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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摘錄）
1874年6月初，西鄉從道於南臺灣致信給東京的上司，要求獲得在該島番地（indigenous territory）推行殖民計畫的許可。西鄉統率一支日本政府派往南臺灣的軍隊，以便懲罰曾在該地殺害數十琉球王國（即今日沖繩）百姓的土著村民（indigenous villagers）。他在信中指出，南部綏撫既已告終，期望現時能在臺灣建立一處永久駐點。然而，清方（China）對日本出兵可能的反應令其憂心，而他接獲的命令也清楚表明，倘若引致開戰威脅過大，殖民計畫將被取消。為表達此顧慮，他寫信給一位美國顧問，希望對方能協助化解清方對出兵的抵制。我們可在西鄉的信中發現1870年代主導日本歷史幾項議題之線索：關於內政控制、與清國外交關係、開戰可能性等問題；以及西方對日本外交政策、殖民主義和領土權等抽象概念之影響。即便1870年代的日本政局尚未完全穩定下來，屠殺琉球人事件醞釀成日本殖民半個臺灣的計謀，並幾近引發一場對清戰爭，仍十分值得注意；但此既非屠殺之必然後果，也非意外。偶然的是該屠殺發生在明治維新後不過數年，此乃1868年的一場大規模革命，改變了日本的統治本質，並關鍵性地導向與西方並行的新外交結盟態勢。此政治上的變化，乃始於「臺灣出兵」（Taiwan Expedition），部分原因出自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導致清國與日本在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間衝突不斷。要解釋出兵的原因，須將其置於西方帝國主義、日本的革命性改變，和十九世紀後半葉清國在東亞的外交支配地位等脈絡來看。
清、日之間對臺灣問題的外交衝突，最後以協商善後作結。對大部分日本人而言，「臺灣出兵」一事很快便由記憶中消退。此次出兵固然重要，但並非必然，因此其歷史上的重要性並不在於最終導致的微不足道後果，而在於其顯現的真實歷史情境。更重要的是，此一衝突展露出清國和日本對臺灣、琉球和朝鮮（Korea）問題的廣泛戰略競爭，至少持續到清日戰爭（1894-1895）之時，而1874年兩國政府爭議所延伸的議題中，便可見其早期輪廓。由理論層次來說，對臺衝突展演成清、日相爭的邊境問題，原因並不單純在於爭較日本的南方邊境應在何處，同時也在於「什麼構成國家的政治權威」及「其權威如何刻印至領土之上」。更具體來說，兩國政府意見之紛歧，在於依西方外交典範理解的主權概念，是否適用於清國擁有臺灣番地的主張？又，清國是否有義務在該處施行地方行政，以及日本是否可以合法併吞該地？在此爭論中，對於西方主權模式是否適用於東亞領土主張的問題，兩國政府立場彼此對立。當日本政府同時對清國在琉球和朝鮮之宗主權發動挑戰時，爭論便隨之擴大到臺灣之外。1874年的對臺紛爭因而構成日本對清國領土權系統性挑戰的一環，同時擴展到東亞諸多地區，從而引發諸國長期的戰略競爭。上述關於主權的特定問題，固然是1874年紛爭的核心，但此長期競爭實源於東亞外交現狀的遽烈改變。明治維新前十年，日本踏出第一步，邁向與西方外交規範齊一的外交立場；明治維新後，日本完成調整，開始採用西方帝國主義的某些做法。這些改變的撕裂結果（disruptive effect），在出兵之時變得明顯可見。
