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智慧名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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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是儒家經典之一，又稱《小戴禮記》、《小戴禮》、《小戴記》，西漢戴聖撰集。戴聖，字次君，梁國（治今河南睢陽）人，生卒年不詳。據《漢書·儒林傳》載，他與漢宣帝（前七三―前四九年在位）同時，是著名經學家，官至九江郡太守。戴聖和他的叔父戴德都是禮學大師后倉的學生，世稱為小戴、大戴。相傳戴德刪益古「記」得八十五篇，其姪戴聖又從中刪得四十九篇，後人遂名之《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東漢時經學家鄭玄為《小戴禮記》作注，於是傳習它的人愈來愈多，其影響也愈來愈大，這就是流傳至今的《禮記》，它與《儀禮》、《周禮》並稱為「三禮」。
《禮記》凡四十九篇，內容龐雜而豐富。當代學者王文錦先生在《經書淺談》一書中，將四十九篇大體分成八類：專記某項禮節的，體裁跟《儀禮》相近，有《奔喪》、《投壺》；專說明《儀禮》的，有《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分別解釋《儀禮》中之《士冠禮》、《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儀》、《燕禮》、《喪服》各篇；雜記喪服喪事的，有《檀弓》、《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等篇；記各種禮制的，有《王制》、《禮器》、《郊特牲》、《玉藻》、《明堂位》、《大傳》、《祭法》、《祭統》、《深衣》等篇；記日常生活禮節和守則的，有《曲禮》、《內則》、《少儀》等篇；記孔子言論的，有《坊記》、《表記》、《緇衣》、《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哀公問》、《儒行》等篇，均為託名孔子的儒家言論；有結構比較完整的儒家論文，如《禮運》、《學記》、《祭義》、《經解》、《大學》、《中庸》等篇；授時頒政的有《月令》；為王子示範用的有《文王世子》。
關於《禮記》各篇的年代屬性問題，歷來眾說不一。大多數學者把《禮記》的年代定在西漢。也有不少學者從《漢書·藝文志》之說，認為《禮記》的基本材料出於孔門七十子之徒，只是後來經過了漢儒的加工或竄改。但也有少數學者認為《禮記》是先秦的作品，如當代學者沈從文先生從周秦兩漢墓葬所反映的制度對《禮記》的年代作了如下判斷：「所發墓葬，其中制度，凡漢代者，以《禮記》證之皆不合；凡春秋、戰國者，以《禮記》證之皆合；足證《禮記》一書必成於戰國，不當屬之漢人也。」（《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一七六頁引）這種研究方法雖有說服力，但尚不能從文獻本身來證明。
一九九五年，湖北荊門的郭店楚墓出土了一批戰國中期偏晚的竹簡，除《老子》外，大體上是儒家文獻，其中不少內容涉及到《禮記》。這批珍貴資料的發現，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迴響，從而對《禮記》年代和性質的認知有了新的突破。許多學者認為，雖然《禮記》中的少數篇章或疑為西漢儒者所作，或目前尚缺乏必要的證據來判斷它們的年代，但大部分篇章當屬於戰國時作品。這就為《禮記》和早期儒家的研究開闢了更廣闊的領域。
《禮記》自東漢鄭玄為之作注以後，其地位逐步上升，由原來為經典的附庸上升為與《儀禮》、《周禮》鼎足而三的「正經」。其後，從三國的魏、蜀至晉初，均立三禮於學官，晉元帝更立《禮記》鄭氏博士。梁武帝作《禮記大義》十卷。唐初，太宗命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禮記》便居其一。唐朝設科取士，把《左傳》、《禮記》列為大經，《儀禮》、《周禮》、《詩經》等列為中經。宋以後到明清，《禮記》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南宋理學家朱熹將《禮記》裡的《大學》、《中庸》二篇抽出，與《論語》、《孟子》合為「四書」，並作《四書章句》。此後八百年間，「四書」內容一直被列為科舉考試的題目，成為天下士子們的必讀之書。到了明朝，《禮記》取代《儀禮》成為五經之一，其地位進一步提高。
