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篇：二二八事件
綠島（火燒島）是台灣解嚴（1987年7月15日）前監禁政治犯的離島。照片中女性政治犯穿著灰色制服，胸口繡有「新生」兩個字，這是因為他們是「新生訓導處」的成員。新生訓導處（1951-1965）是綠島政治犯的集中營，前後監禁近2000人，刑期大都10年以上。「新生」分為三個大隊，每大隊下轄四個中隊，每中隊150人；女生分隊監禁約100名女性受難者。
一、戰爭期世代
如果人類社會有所謂的集體記憶（或美好，或可怕），那麼二二八事件可以說是本地臺灣人集體的夢魘。夢魘中的人想叫而叫不出聲來，想擺脫壓在心頭的重物而擺脫不了。當他們醒了過來，往往餘悸猶在；更何況這個夢魘維持四十餘年之久！半世紀過後的今天，它仍像是揮之不去的陰影，繼續纏繞著我們。要徹底驅逐這個夢魘的魅影，我們首先得正視它、分析它，讓它成為客體化的共同認知。
我們在「小引」中說，臺灣的年輕世代熱烈迎接「光復」。誰也沒想到，等待他們的卻是集體的挫敗，以及長達三、四十年強制沈默的歲月。要了解一九四五年以來的臺灣歷史過程，不能不對這個世代有所了解。他們是日本在臺殖民統治透過教育以及戰爭動員所造就的一個世代，筆者稱之為「戰爭期世代」。這個世代指在日本戰敗時年齡大約介於十五歲至二十五歲的臺灣人。他們成長於日本殖民統治趨於穩定和成熟，殖民地教育成效彰著的年代，因此，殖民者的統治理念在他們身上留下很深的印烙。他們的教育教導他們熱愛國家──日本這個國家，他們的歷史認知的對象是日本歷史，而且是天皇史觀的歷史。這同時，教育教給他們豐富的實學知識（一般生活日用以及科學知識），以及強烈的鄉土觀念和鄉土愛。他們的道德教育可說具有相當的品質，可惜摻雜著濃厚的軍國思想。在他們的教育裡，臺灣是沒有過去的鄉土，是祛除歷史的空間的存在；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知幾乎等於零。
在這同時，皇民化運動和戰爭動員，攜手並進，如火如荼地推行著。世界上哪有比戰爭更能加強內聚力呢？在以天皇為名義的號召下，臺灣的熱血青年，無論男女，寫血書，應募到海外作戰。他們是新的講日語的世代，和父祖輩有著不同的人生視野和歷史認知。他們的父祖輩對日本占領臺灣的血腥過程多少有所記憶，或有所聽聞，而且由於年紀與閱歷的關係，多半對殖民地社會的不平等與差別待遇有切身的體認，不像年輕人活在「日臺融合」、「日臺一體」等口號及其相應政策（法律上的平等）之下，不易看清事實。
然而，歷史未給予日本殖民統治者充分的時間。臺灣人不是大和民族，不是日本人，這個事實無法很快消失或抹消。漢人系的臺灣人大抵知道自己的祖先來自對岸。一位臺籍日本兵在接受美國記者訪問時，被問及是否自認為日本人時，答稱：「不是。我的父親從小就告訴我，我們是唐山來的，不是日本人。」但當談到為日本打仗時，他又語氣堅定地說：「我們那個時候是日本人，當然要效忠國家。」這兩段看似矛盾的話其實並不衝突。前者講的是民族的分際，後者指國家認同。換句話說，臺灣人以日本為國家認同的對象，日本是「御國」（mikuni），在這個意義下，臺灣人是日本人，但就民族義而言，臺灣人不是日本人。在這裡，我們看到接受日本教育的臺灣人多數還是清楚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是漢民族的後裔──這裡存在著「日臺一體」等口號所急於彌補的民族間的罅縫。如果日本統治夠久的話，這個罅縫或許能被抹平，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了，這個罅縫於是起了作為罅縫的作用──由於是不同材質的物品的連接處，容易斷裂。
