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一切都在歷史之下（摘錄）

對接下來立志認真學習歷史學的讀者們，筆者想就個人淺見，說明應該注意的事項，以及應該朝著怎樣的方向前進。坊間以「史學概論」或「史學入門」為標題的書籍不在少數，多數大學也都有針對初學者的史學導論課程。此外，卡爾的《何謂歷史》和布洛克的《史家的技藝》（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到今天都還十分受用，叫人獲益良多（Carr 1962, 2022; Bloch 2004）。另外，也早有許多出版品介紹全球史（Global History）、20世紀後半葉以來的歷史學新潮流，並探討近年歷史學的危機（語言論的轉向），針對中學及高中歷史教育建言的文章與書籍也與日俱增。

故有人認為關於歷史學的方法，該說的都已述說殆盡，日後無論由誰撰寫相關題目應該都大同小異（的確有許多內容相似的書籍）。但筆者認為，除了沿襲傳統的史學概論以及單純介紹各種新潮流外，或許還是有可以更深入探討的空間。

在全球化世界混亂的局勢下，日本等先進國家的文化及學術形態受到影響，以致以往未曾受過懷疑的歷史見解也開始遭到質疑。面對如此挑戰，今日的我們應如何思考歷史，又該如何研究？筆者希望在本書中，結合學界的現況，深入且廣泛地探討這些問題，並向讀者傳達明確的訊息。

歷史學的長期演變

歷史學本身也有歷史，在每個時代都有應該遵循的歷史研究形態。首先，讓我們回到過去，簡單回顧一下「史學史」的重點。自古以來，撰寫歷史的史家無論是以「歷史」、「年鑑」、「編年史」等任何名稱呈現其作品，都會盡量避免讓人將自己的著作與「故事」或「虛構」（fabula）混為一談。因為一旦被貼上這樣的標籤，就會失去作品所描繪之對象的真實感。

但在中世紀以前的西方世界，「歷史」和「記憶」之間並無明確的區別。反之，正確的記憶者／記錄者才是傑出的史家。無論是希臘的希羅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Thucydides），還是中世紀歐洲的世界編年史和城市編年史作者，「史家」都應該僅記錄自己親眼目睹的事件，或者至少是直接從可信賴的證人那裡聽聞的事件。

當然，除了親身經歷的事件外，當時的史家也經常描述離自己出生極遠、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前的歷史，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從天地創造開始敘述的中世紀「世界編年史」。而在描述這些遙遠的過去時，能夠確保史家所述內容合乎歷史者，是具備神聖權威的聖經，或是在古代具有一定權威的哲學家與教父。人們崇敬並相信這些權威的言論，未曾驗證過其真實性。

故從古代到中世紀末期，史家一直以來都是記憶者／記錄者，或是盲目相信權威的信奉者。近代史學不可或缺的「史料批判」這種嚴格的審查程序，當時並不存在。然而，這並不代表中世紀的人們都不經驗證地進行歷史敘述。近年來的研究業已證實，彼時的人們已經會以考證學的方法來處理修道院中收藏的豐富史料（Guenée 1980）。

但從15世紀到18世紀期間，歷史和記憶之間的關係，經歷了緩慢卻徹底的轉變，最終甚至完全顛倒。在這個時期，人們開始認為，無論人類的記憶多麼鮮活、多麼直接，也無論多少人擔保其正確性，記憶本身已不能再被直接稱作歷史。換句話說，史家不再是親身見證或聽聞事件的記憶者／記錄者。這是因為記錄現實事件痕跡的「史料」（主要是文獻）出現了，史料作為歷史學傳播歷史事實到後世的媒介，是歷史研究／敘述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詮釋」史料於是成為史家最重要的工作，其詮釋優劣也決定了歷史敘述的正確與否。

「史料」的出現使歷史不再是一次性的敘述。同一史料經過不同的審視，便能創造出全新的歷史敘述，使歷史可以不斷重複、再生。但另一方面，就算是「這是我親眼所見」這種同時代人們的直接證詞或記憶，也因此失去作為歷史素材的資格。人們開始認為，唯有透過記載那些證言及記憶的文書、日記、信件、繪畫、照片等「史料」，才能夠描繪歷史。

