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廢紙堆中，這是我的love story。三十五年來我用壓力機處理廢紙和書籍，三十五年中，我的身上蹭滿了文字，儼然成了一本百科辭典──在此期間我用壓力機處理掉的這類辭典無疑已有三噸重，我成了一只盛滿活水和死水的罈子，稍微側一側，許多蠻不錯的想法便會流淌出來，我的學識是在無意中獲得的，實際上我很難分辨哪些思想屬於我本人，來自我自己的大腦，哪些來自書本，因而三十五年來，我同自己、同周圍的世界相處和諧，因為我讀書的時候，實際上不是讀，而是把美麗的詞句含在嘴裡，嘬糖果似地嘬著，品烈酒似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呷著，直到那詞句像酒精一樣溶解在我的身體裡，不僅滲透我的大腦和心靈，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騰，衝擊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每一個月，我平均用壓力機處理兩噸重的書籍，為了找到足夠的力量來從事這項神聖的勞動，三十五年中，我喝下的啤酒就是灌滿一個五十米長的游泳池，就是灌滿一大片養聖誕鯉魚的養魚槽，也綽綽有餘了。我在無意中有了學問，現在我確知我的大腦是一堆被壓力機擠壓得嚴嚴實實的思想，一大包觀念，我掉光了頭髮的腦袋是灰姑娘的核桃。我相信在那樣的時代，當一切思想都只記載在人的腦海中時必定格外美好，那時倘若有人要把書籍送進壓力機，他就只得放入人的腦袋，然而即使這樣也無濟於事，因為真實的思想來自外界，猶如容器裡的麵條，人只是隨身攜帶著它而已，因此全世界的柯尼阿什們焚書是白費力氣，如果書上記載的言之有理，那麼焚燒的時候便只會聽到書在竊竊暗笑，因為一本地道的好書總是指著別處而溜之大吉。我買過一個計算器，能加減乘除，還能開方，一個不比小皮夾大多少的小玩藝兒。我曾壯著膽子用起子撬開它的後蓋，不勝驚異地發現，裡面除了郵票般大、十張書頁那麼厚的一個小方塊之外，便只有空氣了，滿載著數學變化的空氣。當我的目光落在一本有價值的書上，當我一行行閱讀這些印刷的文字時，這書留下的也唯有非物質的思想而已，這些思想撲扇著翅膀在空氣中飛，在空氣中滑翔，賴空氣生存，回歸於空氣，因為歸根結柢一切都是空氣，正像教堂裡的聖餐，既是基督的血又不是。三十五年來，我處理廢紙和書籍，而我生活在一個已有十五代人能讀會寫的國土上，居住在過去曾經是王國的地方，在這裡，人們過去和現在都有一種習慣，一種執著性：耐心地把一些思想和形象壓進自己的頭腦，這給他們帶來難以描述的歡樂，也帶來更多的痛苦，我生活在這樣的人民中間，他們為了一包擠壓嚴實的思想甘願獻出生命。現在這一切都在我的身上重演，三十五來我按動這台機器的紅色和綠色電鈕，三十五年來我喝著一杯又一杯的啤酒，不是為了買醉，我憎惡醉鬼，我喝酒是為了活躍思維，使我能更好地深入到一本書的心臟中去，因為我讀書既不是為了娛樂，也不是消磨時光，更不是為了催眠，我，一個生活在已有十五代人能讀會寫的國土上的人，我喝酒是為了讓讀到的書永遠使我難以入眠，使我得了顫抖症，因為我同黑格爾的觀點是一致的：高貴的人不一定是貴族，罪犯不一定是凶手。