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大伐木時代與森林保護運動（1912-2003）
數百萬棵檜木和原始森林消失的真相是什麼？無聲的台灣山林也需要轉型正義。從1912年阿里山森林鐵路通車的那一刻，直到1991年政府宣示全面禁伐天然林，台灣歷時八十年的大伐木時代才算結束。
這是台灣人最該知道的歷史反省，教科書失落的大塊。
在這時代中，1988年台灣人第一次走上街頭，要求保護原始森林，整頓林政弊端；十年之後，1998年保育人士再度發起搶救棲蘭檜木林運動，徹底終結了台灣百年官營的伐木事業。這段歷史帶給我們什麼省思？又留下什麼待解的習題？
第一章、 我所知道的大伐木時代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這是著名的民歌美麗島的歌詞，以漢人的角度描述著祖先來台辛苦求生存的過程，而換得的是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
這句子出自連橫在1920年出版的《台灣通史卷八賦田志》，原文是：臺灣為海上荒土，其田皆民之所墾也，手耒耜，腰刀槍，以與生番猛獸相爭逐，篳路籃縷，以啟山林，用能宏大其族，至於今是賴，艱難締造之功，亦良苦矣。當明之世，漳泉地狹，民去其鄉，以拓殖南洋，及至臺灣者亦夥。山林未伐，瘴毒披猖，居者輒病死，不得歸，古有埋冤之名。
我們可以說：這是四百年來漢人的史觀，開拓者的單一視角。在這樣的史觀下，原始森林、未開拓的野地，皆是荒土。原住民被稱為生番，與猛獸並列，皆為開拓者的敵人。早已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原住民，想必不能接受，如果山林有聲、樹有靈，它們也不會同意，這是我常常一邊跟著吟唱，卻又帶著強烈不安的原因。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顯然必需重新反省。
我所指稱的大伐木時代，是指從日治到國府治台期間，由政府主導、大規模計畫性砍伐原始森林，取得木材的時代，從1912年阿里山森林鐵路開通，到1991年國府宣布全面禁伐天然林，這導致了台灣原始森林的淪亡。有關在荷蘭、鄭氏、清國時期為增加耕地而伐木，乃至伐樟取腦，並未在本書探討範圍。
大伐木時代是台灣開發史上重要的一頁，但由於伐木的歷史並不光采，林業單位和學界常以避重就輕，甚至美化的方式陳述這段歷史，教科書上也從未記載，相關的學術討論很少進入公眾的視野，因而，幾乎被國人所遺忘。
在從事環保運動之初，閱讀相關史料，對於百年來原始森林遭到盲目的濫伐，總是有著強烈的悲傷和憤怒，在1991年大伐木時代結束近三十年之後，我們能夠調整心情，以寬容的姿態，重新面對這段歷史嗎？這是我在書寫時的內心交戰。
我認為台灣山林也需要「轉型正義」，但其追求的目標或許不在於追究法律責任，而是釐清大伐木時代從決策到執行面的歷史真相，讓國人及後代子孫了解台灣曾經失去了什麼？造成什麼影響？現在及未來如何修補？期待這個歷史反省，讓國人和山林土地真正有了連結，反映於生活、產業、政策、價值倫理等層面的真正本土化，尋求安身立命之道。
日治時代，開啟伐木事業（1912-1945）
台灣的森林從低海拔闊葉林到高海拔的針葉林，呈現了亞熱帶到溫帶豐富多元的植物樣貌。四百多年來漢人開發的腳步，依序從平原開墾農田、淺山取得薪炭材，低海拔山區到砍伐樟木取製樟腦，但是，要到中海拔的深山裡採伐針葉樹，需要大量資本，也要面對原住民的抵抗，這要從日本治台建立統治基礎開始啟動。
1895年，台灣由清國割讓給日本，為了新殖民地豐沛的資源，總督府設立了殖產部，其中拓殖課掌管山林開墾和樟腦製造，林務課則管理林業。
日治台灣總督府以詳實的山林資源調查為基礎，從1903年至1930年間，共進行了全島27次的調查，面積占全島70％，1925年實施「森林計畫事業」，限制原住民生活範圍，把原住民生活圈以外的山林野地，編訂了伐木事業區，讓日資企業得以長驅直入台灣深山，砍伐珍貴的森林。