在近代初期，占歷史學主要地位的史料，多半是由國家等權力機構產生，故從18世紀後半葉到19世紀後半葉，歷史學家的研究目標，大多集中在記錄國家體制、外交、戰爭、條約、革命、權力鬥爭等政治事件和制度方面，國家當局對此也大力支持。到了19世紀，資產階級取代舊制度下的貴族，成為新興政治和社會菁英階級。他們開始透過歷史學家提出全新的歷史詮釋，企圖在既有的政治權威基礎上建立新的政治權威，藉此讓資產階級主導的民族國家正當化，並將民族國家視為資產階級的第一歸屬地和認同根源。

19世紀的歐洲各國都致力於發展科學化的歷史學，學者們也開始追求所謂實證主義的歷史學方法以及歷史學的功能轉變。誠然，近代史學的誕生及發展與民族國家的建立、民族主義的興起密切相關，是在仰賴國家的支持下才得以發展，並且是為國家利益和權威服務。但歷史學家們從未為此目的扭曲歷史學的科學性，此時的歷史學研究不再追求實際的用途，也與廣大民眾斷絕了連結，成為少數大學學者關起門來鑽研、互相批判的專業領域。

以往一直與「實用的過去」（本章文末詳述）相互交替研究，並作為個別市民安身立命之實用工具的歷史學，在19世紀發生了重大轉變。歷史學唯一的目標，在19世紀變成探索真實的學問。大學等機構開始制定有助於培養國家菁英的課程，政府也對此予以支持。於是，專業的歷史研究者，建立了業餘人士無法跨越的門檻，也就是嚴格的學術規範和慣例，讓專業歷史學家能夠與業餘人士區別開來，以保持其優越地位。此後想要成為歷史學家，便必須接受業餘愛好者無法達到的長期專業訓練。大約從這時開始，歷史學便努力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例如德國古代史家尼布爾（Barthold G. Niebuhr, 1776-1831）提出的史學方法論架構，就結合了詮釋學、比較語法學、語言學等學科的成果。此後，歷史學界也越來越重視應用其他（鄰近）學科研究的成果。

到了19世紀後半葉，歷史學界也開始出現新的研究領域，除了國家制度史、政治史，社會經濟史成為歷史學的另一主流外。自18世紀後半葉以來，英國率先發展產業，緊接著是法國和德國。這些國家開始從農村社會轉型為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也逐漸面臨嚴重的勞工問題及社會矛盾。故回顧歷史、探究社會問題根源，並為現狀提供解決方案的經濟史，成為當時最主要的歷史研究領域。人們開始關注對立的階級，將其視為推動歷史變遷的重要因素。

到了1970年代的高度資本主義時代，以人類學為基礎的社會史和文化史獲得了重大的發展。不同於過去以政治和社會菁英為中心的歷史學，新的社會史開始關注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以及社會關係；新的文化史也擺脫了以往僅研究少數思想家、藝術家、作家作品的形式，開始將研究範圍擴展到更廣泛的領域，研究沒有權力、無法為自己發聲的人們。歷史學家以民俗文化研究或心態史的方式，書寫他們的歷史。

此外，在1950-1980年代這二、三十年，「口述歷史」（Oral History）開始受到注視。歷史事件當事人的真實聲音，或是透過麥克風收錄的「聲音」，因作為歷史學的「資料」受到矚目。這是錄音設備技術發展、史料多元化，以及重視當代史／現在史等因素交織而成的結果。這也使歷史和記憶之間的關係再次變得模糊，需要重新思考。這點將在第三章詳細說明。

另外，歷史學近年來也面臨多重危機。首先是「語言論的轉向」，使得許多人以為歷史和虛構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導致自稱歷史學家的小說家、記者和其他領域的學者開始侵入歷史學家的領域。第二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斷擴張，歷史學逐漸失去其獨特的對象，導致歷史學領域更加細分，造成學科本身的問題。第三是全球化使所謂的「全球史」蓬勃發展，此學科一方面確實擺脫了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觀，揭示全球範圍內的聯繫和互動，以及探究新起因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也讓人擔心這是否會導致人們忽視史料批判等傳統實證主義史學的研究方法。第四則是將國家間懸而未決的問題，視為「歷史問題」。大眾媒體和電子遊戲也經常扭曲、反覆或僵化歷史形象，這些問題都涉及歷史的民主化和歷史教育等課題。

強化社會史和心態史研究

誠然，從長遠來看，歷史（學）的必要條件及目標對象經歷了一連串的變遷，也引發了許多問題。但這種變遷，並不是一種研究方法或觀點完全取代另一種，而是在既有的研究傳統基礎上，發展出新的研究方法及觀點。21世紀的歷史學，應是建立在這些長期變遷和積累的基礎上。

