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告別傳統
　　儘管清朝覆亡時政治局面動盪不安，整個國家還是處在一種相對繁榮的狀態。少了清廷官僚的桎梏，新的貿易商業活動頻繁昌盛。自晚清開始的鐵路修築計畫現在持續進行，即使這些計畫有外國投資參與其中，中國的企業家仍然因此獲得新的機會，得以低廉而快速的大量運送貨物和原料。生意人很快就從美孚洋行（Standard Oil，或譯為標準石油）或英美菸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abacco Company）這樣的公司行號學會西式的廣告技巧與促銷手法。廣泛銷售的進口煤油和石油，再加上國外資金投注興建的發電廠，都是新穎且具備擴充廠房潛力的能源。如商會這樣的民間社團組織，自清末開始興起，此時的發展來到新的高峰；通常這類商會的會長會照管所在城市的大片區域，支持民間對城市新基礎建設的投資。路燈和電話的設置，使得城市生活更加安全，商業貿易往來也更為簡便。儘管此刻能供汽車行駛的馬路為數不多，但是改良型的人力車，搭配可充氣式的輪胎，加快了人們在城市裡移動的速度，並且給予數萬名工人新的就業機會──在這些工人中，有許多是革命後被剝奪財產的滿人。
　　中國商業菁英人士的教育程度比從前更高，他們通常在家鄉就讀外國人興辦的學校，或留學海外大專院校。化學教育使得鹽業及其相關產業開始轉型，從而在紡織纖維染色和加工、玻璃製造和鋼鐵生產等領域取得了技術突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同樣也對中國的工業和經濟發展起了刺激效應，因為許多在華西方人士被徵召回國加入軍隊，使得一整個新世代的中國技術人員有機會接手西方人留下的管理職務空缺，這些技術人員都是由外國技師訓練出來的。此外，由於大戰爆發的緣故，船運由遠東海域召回，以及歐陸補給品與備用零件的欠缺，都激發中國工程師的創造力，並導致替代品的進口。
　　如此增長的必然結果，是中國發展出一批為數眾多的工業勞動力量。雖然傳統手工業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受到這些變化的影響，但是新的就業機會出現，加上農村地區因為爆發零星戰鬥而導致的困難情形，促使農村人口移往某些較大的城市尋求工作機會。在這些城市裡，他們與傳統手工業行會的成員，以及當地匠師不安地共處，這些匠師扎根在地已有多時，對於經濟商機和孰先孰後有更準確的判斷。隨著中國日益堅定地融入國際商業和貿易的世界，其農業生產受到世界經濟不穩定周期的影響，導致難以事先預料的危機，特別是在那些從原來維持生計的農作，改為栽種利潤誘人的經濟作物（如絲綢、棉花或菸草）的農民，更是如此。
　　清朝覆亡後不久，民主選舉政府迅即崩潰，各省大片地區逐漸落入軍閥掌握，卻未阻礙經濟活動的成長；同樣地，動盪的局勢也未對思想界造成束縛或限制。事實上，中央政治權威的衰弱，使得中國思想界得以大放異彩，以至於有一種說法，稱這段時期為第二次文藝復興，堪與十五世紀時歐洲的文藝復興相比。但這是一種容易使人誤解的說法，因為中國的情形，並不只是重新發掘古典時代被遺忘的元素，然後將其嫁接在當前的思想體系上，用以創造出一個新形態的文化來。相反地，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是從全世界的文化中汲取養分，將自身文化與各式各樣的外來概念作比較，挑戰從傳統繼承而來的認定與信念。同時他們深信：唯有因應中國的需要，創造性地改編、學習外來思想，才能將國家從軍閥和列強肆虐的分崩離析局面中解救出來。
　　語言本身也是與這些思想上的追尋相關的面向。傳統中國所使用的文言文極難掌握，因此只有少數菁英才能精通運用。只有那些有大量時間學習、思考的人，才能領略文言文的精微之處，而隨著民主與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占有一席之地，開始有學生和學者倡議放棄傳統文言文，甚至放棄中國原有的表意文字。有些人建議改採世界語（Esperanto），或徹底將中國文字改為羅馬拼音，又或者運用注音符號系統來進行所有語言表達。最後終於拍板定案：文言文的書寫形式，應該改為模仿口語或白話的語言模式。如此一來，複雜深刻的理念就可以傳遞給庶民大眾。白話文的興起促成小說、詩歌和政治理論著作出現的新契機，學者文人在實驗各種替代的韻律和結構時，很快就掌握了運用白話文的竅門，並創造新詞來表達新思想。有若干學者文人哀嘆白話文失去了文字的典雅、精確和優美。然而對年輕一輩來說，這樣的改變卻是重新喚醒國家民族的象徵，也是讓中華文化與世界各大文化並駕齊驅的契機。
　　在1910年代後期，數以萬計留學海外的男女學生歸返故里，將他們帶回國內的新思想發揚光大。採用西方課程標準教學的中學和大專院校繼續增加。很多新的文學、科學和政治期刊開始在全國各地販售進步刊物的書店裡傳播，這些期刊大受年輕讀者歡迎。在這類新期刊、乃至於當時讀者群快速擴展的白話報紙上刊載的廣告，也帶來各種外國生活方式的訊息與想像。大量外文小說作品（尤其是法文、英文和俄文小說）被譯介為中文，同時還有許多關於社會與政治理論的深奧之作被引介到中國，其中有許多篇首先刊載在以北京大學教員為主要編輯群的《新青年》雜誌。探討那個時代的社會亂象，以及試圖深化個人精神認知的作品，特別受讀者歡迎。譬如易卜生（Ibsen）的戲劇呈現出個人意志在社會中作用的新概念，以及中產階級家庭中女性受束縛的困境。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著作介紹了人類潛意識中慾望、動機與行為的力量。經由對馬克思以及各種形式的行會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無政府主義（anarchism）的簡單介紹，社會主義思想開始傳播。西方科學的重要性受到詳盡討論，而那些類科學或科學思想——例如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Darwinism），提出調整社會結構以適應時代壓力，避免過時及其後遭淘汰的必要性──一時之間也蔚為盛行。
　　到了1917年，由於《新青年》雜誌風行一時，加上那群年輕、大都在海外留學的教職員的聲望，使得北京大學成為重要思想與思辨的中心。北大在其思考靈活、度量寬宏的校長蔡元培帶領下，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主動，聘用了不少擁護新思潮的青年男女為師。蔡元培曾經到德國修習政治哲學，因此接受過西方思潮洗禮，但他同時也在科舉中取得最高等級的進士功名，是清朝末年傳統學問的重要學者。正因如此，蔡得以運用其經驗，提倡以新的學術方法來研究中國固有文化；北大的教員陣容濟濟多士，其中包括中國古典文獻的專家，鑽研上古甲骨文和青銅器的學者，以及歷朝歷代史上的文學遺產，他們研究的對象從唐、宋的偉大詩人到十八世紀影響深遠的小說巨著，像是《儒林外史》與《紅樓夢》。這些錯綜複雜的思想、信仰和社會行動主義彼此激盪，在「五四運動」的大旗下交會在一處。「五四運動」名稱的由來，是為了彰顯發生在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各種戲劇性事件。