1912年，阿里山區第一列運材車自二萬坪開出，自此，台灣存在百萬年的原始檜木林開始遭到慘烈的砍伐，漸次淪亡。根據日本時代的調查，阿里山原始森林中，巨大的紅檜和扁柏共約30萬8千多棵，台灣杉則有5,000多棵，如今，在日治和國府二個政權的接連砍伐後，只剩下慈雲寺和香林國小旁數十棵檜木巨樹，供後人遙想當年的壯麗美林。而日本人所建的一座樹靈塔，則見證了當年倒下的檜木巨靈如何令人敬畏。
1942年官營的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伐木林場移讓「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大元山、太魯閣林場等伐木業務則轉由南邦株式會社經營，這些由總督府和軍部支持的「國策企業」，專司伐木，不需造林，供應台灣島內軍需，到1945年終戰為止，這3、4年之間木材的產業達到高峰，根據相關的記載，那期間的伐木由於缺乏行政監督，濫伐嚴重，日治時期台灣森林之耗損乃於此期為最鉅。
日治時代是從1922年之後，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設定木材價格計算公式後，才開始有正式的統計數字。根據日治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出版之「台灣林業統計」、台灣省林產管理局查編織「林業統計補充提要」綜合了1922-1945年的林業統計，到1945年日本結束殖民統治，伐木總量為2,596萬2千立方公尺。
在林業統計中，將森林砍伐後的用途進行分類，做為建築、工程、傢俱等的木材，被稱為「一般用材」；熬製樟腦稱「樟腦用材」；做為燃料者歸類為「炭薪材」，分析日治伐木的種類和用途，重點如下：
一、日治政府伐木總量超過半數的伐木是做為炭薪材，在多數的年份高達五成以上，最高竟接近八成，伐木的對象是闊葉樹。
二、有四分之一是從闊葉樹取得木材，包括了製作樟腦的之用，共約635萬立方公尺。1918到1924年間，日本政府在台灣全島進行樟樹的調查，清查面積72萬公頃，動30十幾萬人，揭露了分布於海拔1500公尺以下的樟樹，共有180萬餘棵，這些樟樹在往後的20、30年間被有計劃的砍伐，製成樟腦，台灣成為樟腦王國。實際上是「樟樹亡國」，台灣損失了絕大部分野生的樟樹。
三、日本人在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等三大林場，主要是砍伐檜木等高價的針葉樹，材積620萬立方公尺，約占日治總伐量的四分之一。在姚鶴年主編的臺灣森林志中，日治時代阿里山砍伐346萬9,930立方公尺、太平山砍伐200萬9,979立方公尺、八仙山115萬233立方公尺，總計三大林場共砍伐森林約18,432公頃、材積約663萬立方公尺，平均每年伐木20萬立方公尺左右，這二個數字很接近。。
四、日治時期伐木的最高峰在1940～1943年，年伐量高達174～187萬立方公尺之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以及1943年太平洋戰爭時期，因日本國內需求、軍需使用，有嚴重濫伐的問題。
日治政府在台灣的伐木事業，以完整的土地和森林資源調查為本，編定森林計劃、劃分事業區，區分了要官方要保留經營的「要存置林野」；可以放領給民間的「不要存置林野」；以及原住民保留地的前身「準要存置林野」，還有劃設保安、設立林業試驗所、大學試驗林等等。奠下一個政權全面治理台灣山林的基礎，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幾乎全面延續了日本人統治時的制度。