二、迎接黎明
光復了，臺灣人「歡喜現於顏色」，他們開始積極學習新的國語（以北京話為基礎的中國標準語）以及祖國事物。但是，五十年的阻隔，中國本身的巨變，在在造成他們對祖國欠缺了解。更嚴重的是，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在臺灣是皇民化運動的八年，也是戰爭動員的八年；在中國則是抗戰的八年。日本從一九三○年代初開始侵略中國，加上八年抗戰，把中國人打出極深的仇日情緒──這樣的情緒至今仍是很容易被激發的。從鳥瞰的角度來看，臺灣人在戰爭期間和中國人站在對反的立場，是站在日本人這邊。他們對祖國人士的仇日情緒當然無法了解，反過來說，中國人對日本殖民統治給臺灣人帶來的影響（正面的和負面的），也是毫無所知。
根據盟軍的協定，臺灣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蔣介石（蔣中正）任命福建省主席陳儀擔任臺灣省行政長官，九月一日兼任臺灣省警備總部總司令。十月十七日來臺接管的第七十軍先頭部隊七十五師抵達基隆。聽說祖國的軍隊要登陸臺灣，臺灣人非常興奮，臺北人不用說，遠從臺中、臺南、高雄等地趕來基隆港來迎接國軍的也不少，港口擠得人山人海。國軍的裝扮和他們所熟悉的日本軍隊截然不同：國軍隊伍不齊整，看來很寒酸，每個人背上都背著一把雨傘，有些還挑著鍋子、食器、寢具等；他們的綁腿在腳踝部分臃腫不堪。面對如此陌生的裝扮，年輕人未免感到失望；或許出於愛護和自我作解的心理，老人家說：國軍平常把鉛板紮在腳踝，練習行走，一旦解下，則能疾走如飛；他們背上的雨傘是用來降落用的……。唯有作如此理解，才能說明何以這樣的國軍能打敗裝備精良、軍容嚴整的日本軍隊。同樣感到奇怪，但卻極願作善意解釋的吳濁流也說，他「有了個錯覺，那寒酸的樣子，正是民族精神的實體啊。」國軍登陸的景況，以及「附加」的詮解一時傳遍全島，許多當時不在場的臺灣人日後回想起來，也都彷彿他們親眼目睹了這歷史的一幕。
十月二十四日陳儀抵達臺北，歡迎的人潮湧往松山機場，擠不上公車的徒步趕路。如果說歡迎國軍是「簞食壺漿」，歡迎陳儀則稱得上「萬人空巷」。翌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成立，取代臺灣總督府，成為臺灣最高權力機構。同日舉行「中國戰區臺灣省接受日本軍投降禮」，正式結束日本的殖民統治，開始了國民政府的統治。十月二十五日於是成為「臺灣光復節」，如同殖民統治時期的「始政紀念日」（6月17日），是極為重要的節日，標示著新的統治的開始。
關於國軍的神話式理解，只能維持一小段時間。臺灣人對重回「祖國懷抱」原先抱持的熱情和想像，不久即因具體的接觸而開始消退、幻滅。官府貪污腐敗，軍隊缺乏紀律、騷擾民間、予取予求，經濟破敗，幣制不合理，物價騰貴等因素，造成臺灣人極度不滿。這個時候，因戰爭動員而派遣到海外的臺灣人陸續在第二年歸來。在東南亞的數萬臺灣人，由盟軍接收，一般待遇還好，唯獨在海南島由中國軍隊接收的臺灣人遭遇最慘，中國軍隊的貪污和漠視導致飢餓與疾病，在遣返無望中，他們只好自力救濟設法返鄉，但在這個過程中許多人喪生，造成海南島返臺軍人軍屬對政府憤懣不滿。
日本投降時，居住於臺灣的日本人和他們的子女，約有三十一萬人。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始遣返日本人，他們所有的不動產均遭沒收，只能攜帶簡單的隨身行李，以及一千日元。他們當中有不少所謂的「灣生」──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日本人離開臺灣時，認命而苦楚的樣子，在在留在許多臺灣人的記憶中。殖民地的架構誠然令人不快，但是內臺師生情誼，以及因生於斯、長於斯的鄉土感情，終將穿越政治，穿越種種阻難，數紀後藕斷絲連、不絕如縷。他們靠著「同窗會」之類的組織，重續前緣。當然，這又是後話了。
