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紀錄：☆ 2008年萊思紀念獎得主
☆ 2009年毛姆文學獎得主
名人推薦：讀者書評：

「感謝上蒼……一份可能變成枯燥無味的學究文體，竟被寫成了風格獨具的探索之旅。」

「希金斯的著作充滿了語源學知識與令人發噱的故事，生動描繪出英語是如何藉由借字變得這般豐富而精細。」
媒體推薦：「令人驚豔……！《英語的祕密家譜》每一頁都充滿了豐饒的閱讀回饋……苦心孤詣的詳細說解、縝密的論證與極具感染力的文字熱誠。」—— 每日電訊報

「豐富、精采可讀的歷史！」—— 波士頓環球報

語言的世界觀
英語其實是被引進英國的，日後的美國也是如此。這類混種語言（尤其是字彙方面，包含的語言足足超過350種）的歷史，也刻畫了英語人士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英語如何不斷求知求新，也可以看到英語這種清教徒所謂的「我們的」語言，如何受到外界的影響而改變形貌。

人都需要溝通，這點無庸置疑。語言能拉近我們的距離，也能讓我們形同陌路。雖說溝通不一定要靠語言，但語言仍是我們最靈活的溝通工具。字彙雖然並不完美，卻比肢體語言來得長久。人類能用語言表達自我，我們都將此視為理所當然，卻很少想過語言的起源或者語言所擁有的力量。

我們可能會不時忽然想到，究竟walnut（胡桃）跟wall（牆）有什麼關係？crayfish（淡水螯蝦）又不是fish（魚），為什麼字尾會有fish？事實上，walnut這個字是古英語walhnutu的現代變形，字面意思是「外國的堅果」，胡桃原本主要生長在義大利，傳入北歐後便稱為「外國的」，以有別於當地的 hazelnut（榛子）。至於crayfish，則是古法語crevice（淡水甲殼綱動物）的變體，其字源是德語的crebiz，今日的法語則稱為écrevisse。字尾的fish是誤聽的結果。重點是：其實我們很少思考自己為什麼這樣說話，我們和其他說著相同語言的人，有什麼共同之處？語言的傳承演變，能向我們吐露先人的哪些事情？又，語言究竟如何塑造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也許我們該思考一下。

語言是一種社交能量，而人類之所以異於其他物種，關鍵也就在於語言表達能力。人無法跑得像獵豹那麼快、長得沒公牛那麼壯，也不像細菌一樣能適應各種環境，但人腦有製造和處理語言的能力，也能進行抽象思考。雖然蜜蜂能用舞蹈告訴其他同類食物的所在，綠猴的叫聲能傳遞複雜的訊號，而雀類能夠唱出多達13種的曲調，但動物的溝通系統終究能力有限，唯獨人類擁有「開放式」的語言機制，能發出近乎無數種聲音組合。大約在8萬到15萬年前，我們就擁有了語言，能夠分享各種想法、在群體內或者跟不同群體溝通、挑起（或避免）戰爭、求偶及尋找伴侶，語言也使我們能夠製造出各種被稱為「工具」的物品。

每種語言各有特色。當我們說著自己的語言，可能會覺得一切就是那麼輕鬆自然，然而一旦我們講起外語，就能深刻體會到該語言的鮮明飽滿，擁有與眾不同的肌理與符碼，也都以獨到的方式傳遞歷史、文化及世界觀。不同情境適合不同的語言，傳說中神聖羅馬帝國的君王查理五世會對外交使節講法語，對女士講義大利語，對馬夫講德語，對上帝則講西班牙語。而他似乎很少講英語─只有對鵝說話時才會用到。尼可拉斯．奧斯勒在他的宏觀歷史巨著《語言帝國》中，便提到「各種歷史傳統的鮮明性格：阿拉伯文的高貴低調及平等主義；中文和埃及文有難以撼動的自負；梵文展現繁複的分類和階級；希臘文的創新充滿自信，但也導致自戀和賣弄；拉丁文隱含公民意識；西班牙文固執、貪婪、準確；法文崇尚理性；英文則推崇生意才幹。」這種概括說法頗具趣味，雖然有所局限，卻也透露了更深層的涵義：人類的各種語言揭露了世界的本質，而語言的發展史，也就是人類意識的發展史。