從西漢到明清的漫長歷史時期中，《禮記》何以愈來愈受重視？究其原因，是由於《禮記》不僅記載了具體生活中許多實用性較大的細枝末節，而且詳盡地論述了各種典禮的意義和精神，相當全面而深刻地宣揚了儒家的禮治主義，從而使其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並進而達到獲得「長治久安」目的不容忽視的大政方針。可以說，《禮記》在過去兩千多年裡對中華民族的思想、品格、心態的影響是複雜的、多方面的，不可一概而論。與《儀禮》、《周禮》兩書比較，儘管這兩部書體例較《禮記》完整，取得經典地位較《禮記》早，但《禮記》的影響則遠比上兩書為大，它僅次於《論語》，可與《孟子》比肩，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社會狀況不可多得的寶貴歷史資料。
在封建時代，《禮記》被視為「學術、治術，無所不包」的一部經典，它涉及到政治、法律、倫理、哲學、教育、歷史、文學、祭祀、民俗、衣飾、器物、飲食等等諸多領域，可以說包羅萬象。從總體上看，它已是過時的東西，但就其價值系統看，其中的精華部分，對當今社會仍有其借鑑和認知意義。
關於人的價值，《禮記》闡述了人的重要性，把塑造什麼樣的人放在中心地位。對於人的價值的論述，集中體現在《大學》篇。《大學》云：「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朱熹認為，這是「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教育人、塑造人的最終目的，就是能夠承擔起治國平天下的大任。修齊治平的道路，就是實現人生價值的道路，就是人生理想人格的自我實現的過程。《禮記》中還特別強調了執政者的個人品德修養在治國行政中的重要性。哀公問政，孔子答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子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君主治國行政，主要靠自己的表率作用。「上樑不正，則下樑歪」，這是古今之真理。
關於社會的價值。《禮運》篇集中討論了理想價值和現實價值的實現。理想價值就是大同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謂大同。」這一精練而優美的描述，不僅反映了我們祖先對美滿而公正社會的強烈嚮往，而且成為歷代志士仁人建立理想社會的重要依據。現實價值就是小康社會。實現小康社會的標誌就是「人肥」、「家肥」、「國肥」、「天下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國家物質豐富，社會文明，天下大順，就是實現了社會的現實價值。
在思想方法上，《禮記》也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東西，最突出的就是不走極端的「中庸」理論。《中庸》講：「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也。」所謂「致中和」，也就是「中庸」，即以「中」為用。所以，「中庸」的思想方法就是不走極端，凡事要做到合情合理。
另外，還有記錄許多生活上細小儀節的篇章，有專門探討制禮深義的篇章以及具體記錄各種祭禮、喪禮、冠禮、鄉飲酒禮、射禮、聘禮等等的篇章，這些內容雖大都已遠離今天的生活，但對於認識和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對於全面理解儒家的思想體系，仍有其重要的史料價值。
但是，《禮記》中也存有一些封建糟粕，如全力強調和維護建立在親親尊尊基礎上的等級制度，竭力宣揚男尊女卑等等，對此我們必須採取批判的態度。
歷代注釋《禮記》的著作很多，除鄭玄《禮記注》外，最重要的是唐代孔穎達的《禮記正義》。此外，宋代衛湜的《禮記集說》、清代杭世駿的《續衛氏禮記集說》、朱彬的《禮記訓纂》、孫希旦的《禮記集解》等較為有名。今人傅任敢的《學記譯述》、張守基的《學記注譯評》、楊天宇的《禮記譯注》等，也各具特色。
本書按照「叢書」體例的統一要求，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名言」，是從全文標點本《十三經·禮記》中選出的傳誦較廣、較久，至今對人們有借鑑和認知作用的名言、格言。第二部分「要義」，是用通俗語言對「名言」的內涵及其現代意義進行詮釋，力求做到簡明、扼要、準確，以有助於對「名言」的理解。第三部分「故事」，是從中國古代有關著述中選取與「名言」內容相應的故事，這些故事通俗易懂，形象生動，內容健康。

作者簡介：

張樹驊，山東樂陵市人。先後擔任山東省作家協會紀檢組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副會長、山東省政協常委、科教文衛體委員會主任。先後主編《儒商與二十一世紀》、《先秦經典智慧名言故事》叢書、《儒藏論壇》等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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