　　在「五四」爆發前幾個月，北大的文化思潮與國際間的外交折衝，以及國內混亂複雜的軍閥政治碰撞在一起，而產生了強烈的化學效應。1917年8月，北洋政府對德國正式宣戰。傳統中國的外交及外交政策很少越出國境，也從來不曾嘗試涉入發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事件，所以這次對德宣戰可謂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中國雖然宣戰了，派往戰場參加戰事的卻不是戰鬥兵員，因為西方認為，中國的軍隊不具備在戰況慘烈的西歐戰線機械化戰爭中作戰的能力。但是中國可以提供另一種服務，因為在1917年時，英國軍隊正面臨人力短缺的重大危機。
　　中國加入法國、英國、日本等協約國陣營，於1917年參加一次大戰，促成此事的國務總理段祺瑞（他本人之前也是軍閥）有許多難以告人的動機。表面上，段準備向日本政府大舉借款，以實施赴歐洲參戰。但實際上，段將這筆錢拿來鞏固自己在北方的地盤，然後策動麾下部隊揮戈南下，以武力完成國家統一大業。作為償還貸款的抵押，日本在中國獲得修築鐵路、架設電報網路的特許權利，同時得到設置銀行、採礦、販售軍事裝備，以及未特別指名的「修復項目」中，取得特惠權。在1918年，段再次向日本貸款後，將原為德國勢力範圍的山東各項權利讓予日本（自1914年起，日本即出兵占領山東）；同時，段還開放東北、內蒙給日本駐軍，並在自己軍中聘用日本軍事顧問。
　　在1919年初巴黎和會協商條約期間，段祺瑞之前私下做的各種交易，現在都公諸於眾，使得中國外交官於駐在國顏面掃地，在國內則引發輿論的熊熊怒火。其結果便是，在1919年5月4日這天，北京發生了一連串憤怒且參雜暴力的反政府示威，這股浪潮很快席捲其他城市，學生、教師、城鎮市民、商人和工廠勞工紛紛加入。接連出現的示威遊行迫使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最終未簽署《凡爾賽和約》。五四運動的知識思想浪潮，從發生的中心點北京，一路擴散到中國偏遠的內陸省分，青年毛澤東的經歷可以說明此一過程。日後領導中國共產黨達四十餘年的毛，此時還是個靠自學獲取知識的中學畢業生，他寫過幾本內容激進的小冊子，在湖南省會長沙經營一間小書店。根據現存於世的書店銷售紀錄，在1920年的四十天期間，書店賣出三十本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政治哲學》（Political Ideals ）、五部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的演說集、三十本無政府主義思想家克魯泡特金（Kropatkin）的文集、五本《愛的成年式》（The Coming of Age of Love）、十本達爾文（Darwin）的《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數十冊關於俄國革命與科學方法論的研究集、超過四十部胡適以白話文撰寫的《嘗試集》（胡適是北大教授，也是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物）、最後是165本「五四運動」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銷售上述這些書籍共獲利三十五元；淨利是虧損的，不過書店的五名員工都沒有支領薪水。
　　五四運動（今日中國仍然如此稱呼）更長遠的目標，是要終結當前中國的軍閥混戰，並且以大眾接受的兩個中心概念——民主與科學，和國家政治重新步上軌道兩相結合起來，如此就能將中國帶往和西方並駕齊驅的發展道路上。問題是：這樣的改變要如何產生？自從宋教仁遇刺、國民黨遭到袁世凱擊潰以來，聰明才智之士持續投身政治，但是他們後來發現：自己懷抱的使命幾乎不可能實現。思想家暨政治活動家梁啟超此時的經歷，再次證明了政治變革在此時的中國絕非易事。梁氏於1916年最終厭棄了袁世凱，與其分道揚鑣，而在袁死後，舊國會於1917年重新集會，梁又重返政治舞台。他接受總理段祺瑞的任命，出任段內閣的財政總長，然而，梁對於段暗中向日本巨額貸款一事竟毫無所知。梁啟超支持段祺瑞參與歐戰的決定。直到隔年，他才永遠退出政壇，將此生剩餘的十一年光陰投注在研究、教授歷史和著書立說上。
　　梁啟超在著作中明確表達反對馬克思主義各項教條的立場。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有如晚清的儒教，不但狹隘、限制思想，而且閉塞民智。然而，縱使梁氏的見解得到若干人支持，時代的潮流仍舊堅定地朝其他方向前進。早在二十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便有許多中國青年前往巴黎留學，深受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薰陶。後來成為富商的浙江人張人傑，便是這些留法青年當中的佼佼者。1902年他獲得駐法公使參贊的頭銜前往法國；到了1907年，張已經成為革命團體在法國辦雜誌和研究會的經費贊助者。張人傑在1906年時首次見到孫中山，隔年至少捐了六萬銀元給孫的反清革命團體。1912年，當張氏隨孫中山回國，共同效力於民國之時，他的友人創立了留法儉學會，使貧寒的中國學生得以先在設於北京的留法預備學校學習法語後，到巴黎南邊約九十公里的蒙達爾（Montargis）學院留學。1913年，在袁世凱取締國會中的國民黨人之際，許多孫中山的追隨者竟未隨他流亡日本，反倒選擇前往法國。到了1915年，他們將原來的「留法儉學會」轉型成為「勤工儉學運動」，參與該運動的中國成員在法國工廠工作，一面獲得勞動經驗，一面賺取自己的學費。
　　1917年，由於中國本身經濟情勢發生變化，促使志願遠赴歐洲、參與對抗德國戰爭的人數出現驚人成長。超過十萬名中國勞工，分別由各地經船運或火車，穿越太平洋或經由加拿大的越洲鐵路，再轉從大西洋抵達法國，協助協約國船艦卸載貨物，運送補給品到前線，並且幫助清掃戰場以及掩埋死者。兩千餘名中國人最終在此喪命，他們或死於德軍的槍彈與轟炸，或因疾病而犧牲。可是，有更多人在這裡接受國內無法得到的教育。中國志工團體（由那些在美國或歐洲受教育的人士組成）也到這裡來為國人同胞服務，教導他們讀寫及工業技術。
　　這時在法國的中國人，包括數百名留學生，以及十萬名以上的勞工──另外還要加上至少一千名中國學生，他們受到國內五四運動的鼓舞，還有此地勃興的馬克思研究團體的影響，變得十分激進。這些新團體（其中包括新近從傳統桎梏中掙脫的女學生）有不少人和法國激進人士會面，並被引介加入共產黨。當這些學生於1920年代回到中國後，在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召開首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都成為黨內的活躍成員。他們之中有不少日後留名中共黨史的關鍵人物：例如1920年代後期、中共處在艱困歲月時，領導全黨的李立三，以及周恩來和陳毅這兩位1920年代的勤工儉學領導人，在毛澤東於1935年取得黨內領導權後，直到1976年毛過世為止，都是他的得力助手（譯按：陳毅死於1972年，周恩來死於1976年1月8日，都在毛生前離世）；最後還有鄧小平，他在1920年啟程赴法時年僅十六歲。日後，鄧注定帶領中國走上經濟發展復興的道路；從毛澤東死後起，直到1990年代。（未完）