我們前面提到漢人系臺灣人知道他們是唐山來的。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情況和韓國不同，韓國是整個國家淪為殖民地，因此無論貴庶都沒有退路。但是臺灣是由它自身的文化與政治母體割讓給日本，是分離出來的，因此，對岸「唐山」的存在一直是個因素，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減低其作用。在日本統治下，有一些臺灣人由於各種原因（如不滿殖民統治）而移住中國大陸。臺灣光復之後，他們陸續返臺。本地臺灣人稱他們為「半山」──半個唐山人、半個臺灣人。「半山」在後來的用法裡，有些特定的意思，大抵是政治義的；指那些居留於中國大陸，和國民黨有密切關係而於光復後返回故里的臺灣人。他們在光復前後扮演非常特別而微妙的角色。
臺灣之割讓給日本，明載於條約，而中國自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以來，歷經清末庚子之亂、辛亥革命、軍閥專政、國共內戰等巨變，政治社會動盪不安，無暇顧及臺灣。然而，少數旅居大陸的臺灣人還是心存藉由祖國解救臺灣之想。一九四二年，重慶當局把四月五日定為「臺灣日」，在臺灣人政治社群和國民黨當局的宣傳之下，一時間「收復臺灣」、「光復臺灣」的聲浪高張。一九四三年，中、美、英三國領袖在開羅會晤，確定了臺灣戰後歸還中國的原則。由於收復臺灣有望，國民政府於是組成「臺灣調查委員會」，為接收臺灣做準備工作。不少臺灣人參與臺灣調查委員會；他們出身臺灣，又在國民黨領導下的中國生活工作，因此了解兩邊的情況。在積極準備接收臺灣之際，頗有一些臺灣人對當局提出建言。他們的建言，事後看來，類似預言，給人「不幸而言中」之感。
《臺灣民聲報》是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於重慶創刊的半月刊。一位署名臬紹的作者在該刊上，針對臺灣的復員提出十點要求：一、臺灣總督伯權及類似的伯權退出臺灣社會；二、臺灣地方自治制度的改善延續；三、祖國當局選派足以示範的公僕到臺服務；四、祖國當局儘先確立以當前臺灣物價指數為標準的新幣制；五、復原當局對語言文字採取漸替政策；六、復原當局儘量防止政局變換的失業；七、復原當局防止臺灣人民土地所有權的不合理變動；八、復原當局防止臺灣人民流動資本及固定資本的急劇變動；九、復原當局給予臺灣人民言論思想及結社的自由；十、復原當局制止額外的紛亂及不正當的事物搬進臺灣。
另一位署名孝紹的作者警告說：「五十年來臺灣人熱望歸宗祖國，……惟臺灣人卻不愛祖國的落後，祖國的畸形的社會生活。」他呼籲「祖國上下以『留東五十年老留學生』看待臺灣人民。這觀感非常重要，倘如以日本殖民或日本奴隸（一般臺灣人都具有反抗精神的）看法對付臺灣人，那麼中國之收復臺灣，就無異中國之殖民臺灣了。」
這兩位作者是因為太了解中國才提出這樣的建言和呼籲，還是無意中流露出潛藏的擔憂與焦慮？或許兩者兼具，我們不清楚。可以確定的是，歷史見證了祖國接收臺灣的作法和政策，恰恰就是他們建言的對反！而其後果就是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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