台灣山區的原住民族，生活上高度仰賴著森林，然而，從日治時期開始的森林調查、開路、伐木、採礦等開發活動，往往侵犯原住民的生活領域，日治政府屢屢發動戰爭，以暴力壓制原住民的抵抗，才得以完全掌控台灣的山地，當我們在探討原住民轉型正義的當下，應該重新檢視從日治以來的山林政策，並做出歷史反省。
國民政府，耗竭式的森林砍伐（1945-1991）
1945年日本政府向盟國無條件投降，結束在台50年的殖民統治後，當年12月，隸屬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的林務局正式成立，接管日治時代農商局山林課業務，接收了臺灣總督府和資本家經營的高價、高蓄積量針葉林區（檜木），從事直營伐木生產木材；而民營的伐木事業則以經濟炭薪材的闊葉林區為主。
林務局經數度更名改組，一度稱林產管理局，當年主要經營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含大雪山）、竹東、巒大山、太魯閣等六處林場，另外，還有東部由紙業公司經營的林田山林場，花蓮縣政府經營的木瓜山林場。依據林產局在1954年的業務實況預測可繼續經營年數是：阿里山8年、太平山25年、八仙山75年、竹東10年、巒大山8年、太魯閣26年。
在「以農林培植工商業」的國家政策背景下，林業單位除了運用日治時期原有的伐木鐵路、索道，更開闢新的卡車運材道路，將全台灣劃分為13個林區，砍伐原始森林。
1956年厲行「多伐木、多造林、多繳庫」之三多林政。
1958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下令「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8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年為清理期，分期改造為優良之森林。」
1959年森林國策：為提高森林之經濟價值，現有天然林，應在恆續生產原則下，儘速開發，改造為經濟價值最高之森林。──臺灣林業政策第三條
按照這套森林政策，全台灣所有的原始森林都要進行木材生產，砍光後，改造為市場價值較高的「優良森林」，就可以不間斷的生產木材，進行「永續營林」。依照規劃，把原始檜木砍光，再種小檜木，等到八十年就可以砍伐收穫一次，其他樹種則為四十年，這就是林業經營所說的「輪伐期」。
根據1978年第二次森林調查，當時全台的森林地186萬4,700公頃中，做為生產木材的林地高達178萬6,500公頃，非生產林地僅7萬8,200公頃。也就有全台96％的森林都用來生產砍伐木材，占全台面積的50％。
如果當年的政策執行徹底，現今的台灣可能不存在任何原始森林。
這個時代的伐木事業弊端叢生，即使從林業經營角度來看也是效率極糟。1949年監察委員柴峰在視察林業之後，曾在報紙寫文章痛陳：日治時代整個森林機構只用600人，400人為森林專家，但當年國府成立的林產局竟任用了9,000人，而專家無幾，造林和出材工作低落。而相較日治時代，用人浮濫程度相當驚人。
此外，貪腐、盜伐亦層出不窮，直達林務高層。1956年警方調查出一起涉及軍事、行政、教育與民間木材公會等七十八個組織機關，共計183筆帳的貪污事件，本案震驚社會，林管局長皮作瓊因而被解職。同年，徵信新聞社林產管理局總收入三億四千餘萬元，核定總庫盈餘六千一百五十萬元；1957年3月12日的的社論描述著當時的伐木犯罪情形：單在最近五年間，本省所發生的林業刑事案件，即達4,000～5,000之多，其中違反森林法者，也達1,000餘件，凡較大案件，幾皆與林業管理人員有關。
在這樣的背景下，1958年，台灣的伐木材積量首度超過100萬立方公尺，但由於大雪山林道、橫貫公路開發處都加入伐木，竟導致供過於求，市價一落千丈！宜蘭的木材商李武平先生，曾經在報紙投書描述了當時木材賤賣的慘狀：「針一級原木（檜木）每立方米標售價為新台幣1,000元，闊葉樹原木（雜木）每立方米為新台幣300元（不足生產費用），檜木原木及製品只得便宜地外銷日本，任人宰割，整船的木材只能換回幾隻貨櫃的日本電器用品，浪費國家資源甚鉅」。
