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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國與邪馬臺國〉
東亞的歷史發展與古代日本
到前一章為止，我們站在中國歷史的觀點探討了魏晉至南北朝時代的諸般歷史現象。但是在這個時代，還有許多中國歷史的框架所無法涵蓋的問題。這些超出中國歷史框架的問題該如何解讀，在理解這個時代的真實面貌上是相當重要的環節，以下便針對這些進行探討。
現在我們將視野稍微放寬，以東亞歷史發展與中國歷史發展的關聯性為觀點，重新審視這個夾在統一帝國秦、漢及隋、唐之間的時代。
中國的《三國志》時代，正好與日本的邪馬臺國時代重疊。至於南北朝時代，據推測應大致相當於日本的應神天皇或仁德天皇的時代。古代日本中的邪馬臺國時代至應神、仁德天皇時代之間的歷史發展，與整個大陸的歷史發展，有著什麼樣的關聯性？現在讓我們基於前述的焦點，先就這個問題稍作思考。
關於日本古代國家的形成過程，江上波夫的騎馬民族國家論相當有名。根據其推論，一群擅長騎馬的民族在本書所探討的時代沿著朝鮮半島南下，最後進入日本列島，征服原有勢力，建立新的王朝。雖然這個理論的真實性不在本書的探討範圍內，但是在前面的章節裡，我們已談過了這個時代發生在中國華北的長期動亂及伴隨而來的大量人口流動，而這個現象勢必會對周邊地區造成巨大的影響。
面對東亞的動亂時代，日本是以什麼樣的方式應對，並有著什麼樣的歷史發展？要探討這個問題，當然也會涉及日本這個國家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其根源到底來自何方這個問題。
倭國的出現
日本的英文為Japan，但在魏晉南北朝的時代，別說是Japan，就連日本這個名詞也還沒出現。日本被稱為日本，那是後代的事。在魏晉南北朝的時代，雖然疆域並非完全一致，但相當於現代日本的地區被稱為「倭國」。不過這是外界對這個地區的稱呼，至於當時的倭國人如何稱呼自己居住的地方，則未有定論，較可靠的說法之一是「大和」（Yamato）。
記錄中國東漢歷史的史書《後漢書》中，曾提到了古代的日本（《後漢書》〈倭傳〉）。上頭記載著倭國國王帥升向東漢朝貢（西元一○七年）。
此外，日本九州福岡縣太宰府天滿宮收藏的國寶《翰苑》中，也引用了《後漢書》的內容，有著相同的朝貢紀錄，上頭稱帥升為「倭面上國王師升」。《翰苑》是唐朝的「類書」，原本共有三十卷，現已散佚，日本太宰府天滿宮收藏的是第三十卷的抄本，據推測抄寫於日本平安時代初期。此外還有另一部同樣成書於唐朝的《通典》，也引用相同的內容，卻記載為「倭面土國王師升」。這些稱呼上的細微差異，引起研究學者相當大的興趣。
關於這個時期的倭國，最大的爭議點就在於整個國家是否已統一。倘若在西元二世紀初期，倭國已藉由某種形式達成統一，這意味著當時有著統治全疆域的倭國國王。相反的，倘若倭國還沒完全統一，當然也就沒有所謂的倭國國王。若站在後者的立場，則前述「倭面土國王」只統治了全倭國的一部分地區而已，就如同日本江戶時代在九州志賀島上發現的金印上所刻的「漢委奴國王」一樣。
不過在《魏志》〈倭人傳〉中，有一段關於卑彌呼遣使朝貢的紀錄，上頭記載著：
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中略）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
由《後漢書》及《魏志》〈倭人傳〉看來，我們可以確定一件事，那就是在倭王卑彌呼出現之前，倭國曾有過男性的國王。換句話說，早在卑彌呼之前，便存在著擁有一定程度政治結構的「倭國」這個國家，而這個國家當然有其國王。
但是《後漢書》中並沒有明確記載這些國王是否曾以臣下的身分受中國皇帝冊封並賜予印綬。
