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4關羽的兵器真的是「青龍偃月刀」嗎？
《三國演義》第一回記載關雲長「造青龍偃月刀，又名『冷豔鋸』，重八十二斤」。「青龍偃月刀」指刀柄與刀身相連處鑲著一條青龍的頭，而刀身形狀像上弦月。但問題是，在中國兵器中的「偃月刀」是一個特定的名稱，它不是用來在戰場上打仗的，而是用來當作道具表演用的。明代茅元儀《武備志．軍資乘．器械》一書中記載：「偃月刀以之操習示雄，實不可施於陣也。」在明代的綜合圖書《三才圖會》一書「器械」類中有關於「偃月刀」的圖案，刀上還裝飾有兩個挂球，可見，這不是真正的兵器，而是供觀摩表演用的。而《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記載：「紹遣大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正史的這段記載說關羽將袁紹手下的大將顏良刺於馬下，說明關羽用的並不是刀，應是槍、矛或者劍，因為大刀是用來砍或劈的，不是用來刺的。
所以關羽使用的「偃月刀」有可能是說書藝人的想像，出於美化關羽的需要，發明了富有審美色彩的「青龍偃月刀」。從古人詩文中的詩句來推測，關羽的真正兵器有可能是劍。《全唐詩》卷二四八記載唐代詩人郎君胄《關羽祠送高員外還荊州》一詩云：「將軍秉天姿，義勇冠今昔。走馬百戰場，一劍萬人敵。」可見，在唐代還沒有出現「青龍偃月刀」的神奇說法。元人郝經《重建廟記》記載關羽：「躍馬斬將萬眾中，侯印賜金還自封。橫刀拜書去曹公，千古凜凜國士風。」而元代已開始出現《三國志平話》就將關羽神話化了，認為關羽用的兵器是刀，於是，這一民間說書藝人的想像，就在明清時期被繼承下來。
019三國時期的大將對陣時真的會大戰二百餘回合嗎？
《三國演義》裡描繪戰爭場面時，經常說「雙陣對圓」，然後雙方主將叫陣開打。在大戰幾十或幾百回合以後，根據打的結果，勝方士兵再掩殺。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中國有史記載的戰例，並沒有這種兩軍主將先廝殺二百餘回，然後眾軍士再集體群毆的場面。一般認為，古代冷兵器時代，作戰都要近距離接觸。所以團隊集聚的衝擊力量是取勝的關鍵。勝利叫「集事」，失敗叫「敗績」。所以作戰的陣形非常重要。兩軍陣形不散，就會形成對峙。「對圓」應該就是指這種膠著狀態。春秋車戰為主，一般都列三軍，左中右，列陣後再廝殺。車陣在前，徒兵在後掩護，已經開始形成成熟的陣法了。由於一般戰鬥時中軍不會首先投入戰鬥（如著名的城濮之戰，子玉中軍不動所以不敗），所以總是兩翼張開進行衝鋒。這樣就形成了兩翼對圓了。後來雖然兵種逐漸增多，但是列陣廝殺，中軍最後投入戰鬥的模式基本上形成慣例。所以到後期，兩翼的部隊總是布置在比較靠前的位置。還有一種排兵列陣的方式叫雁行陣，這時就不是三軍而是兩軍了，左翼叫左甄，右翼叫右甄。這時也可以形成兩陣對圓。
到了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騎兵的裝備和戰術更加嫺熟，並逐漸成為戰鬥的主力，對戰鬥的勝負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此外，鎧甲和馬具製作技術也取得很大的進步，這時很多猛將就會披堅執銳，衝鋒在前，在兩軍陣中來回廝殺，有可能形成將對將的廝殺。斬獲敵軍大將自然容易鼓舞士氣，但這絕非是決定勝負的根本因素，步騎配合，按照一定的陣法攻擊敵軍，還是這個時代兩軍作戰的主要形式。
古代的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中戰爭場面的描寫，完全是從吸引人的角度，濃墨重彩地刻畫主要人物的勇猛果敢，著重描寫英雄人物而已。
023劉備為何被稱作「劉豫州」？
劉備在《三國演義》中多處被喚為「劉豫州」，如第四十二回回目「張翼德大鬧長阪橋，劉豫州敗走漢津口」，還有諸葛亮舌辯群儒，雙方你我攻難時皆用「劉豫州」作為對劉備的稱謂。劉備被稱作「劉豫州」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劉備曾經被曹操向漢獻帝表奏為豫州牧。但是為什麼稱劉備不呼本名而以官名代之，裡面也有深刻的內涵。