第三章 告別傳統
　　儘管清朝覆亡時政治局面動盪不安，整個國家還是處在一種相對繁榮的狀態。少了清廷官僚的桎梏，新的貿易商業活動頻繁昌盛。自晚清開始的鐵路修築計畫現在持續進行，即使這些計畫有外國投資參與其中，中國的企業家仍然因此獲得新的機會，得以低廉而快速的大量運送貨物和原料。生意人很快就從美孚洋行（Standard Oil，或譯為標準石油）或英美菸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abacco Company）這樣的公司行號學會西式的廣告技巧與促銷手法。廣泛銷售的進口煤油和石油，再加上國外資金投注興建的發電廠，都是新穎且具備擴充廠...

譯後記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是西方中國史學界的宗師，他筆下行文真有如汪洋宏肆，說起故事來引人入勝。他的著作有很多已經由名家迻譯成中文，我在赴美讀書前，讀的是史景遷知名著作《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的中譯本；在美國時因為課堂需要，反覆在英文本的字裡行間鑽研，有時拿中英版本比對，深深感覺作者文字之流暢優美，也體會到譯者忠實傳達作者意旨之難能可貴。
史氏作品中，唯獨這部1996年出版的《世紀中國》（The Chinese Century）還沒有中譯本。能夠接譯這本作品，使中文世界能多閱讀到一部史景遷著作，我既覺得榮幸，又感到責任重大。尤其《世紀中國》這本書非常特別：它既是史景遷與其太座金安平教授合著作品，更是一部圖文並茂的簡明近代中國史。書中珍貴的歷史照片、圖說能傳達訊息，文字篇章也自成一格，兩者相輔相成，又互為聲援指涉。翻譯這樣一部作品，著實費我一番思量。
收入本書的珍貴歷史照片，由作者史景遷、金安平夫婦親自挑選，從中可以看見作者看待近代中國的視角：既有慈禧太后鑾駕的赫赫威儀，也有北京市井小民粗茶淡飯的「小確幸」。同樣的，從文字描述可看出作者掌握史料、剪裁史事的功力：既重視高層人物，也關照庶民百姓，有時深入細節，有時又幾句帶過。於是，我們既看得到年輕的毛澤東為了逃脫地主民團的追捕，鞋子掉了，赤腳在山地間躲藏，也看得見文革期間被揪鬥的佛寺僧侶、神父司鐸，在滄海橫流、妖魔當道時受辱護法。我自己揣想：搭配照片的圖說與每一章的正文，文氣並不相同，史景遷夫婦應有分工；而究竟誰寫圖說，誰撰正文？可以留給讀者作有趣的推理。
　　本書因為要在不算長的篇幅中論述百年史事，剪裁取捨當中可清楚看見作者關懷之所在。而寫入篇章中的每一個人物、事件，乃至每一句話裡，都蘊含很大的訊息量，值得細細思索，涵詠回味。
在此舉一個例證：第八章「共產新中國」談到中共建國時知識分子的抉擇，以梁思成為例。梁思成的父親是鼎鼎大名的梁啟超，在本書前三章出現過。原文如下：