不過，曾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期間，為歷史學帶來了豐碩的成果，並在以歐美為中心，甚至連日本都掀起一波熱潮的法國年鑑學派，近年來的影響力卻逐漸式微。

隨著世界各國逐漸走向政治保守主義，排外民族主義也隨之高漲，一些歷史學家也出現開歷史倒車、提倡回歸過去的言論：「（我們應該）放棄社會史或心態史這類太過抽象、難以理解的東西，回歸研究國家制度、統治機構、社會制度等主題。」筆者身邊就時不時有研究者發表這樣的言論。在這種言論的背後，其實存在著一種相信政治、國家制度才是歷史「骨幹」的錯覺，認為其餘的文化現象、社會關係都受其支配。難道我們要再次陷入單純實證主義史學的陷阱，無批判地研究形成並保存於古文書館中的史料背後所涉及的各種制度和社會體系，或者回到懷舊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陷阱嗎？當然，政治史和法制史無疑仍是歷史學中的重要領域，但我們應該採用更符合時代潮流的觀點和方法研究。

在全球化讓國家概念逐漸式微，資本主義發展也陷入瓶頸的現狀下，如果我們要正確汲取以往歷史學的遺產，並在此基礎上追求新的歷史學，那麼筆者認為（廣義的）社會史和心態史便是極具潛力的方向。它們看起來或許抽象、模糊，但其與社會的連結和心態，正是歷史根源的骨架。因此，「進一步推動社會史和心態史的研究」，是本書想要傳達的重要訊息。此外，在全球化時代，許多人認為全球史應該成為歷史研究的主流，筆者也同意此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筆者也相信，強化社會史和心態史的研究和發展全球史之間，並不存在矛盾。

正如托爾斯泰（Lev Tolstoy, 1828-1910）所言，所有歷史事件都有無數面向。其中的政治面向，往往是發生在日常生活以外的偶發事件，只占構成真實歷史要素的一小部分，卻經常被視為最重要且直接的因素。與之相比，發生在人們內心世界、理應是最真實、最直接的人生體驗，卻往往被人們遺忘（Berlin 1973: 23-77）。筆者最近也有同樣的感觸。

社會史所追求的，就是全面考察特定時代和區域的歷史，希望藉此了解所有人群，特別是從社會底層推動歷史前進的人們。正因如此，以女性、兒童、老年人、民眾、貧民、邊緣人等為主角的歷史學，開始登上舞臺。社會史學者希望從正面關注上述這些人物，重現他們的生命歷程。這樣的社會史，可以說正是「歷史學」的代名詞。

顏杏如（臺大歷史學副教授）

歷史是什麼？我們該如何寫歷史？這些問題，是所有有志於歷史學的學子們在求學、寫作過程中反覆面對的基本提問。這本書試圖正面回應這些問題，引領讀者理解歷史的性質，並思考作為一門學問的歷史學，其方法與實踐。

關於史學導論、史學方法、史學史相關的入門書籍，國內其實已有不少相關的著作與翻譯書籍可供參考。從經典之作卡爾（Edward H. Carr, 1892-1982）的《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杜維運的《史學方法論》，到王晴佳與古偉瀛合著的《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馬里厄斯（Richard A. Marius）與佩奇（Melvin E. Page）合著的《如何寫歷史》（A Short Guide to Writing about History），再到近年出版的《想想歷史》（Thinking About History）、《當代史學研究的趨勢、方法與實踐》等。從這些豐富的著作中，可以窺見受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歷史學家不斷反思歷史學的本質；關於史學史和史學概論的寫作方式，也從時序上的思潮演變成類型式介紹，逐漸開展出更多元且創新的敘述模式。

不過，在這些著作中，有的旨在歷史本質的哲學性探問，有的聚焦於歷史學研究的方法實作，也有不少著作致力於歷史學的發展歷程與當代趨勢的呈現，而《歷史學的作法》則可謂三者兼備。本書對歷史學本質的探問、史料批判與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取徑的發展脈絡與現況，都有非常清楚的梳理。可以說是一本兼具史學導論、史學史與史學方法的著作，帶領讀者推開歷史學世界的門扉。

作者池上俊一現為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研究專長是歐洲中古史、文藝復興史。在撰寫本書時，他不僅展現深厚的歐洲史學養與宏觀視野，也廣泛參酌重要的歷史理論與史學史研究。儘管書中所舉多為歐美各國的歷史學著作，但也同時觀照日本史學的發展與特色。相對於目前國內關於史學概論的著作，多半以中國史或西洋史為主要對象，本書納入日本史學動向的討論與對話，對臺灣的讀者而言，亦具有參照與啟發的意義。