中國古人的姓名包括姓、名、字三部分。名是人自襁褓中就有的，《周禮》云「婚生三月而加名」，嬰兒出生三個月後就由父親取名，名一般寄託了父母長輩對子女的期望。「字」，往往是「名」的解釋和補充，是與「名」相表裡的，故又稱「表字」。「字」是男女成年後才加取的，《禮記．曲禮》上說「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而字」，就是說不管男女，只有到了成年才取字，取字是讓人尊重他，供他人稱呼。古人的名與字往往是相近、相輔或相反的。像曹操，字孟德，出自《荀子》「夫是之謂德操」句。「德」與「操」意義相近。趙雲，字子龍，取「雲從龍」之意。張飛，字翼德，「飛」乃「翼之德」。一般說來「名」用於自稱、謙稱和尊長者對卑幼者，「字」用於尊稱、敬稱以及卑幼者對尊長者。平輩之間，除了相熟的朋友可以不拘禮法稱名之外，一般要稱字。在古代，如果不是處在尊長的位置而直呼別人姓名，是非常不禮貌的行為，甚至是對別人的侮辱。對他人稱謂，除了「字」之外，稱號、地望以及所任官職等也是對他人的尊重。中國古代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士農工商」中「士」居其首，因此如果以他人官職稱謂，更是表示尊敬，這也就是劉備被稱作「劉豫州」的原因。
047東吳孫權立足於江東，江東是指哪些地方？
李清照在《烏江》一詩中寫道：「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江東」一詞得名於長江。唐末五代丘光庭《兼明書》卷五「江東」條下云：「今人言項羽起於江東者，多以為浙江之東。明曰：『按，古人稱江東皆謂楚江之東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東隨江所向而呼也。』」這裡說的「楚江」即為長江，因為戰國時，長江中下游一帶主要在楚國境內。項羽起兵江東，後來與劉邦爭霸時即打著「楚」的旗號籠絡人心。《資治通鑒》卷六十六《漢紀五十八》記載獻帝建安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兵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胡三省注為「大江東北流，故自曆陽至濡須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
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十一「江西廣東廣西」條下云「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這裡的京口即為今天的江蘇鎮江，長江從安徽歷陽到江蘇南京是西南─東北流向，從南京到鎮江是向東流。所以從歷陽到鎮江的這一段長江就成為劃分自然地理單位的一個標誌。在這一段長江以東以南就是江東，這一段長江以西以北就是江西。可見中國歷史上「江東」、「江西」的得名是因為自然的原因，而非政治的原因。
《三國志．吳書．孫破虜討逆傳第一》記載孫策臨死時對張昭等說：「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在這裡「吳越之眾」與「江東之眾」相並列，說明在當時人的心目中，吳越和江東的地理範圍是重合的。不過，在歷史上，江東的範圍是比較小的，比江東範圍更大的是江南。在江東與江南對比時，江南即是指廣義上的江南。史書上也多次記載江東領土的狹小。如《史記．項羽本紀》記載烏江亭長對項羽說：「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
063曹操為什麼要逼死自己的第一謀士荀彧？
荀彧（一六三～二一二），字文若，潁川潁陰（今河南許昌）人，三國時期曹操最重要的智囊和謀士。官至漢侍中，守尚書令。但這位重要的智囊，最後卻被曹操逼迫而死，這又是因為什麼呢？
荀彧出身世家，少以英名聞世，南陽名士何顒見到荀彧後，大為驚異，稱其為「王佐才」。在董卓之亂後的漢末政局中，荀彧看出曹操雄才大略，乃投奔曹操。從此，在曹操的幕府裡，荀彧竭其所能為曹操獻計獻策，為曹操集團政治、軍事勢力的發展有巨大的貢獻。
建安元年（一九六），漢獻帝劉協在楊奉、董承等護衛下，從長安返回洛陽。對於是否奉迎天子建都許昌，曹軍內部發生了爭執。多數人不同意迎接獻帝，理由是「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荀彧則力主曹操迎接漢獻帝，《三國志．魏書．荀彧傳》載荀彧說：「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御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曹操最重要的政治優勢—挾天子以令諸侯，就是出自荀彧的建議，因此荀彧被升為侍中、尚書令。