而在隔年，台灣發生了史無前例慘重的「八七水災」，受災面積達1,365平方公里，受災居民達30餘萬人，死亡人數達667人，失蹤者408人，受傷者942人，房屋全倒2萬7,466間，半倒1萬8,303間。農田受損13餘萬公頃，總損失台幣37億元，約是前一年國民所得總值12％。接著，次年又發生「八一水災」，1963年「葛樂禮颱風」，又引起大水災，此時社會輿論已有檢討大伐木的聲音。
面對災難，政府開始投下鉅資辦理治山防洪的工程。八七水災後，1961年國府在農林廳成立了山地農牧局，即水土保持局之前身，主管山坡地的開發利用與水土保持，雖名為「水土保持」，實則為確保山坡地農牧使用不斷進行的「永續工程」，開農路、產業道路，做野溪整治、攔砂壩等工程永遠做不完，不僅無法無法解決水土流失的問題，反而使得台灣的山坡地災難加劇。
同時，矛盾的是，林業單位仍然不斷提高伐木量。根據學者的描述：由1965到1975年間，每年平均伐木1萬7,940公頃，材積平均達1,552,600立方公尺。其中又以1972年的179萬立方公尺為最高峰，而且在伐採的地點及數量上，並無比較嚴格的限制。
珍貴的原始巨木林，當然禁不起這樣耗竭式的砍伐，台灣的伐木事業從此開始步入下坡，即使政府核准的伐木量在七零年代仍維持每年100萬立方公尺，八零年代甚至提高到每年150萬立方公尺，但實際的伐木量則逐年遞減。
例如：八仙山林場，跨台中和苗栗兩縣，包括大甲溪和大安溪流域之南北山地，國府新闢大雪山事業區，依農復會1956年臺灣全島森林資源調查統計所得，如以每年伐木5萬立方公尺，估計砍伐可達100年以上，當時的林業專家樂觀的說：如能一面伐採、一面於跡地造林，當可永久作業。
1959年，花費鉅資引進美國的最新技術，首創以大卡車運材、完全機械化經營，但到1973年就經營不下去，行政院核定大雪山林業公司裁併入林務局，12月底結束公司營運。大雪山林場原本以為森林資源可開採七十至八十年，但只花了二十年就已枯竭，這是台灣森林工業化完全失敗的指標。
整個伐木時代進入尾聲的主要原因是：有價值的原始檜木林都已砍伐殆盡，而人工林幾乎完全沒有市場價值。
然而，檜木林所在的地區，正是台灣最潮溼，降雨量最高的霧林帶，阿里山森林是八掌溪、濁水溪的上游；大平山森林則是蘭陽溪、大濁水溪（立霧溪）的上游；八仙山是大甲溪、大安溪的上游。失去原始森林覆蓋的台灣高山，無法滯留瞬間的大量洪水，水土的流失非常驚人。
伐木作業對水土保持另一巨大破壞來自開路。為了大規模砍伐深山林區的檜木林，炸山挖壁、推土石入河谷。
八七、八一和葛樂禮颱風之後，輿論喧騰，政府責成林務局會同有關機關及台大、中興大學於1963年進行調查，對崩坍因素加入分析，結果顯示，以溪流沖蝕、地表逕流、開路為主要原因。例如：蘭陽溪因開路引起的坍方佔42％，曾文溪溪流沖蝕崩山佔崩山體積44％以上。這些都與森林砍伐脫不了關係。
1975年，行政院長蔣經國指示：森林乃台灣之生命線，如繼續容許過量採伐，其影響之嚴重將無法估計，林務人員應有此認識；又蘭陽、嘉南地區之水患，與以往森林之大量砍伐影響水土保持有關。但大規模的伐木仍舊持續。
1981年統計全台灣的林道計有285條，總長達3,682公里，相當於中山高速公路的十幾倍長，林道密度為每公頃1.98公尺。從台灣第二次森林調查所附的林道地圖，可以看到當年的伐木道路，從北到南、由西至東，從平原、淺山深入中央山脈的心臟地帶，幾乎直抵現今所有大山頂峰的週邊。
林道所到之處山崖崩落，水土破壞，森林消失！而隨後建造的中橫、新中橫等高山道路，工程所到之處，一樣崩塌處處，山坡地滿目瘡痍。完工之後，一遇大雨，路基流失，政府不斷投入經費進行整修，就像無底洞一樣。以中橫公路為例，在1999年因921大地震坍塌，2004年修復通車前夕，敏督利颱風又再度山崩摧毀道路，至今難以修復。