身處不同時代的歷史學家，在面對世界與進行歷史研究時，往往遭遇不同的挑戰，對於該如何理解歷史的本質、實踐歷史學，也衍生出不同的關心。《歷史學的作法》最初寫於2015-2016年，連載在日東京大學出版會的宣傳雜誌《UP》上，經大幅改寫後，2022年正式出版。池上認為，我們正處於一個全球化，卻同時也是排外民族主義高漲的時代，歷史學界亦面臨多重危機——「語言論的轉向」模糊了歷史和虛構之間的界線；社會科學的擴張使歷史學逐漸喪失其獨特的研究對象；全球史雖鬆動了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觀，卻也可能伴隨忽視實證研究等方法上的風險。面對這些挑戰，池上在書中一方面追溯近代史學的發展脈絡，一方面剖析近二、三十年來史學界的變化，並進一步明確地表達自身的觀點與立場，藉此回應當代史學面臨的困境，勾勒他所認為的歷史學應有的理想樣貌。這也是這本書撰寫之時，作者潛藏的關懷。

在同為史學概論的相關書籍中，2018年出版中譯本的《想想歷史》，美國學者莎拉‧瑪札（Sarah Maza）從「誰的歷史」、「何處的歷史」、「什麼的歷史」展開，最後回到圍繞著史學性質的爭論與思考。2020年出版，由多位日本學者合著的《歷史學的思考法》（歴史学の思考法），則分成「從過去思考／思考過去」、「從地域思考」、「從社會、文化思考」、「從現在思考／思考現在」四部，探討圍繞著歷史學的各種課題。相較於這些新鮮的架構安排，池上在本書中的安排顯得相對「傳統」。在探問史學的本質與方法之後，依序從「計量史學」、「心態史」、「情感史」、「社會史」、「文化史」等展開介紹與討論。在這看似循規蹈矩的書寫模式中，展現的其實是在時間中發展的歷史學領域與次領域，也透過這樣的方式，勾勒其發展歷程、研究取徑、當前的近況與走向，並針對各領域面臨的問題提出自身的看法。此外，相對於《想想歷史》、《歷史學的思考法》中強調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等鄰近學科對歷史學的影響，池上更著眼於歷史學對外部世界的回應，以及從內部自身的土壤中孕育出的革新力量。

基於認為歷史學應建立在長期變遷和累積的基礎上持續創新，池上在序章中明確地主張，未來應更進一步地發展「社會史」和「心態史」，因為「社會的連結和心態，正是歷史根源的骨架」。社會史追求「全面考察特定時代和區域的歷史」，以此理解「從社會底層推動歷史前進的人們」；而心態史則試圖描繪「精神世界及內心世界的發展軌跡」。在此論點上，作者進一步指出，歷史學的寫作應該以「整體史」為目標。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撰寫一種無所不包，涵蓋所有的歷史，而是「無論研究哪一個領域或主題，都必須意識到其與歷史整體之間的關聯性，並將之體現在研究及敘事中」。在作者看來，「社會史」和「心態史」最接近這樣的研究取徑。前者的核心關懷在於從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交織關係中，考察結構化的事實整體；後者則探究「感覺與思考方式」，其與社會、經濟、人為條件緊密結合。對不斷更新「社會史」、「心態史」的期待，以及對「整體史」的強調，貫串全書。

順帶一提，池上在本書之外，尚著有《動物裁判：西歐中世紀正義的宇宙》（動物裁判：西欧中世‧正義のコスモ）、《魔女與聖女：歐洲中世、近世的女人們》（魔女と聖女：ヨーロッパ中‧近世の女たち）、《歐洲中世紀的宗教運動》（ヨーロッパ中世の宗教運動）、《身體的中世紀》（身体の中世）、《歐洲中世的想像界》（ヨーロッパ中世の想像界）等豐富的學術著作。目前在臺灣翻譯出版的主要是為青少年撰寫的《歐洲不思議》套書，透過英國的君王、義大利的食物、德國的自然等象徵各國的事物，折射出制度、人民生活、文化及橫跨千年的歷史。《歷史學的作法》中所強調的社會史、心態史與整體史之間的連結，在池上的著作中展現無遺，亦是他長年來自身實踐歷史學的方式。