如果我會寫作，我要寫一本論及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大不幸的書。通過閱讀，我從書本中認識到天道不仁慈，一個有頭腦的人因而也不仁慈，並非他不想仁慈，而是這樣做違背常情。珍貴的書籍經過我的手在我的壓力機中毀滅，我無力阻擋這源源不斷、滾滾而來的巨流。我只不過是一個軟心腸的屠夫而已。……三十五年來，我用壓力機把這些東西壓碎，打成包，每周三次有卡車開來把包運走，送到火車站，由火車運往造紙廠，在那裡工人們剪斷捆包的鐵絲，把我的勞動果實倒入鹼和酸的溶液中，其強度足以溶化那些總是割破我手指的刮臉刀。然而，正如流經工廠區的渾濁河水中偶爾會有美麗的小魚閃現一樣，在這廢紙的長河中，不時也會有珍貴書籍的書脊放出奪目的光彩，我的眼睛被它耀得發花，我朝別處望了片刻，然後才迅速把它撈出來，先在圍裙上抹抹，翻開書頁聞聞它的香味，這才像讀荷馬預言似的讀了第一句，它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的視線，之後我把它收藏在一只小箱子裡，同我發現的其他珍貴書籍放在一起，小箱子裡鋪了許多聖像畫，是不知什麼人連同一些祈禱書誤扔進地下室的。後來，這成了我的彌撒，我的宗教儀式，這些書我不僅每一本都仔細閱讀，而且讀過之後還在我打的每個包裡放進一冊，因為每個包我都要給它裝飾打扮一番，必須讓它帶著我的個性，我的花押。要讓每個包都具有特色可是件煞費腦筋的事情，為此我每天在地下室得多幹兩個小時，提早一個鐘點上班，有時連星期六也得賠上，把永遠堆積如山的廢紙送進機器，打包。上月，有人送來三千六百公斤繪畫大師的複製品，扔進地下室，六百公斤浸透了水的倫勃朗、哈爾斯、莫奈、克里木特、塞尚，以及歐洲其他繪畫巨匠的作品，我於是在每個包的四周裹上一幅名畫的複製品，到了傍晚，當這些包整齊地堆放在升降梯旁邊等待運走時，它們身上裹著的美麗畫幅使我怎麼也看不夠，瞧，這張《夜巡》，這幅薩斯基亞像，這幅《草地上的早餐》，這張《縊死者之家》，這張《格爾尼卡》。另外，在這個世界上唯有我知道每一包的中心還藏著一本名著，這個包裡是翻開的《浮士德》，那包裡是《唐‧卡洛斯》，這兒裹在臭烘烘的紙張中、封皮染有血污的是《許佩里翁》，那兒，裝在舊水泥袋裡的是《查拉圖司特拉如是說》。因而，在這個世界上唯有我知道，哪個包裡躺著──猶如躺在墳墓裡──歌德、席勒，哪個包裡躺著荷爾德林，哪個包裡是尼采。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既是藝術家又是觀眾，為此我每天都搞得疲憊不堪，身上擦破了皮，劃了口子，累得要休克，為了緩解和減輕一些這巨大的體力消耗，我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上胡森斯基酒店打啤酒的時候，一路上我有足夠的時間琢磨、幻想下一個包該是什麼樣。我灌下那麼多的啤酒，為的是更清晰地看到前景，因為我在每一個包裡藏了一件珍貴的遺物，一口沒有蓋的兒童小棺材，撒滿了枯萎的花朵、碎錫紙角、天使的頭髮，我給書籍鋪了一張舒適的小床，它們像我一樣莫名其妙地來到了這間地下室。因此，我幹活老是完不成任務，院子裡的廢紙堆得山一般高，都頂到天棚了，從洞口倒進我地下室的廢紙也堆積如山，同院子裡的那座山連接了起來。因此主任有時用鐵鉤扒開洞口，臉氣得通紅朝我叫嚷：漢嘉，你在哪兒？

