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界地圖曾因植物而重繪。中英兩大帝國掀起戰爭，致使版圖巨變，導火線不過是兩種植物：罌粟與茶。
罌粟（Papaver somniferum）為鴉片原料，十八、十九世紀，東方國家常以鴉片作為鎮定劑。鴉片的種植與生產地，是一七五七年納入大英帝國版圖的土邦：印度次大陸。在帝國勢力的撐腰下，東印度公司（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獨霸了印度鴉片的販售。
茶樹為（Camellia sinensis）山茶屬。中國曾幾乎壟斷茶葉。茶有「液玉」的美名，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栽茶、採茶，運用炒青等各種工序製茶，並批發出口，那就是中國。
東印度公司將鴉片賣到中國，收入用來買茶。中國則將茶賺取的白銀，向印度來的英國商人買鴉片。這貿易關係持續了近兩百年。
以鴉片換茶不僅讓英國大賺一筆，更是英國經濟的命脈。英國政府每十英鎊的收入，有近一英鎊是來自茶的進口關稅與販售稅，總金額之龐大，相當於每人每年付出一英鎊。這個新興工業國家，就是靠著茶葉稅來支應各種必須支出，如造橋鋪鐵路，給付公務員薪資。鴉片對於英國經濟來說也同樣重要。印度是維多利亞女王皇冠上的閃亮寶石，而統治印度的經費就是靠販售鴉片。雖然英國冀望印度經濟自給自足，但是十九世紀中期，英國為擴張印度西北邊疆領域，發動了一連串戰事，因此耗費巨資；無論這塊肥沃廣大的次大陸創造多少獲利，皆快速消耗殆盡。
這些植物產品的三邊貿易，推動了一種世界性的經濟結構，而英國也促成這些植物的種植、加工與販售：無論是印度罌粟或中國茶，英國都要拿到好處。
十九世紀中期，中英關係降到冰點。北京皇帝早在一七二九年「正式」禁止鴉片販售，然而接下來上百年，鴉片仍可走私進入中國（值得注意的是，維多利亞女王也禁止鴉片在英倫諸島販售，此諭令大致獲得遵守）。鴉片銷售量穩定攀升，光是一八二二年至三七年，銷售量就成長五倍。中國朝廷已有人不滿外邦人行為乖張，不忍國人鴉片癮如瘟疫擴散，因此欽差大臣林則徐奉命前往廣東通商港口，在一八三九年封鎖廣州十三行，要求三百名英人交出價值達六百萬美元的鴉片（相當於今日幣值的一億四千五百萬美元）。待鴉片交出，封鎖解除，林則徐令五百名工人在近三百萬磅的鴉片中加鹽與石灰攪拌，傾入珠江。年輕的維多利亞女王為保住鴉片換茶的大生意，遂派軍宣戰。
這場戰爭中，配備現代化汽船的英軍，重創僅以木製帆船應戰的中國。中國慘敗後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新增五個通商口岸。英國人一個世紀以來透過低姿態的外交，卻無法獲得任何成果，更凸顯和約的退讓程度超乎任何人料想。
自馬可波羅（Marco Polo，約1254-1324，威尼斯商人）之後，鮮少有西方人深入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的兩百年，英船僅能停在中國南方珠江口的通商口岸廣州，英人不得離開倉庫，許多人甚至未曾見過近在一百八十公尺外，六公尺厚七．五公尺高的廣東城牆。英國贏得鴉片戰，等於打開中國內陸的通商之門，雖然只是一道門縫。
在增設五口通商後，英國商人夢想將中國內陸的華美絲綢、精緻瓷器與芬芳茶葉，賣到世界更多角落。商人們開始構思是否能直接與中國生產者交易，不再透過難以相處的仲介，亦即掌控廣東倉庫的行商。銀行家想像中國有眾多富人、豐富礦藏、作物、植物與花朵，彷彿到處是待價而估的商品。