若回到讀者的角度來看，「整體史」的目標也是歷史研究者需時常掛在心上的提醒。對仍在學習階段的研究生而言，撰寫學位論文之際，經常遇到的苦惱之一便是，在時間與篇幅有限的情況下，無法處理規模過大的研究主題。那麼，一個看似微小的課題，如何展現其意義？此時，書中關於「整體史」的主張，成為重要的叮嚀——即便微觀的課題，亦應具備與整體歷史脈絡對話的視野。而從研究者的角度來看，當代史學研究面臨日益「碎片化」的挑戰，池上以「整體史」為目標的呼籲，不僅指出學術實踐的方向，也揭示讓研究對象在更大的結構中獲得意義與位置，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

誠如作者在序章中所言，本書是寫給有志於從事「真正的」歷史學研究的學子。因此，作者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引導讀者思考：應如何定位自己的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需具備何種視野？如何處理史料，並展開敘述？這些問題，對初入歷史學門的學子們而言，往往感到困惑甚至無所適從，而作者在書中對此深入淺出的解釋與說明，亦構成第一章到第三章的主要內容。

在第一章〈歷史的途徑〉中，池上用「途徑」一詞，取代可能帶有偏見或發展階段論意涵的「史觀」，意在強調，研究歷史需要擁有「從哪裡來」、「往哪裡去」的方向感。正是在這樣的方向感之下，才能透見整體的結構及其轉變，並在差異性中析辨事件與行為的意義和價值。這也是需要比較史、時代劃分的關鍵所在，亦與「整體史」的目標相連結。第二章聚焦從史料通向敘述的過程，討論歷史敘述應具備的條件與特徵，並提出為「誰」而寫的思考。面對「語言論的轉向」對歷史研究的衝擊，池上提出明確回應——史料文本源自歷史現實，必然與外部世界相連；而修辭是歷史學家接近現實的重要途徑。第三章則進入處理史料的基礎技術與輔助學科的應用，並特別著墨於「史料論的興起」——重視史料在傳抄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及其社會功能。藉此提醒讀者，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對話」，而史料的解讀關鍵在於其「生成的過程」。這三章的論述，都攸關我們如何理解歷史，在從事史學研究之際，應注意什麼事情；如何克服遭遇的問題；又該以什麼為目標去思考與實踐。

在第四章到第六章中，池上分別介紹計量史學、心態史與情感史，以及社會史。這些都是近代史學在發展之際，試圖跳脫傳統以政治與外交為核心敘述的一連串嘗試，也呼應序章中發展「社會史」與「心態史」的主張。圍繞著各領域的發展脈絡與研究取徑，鋪展出具代表性、啟發性的作品，以此揭示研究的方法、可能性，及其帶來的突破與意義。池上也關注這些領域在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具體實踐與特殊性，梳理其變遷過程與當前的研究趨勢，使讀者得以掌握其多元的樣貌。

在這些章節的安排與內容中，可以看到池上深受法國年鑑學派的影響。然而，這並不意味他對過往的研究成果照單全收，相反地，文中處處可見他對相關方法所衍生的問題進行反思，並提出未來應前進的方向與可能的取徑。

具體而言，他指出計量史學為回應經濟危機而興起，但在運用史料的過程中，有將史料均質化、排除個別特徵等問題，且這樣的研究方法無法觸及原因及意義，這也使得人們重新意識到敘事的重要性。儘管計量史學一度式微，歷史學的中心課題也已由「敘事」轉向「問題」取向，但計量史學至今仍是重要的工具，其方法也能運用到社會史、心態史、文化史等領域。作者提醒我們，正如「史料論」所強調的，運用計量史學同樣需要進行史料批判，並應具備整體觀與歷史意識。

至於心態史，則面臨概念模糊，缺乏明確方法論等問題。在部分作品中，亦未能有效捕捉動態變化及其與社會的關係。對此，池上重申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的洞見——「社會的客觀結構和個人的主觀經驗相互關聯」，唯有關注兩者間的互相作用，心態史才有可能重新煥發光彩。後續代之而起的「想像界」、「表象」、「情感史」等研究，都更加注重集體意象如何在歷史變遷中形成、嵌入特定的價值體系，或將意象放置到更具體的結構中。