研究語言就像是在考掘人類經驗，文字中帶有過去各種夢想和苦痛的化石。如果正在閱讀本書的你，讀的是英文原文，那麼你我不僅共用同一種語言，也傳承了同樣的價值觀和文化傳統，因為我們共用的語言中留有許多前人使用的歷史痕跡。即使我們的處世態度多有不同，仍同樣受到英語特有的表達模式影響，此外還有格言、俗話、行話及俚語等。當我們看到字彙時，我們會有同樣的熟悉感。語言使人類產生各種社群與團結意識，但也造成種種分化和爭執。雖說這些都有可能只是出於錯覺或想像，卻仍深刻地影響人類的行為。

文字就像目擊證人。喬治．史坦納曾說：「我們用到某個字的時候，其實是激起了這個字的一切歷史。」只要有新的領域浮現，其新奇感就會反映在語言中。想必人人都有這種經驗：查英文字典的時候，發現某個字是源自某種異國語言。多數語言並不會有這種情形，像是阿拉伯語或匈牙利語，絕大多數字彙都能追溯到自身的古老傳統（儘管現在已顯得有些枯竭），而不是來自其他仍存活的語言。英語，可說是各種語言最不尋常的交會之處。

正因如此，有些人會認為英語有些「淫亂」，愛跟其他語言勾三搭四。雖然這個比喻頗為貼切，但需要稍加修正：我們可以說英語十分「開放」（或說「隨和」），卻不能說是來者不拒。英語之所以多方向外探求，其實是出於自信，而非不安全感。在某種層面上，英語的確是愛勾三搭四：為了讓自己張開雙手擁抱迎接入侵或融合，必須很清楚自己會得到什麼回報，英文的殷勤好客並不盡然出於善意。了解我們語言的字彙由何而來，有助於我們理解自己；這分理解雖能賦予人活力，卻也帶來不安的感受，因為這會使我們想起一些動盪、殘暴與狠心剝削的過去。英語最初是由於異族入侵而被迫吸收外來字彙，如拉丁語、古挪威語和法語。但在往後的旅程中，英語逆轉了這個方向，迫使其他語言的使用者接受英語。並非英語本身有什麼特質值得學習，而是種種政治事件讓英語變得實用，且非用不可。英語的歷史就是相會的歷史，影響深遠的、有利可圖的和暴力相向的相會。對於熟悉英語的人士而言，這語言有種鍊金術般的魔力，足以改變與之相交的所有東西。

每一個新字的產生，其實都是解決了某個問題、滿足某種智識或經驗上的需求。這樣的需求往往十分明顯，但有時人們卻視而不見，或只帶來隱約的感覺，一直要等到缺口補上了，才讓人驚覺原來有這個缺口的存在。

我們都曾為碰到新字而感到頭痛。我本可以說「看到」或「聽到」新字，但這個「碰」字自有其意涵：初遇新字，就像是發生了一場碰撞。第一次看到chutzpah（英勇無畏）這個來自意第緒語的字時，你有什麼感覺？初次邂逅aficionado（……迷）時又如何？這個字在西班牙文中原指鬥牛迷。你可能會感到迷惑，這真的是個字嗎？然後問道：這個字的存在，究竟代表了什麼？接下來，就是開始使用這個字。