然而第一次鴉片戰爭建立的秩序並不穩固。曾經驕傲自大的中國不敵英國的船堅炮利，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遭到徹底羞辱，理當嚥不下這口氣。英國政商界擔心，中國皇帝失了面子，恐將准許國內合法生產鴉片，破壞和約締造出的脆弱平衡，更打破印度（與英國）壟斷罌粟的局面。
倫敦市遂出現新的聲音：英國有能力確保茶源，也必須這麼做。鴉片戰爭時，拿破崙戰爭早已結束，然而曾參與過特拉法加（Trafalgar）與滑鐵盧（Waterloo）戰爭的勇者，對外交政策仍大有影響，意見舉足輕重。亨利．哈定（Henry Hardinge, 1785-1856）是曾隨納爾遜勛爵（Lord Nelson, 1758-1805）與威靈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 1769-1852）打敗拿破崙的大將，在擔任印度總督期間，曾警告英國須防中國挑釁：
中國土壤實與印度同樣適合種鴉片。我認為不出幾年，北京政府的確可能允許鴉片種植合法化，威脅我國政府目前一大收入來源。因此我國應竭力促成印度種植茶葉，長期之後，此舉將與壟斷鴉片一樣能創造收入，且更安全。
若中國將鴉片合法化，會使原本的經濟三角關係出現嚴重缺口：英國不再有錢買茶、金援印度戰事，或支持國內公共建設。中英兩國互依的經濟關係並不光彩，彷彿只靠交換兩種花朵便結下的不幸婚姻。若中國若自行栽種鴉片，將終結這段關係，但英國承擔不起分道揚鑣的後果。
印度喜馬拉雅山區與中國頂級茶區不無相似。喜馬拉雅山海拔高，土壤肥沃，終年雲霧繚繞，茶樹不僅可獲水氣滋潤，也能避免驕陽炙曬。常結霜的氣候能使茶湯清甜芬芳，增添更多層次，甘美飽滿。
英國與東方國家的貿易，是仰賴植物產品挹注大筆收益，因此植物研究者的地位跟著水漲船高。原本只被視為園丁者，終於名正言順恢復「植物學家」的身分。十九世紀中期，植物學家不再是頭戴帽子、腳蹬釘鞋，只管照料球莖、花朵與灌木叢的鄉巴佬，反而躍身為改變世界的勇者。他們採集的外國植物，可能在英國本土及整個大英帝國發揮科學、經濟與農業價值。隨著活體植物的移植技術日臻成熟，職業植物獵人可採集與運送的異國植物標本也日益增多。
現在，英人活動範圍不再局限於中國最南岸，而是能深入產茶與製茶區。若想在印度製茶，英國必須取得頂級茶樹的健康標本、數以千計的種子，及中國知名茶廠流傳數千年的知識。這項任務得交給植物獵人、園藝家、竊賊、間諜。
英國需要的人，名為羅伯．福鈞（Robert Fortune）。
第一章 一八四五年，中國閩江
一八四五年的某個秋日午後，福鈞尚未成為舉世聞名的植物獵人，且差點客死異鄉，魂斷中國。兩週以來，他受困於福州閩江口一艘凌亂的中國帆船上，身體不見平日硬朗，反而奄奄一息，發著高燒，躺在要出海的貨船舖位。船底污水與魚類的腐臭，薰得他頭暈目眩。甲板上堆滿從鄉間砍伐的木材與福鈞的貨物，包括如巨大行李箱般的玻璃箱，裡頭裝滿花朵、灌木、草、蔬果等五花八門的異國植物。這些玻璃箱稱為「華德箱」（Wardian或Ward Case），將隨福鈞一同返回倫敦，只是他能否撐回祖國仍是未定之數。年僅三十三歲的福鈞，修長的腿垂到為矮小中國人設計的舖位下，心想穿髒睡衣的自己即將死於船艙，隨後會被拖出來，草草扔下船，葬身茫茫大海。