關於著名的「漢委奴國王」金印（志賀島出土的金印）的賜予，在《後漢書》〈倭傳〉內的記載雖然相當短，但就放在帥升遣使朝貢的記載之前，而且兩文相接。由此看來，雖然無法就此武斷認定，但很可能帥升尚未以臣下身分受冊封為倭國國王。
親魏倭王卑彌呼的時代
卑彌呼是繼帥升之後的倭國之王，在三國時代向魏國派遣使節，受封為倭王。事實上這樣的事蹟，意味著整個倭國明確地被納入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政治秩序之中。
中國歷史上首次成功統一中國的秦始皇，想出了一個作為全中國統治者的最合適稱號，那就是「皇帝」一詞。他自己成了第一代的皇帝，因此被稱為「秦始皇」。原本代表一國之主的「王」字，被放在「皇帝」的底下。自此之後，王成了必須受皇帝冊封才能獲得的身分。
換句話說，自秦始皇之後，「王」已不再是位居頂點的人，與英文中的King的意義已不相同。所謂的王，不過是皇帝底下臣子的稱號之一而已。
自秦漢之後，中國的皇帝開始建立起一套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皇帝冊封王爵的對象延伸到了從屬於中國的外國統治者，而不再僅限於中國內部的臣子。例如因志賀島出土的金印而聞名的「奴國」國王，正是因為向東漢光武帝朝貢，才受冊封為奴國國王。若站在中國的觀點，這意味著奴國的國王成為由中國皇帝所主宰的世界秩序內的臣子。後來的卑彌呼，同樣受魏國冊封為親魏倭王。卑彌呼接受這樣的冊封，其背後代表的意義就跟奴國國王一樣。但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卑彌呼受封的是「倭王」，這意味著其名義上受封的土地是其統治權可及的倭國全體，而不是像「漢委奴國王」一樣僅止於倭國中的「奴國」。
卑彌呼向魏國朝貢的歷史背景，建立在魏蜀吳三國鼎立所造成的東亞地區複雜國際關係之上。其詳情請參見本系列叢書第四集《三國志的世界》，此處不再贅述。筆者在此想要強調的只有一點，那就是在本書所探討的魏晉南北朝時代初期的倭國，是以一個對邪馬臺國、奴國、伊都國等小國擁有控制權的大國身分，成為中國的朝貢國，加入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之內。至於志賀島金印（漢委奴國王金印）時代的奴國，則只是以日本列島上一個小國的身分參與中國所建立的國際秩序，兩者在層級上有所不同。以下筆者便針對魏晉南北朝之後東亞與倭國之間的關係進行具體的考證。
〈充滿神祕的四世紀〉
邪馬臺國的歷史發展
倭國是一個以邪馬臺國為核心勢力的聯合國家，但在日本歷史上，當時還有另一個國家的實力足以與之抗衡，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那就是狗奴國。值得注意的是，邪馬臺國的「邪」及「馬」、卑彌呼的「卑」、狗奴國的「狗」及「奴」這些負面的字眼，都反映出了當時魏國政權對倭人所抱持的態度。
名稱的問題姑且不談，總之當時狗奴國的攻勢相當猛烈，倭國招架不住，只好向魏國求援。魏國站在宗主國的立場，曾派遣張政作為皇帝的使節，前往瞭解倭國與狗奴國之間的紛爭，並下達了雙方停戰的檄文。
其後卑彌呼去世，倭國一時陷入內亂，最後由卑彌呼的族人壹與即位。壹與繼承卑彌呼的方針，持續與中國維持往來，直到魏國被西晉取代為止。
自西元二六六年之後，倭國不再向中國派遣使節。從卑彌呼的時期到壹與的時期，倭國的朝貢開始於二三九年，結束於二六六年，算起來約二十七年的時間。倭國下一次再向中國派出使節，已是西元四一三年的事，前後相隔了一百年以上，而中間沒有派遣使節的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倭國可說籠罩在神祕的面紗之中。