舞弄文字對我們是種樂趣，無論是造字、習得新字，或是舊字新用。本書也會提到用字遣詞別具新意的作家，其中有些人對後世影響深遠，有些則能夠反映當時的語言環境。談到富有想像力的寫作，在此改述一下喬治．歐威爾的說法：就像是由側翼進攻一處無法從正面攻入的敵軍陣地，而作家手上的武器就是創新，可能是新的寫作技巧、或是新造的詞。像是pandemonium（幽冥世界；喧鬧）就來自彌爾頓的《失樂園》，意指「撒旦一干人等的最高首都」；diplomacy（外交）出自艾德蒙．柏克；pessimism（悲觀主義）則出自山繆．泰勒．柯立芝。首先使用picnic（野餐）一詞的是查斯特菲爾德伯爵，他是 18世紀的時髦政客，也是引領大眾品味的教父。至於較晚近的作家，則可舉俄國作家納博科夫為例，其小說《邪惡的標誌》綴滿了有趣的冷僻字，像是kwazinka（屏風摺疊處的狹縫），還有shchekotiki（又刺又癢）。

美國散文家愛默生曾說「語言是歷史的檔案櫃」。語言出現新的字彙，可能代表新的政治運動、最新發現，或是某種意見、看法的大幅修正。在語言中發現創新，會給人一種印象：這個社會在實務、智識、社交及美學上需要改變。我們的喜好、需求、憎惡或焦慮的改變，都會反映在所用的字彙中。一旦某個字所指稱的對象消失，或是大幅改變，字本身也會因過時而遭淘汰。許多外來語如今都已消失，但有一些仍會捲土重來。

英語的歷史只有短短1,500年，通常分為兩個時期：到16世紀末為止是第一期，英語逐漸成形；到了第二期，英語開始擴張，傳布至全世界。（至少就一般觀點是如此，也有少數人持不同看法，認為不列顛地區早在羅馬人抵達之前便已使用英語，而拉丁文其實也有部分是來自英語，這與一般觀點正好相反。）英語終其一生都不斷與大量語言接觸，一開始是透過入侵者和殖民者，後來則是經由英國的對外殖民和商業剝削，將這種語言送到近乎全世界的各個角落，並沿路不斷累積新材料。一千年前，英語大約有5萬個字彙；至於現在的字彙量，各家說法不一，有人說是70萬，有人說是100萬，甚至有人聲稱是200萬。

在「新」字中，只有極少數是全新創造，大多是借字、複合字、現有字彙的結合，或是舊字新義。一個字根只要加上字首字尾，就能延伸出許多字彙。我們渴望加快生活步調，這也導致新的縮寫字不斷出現。新字甚至可以藉由轉換詞性產生，像是executive（管理的；經理），在演變出名詞用法前的150年間只作形容詞用。此外，我們也很清楚字彙如何出現延伸字義：字彙會在我們日復一日的使用中變得強大，甚至如空氣般無形但又無所不在。使用者的誤解（不論有心或無意）也可能產生新字。

我們會為新的想法或產品命名，而這名字通常能告訴我們一些來龍去脈。借字會有一種「心理氣候」。我們不是用歷史來解釋語言，而是以語言的種種細節展望歷史全景。16世紀之前，英語並未大量向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借字，但從這之後便有許多借字，從中可看出歐洲各海權帝國之間的競爭，以及向外探索所能獲得的報酬。同樣地，如果我們觀察英語的拉丁語和希臘語借字，會發現area（區域）和crisis（危機）最早傳入，再來是alibi（不在場證明）和dogma（教條），persona（形象）和euphoria（陶醉）則更晚，從中我們也可以得到某些結論（或只是某些印象）。

套句維根斯坦的話，語言為我們的世界畫出邊界。許多讀者可能都有過這樣的感覺：去國外度假除了會看到一些喜歡或厭惡的事物，也會燃起一些新熱情，開始欣賞一些新口味，還能學到一些新詞，讓那些新見聞在腦中活靈活現。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在1589冬季前往奧斯陸迎娶新娘，並帶回名為skol（斯科爾）的酒。之後不到半世紀，英格蘭人與瑞典人在三十年戰爭中並肩作戰，於是學到了plunder（掠奪），而這個字又是瑞典人從德國盟友那裡學來的。後來英國在內戰期間廣泛使用這個字，主要用來描述貪婪的保皇黨軍隊。