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廢紙堆中，這是我的love story。三十五年來我用壓力機處理廢紙和書籍，三十五年中，我的身上蹭滿了文字，儼然成了一本百科辭典──在此期間我用壓力機處理掉的這類辭典無疑已有三噸重，我成了一只盛滿活水和死水的罈子，稍微側一側，許多蠻不錯的想法便會流淌出來，我的學識是在無意中獲得的，實際上我很難分辨哪些思想屬於我本人，來自我自己的大腦，哪些來自書本，因而三十五年來，我同自己、同周圍的世界相處和諧，因為我讀書的時候，實際上不是讀，而是把美麗的詞句含在嘴裡，嘬糖果似地嘬著，品烈酒似地一小口一...

【譯序】一個「中魔者」的「愛情故事」◎楊樂雲
《過於喧囂的孤獨》是捷克當代著名作家博胡米爾‧赫拉巴爾 （Bohumil Hrabal，一九一四—一九九六） 的代表作，是他許多優秀作品中思考最深、醞釀最久的一部傳世之作。

博胡米爾‧赫拉巴爾被稱為本世紀下半葉捷克先鋒派作家最重要的代表。他出生在布爾諾，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均在小城市尼姆布林克度過，父親是該市啤酒釀造廠的經理，母親為業餘演員，家庭生活優裕。一九三五年入查理大學攻讀法律。一九三九年德國納粹占領軍關閉了捷克斯洛伐克所有的高等學府，赫拉巴爾因而輟學，戰後回校完成學業並取得法學博士學位。自一九三九年起，有二十餘年時間，他先後從事過十多種性質不同的工作，當過公證處職員、倉庫管理員、鐵路工人、列車調度員、保險公司職員、鋼鐵廠的臨時工、廢紙收購站打包工、劇院布景工和跑龍套演員等等。一九六二年以後專門從事寫作。多種多樣的生活經歷為他的小說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他曾說過：「我的作品實際上是我生活的注釋。」也正是由於他長期生活在普通勞動人民中間，他的小說才有那樣濃厚的鄉土氣息，被認為是最有「捷克味兒」的捷克作家。

赫拉巴爾的創作生涯起步較晚。在一篇題為〈我為什麼寫作〉的文章中，他回憶說：「二十歲以前，我壓根兒不懂什麼是寫作，什麼是文學，中學時期我的語文成績經常不及格。」但二十歲以後，他迷上了文學，並在寫作中找到了極大的樂趣。他起初寫詩，但從未出過詩集，後來轉而專寫小說。

赫拉巴爾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底層的珍珠》於一九六三年問世，那時他已四十九歲。不過，他的小說創作活動實際上在五○年代或更早一些時候便已開始，只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的小說大多未能與讀者見面。《底層的珍珠》出版後立即受到重視，許多評論家看出作者已是一位有獨創性的成熟作家。次年，他的另一本更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說集《中魔的人們》出版，引起很大的反響。「中魔的人們」原文 pabitele，是赫拉巴爾自己造出來的一個捷克新詞，用以概括他小說中一種特殊類型的人物形象。由於這個詞以及由之而來的 pabeni （中魔）在詞典中無從查找，赫拉巴爾在不同場合曾對這個詞的含義作過反覆闡釋，他說「中魔的人」是這樣一種人，他們善於從眼前的現實生活中十分浪漫地找到歡樂，「善於用幽默，哪怕是黑色幽默來極大地妝點自己的每一天，甚至是悲痛的一天」。中魔的人透過「靈感的鑽石孔眼」觀看世界。他看到的汪洋大海般的美麗幻景使他興奮萬狀，讚歎不已，於是他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沒有人聽他說的時候，他便說給自己聽。他講的那些事情既來自現實，又充滿了誇張、戲謔、怪誕和幻想。由於這個詞是赫拉巴爾生造的，譯者只得憑自己對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理解和體會，姑且譯為「中魔」。另有譯者建議乾脆音譯為「巴比代爾」並附以說明。這也未始不是個辦法。

六○年代初，捷克文壇在擺脫了僵硬的教條主義文藝路線的束縛之後，作家們都在尋找和探索新的創作道路。赫拉巴爾把「中魔」看作他創作實踐中的一個新嘗試，想「看看小說能否以另一種形式寫成」，「寫出從形式到內容都一反傳統的作品來」。他的「中魔的人」表面上看來豪放開朗、詼諧風趣，但他們透過「靈感的鑽石孔眼」展示的世界與現實形成強烈的反差，從而映襯出主人公處境的悲慘，帶有悲劇色彩。