中斷遣使的原因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現象？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長期處於對立關係的日本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建交至今也已過了約三十個年頭。大家都知道，日本與中國的重新建交，與越戰終結等當時國際情勢有著密切的關聯性。日本歷史上平安時代的遣唐使遭到廢止，也是因為菅原道真主張中國政局陷入混亂才下的決定。此外，卑彌呼於西元二三九年開始向三國的魏國朝貢，而不是二三八年或二四○年，也是與當年朝鮮半島的情勢有著密切的關係，絕非單純的偶然。由此想來，自二六六年至四一三年這段漫長歲月裡，日本與中國完全斷絕政治上的往來，勢必同樣有著國際情勢上的重要肇因。
在探討這個問題時，我們需要往兩個方向思考。第一個方向，是開始往來與斷絕往來的直接原因。卑彌呼開始派遣使節的原因，在於自東漢末年以來便盤踞於遼東半島的公孫氏政權（公孫度等人）終於遭到曹魏消滅。原本日本與中國的交流受到公孫氏勢力的阻撓，因此難有進展。但公孫氏勢力於二三八年遭到消滅，因此卑彌呼才在二三九年派出了使節。此外若以較長的時間觀點來看，還會發現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日本原本在東漢時期曾向中國遣使朝貢，後來中斷了一段漫長的時間，直到卑彌呼的時代才又恢復遣使，其原因就在於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而這個亂象到了魏晉的時代逐漸平息，中國重新恢復統一。倭國的決策高層將國際動態看在眼裡，當然會採取不一樣的因應方針。
若以這種宏觀的角度來看，倭國自西元二六六年之後，有一段漫長的歲月不再向中國派遣使節，最大的原因就在於原本應該接納使節的中國方進入了極度的亂世之中。東漢末年的混亂局面雖然由西晉所統一，但從本書前面各章節便可以知道，在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發生後的長期亂世，與東漢末年相較之下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必須等到大約三百年後隋朝再次統一中國，戰亂的時代才大致上宣告結束。這可以說正是日本方面停止派遣使節的最大原因。
但是可能的原因並不止以上這些。筆者在第二章及第三章也曾提過，八王之亂、永嘉之亂後中國政局的瓦解，同時也是魏晉時代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瓦解。現代人親眼目睹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瓦解，還是不久前才發生的事情。蘇聯瓦解的前後時期，以東歐諸國為首的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都跟著瓦解。就連日本的政治結構也受到相當大的衝擊，直到現在其影響都還未完全消失。筆者在前面已提過，倭國參與的是一個以魏晉政權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這個世界秩序的瓦解，對華北、華南及西域等地區帶來多大的改變，相信讀者們已在前面的章節中看得一清二楚。
如此推想下來，這個瓦解現象當然也會對倭國造成衝擊。在神秘的四世紀期間，倭人在倭國各地建造了許多巨大的「前方後圓墳」，並開始廣泛使用鐵製的馬具及武器，由此便可看出在世界秩序徹底崩盤的大環境下，日本絕對無法置身事外。
