土地。它自身的存在就跟鬼魂一樣不定、飄忽、變形、調適、搏動──它抗拒形狀和形式，糾纏著想像力。
因此，在探索、繪圖及命名上都遇到許多困難，因為這個地方更常是由它不是什麼而非它是什麼所定義。即便在這塊知名寶地被發現之後，它還是閃避定義，抗拒陳述。之所以取「無形山」（Shapeless Mountain）這個名字，就是因為探險團隊無法在山形上達成共識。無形山就是這麼無形，以至於後來有支探險隊企圖攀爬時，整個弄錯了山的尺度──於是他們把它改名為「錯誤山」（Mistake Mountain）。那裡還有一座「搞錯峰」（Wrong Peak），名稱的由來和前者類似。1963年，「退避冰川」（Recoil Glacier）由一位地質學家命名，據說他因為身體上的「厭惡而退避」，無法在那裡找到任何有趣的東西。
在《宮殿的寓言》（Parable of the Palace）裡，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描述一名詩人寫了一首詩，內容是關於皇帝的宏美宮殿。詩人的簡練詞句（有人說只用一個字構成）將宮殿描繪得極其完美，甚至惹怒了皇帝，他大聲吼道：「你偷了我的宮殿！」下令將詩人立即處死。寓言繼續，在某些版本裡，當那首詩被吟誦時，宮殿就會整個消失，「世界上不能有兩個一模一樣的東西；他們說，詩人只要唸出他的詩，就能讓宮殿消失，彷彿是詩的最後一個音節把它化為碎片」。這個再現如此有效地取代了它想再現的東西。南極的地圖和神話並未做到精準再現，反而是成功打造了一個糾纏的替身，一個並非存在於世界底部，而是存在於想像深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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