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脈絡中的林肯（摘錄）
我無意在黑白種族之間引入政治與社會平等。這黑白種族之間存在著生理上的差異，這個差異，依我判斷，很可能會永遠使他們無法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共同生活，並且，正因為差異存在已經成為必然，我……偏好我所屬的種族，擁有優勢地位。（1858年8月21日，林肯回覆住在伊利諾州渥太華的史蒂芬．A．道格拉斯的信）
今日這些話聽來冒犯，它們是一段已逝時光的殘骸，極少人哀悼那時光的逝去或美化那時光。它們廣為傳布與美國理想悖反的態度，許多讀者得知這些話出自林肯之口，將會震驚。這些令我們現代人反感，傳達了種族優越感的言辭，怎麼可能出自那個撰寫《解放宣言》以及在蓋茲堡發表激動民心的言辭的人呢？
這些話公然抵觸了美國人對於林肯作為「偉大的解放者」的了解，它們促使讀者去擁抱林肯的另一項見解：「白人至上主義」。事實上，《黑檀》（Ebony）雜誌編輯Lerone Bennett, Jr.在1968年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就曾質問：「林肯是一位白人至上主義者嗎？」Bennett宣稱，美國人的林肯是自我感覺良好的產物，林肯事實上是一位白人至上主義者，雖然是動機良善的一位。他是一位只在政治上必要時，才有所回應的保守政客，於種族主義的玩笑話中，顯露他的真實顏色。
Bennett的文章促使學者們去正視林肯種族主義的問題。一個更深入且廣泛的對話從此展開，著名的史家們重訪並認真考慮林肯對奴隸制度以及種族觀點的問題。史家們疑惑著這個悖論（林肯既是《解放宣言》的作者，也是白人至上的信仰者）是在超過一個世紀之後評斷當事人的問題，或者林肯對他同時代人來說，也同樣自相矛盾？這些話對1858年聽到它們的人來說，意義為何？
史家努力從林肯所處的時代脈絡去了解他的觀點，而這需要建立連結。林肯並不與世隔絕，他的演說與行動，和他世界的各種特定因素密切地交織在一起。脈絡（context）這個字的拉丁字源是指「編織在一起」，歷史中的脈絡化（contextualizing）是關於努力了解歷史現象──演說、人們、事件──如同它們在它們原來世界中存在的樣子，以便就它們本身的觀點了解它們，而不是透過一副現代的鏡片。
我們無法將本章開頭的那些話與說出它們的場合區分開來（林肯與史蒂芬．A．道格拉斯激烈競爭參議員席位時的辯論）；辯論的地點（伊利諾州的渥太華，一個反黑人狂熱的溫床）；聽聞這場辯論是哪種人（大部分是支持道格拉斯而質疑林肯的人）；以及林肯與道格拉斯都不是以先知或道德家，而是以追求選票的候選人身分向聽眾演說的這個事實。我們也不可以忽略道格拉斯說了什麼以致引燃這個回應。或者，林肯在這章開頭的那段摘錄之後，馬上又說了什麼。脈絡化需要考慮廣泛的各種因素──從當時的種種意識形態到短語和語句的特定順序，但無論如何，脈絡化要求將歷史人造物（historical artifacts）與史料視為存在於特定社會世界中的人為建構（human constructions），並且，作為這樣的建構，不能被視為會主動到位並且會自己說話（而不是由史家詮解）的證據（free-floating evidence that speaks for itself）。
林肯是一位種族主義者嗎？分析這個問題
林肯是不是一位種族主義者，這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問題。這問題將一位受美國人喜愛的偶像和美國最應受責難的傳承與觀念之一連結在一起。單單這個問題就能引發熱烈的反應，而令人信服地回答這個問題，既不容易，也無法操之過急。
首先，這存在著一個困難之處：揭露一個人真誠的信念，即使在有些條件完備的案例中，對史家而言，都不是一項容易的工作──你如何進入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呢？此外，有哪個人終其一生未曾改變過心意？某人某一年表達的意思，是否意味著下一年仍抱持相同的信念呢？再者，一致性的問題。一個人是否非種族主義者，即平等主義者？我們能否辨明一個人何時抱持絕對的觀點，而何時觀點又是混雜的、暫時性的、不確定的？