現在讓我們更進一步追究，倭國對中國的遣使為何挑在西元二六六年這個時間點斷絕？二六六年是蜀國滅亡、西晉建國的前一年。到了二八○年，南方的吳國也遭到消滅，西晉成功統一了中國。換句話說，這段時期是西晉國力最強盛的時期。何況在發生八王之亂之前，西晉不僅是一個統一的帝國，而且發展出了絢爛的貴族文化。為何倭國會在這個時候停止對中國派出使節，由目前可知的歷史來看，可說是完全找不到任何理由。或許在二六六年到西晉王朝因八王之亂、永嘉之亂而陷入混亂的這段期間，倭國還是曾對中國派出使節。倘若真是如此，這意味著這段空白只是史料缺失所造成的虛假現象。目前筆者的推測確實是傾向倭國自三世紀後半開始廢止遣使，只是史料缺失造成的假象。但是自永嘉之亂之後的廢止遣使，可就不能以史料缺失來解釋了。
神祕的四世紀
正如前文所述，倭國再度向中國遣使朝貢是在西元四一三年。距離前一次遣使的二六六年，相隔足足有一百四十七年之久。這一百四十七年之間，倭國內部發生了什麼事？邪馬臺國後來怎麼了？倭人在這個時期興建那麼多巨大的古墳，具有什麼樣的意義？據推測製作於四世紀、且是由百濟傳入的七支刀（日本奈良縣天理市石上神宮藏），傳達給我們什麼樣的訊息？建造於五世紀初期的好太王碑，上頭記錄的是四世紀後期倭人於朝鮮半島上的事蹟，而這又具有什麼樣的歷史意義？以上種種議題，都是令學者們爭論不休的焦點。
然而想要找出以上議題的答案，還得先釐清許多難以解決的疑點。例如七支刀真的是在四世紀傳入日本嗎？好太王的碑文會不會早已經過竄改？這些疑點沒有釐清，就沒有辦法建立穩固的立足點。正因如此，這個時代被稱為「神秘的四世紀」。
此外，據說是仁德天皇陵的古墳巨大得令人嘆為觀止，當年有實力蓋出這種建築的政權，是邪馬臺國發展而成的勢力嗎？還是某種其他的後繼勢力？這個政權與朝鮮建立深厚的關係，真的只是為了獲取朝鮮半島上的鐵資源？好太王碑文上記載的倭，是否就是大和政權？要找出以上這種種問題的答案，也只能期待今後的努力。
但有幾點是筆者可以肯定的事。第一，這個時期東亞地區的動盪不安確實對日本造成了深遠影響。第二，日本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強大政權。第三，這個政權憑藉其力量優勢與朝鮮建立了深厚的關係。第四，這個政權與現在的日本天皇家系有著極深的淵源。
而這個政權的時代，正是所謂倭之五王的時代。
〈倭之五王的時代〉
恢復遣使與東亞國際情勢
所謂的倭之五王，指的是中國南北朝時代記錄南朝宋國歷史的史書《宋書》中所記載的五個倭國國王，分別為讚、珍、濟、興、武（《宋書》〈倭國傳〉）。在這些倭王的時代，倭國恢復了對中國派遣使節，但史書上並沒有說明其理由。不過倭國恢復派遣使節的時期，正好是魏晉南北朝中的南北朝時代剛揭開序幕的時期，這點或許提供了我們一些線索。在這個時期，中國的情勢由原本以華北為中心的極度混亂局面，逐漸轉變為統一華北的胡族政權（北魏）與江南的漢族政權（東晉至宋的諸朝），形成南北兩大勢力對峙的局面。就在這個時候，倭國恢復了遣使朝貢。
卑彌呼向三國時期的魏國遣使朝貢的時候，蜀國的諸葛孔明與魏國的司馬仲達（司馬懿）已發生了二三四年的五丈原之戰，蜀國國力減弱，而魏國的實力越來越強大。不僅如此，在對日本亦有重大影響的遼東問題上，魏國與吳國之間的南北勢力角逐也是由魏國占了優勢。如此推想下來，五世紀初期的倭王恢復向中國遣使，應該也是基於某種國際情勢變化的影響。
倘若回頭審視五世紀初期的東亞情勢，我們會看到一個英雄的崛起，那就是建立南朝宋國的劉裕。劉裕在建立宋國之前，是東晉的將軍。他率領江南的軍隊北伐，以收復遭異族占據的中原故鄉為目標。經過一番努力，他攻破了當時鮮卑慕容部盤踞於山東半島的勢力，也就是南燕，那一年是西元四一○年。三年後，倭國重新恢復了遣使。
劉裕後來自山東繼續往西邊挺進，直抵洛陽及長安，消滅了氐族所建立的後秦勢力，暫時光復了中原。其後他退回江南，接受東晉的禪讓，建立了宋朝（西元四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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