明治維新也同樣為日本國內帶來撕裂效果，而出兵一事便在其後續引發的混亂和騷動背景下發生。自1858年日本首次與西方列強締結友好通商條約起，至1889年公布憲法建立君主立憲體制之間，日本歷經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深刻變遷。明治前十年，從1868年表面上恢復王政，到1877年反抗新政府的最後一次武士叛亂為止，尤為動盪不安，只有到了1880年代，政府才獲得某種程度的穩定。明治新政府花費數十年鞏固權力，釐清新權威實際上代表的意義，過程充滿爭議與妥協。「臺灣出兵」發生在此過程的初期，許多關於國內政治權威混亂與紛爭之徵兆，都可在籌劃及進行過程中見到。
這些年間，明治政府也面臨多重而緊要的邊界問題。在北方，數十年來日本人和俄國人在薩哈林（Sakhalin）起衝突，而新政府認為穩定此地邊界為當務之急；在西邊，朝鮮政府拒絕接受日本新政府的合法性，因為後者可能推翻近世（early modern）以來的外交慣例；在南方，日本政府干冒激怒同樣主張擁有琉球宗主權的清國之風險，想要對其建立明確的主權宣示。儘管如此，當開始籌劃出兵計畫時，日本政府尚未開始以全面性的方式闡明這些領土相關問題，也沒有清楚說明該從哪一項開始，這些變化實與出兵計畫同時發生。除了邊境問題外，日本新政府也面臨西方帝國主義帶來的威脅。1850年代，統治日本超過兩個半世紀，名義上獨占外交關係權力的舊政權德川幕府，不甘願地被捲進與西方列強的不平等條約體制中。德川政權勉為其難加入條約關係，反而破壞政府的穩定，導致其於1868年垮台。明治新政府繼承幕府的條約義務，很快便想著手廢除條約，並為此努力長達數十年之久。企圖殖民臺灣一事，就發生在日本仍受不平等條約制約，且政治上從屬於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時代；當時的日本正努力推動此政治上從屬關係之終結，飽受西方列強威脅的感受仍未消褪。由後見之明來看，明治時期的最初十年，很難被視為企圖殖民東臺灣的恰當時機。
雖然如此，嘗試殖民一事仍在種種緣故下發生了，有近因也有深遠而具普遍性的遠因。在南臺灣層出不窮的外國人殺害案件，對日本和西方列強而言，形塑出有必要消除該地暴力的共同需求。西方列強嘗試在東亞建立外交規範的主導地位，提供共享的概念語言，不僅鼓舞明治維新的革命性變化，也是明治政府挪用自一位美國外交官作為殖民東臺灣的特定正當性理據。或許最重要的是，日本人了解到他們可藉著挪用西方帝國主義的方法和觀念，搶先用於開發臺灣番地上。種種狀況影響日本政府1874年殖民東臺灣的決定。同時，其殖民之嘗試也和清、日長期在東亞之競逐密切相關。確實，上述兩者皆源自兩國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差別反應。在日本，隨著德川家倒台，王朝權力較早崩潰；數十年後，隨著清朝滅亡，稍晚便是中國。西方帝國主義促成兩地的瓦解，但日本帝國主義僅對一地有影響；此一差別展示出清國和日本對帝國主義的不對稱反應，構成日本人1874年嘗試殖民東臺灣的一項根本條件，影響中日關係直到二十世紀，也有助於界定日本帝國主義本質。
臺灣出兵的歷史研究
由日本帝國主義歷史和明治維新重大變革的脈絡下，來研究「臺灣出兵」與其相關課題，可說標誌了與以往歷史學者在解釋方法上的不同。確實，「臺灣出兵」通常被視為清國和日本的雙邊外交衝突，但對兩國外交定位透露的意識型態、出兵的殖民目的，或在臺灣現地確實發生之事態，卻未獲得多少重視。視出兵為雙邊外交衝突的看法，在日本占領南臺灣結束後不久便出現。1875年1月，日本政府出版了關於臺灣出兵的官方簡明史誌《處蕃趣旨書》，該書編排相關文獻，並為出兵之詮釋定調。據該書所述，日本政府為了回應對日本臣民之暴行，派遣一支遠征軍到南臺灣，但因清政府一再拒絕承認有依國際法緝凶嚴懲的責任，因而削弱對臺之主權主張。在此最初的歷史表述中之外交論述，將日本侵略南臺灣一事，塑造成清政府拒絕承擔理應內含於其合法主權義務的後果。