他在中國待了三年，眼看就要完成任務。福鈞當初奉倫敦皇家園藝學會（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之命，到中國尋找東方的珍奇植物，收集樣本。他的使命包括採集「御花園重達兩磅的北京桃」，及其他傳說中的美味農作。他除了將帶回活體植物之外，還有壓製好的植物標本，及中國一流畫師所繪製的精密園藝圖。福鈞攜回的每一種種子、植物、嫁接株與插枝，皆能促進西方世界對東方及植物學的知識。
他所記錄的每一種新植物不光是新奇，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對大英帝國來說可能帶來什麼新用途。十九世紀世界出現的重大變革，是靠機械將自然產物變成精緻商品：以自動紡織機將棉花變成布匹、鐵礦化身為火車鐵軌與汽船船體、黏土成為精美瓷器。中國這遙遠的國度似乎充滿農業與工業的發展機會。
然而病得氣若游絲的福鈞，不認為自己或植物能安然返回英國庭園。儘管他已在中國度過三年外邦人的生活，面臨過重重危機，但此時他毫無把握能度過一生最大的難關。
他日後回憶這段經歷時寫道：「面對死亡是那麼痛苦……沒有朋友或同胞為我闔上眼，或伴我到長眠之地；家鄉、親友、國家，此刻令我倍感思念！」
福鈞的生命恰好訴說在大英帝國擴張時，許多英國人帶著雄心壯志出走，想抓住機會，渴望飛黃騰達。福鈞出身卑微，擔任農工的父親教他認識鄉間植物，開啟他對植物的認識。他在蘇格蘭邊境區的小鎮艾德羅姆（Edrom）上過教會學校，之後未再接受更高等的正式教育。他的自然史知識並非從牛津或愛丁堡大學取得，而是看人如何運用植物，及從擔任學徒的經歷中學習。他固然持有一級園藝證書的專業認證，但有別於多數有志於園藝的人，他並未取得醫學學位，因此無法如願與那些人平起平坐。不過福鈞有企圖心，他和十九世紀許多英國人一樣，在社會階級嚴明的維多利亞時代，若有點才華卻缺乏家世背景的支援，唯一往上爬的機會就是出國闖蕩。善用帝國尚未開發的資源，或許有朝一日能過好日子。
福鈞這人機伶，先在愛丁堡植物園謀得一職，日後又前往奇西克（Chiswick）的皇家園藝學會發展，在園藝界很快嶄露頭角。他善於栽培蘭花與溫室植物（即珍稀的東方觀賞植物），因此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學會準備派人遠征中國時，福鈞成了第一人選。學會是在一八○四年，由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舅舅約翰．維至伍（John Wedgwood）創辦，主導全英國的植物與栽種。隨著帝國版圖在全球擴張，學會開會時，植物學家與動物學家總能提出許多報告，熱烈討論該領域的最新發展，新的發現也快速倍增。學會出版的學報鉅細靡遺刊載在帝國最遠的疆界，又發現哪些新植物，及該如何分類。植物學家埋首於為每一個新的物種命名與描述，而他們遵循的體系正是歐洲最新採用的林奈氏分類法（Linnaeus），發明人是大名鼎鼎的卡爾．林奈（Carl von Linné, 1707-1778，瑞典科學家）。
在維多利亞時期，英人熱愛異國的自然珍寶，傳教士、官員、商人從海外收集來的昆蟲、化石與植物皆炙手可熱。起因在於，工業化大勢已定，農地紛紛落入仕紳階級手中，農民於是離鄉背井，遷居大都市，這時英人對各種自然事物興起孺慕之情，販售植物給英國家庭的新市場甚至應運而生。各種蕨類盆景在全國掀起風潮，快速席捲每個角落，無論是瓷器擺設、壁紙、織品、豪宅的植物溫室、窮人家的窗台，皆有蕨類現蹤。蕨類容易種植繁衍，生命強韌，方便移植，桀傲不遜的模樣最能代表全國的田園熱潮。