國府時代的伐木，幾乎都採取了「皆伐」作業，就是整片森林不分對象全面的砍伐，甚至連樹頭也挖除，這一連串耗竭式的伐木政策，鑄下台灣原始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埋下難以收拾的國土災難。
在大伐木時代結束近30年之間，山崩土石流已成為台灣山區新常態，但原始森林破壞所造成的影響，卻很少在政府政策、學界中回溯探討，這是非常嚴重的短視和不科學。
1974年，林務局最賺錢的那年，盈餘是13億元，但數百、數千年才得以成材的紅檜、扁柏幾乎被洗劫一空，伐木之後對於水土保持、水患、造林復舊、水庫積砂，外加極端氣候的威脅下，額外要付出的成本是多少？這筆帳應該算一算。
大伐木時代，究竟砍了多少樹？
首先，我要說明這個標題是簡化的說法，因為大伐木時代損失的不只是一棵棵的樹，而是森林。
一片原始森林，不只是可以賣錢的檜木或者烏心石，而是一個生態系統。裡面有著成千上萬歧異繽紛的喬木丶灌木丶草本丶藤本植物，相互依存的野生動物丶昆蟲、微生物，更是供養人們生存所需的水資源丶土壤、食物的來源，美感和心靈價值，文化藝術的養份更是難以計量……每當想到百年伐木所失去的壯闊、多樣豐富的原始林，仍忍不住令人感傷、扼腕。
歷來林業統計的單位是用伐木所得到木材體積來計量，稱為「材積量」而單位是「立方公尺」。阿里山區最壯觀的原始森林，曾有每公頃材積高達到3千立方公尺者，而現今的人造林每公頃只有約150至400立方公尺之間，這種統計數字只是讓我們知道，百年來我們砍得了多少木材量，但難以量化砍了多少樹？更難以形容台灣的損失。
根據政府的林業統計資料，日治時代從1922～1945年日本結束殖民統治，伐木總量為2,596萬2千立方公尺。而在國府時期，在剛接收時伐木量降低，但隨後持續攀升高，1946～2016年的伐木總量達4,667萬2千立方公尺。國府的伐木量約是日治的二倍，這個數字是包括了木材、炭薪材。
國府所伐木所得的木材量，如果以當年大元山林場每二台運材車串起一組，長約3.6公尺，可載運約30～50立方公尺來模擬，車車相連的長度約在3,360公里至5,600公里之間，相當於台灣島海岸線的3～5圈。
由於林道深入中央山脈，針葉樹的伐木量超越了闊葉樹，達總量半數以上，伐木量約達2,300萬立方公尺，伐木量約是日治時期的四倍，這段期間正是檜木原始林的大浩劫；而炭薪材的比例多數在二成以下，伐木量約是日治時期的半數，原因是家用瓦斯快速普及，大大降低了炭薪材的需求。
1991年國府宣布全面禁伐天然林，伐木量迅速下降，截至2016年的二十五年間，總伐木量約是120萬立方公尺，還不到日治和國府最高峰時期一年的伐木量。
關於百年來伐木的統計數據，官方版的林業統計、林務局誌和林業學者的數據有差異，單是中華林學會出版的《中華民國台灣森林志》，不同篇章作者提出的數據也不同。例如：1972年是伐木的高峰，林務局誌說是砍了180萬立方公尺，焦國模（1993）則推估有超過200萬立方公尺。
如果再考察其他著作，相關的數字更為撲朔迷離，例如陳潔（1973）說：1972年台灣森林伐採數量達到高峰，當年生產針葉樹材積126萬7千立方公尺，闊葉樹127萬1千立方公尺，工業原料材16萬5千立方公尺，總計270萬立方公尺。除了砍伐數量創紀錄，實際伐木量比原編列伐採量多出84萬立方公尺，針一級如檜木遭過度伐採尤其嚴重，導致臺灣森林資源開發陷入失序狀態，迅速流失，這數字竟超過林業統計約100萬立方公尺，落差十分巨大。
大伐木時代盜伐和貪污頻傳，官方數字的真實度本就令人難以完全信服，如果要得到完整的伐木歷史真相，還有待政府和學界投入研究並公開資料。林務局從直營伐木轉向生態保育已歷二十多年，當代的公務人員許多並未經歷大伐木時代，對於這段史實的探求和反省，我認為是森林政策轉型很重要的內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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