該論述存在不少問題，也對「臺灣出兵」如何被研究造成長遠的影響。舉例而言，清、日外交談判時，將日本政府擁有琉球王國主權視為一項既定事實，便構成爭論的關鍵點。許多歷史研究者已論及臺灣出兵在日本政府吞併琉球王國時扮演的角色，但日本對琉球主權主張的問題本質仍時常被輕忽，責難被視為前提。另一問題則在於對臺外交談判時，清、日官員為何如此重視主權概念，仍尚缺解釋。運用於臺灣和琉球的主權觀念，雖是雙方衝突的核心議題，但之所以成為關鍵點的歷史原因，也尚未被妥適地檢視。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對於形塑出兵歷史的地區性脈絡，更是欠缺關注。諸多優秀研究偏重清、日外交衝突，包括石井孝的出色著作在內，外交史的視角壓倒性地將清、日衝突視為雙邊事務。如此偏狹之視野，限制住地區性脈絡如何影響此衝突的框架，更模糊了日本政府處理所謂的臺灣問題，不是將其孤立化，反而更視此為日本領土權一系列爭議的一環。用邊境體制概念來認知日本領土權的想法，雖仍十分新穎，但此乃得以破解日本主權與出兵早期計畫同時發展之局限性的一種全面性方法。綜此，日本政府出兵之目標須被置於同樣全面性的脈絡來理解。
尤為顯著的是，大部分臺灣出兵的研究者均由《處蕃趣旨書》入手，卻忽略臺灣現地實際發生之事，包括在南臺灣進行的戰事。正因為對臺灣發生之事不予重視，對土著村民如何及為何與日本人戰鬥亦不求甚解，同樣因為歷史研究者尚未仔細檢視政府對土著村民（他們通常被稱為「番人」〔savages〕）的描述用語，對於日本政府抱持之意識型態，我們也因而欠缺清楚認識。歷史研究者也很少留意到南臺灣的社會組織；當日本遠征軍登陸時，遭逢的並非有如白紙一張的人們。相反地，早有為日本人進一步利用此地之社會、政治和經濟網絡所立下之根基，這些網絡延伸數十哩到戰事所在地之外。這些網絡關係十分重要，因為遠征軍成員希望藉以在該地建立軍事和政治控制，而記錄他們努力的細節，足以讓出兵的某些動機昭然若揭，但外交文獻中卻僅含蓄提及。
日本政府派往臺灣的軍隊組成也甚少受到關注。歷史紀錄中有時描述此軍為一支武士軍隊，主張是政府派遣來臺，作為緩解佐賀之亂後武士不滿的方式，此乃佐賀武士在征韓論政爭中為反對政府而起之事件。既然送往臺灣的兵士之中有許多是舊武士，不滿的舊武士事實上也對政府造成威脅，使此一解釋看似有些真確；但由政府對臺決策的時機來看，則清楚顯示出兵主要並非針對征韓論的回應，歷史學者也並未提供足以證明軍隊如何組織，或從軍者身分的詳細分析。要辨明派遣到南臺灣的軍隊成員所抱持之態度雖有難度，但我們仍可在某種程度上描述其如何組成，軍隊之構成可說明出兵原本並非出於緩解武士不滿的安排。
同樣令人驚訝的是，關於出兵的歷史研究，竟如此輕忽在臺灣建立殖民地之目的。來自清政府和英、美外交人員的強烈反彈，迫使日本政府將殖民計畫束之高閣，隨即否認曾有任何殖民意圖，但縱使他們在與清政府談判期間，也仍對殖民可能性保持開放態度。臺灣出兵的殖民目的，證據昭彰，但也複雜化對早期明治政府之成形，和日本帝國主義開端的歷史詮釋。以政府組成的例子來看，嘗試對臺殖民發生於明治時期之初，實非日本政治秩序已趨穩定的產物，倒毋寧說是藉以穩固才剛在革命中建立之新政權的舉措之一。施恩德（Andre Schmid）的論述主張殖民朝鮮為日本近代化過程中不可或缺之一環，便清楚說明此一詮釋，但臺灣的殖民嘗試早於殖民朝鮮數十年之前，而且不僅與日本的近代化進程糾結，根本上更與明治初期界定帝國權力的過程相關。就日本帝國主義開端的例子來看，出兵一事明確展現日本的殖民思考實源於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及回應。上述兩例中，關於日本的政治近代化和日本帝國主義出現的標準歷史論述，皆未對殖民思考如何出現提供適切解釋。簡而言之，即便在出兵相關的文獻資料中，證據已十分明顯，對明治維新後新政治秩序的形成，和基於西方模式來殖民東臺灣之特定計畫間的關聯，仍未有獲得普遍公認的闡釋。