一八五六年，第六任德文郡公爵（Duke of Devonshire, 1790-1858）砸下一百基尼（guinea，英國在1663-1813年使用的金質貨幣；一百基尼相當於今日一萬兩千美元），進口第一株菲律賓的南洋白蝴蝶蘭（Phalaenopsis amabilis），只為了再得到一項異國風情戰利品。公爵熱愛植物，傾家蕩產在所不惜。這蝴蝶蘭有雪白的橢圓花瓣，唇瓣呈豔黃，雅緻的模樣令人難忘，遂贏得學會成員的鍾愛，發現者也因此大賺一筆。
中國自稱「龍之國度」，鎖國了數個世紀，在植物獵人的地圖上仍為大片空白。中國自認為是位於世界中央的「中土之國」，文明綿延逾五千年，但實際上與世事脫節。西方國家不甚了解中國，只把中國想像成是宛如天堂充滿危險的異國。英人會把中國視為園藝上的世外桃源，其實反映的是英人對庭園的種種渴望。
若歐洲人有機會更仔細審視中國，則會發現這個國家其實面臨內憂外患。兩百年前滿清入關，定都北京，統治漢族，要求人民歸順與納稅。不過，南方有許多祕密結社，誓言推翻外來的大清王朝。鄉間到處竊賊與盜匪，海上海盜猖獗，農民受盡飢荒之苦，又遭受過儒家教育的貪官污吏欺壓；來到城市，卻又是一片污穢不堪的景象。
英國透過曾在廣東從事貿易近兩百年的東印度公司，稍微了解中國的狀況，只是對內陸一無所知。然而，英國人倒是確知兩件事：中國有大量的珍奇植物，而英國未來的經濟可能從中受惠。
中國皇帝費盡心思，防止外來者闖入領土探索，竊取資源牟利。若非鴉片戰爭後訂下《南京條約》，讓英人有權在福州與其他四處口岸通商，否則外國人根本進不了岸邊城市的城牆內。但中國仍憂心英人圖謀不軌，遂明文禁止白人在通商口岸新劃定的租界外行動。話說回來，即使律法未將外國人關在城牆內，中國的現實生活同樣能使外國人卻步。這裡氣候潮濕、蟲虫叢出、疾病橫行，最開化的海岸城市衛生條件仍差，令英人難以適應。沒有哪個神智清楚的人會想死在中國，甚至連在此生活也避之唯恐不及。
一八四二年秋天，兩國和談的消息傳遍皇家園藝學會，這是派遣探險人員深入中國的破天荒良機。發現植物原料並加以運用，已公認是英國的第一要務。福鈞在中英兩國結束交惡之際，成為外交部第一個許可前往中國的人。
皇家學會多半將重要任務交給有身分地位的人，中國探險任務卻委任福鈞。學會給予他的年薪僅一百英鎊（約今日五千英鎊或一萬美元），令他只能以如此微薄的數目養家，且三年任職期間將不調升。他鼓起勇氣，爭取更好的薪資，卻換來學會嚴峻拒絕，還提醒「這項任務的金錢報酬，理當為次要考量。」這句話之前則是：「你無法以其他方式，獲得如此殊榮與地位。」
福鈞缺乏家世背景，因此學會不認為他有資格獲得補貼，也不會給予來福槍、手槍與彈藥等裝備。學會聲稱，福鈞的任務是研究與徵用東方珍奇植物，用不著武器。福鈞辯駁，植物固然不用武器，但他得保護自身安全。雖然同業同情他，然而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有身分地位的植物獵人若需要槍枝，會自行設法購買。
學會成員倒是一致承認，若福鈞在完成任務之前死亡，那麼中國探險就算不是付諸流水，至少成果也會大打折扣。因此，學會雖拒絕提高薪資，仍勉強提供一些武器。
學會選派福鈞前往中國，顯然是明智之舉。他將發現的植物詳實呈報給學會，也盡力把新發現的活體植物運回英國。他不僅善用扦插與接枝，仔細記錄觀察到的現象，還為全球植物學家寫下鉅細靡遺的信件。大英帝國在全球疆土交換植物，這過程中，許多人皆受惠於福鈞的發現。福鈞在第一趟中國行結束之際，成為科學探索界的成功典範，他運回英國的第一批貨物已落地生根，也為他贏得適當的肯定。