《過於喧囂的孤獨》是赫拉巴爾晚年的作品，在風格上與他的早期小說略有不同。這部小說通過廢紙收購站的一個老打包工漢嘉的通篇獨白，講述他在這裏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故事和感想。赫拉巴爾曾於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在布拉格的一個廢紙回收站當了四年打包工。據他自己說，他到這裏工作之後不久，便產生了要寫這麼一篇小說的想法。這個想法在他腦海裏醞釀了二十年之久。廢紙收購站的四年生活給他的感受如此之深，使他一直沒有放棄這個題材，而是不斷地對它加以補充，進行反覆的深刻思考，直到主人公漢嘉與他自己融為一體。這部小說的寫作過程也不很一般，他推倒重來一共寫過三稿：第一稿作者自稱是「一部阿波里奈爾 式的詩稿」，因為他「把整個故事看成僅僅是抒情詩了」；第二稿改為散文，用的是布拉格口語，但他覺得缺乏嘲諷味兒，即我們在文中感受的黑色幽默。他認為主人公，一個通過閱讀廢紙回收站的舊書而無意中成為的文化人，用口語作獨白不很合適，於是又改用作者所說的「一絲不苟的嚴謹語言，捷克書面語」寫出了第三稿。這一稿讀來猶如一部憂傷的?事曲，他滿意地說：「直到現在這個故事才是動人的。」他自己被感動得幾乎落淚。小說完稿的時間是一九七六年，但當時無法問世，只得放在抽屜裏。一九八七年，作家瓦楚利克用自行刊發的形式將它出版，讓它與讀者見面。這部佳作直到一九八九年底才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赫拉巴爾小說中的主人公都是一些普通人，是他自己與之等同並稱之為「時代垃圾堆上」的人。這些人的處境往往很悲慘。《過於喧囂的孤獨》中廢紙回收站的老打包工漢嘉就是一個處於社會底層的普通人。他孑然一身，沒有妻兒，沒有親友，終日在骯髒、潮濕、充塞著黴爛味的地窨子裏用壓力機處理廢紙和書籍。他渾身髒臭，當他偶爾拿著啤酒罐走出地窨子去打啤酒時，他那副尊容會使啤酒店的女服務員背過身去，因為他手上染著血污，額頭貼著被拍死的綠頭蒼蠅，袖管裏會竄出一隻老鼠。就這樣的生活，他年復一年度過了三十五個春秋。他沒有哀歎命運的不濟、社會的不公，卻把這份苦差事看作他的love story，把陰暗潮濕的地下室看作「天堂」。他說三十五年來，用壓力機處理廢紙和書籍使他無意中獲得了知識，他的「身上蹭滿了文字，儼然成了一本百科辭典」，他的腦袋「成了一隻盛滿活水和死水的罈子，稍微傾斜一下，許多滿不錯的想法便會流淌出來。」他滿懷深情地講述他的「愛情故事」，訴說他對視如珍寶的書籍的青睞，細緻入微地描繪讀書的樂趣，以及從廢紙堆中救出珍貴圖書給他帶來的喜悅。他沉痛地傾訴當他目睹人類文明的精華、世界文化巨人的著作橫遭摧殘時，心頭感到的痛惜與憤懣。由於這一切都出自一個普通老打包工之口，讀來格外扣人心弦。

《過於喧囂的孤獨》或許可以說是這位作家的最後一部傳世之作。他自己對這部作品曾說過這樣的話：「我之所以活著，就為了寫這本書」，「我為《過於喧囂的孤獨》而活著，並為它而推遲了死亡。」誠然，赫拉巴爾在這部作品裏傾注了他全部對人類文明和進步的深刻思考，無限的愛和憂慮。

赫拉巴爾的晚年過得不幸福。他沒有兒女，妻子去世後他生活孤單。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政體改變之後，輿論界對他偶有微詞，不公正的指責刺傷著他敏感的
心。一九九六年底，他因患關節炎、脊背痛住進醫院。次年二月三日，正當他將病癒出院之際，人們發現他突然從病房的五層樓窗口墜落身亡。這一悲劇是出於自殺還是由於探身窗外餵鴿子時的不慎失誤，無人說得清。它將永遠是個謎。對於廣大讀者來說，在悼念、惋惜之餘，不免要把這個謎與他筆下經常出現的人物聯繫起來加以猜測，感到它多少帶有些「中魔」的色彩。

【譯序】一個「中魔者」的「愛情故事」◎楊樂雲
《過於喧囂的孤獨》是捷克當代著名作家博胡米爾‧赫拉巴爾 （Bohumil Hrabal，一九一四—一九九六） 的代表作，是他許多優秀作品中思考最深、醞釀最久的一部傳世之作。

博胡米爾‧赫拉巴爾被稱為本世紀下半葉捷克先鋒派作家最重要的代表。他出生在布爾諾，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均在小城市尼姆布林克度過，父親是該市啤酒釀造廠的經理，母親為業餘演員，家庭生活優裕。一九三五年入查理大學攻讀法律。一九三九年德國納粹占領軍關閉了捷克斯洛伐克所有的高等學府，赫拉巴爾因而輟學，戰後回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