以上便是本書試圖釐清的關鍵歷史議題，筆者將用兩個概念加以說明。第一個是主權革命（sovereignty revolution），將會在第二章詳細解釋。此乃發展於十八世紀晚期至二十世紀初期，對國家權力與領土權威之新式思考的全球性開展。其有助於解釋清、日外交官在對臺談判中為何如此重視主權，也有助於辨明臺灣出兵與明治維新後在日本創建的新政府之間的關聯，進而解釋殖民臺灣的西方正當性理據如何被創造出來供日本人挪用。第二個概念是遞迴帝國主義（recursive imperialism），提供一種描述以下兩個問題的方法：首先，日本帝國主義為何不是以工業化或政治近代化的結果出現，而是日本和西方人之間在西方帝國主義脈絡下的動態互動過程之結果；其次，日本帝國主義為何比西方帝國主義對東亞的政治與外交現狀更具破壞力。日本的遞迴帝國主義之基本輪廓，將會在後續加以解釋。
本書基本主張
筆者要在此提出對於「臺灣出兵」的三項基本主張。首先，日本政府謀劃，由遠征軍開啟在東臺灣殖民的過程，到日本兼併島嶼之全部番地後結束。儘管有明治維新後的國內政治騷亂、日本邊界問題的不確定性，以及來自西方帝國主義對日干預的威脅，日本政府1874年曾認真考慮殖民東臺灣一事，仍十分引人矚目。有豐富而明確的證據顯示，此次出兵實有殖民之目的，但當時此目的何以存在，既難以解釋，亦非不證自明之理。之所以需要小心說明，部分原因在於其尚未被全然接受，特別在日本；另一部分原因也是由於此點乃構成其他基本主張的基礎。
第二項主張是臺灣出兵的殖民目的，或更廣泛地說，日本政府以殖民為政策選項，與明治維新帶來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轉變過程有深切而具系統性的關係。臺灣出兵所表現的帝國轉變之一，乃日本皇室變成國家政治與文化一統性的象徵，從而構成出兵的基本先決條件。臺灣出兵和明治維新革命性改變的交互關聯，無庸置疑只是時機問題；但兩者之間起作用的概念及實踐過程，則透露出更深層的一致性。帝國皇室象徵性的部分轉變，乃選擇性地挪用自西方文明的某些要素，而此一轉變則與日本政府挪用西方文明概念的方式有密切關係，既同時強化對日本社會的國內控制，也在東亞創造出新的外交政策立場。日本對西方文明的雙重運用，以便遂行對內、外政策之目的，顯示維新以後日本國內政治權力的鞏固，與日本新政府在整個東亞贏得承認的努力，實同享關鍵意識型態之緊密關聯，更可在日本「臺灣出兵」的計畫中得見。
第三項主張是，日本帝國主義由對東臺灣殖民的嘗試開始，在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動態、互動關係中獲得發展。上述關係牽涉到日本對西方帝國主義的觀念和做法的選擇性挪用與改造，進而構成帝國在臺灣出兵一事所表現的第二項轉變。政府的新外交政策立場結合西方外交意識型態的特色，而以武力壓迫東亞鄰國則不只為了使日本新政府權威獲得認可，也在於其接受西方主權規範以便作為在東亞領土權威的適切基礎。實際上，日本政府的新外交立場只選擇性地複製西方帝國主義的某些要素，特別是在其意圖達到的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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