「種族主義者」這個名稱也有問題。林肯那個年代並沒有這個字，用這個字是不是犯了時空錯亂的錯誤？我們是不是將現代觀念，以一種非歷史的方式，加諸於過去的情境之中？種族主義之於當代美國以及了解我們的過去有重大的相關性，但是以當代的語彙去表達這個問題，標舉出史學中一項位居核心的緊張關係：今天的關注可能促進歷史探究，然而這些關注不應該淹沒或扭曲過去的真實。
不過，即使在這種種限制之下，史家們已經追索過這個問題。為了辨析意涵以及揭露林肯的觀點，史家們努力在林肯言辭的原始脈絡中，分析他的話語。
史源資料
什麼史料可以說明林肯的種族觀點？他製造了一個巨大的文獻證據庫藏，他持續不斷地寫作，身後留下了書信、筆記、備忘錄、演說、法律辯論、政策聲明，以及許多這些著作的修訂稿件與手稿。史家Douglas Wilson解釋說：「［林肯］對於他總統任內幾乎所有重大，以及許多不是那麼重要的發展，都以寫作回應。」
同時還存在著回憶性的證詞。林肯過世之後，威廉．赫登（William Herndon，擔任林肯的法律事務所合夥人已超過十五年），從認識林肯的人那裡蒐集了許多故事，然後寫了一本他先前合夥人的傳記。基於作者與林肯之間冷淡的個人關係，以及寫一位被殺總統所會得到的發財機會，史家們對這部作品抱持懷疑的態度。不過，赫登蒐集的故事增加了關於林肯的證據。史家可以同時檢視當時流傳至今的所有史料去了解林肯（例如報紙、其他人的文件、法律案件摘要以及判決）。
即使有了這麼大批的原始史料，仍然很難斷定林肯的種族觀念。史家必須要將迷思中的林肯與林肯其人分開。林肯傳記的作者David Herbert Donald形容他是一位多面向的偶像，對不同的群體來說，「他是一位共產主義者……也是一位素食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禁酒論者、綠背紙幣黨員（greenbacker），以及一位世界民主統一聯盟（Union Now）的倡議者。」由於林肯已經成為美國理想的「中心象徵」，史家們必須分外努力才能區分真正的林肯與象徵的林肯。史家們從事這工作已經好幾十年，並且產出大批的學術作品。
「真正的」林肯仍然難以捉摸。他被史家描述成「謎樣的混合體」，同時代的人描述他為「沉默」與「神祕」的，無怪乎在林肯萬神殿中有本著名的書籍叫做《無人知道的林肯》（The Lincoln Nobody Knows）。作者Richard Current描述林肯研究領域中的一些課題充滿了爭議性，並且解釋說：「證據纏繞於矛盾之中，同樣公正且博學的學者對於證據的詮釋卻不一致。」林肯對種族與奴隸制度的觀點，乃是一個糾纏不清的課題的好例子。
下面我們討論研究林肯觀點時四種主要的史料，以及有助於正確理解林肯所說的話的第五種史料。這些史料橫跨1841至1863年，這是一段美國歷史重大改變的時代。美國內戰前的三十年，歷經了奈特．特納（Nat Turner）的叛亂、威廉．洛依德．蓋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的報紙──《解放者》（The Liberator）之誕生、想要解決邊疆區域中奴隸問題的種種法案、德雷德．史考特（Dred Scott）否決黑人公民權的決定，以及從哈珀斯．費里（Harpers Ferry）到「血腥堪薩斯」（Bloody Kansas）叛變的種種暴力行為。不同的團體採取極端的立場：一方面，廢除論者呼籲立即結束奴隸制度；另一方面，贊成奴隸制度的黨派讚頌奴隸制度是《聖經》背書下的美好制度。下面這些史料必須要在這樣背景下加以考量。