還可以舉一些當代的例子。過去幾十年間，廉價航空旅行使世界縮小了，現在地球上很少有真正「遙不可及」的地方。但我們在旅途中學到的外語單字，往往在回國時就忘得一乾二淨。在曼谷旅行時，知道klong指的是運河可能會很有幫助；去希臘的時候，你也可能發現malaka這個字常出現在純男性團體中，那是一種親暱的玩笑，意思是「手淫者」。但只要你回到家，大概就再也用不上這兩個字。一般而言，外來語彙會圍在某個重大事件或顯著的現象旁，而不會只是短暫交會。

我曾經多次提到「借字」這個詞，但其實講「借」並不見得恰當，因為出借這些字的語言仍保有這些字彙。外來語傳入英語後，可能會有一段試用期，也有一段時間可能會受到批評，或是令人望而生畏，但不論如何，並沒有把字彙「還回去」這種事。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能讓借字在新的語言環境裡站穩腳步？大多數新詞都只能享有一時的光彩，然後就逐漸褪色。真正能留存下來的，必定是實用、能解決沉痾，而且已廣為流傳的字詞。此外，這個字應該要易於使用，至少不能複雜得讓人發怒。我個人雖然很喜歡pinpilinpauxa這個字，這是巴斯克語的「蝴蝶」，但我可能得花上很大的工夫，才能說服別人這個字是實用的。

語言會不斷變化。只要是活的語言，就不可能停滯不前，而每一種語言也都是在自身造成的洪流中移動。正是這種活力，讓語言確保其主體性。只要還有群體在移動，語言就會繼續變化。有些人預測未來世界會是個語言的烏托邦，人人會以更直接的方式來溝通。在1850年代，亞歷山大．麥維爾．貝爾發明了一套以符號標記發音的系統，希望能夠成為國際通用的「可視語言」（Visible Speech）；其子亞歷山大．格拉漢．貝爾青出於藍，發明了電話，渴望將他眼中日益分化的美國團結起來。在《如神的世人》（1923）一書中，H. G. 威爾斯想像未來的人將以「直接傳輸」的方式交流思想：「在想法穿上文字、發出聲音之前，對方就能接收那個想法。他們用心靈傾聽。當發話者興起某個念頭，在他用文字表現，甚至還未將之轉為文字前，對方就在心裡接收到了。說話的人開口之前，其他人就能知道他要說什麼。」背後的理念值得讚許，但此事一旦成真，大概會令我們緊張不已。「直接傳輸」雖能帶來許多好處，但犧牲的可能也不少。

而在今日，語言數量正逐漸消減，我們更應珍惜語言的多樣性，就像珍惜人類多樣的興趣、能力和傳統。不同語言擁有各自的創意潛能，也以獨特觀點理解世界，並具體呈現其使用者的文化及歷史，賜予其子民力量：這就是文明的四肢。各種語言盛開的繁花是如此燦爛，只能說單一語言的人即使再世故，也無法全然領會。不同文化會以微妙的方式相互影響，語言帝國間或許會和彼此決裂，但將仍藕斷絲連。

語言的世界觀
英語其實是被引進英國的，日後的美國也是如此。這類混種語言（尤其是字彙方面，包含的語言足足超過350種）的歷史，也刻畫了英語人士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英語如何不斷求知求新，也可以看到英語這種清教徒所謂的「我們的」語言，如何受到外界的影響而改變形貌。

人都需要溝通，這點無庸置疑。語言能拉近我們的距離，也能讓我們形同陌路。雖說溝通不一定要靠語言，但語言仍是我們最靈活的溝通工具。字彙雖然並不完美，卻比肢體語言來得長久。人類能用語言表達自我，我們都將此視為理所當然，卻很少想過語言的起源或者語言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