The decision of Liang Sicheng to stay on in China under the Communists, though he was intimately tied to hopes for a republican China through family and friends, was one taken by tens of thousands of other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一開始時，我的翻譯是：
儘管梁思成本人和親友在民國時期對於國民黨曾寄有厚望，他卻決定留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這也是其他萬千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選擇。
這句話，困擾我的是中間的子句：though he was intimately tied to hopes for a republican China through family and friends，我將「republican China」譯為民國時期，而梁氏的「希望」便著落在執政的國民黨身上。但思來想去，總覺得這麼譯並不準確，因為梁思成與他更有名氣的夫人林徽因，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設計者，怎可能還寄國民黨以厚望？同時，這樣譯法也沒有傳達出原文裡一種淡淡悵然之感，因為緊接著下一段，作者就揭示了知識份子之後慘遭整肅的命運。
後來得到多方師友指教，一位學長告訴我：intimately是全句字眼，解做「情感上的密切關係」，intimately tied，很可能是親友的懇勸或施壓；那些hopes的對象，是梁而不是republican China；而through可以當成as a result of 解。作者這樣寫道，「可能是因為1947年時，梁思成夫婦在美國講學，曾有親友勸梁，中國局勢動盪，應就此長留美國。」也有朋友指出：republican China大概指的不是戰亂動盪裡命運多舛的中華民國（否則republican就會大寫了），而是自由民主的共和政體。
於是，我腦海裡便浮現這樣一幕情景：1948年底、1949年初，北平被中共團團包圍，南京國民政府派專機接大專院校知名教授離開圍城，也多方動員，勸說這些名流離開，沒想到響應者竟寥寥無幾。這固然一方面是國民黨的壓制霸道已失人心，更顯現知識份子普遍對他們不熟悉的中共懷抱期待，希望藉由支持中共，一起建設新中國。所以，我決定這樣翻譯：