池上稱社會史為「不斷突破界限的運動」，其起始點是超越以國家、政治為核心的敘事框架，轉而關注地理、經濟和物質條件等面向；1970年代以後，社會史研究更反思主權國家和民族，關注歷史基底存在的人類。不過，池上也提醒，若社會史僅止於「挑戰」、突破界限，最終也可能會淪為碎片化。因此，他主張仍應存在著一些基本、共享的方法論框架——包含歷史人類學對緩慢變化的心態之重視、從深層來理解歷史；微觀史深入理解信仰和價值觀體系、表象與社會歸屬、社會網絡之間的關係等。

作者史學史式地回顧計量史學、心態史、社會史的發展歷程與代表性成果，以及反思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問題點，潛藏在背後的關懷是，如何打通通往「整體史」的途徑，而不陷於瑣碎或片斷的研究。這也是作者反覆強調的立場——無論研究主題多細微，都應將其和時代、社會整體結構聯繫起來。

隨著社會史的誕生，歷史學的研究對象也日益擴展。作者在第七章中探討民眾史、女性史、兒童史與日常生活史等，注意到普通民眾與生活各層面的歷史。對「民眾文化」的關注，也促使歷史學家從「古典的文化史」邁向「新文化史」。第八章中，池上帶領讀者思考「文化史的課題」，並試圖理解「文化史」和「社會史」之間那條模糊又彼此交纏的界線。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與自然災害的危機，歷史學家也開始超越傳統歷史學的疆界，在更大的空間尺度上，聚焦自然以及「無人的歷史」。第九章〈作為基礎的自然和身體〉，池上將視線望向環境史、災害史、與人類身體最接近的自然（身體）所構成的身體史，以及以利用自然製作的「物品」為對象的物質文明史。這些研究主題，往往也與文化史、心態史、社會史等結合，呈現多元交匯的樣貌。

第十章則回到曾長期被視為正統，但自20世紀以來飽受批評的政治史，探討其革新的方向與取徑。透過對儀式與象徵的討論，政治史與制度史也成為「新文化史」的潮流之一。在這樣的革新之下，新政治史不再只是對表層事件簡單的描述，而是能與社會結構結合的研究取徑。研究對象也不再局限於大人物和菁英，而是也關注大眾。正如作者指出，唯有重構政治史的視野，才能為被忽略的人群開拓在歷史中應有的位置。

在這些章節安排下，池上帶領讀者站在現時點，回望近代史學發展的來時路，觀察其演進中的脈動，並在既有方法上思索推進與更新的可能性。他所重視的心態史與社會史，從它發展起來的時間點來看，或許已不算新穎，甚至帶有幾分「古典」的氣息，然而作者始終秉持年鑑學派的核心精神，在踏實中求創新，在延續中開拓視野。這種深植歷史土壤的思維方式，也是我們面對當代種種危機時，得以站穩腳步的基礎。

最後，對於近年發展的「全球史」、「大歷史」、「數位史學」等新興潮流，池上抱持一份謹慎的懷疑。這並非對新方法或新視野的全盤否定，而是一種提醒——這些研究方法能拓寬我們的視野與理解方式，卻不應被視為歷史研究的目的。池上認為，它們應是作為深化歷史思考的輔助工具或視角，而非取代歷史學核心問題——人類及其心靈世界的追問。儘管作者的批判或主張可能會引發不同意見，但這正是學術討論之所以必要之處。唯有在持續的辯證與對話中，學科才能繼續成長、前進，並在變動的世界中尋得自身的位置。

在序章與終章中，作者不斷回到最根本的問題：我們為何要學習歷史？在充滿危機的當代，歷史學的「實用性」經常遭到質疑。然而，學習歷史的意義並非當下的功利用途，而是從過去看見今日我們的行為與看法的相對性。這樣的視野，使我們能更深刻地反思自身，更寬容地理解他者，也更敏銳地意識到其他可能性的存在。換言之，歷史是我們理解現狀的路徑，也是走向更好未來的橋梁，它讓我們不再被單一視角所囿，而是在多重維度中思索人類經驗的深廣與未竟。

作為讀者的我們，儘管擁有不同的國籍與世代的差異，卻無時差地共享此刻的世界，面對相似的危機與問題。作者提出的回應、主張與想法，不只是一種指南，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共同深思、對話的空間。

導讀／顏杏如
序章　一切都在歷史之下
第一章　歷史的途徑
第二章　如何敘述歷史
第三章　史料批判永無止境
第四章　擴展中的計量史學
第五章　心態史與情感史
第六章　社會史的冒險
第七章　無告之民的歷史
第八章　文化史的課題
第九章　作為基礎的自然和身體
第十章　政治史的復興
終章　未來的歷史學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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