荀彧很少隨軍出征，而是「居中持重」，曹操雖然在外征戰，但軍國之事都由荀彧調度籌劃。荀彧善於舉薦人才，他先後舉薦了戲志才、郭嘉、陳群、杜畿、司馬懿等人，都是當時的知名之士，大大增強了曹操陣營的人才力量。所以曹操十分敬重荀彧，每有大事都先與他商議。官渡之戰前，袁紹勢力強大，曹操對是否與他開戰猶豫不決，荀彧則說：「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一席話堅定了曹操必勝的信心。
建安十七年（二一二），曹操欲進爵國公、加封九錫。荀彧表示反對：「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因此引起了曹操的忌恨。曹操征吳時，命令荀彧去勞軍，卻把他中途留在壽春。據《三國志．魏書．荀彧傳》記載，曹操送去的是一個空食盒。看到空食盒，荀彧知道了曹操的意思：要讓自己自裁。於是乃憂憤恐懼而死，另一說是他服毒自殺。
荀彧對曹操寄予厚望，認為他可以輔佐漢室，安定天下，但一旦曹操露出不臣之跡時，他又毫不猶豫地表達反對。這說明，荀彧的政治理想，還是忠於漢朝、復興漢室。這在曹操稱魏王以後，特別是要做「周文王」的理想暴露以後，顯然已經不合時宜。荀彧的被逼而死，原因就在於此。
079諸葛亮真的「七擒孟獲」嗎？
「七擒七縱孟獲」是《三國演義》中渲染諸葛亮用兵如神和大義仁慈的重要情節之一，在中國民間也有許多膾炙人口的傳說。不過，「七擒七縱」的情節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出師表》及當時率軍南征的將領李恢傳中均沒有直接記載。陳壽是蜀漢政權的史官，職責所在，對劉備、諸葛亮等人的主要事蹟，特別是可以載譽人口的嘉言懿行不可能不有所耳聞甚或載之史冊。而七擒孟獲的情節，在《三國志》中竟無片言隻語的記載，只能說明，陳壽在撰寫《三國志》時，並不知道或者即使知道也不認為七擒孟獲是確鑿的歷史事實。
歷史上，最早記載七擒孟獲事件的，是《華陽國志．南中志》和《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記載：「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陳，若只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但《華陽國志》和《漢晉春秋》兩部書出現的時間，均在東晉或以後，晚於陳壽生活的時代很多年。究竟是後世史家發現了新資料，彌補了《三國志》的不足，還是僅僅根據傳說而附會出七擒孟獲的記載，則不得而知了。
後世史家有很多相信七擒孟獲為史實的，如《資治通鑒》就記載：孟獲被「七擒七縱，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顯然，一向以嚴謹著稱的司馬光，也承認有七擒孟獲的史實存在。當代學者黃承宗先生還曾據《滇元紀略》的記載，一一指出諸葛亮每次擒獲孟獲的具體地點，顯然認為七擒孟獲是確切的事實。不過，《滇元紀略》是明朝人馮時可的著作，這種根據後世史料來推測一千年前歷史真相的做法，並不符合歷史學研究的方法，其結論的可靠性也難免會大打折扣。
諸葛亮征南中，用羈縻、懷柔的辦法統治少數民族，安定蜀國大後方，當然是有文獻可徵的歷史事實。魏、蜀、吳三國當中，都存在著一定的少數民族問題，而地處西南一隅的蜀國，其境內的民族問題更關係到國家的安危存亡。加之，劉備本來就不是世居四川之人，統治益州的政治基礎並不好，這個時候，穩定其境內的少數民族就成為主要的工作之一。所以，七擒孟獲雖然是不能確定的歷史事件，但卻非常符合蜀漢歷史發展的事實邏輯。後世有關七擒孟獲的種種傳說或記載或許正是因此而起，《三國演義》對此濃墨重彩式的渲染也根源於此。不過，小說的離奇描寫，只是為了吸引讀者，若以此作為探討七擒孟獲是否存在的前提，只能是緣木求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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