儘管在中共得天下之後，梁思成背負著若干家人、朋友的殷殷厚望，對自由民主體制還有期待，但是他卻依然決定留在共產黨治下的新中國，這也是其他成千上萬知識份子和藝術家的抉擇。

舉這個例子，是想顯示作者書寫筆法的精微巧妙，至於譯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呈現作者優美流暢的筆調，還請讀者不吝指教為幸。本書頗能呈現1990年代美國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主流看法，中文版則在若干段落稍作增補、校正，期望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能更添增這部作品的價值。

譯後記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是西方中國史學界的宗師，他筆下行文真有如汪洋宏肆，說起故事來引人入勝。他的著作有很多已經由名家迻譯成中文，我在赴美讀書前，讀的是史景遷知名著作《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的中譯本；在美國時因為課堂需要，反覆在英文本的字裡行間鑽研，有時拿中英版本比對，深深感覺作者文字之流暢優美，也體會到譯者忠實傳達作者意旨之難能可貴。
史氏作品中，唯獨這部1996年出版的《世紀中國》（The Chinese Century）還沒有中譯本。能夠接譯這本作品，使中文世界能多閱讀到一部史...

編者的話

第一章 帝國終曲 1894-1906
第二章 脆弱的憲政 1907-1917
第三章 告別傳統 1917-1924
第四章 結盟與整肅 1925-1928
第五章 國民黨統治時期 1928-1936
第六章 對日抗戰 1937-1941
第七章 世界大戰與國共內戰 1942-1949
第八章 共產新中國 1949-1957
第九章 大躍進、大饑荒 1958-1965
第十章 文化大革命 1966-1976
第十一章 毛後中國與世界 1976-1986
第十二章 新時代的壓力 1987-1996

譯後記
名詞釋義與人物簡介
大事年表
謝辭
索引

編者的話

第一章 帝國終曲 1894-1906
第二章 脆弱的憲政 1907-1917
第三章 告別傳統 1917-1924
第四章 結盟與整肅 1925-1928
第五章 國民黨統治時期 1928-1936
第六章 對日抗戰 1937-1941
第七章 世界大戰與國共內戰 1942-1949
第八章 共產新中國 1949-1957
第九章 大躍進、大饑荒 1958-1965
第十章 文化大革命 1966-1976
第十一章 毛後中國與世界 1976-1986
第十二章 新時代的壓力 1987-1996

譯後記
名詞釋義與人物簡介
大事年表
謝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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