他具有優秀的採集眼光，能找到珍奇美麗，且具市場潛力的植物。他探索中國自然奇景時，瞄準看似無重大科學意義，卻可能高價賣出的花朵。在三年期間，福鈞發現迎春花、荷包牡丹（這種植物的外觀，正好供維多利亞時期的浪漫派用來代表心碎）、蒲葵（曾在維多利亞女王三十二歲生日時，當作獻給她的殖民地奇物）；白花紫藤、重瓣梔子花、芫花，並在某仕宦人家的庭園找到傳說中的黃花曼陀羅，這花甚至在牆面上攀爬足足四公尺高。有一項發現最為特殊──金橘，這種外皮可食的小型柑橘類水果，英文稱為fortunella，足以令他名留青史。雖然福鈞對於他發現的植物沒有所有權，然而返國時一同帶回的許多珍奇玩意、稀有寶石、陶器與玉，都可以賣錢。
福鈞除了一絲不苟地記錄田野觀察之外，也以日記寫下他的經歷，及在中國遇見的奇人異事。他寫過僕人與口譯，也寫過官吏、商人、中藥師、畫家、漁夫、園丁、和尚、妓女、街頭小販、婦孺。和其他維多利亞時期的旅人一樣，福鈞在一八四七年返國時，曾將他的紀錄以遊記體裁出版。《中國北方三年行》（Three years’ Wondering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固然和植物學文獻一樣，蘊含豐富的地理與園藝資訊，同時福鈞也以活潑不拘的筆調，回憶在商埠遇見英僑、到寺廟遇見法師，及遇劫的點點滴滴。
福鈞的旅程起點為英國最新殖民地──香港。那時正值一八四三年的颱風季，他說這個地方「滿目瘡痍」，空氣不佳、四處瘴癘，致使歐僑衰弱臥床。「我認為，要香港成為貿易重地，恐怕毫無指望。」他沒寫下其他預言。他繼續往最北的通商口岸上海航行，期間遭遇颱風，險些發生船難。「我說件事，讓讀者對颱風有點概念。有條至少三十磅重（十三公斤）的大魚，從海面被拋進船尾天窗，將窗框砸得粉碎，破窗而入，掉到船艙桌上。」在中國內陸的山間蒐羅植物時，他曾遭竊、追趕，甚至被暴徒以磚塊砸頭。「我一時間無法動彈，只能倚牆喘氣，設法恢復神智……然而這幫土匪趁機包圍我，搶走幾項日用品。」他寫道。
福鈞也造訪過鴉片館，滔滔不絕訴說鴉片癮的危害。「我常看見人吸鴉片，多數人固然不會毫無節制，耽溺其中，但我同時也明白，他們就像在我國飲用烈酒一樣，最終常難免走上濫用一途，導致悲慘下場。」
他特別渴望到仕宦人家的園林，因為這裡常可取得上好的植物標本。為了進入蘇州園林，他甚至喬裝打扮，闖入禁地。「我當然穿著中國服裝旅行，並剃了頭，找了很好的假髮辮，這些行頭原屬於相當有錢的中國人。我想，我應該看起來是很體面的中國人。」這身裝扮騙過城門守衛，福鈞觀察道：「若有人密報守衛，有英國人混入人群，想必他們會大驚失色。」
《中國北方三年行》也說明福鈞的改變，漸漸接納這個他視為謎一般的社會。最初，他以殖民者的高傲姿態看待中國，將這個國家鄙夷為滿是「破爛的中國小屋、棉田與墳墓。」他和許多西方人一樣，自詡為西方生活型態的傳教士，嘲笑中國人的優越感。他相信，歐僑應以自身為例，讓中國人瞧瞧：「『開化』的中華民族，若窺見我們舒適與精緻的生活，肯定對『蠻夷之邦』稍微另眼相看。」然而三年之後，他的看法溫和多了。畢竟要能成功完成任務，非得與中國平民密切接觸不可，這麼一來，他自然會看出中國人人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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