林肯與道格拉斯的辯論。1858年林肯與道格拉斯的辯論乃是政治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身為伊利諾州州議員的林肯，挑戰在位的美國參議員史蒂芬．道格拉斯，進行一系列辯論。道格拉斯同意在伊利諾州的七個城鎮與林肯進行辯論，這些辯論乃是精心呈現的事件，伴隨著樂隊行進、野餐、煙火，以及旗隊──這些是十九世紀群眾娛樂的主要來源。每場辯論的形式相同：三小時的激動演說，不時被群眾的歡呼、笑聲、嘲弄與掌聲所打斷。出席的記者們將報導以電報發送回去，刊印於全國的報紙。這些辯論引起了全國的注意。
雖然林肯與道格拉斯的辯論例行地被收錄在歷史教科書之中，但教科書中的記述主要聚焦於「表象與聲音」，極少注意到所說的話或所表明的觀點。究竟被辯論的偉大議題是什麼呢？
奴隸制度擴展到西部疆域乃是辯論的核心。1850年代，宣布北緯36˚30＂以北永遠廢除奴隸制的〈密蘇里協議〉（Missouri Compromise）被撤銷，道格拉斯是這項改變的主導者，他支持這些疆域之中的人民主權，使西部開拓者可望在他們自己的區域裡批准奴隸制。新疆域可以舉行選舉，以便確立他們的地位是蓄奴或自由之地，1854年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州法案》升高了向西擴張與奴隸制度間的緊張情勢，這個緊張情勢最暴力的表現即是「流血的堪薩斯」（Bleeding Kansas）。在這個時代背景之下，史家們同意1850年代乃是一個充滿敵意的種族主義時代，當時許多地方，深膚色人作為人的地位都被否認。
「與白人平等」。第一則文獻（史料3.1），是1858年8月21日在伊利諾州渥太華所進行的第一場辯論的節要。文獻的開頭，道格拉斯宣稱林肯（以及「黑人共和黨」）支持黑人公民權，包含投票權以及擔任陪審團暨各種選舉公職。道格拉斯確立他自己的立場是「贊成將公民權局限於白人」，並且反對「任何以及所有形式」的黑鬼公民權。他接著宣稱林肯（以及廢奴主義者們）相信「黑鬼生而平等」並且被「全能的主賦予平等地位」。
道格拉斯將他自己與其挑戰者之間的對比，設定在一個現代讀者熟悉的脈絡：政治選舉。雖然一場三小時的十九世紀辯論對我們來說可能太長，但我們可以聯繫到（relate to）現代的經驗而了解選舉巡迴的演說，以及字斟句酌以便贏得聽眾贊同的候選人。
史家Eric Foner稱「指控共和黨人為親黑鬼」乃是1850年代民主黨人政治軍火庫中最常使用的武器。特別是在西部，民主黨斷定連結共和黨人與「黑鬼平權」將會為民主黨人贏得選舉。在政治光譜各端的人們都視倡議黑鬼平權為政治自殺：支持這個宣言的選民為數不足，更常見的是對黑人感到仇恨與恐懼，而這點在全國各區域皆然，不僅僅是在蓄奴的南方。
這是一個「種族偏見幾乎普遍存在」以及四個「自由人」州根本不讓黑人跨進其領土的年代。表明支持禁止奴隸制度或者甚至是完全廢除這個制度，並不等於倡議黑人民權，更不要說是倡議平權。白人勞工既不想要和奴工競爭，也不想與自由黑人競爭工作機會。西部之所以沒有奴隸與1840年代自由土地黨（Free Soil Party）的政見有關，而非因著反奴隸制度的熱忱。自由土地黨人強調辛勤工作與公平競爭乃是白人經濟自我改善的關鍵，確保西部疆域沒有奴隸勞工，將會保證這個「公平」競爭，並且實現「堅苦卓絕與能力在這塊土地上將會得償所值」的諾言。簡言之，在西部投票反對奴隸制度的人，通常是基於自我利益，而不是對奴隸制度的道德疑慮。
在第一個文獻裡，我們聽到史蒂芬．道格拉斯對這種心態的注意。他的言辭刺耳且使我們不舒服，很難想像一個世界裡，「我贊成將公民權局限於白種人──那些歐洲出身的人及其子孫，而不賦予黑鬼、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劣種」這樣的話會獲得選票。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那次參議院選舉的結果，道格拉斯贏了。
在林肯的回答中，我們聽到他考量這個意識形態的趨勢、這個脈絡（史料3.2）。他小心翼翼地將自己與那些「小小廢奴演說家」劃清界線，這稱號是道格拉斯無禮地加諸在他身上的。林肯並陳述他將不會干涉奴隸制度已經存在的地方，而是將焦點放在奴隸制度向西擴展的問題上。這使得任何反對奴隸制度擴張的選民，無論他們的理由為何，都會支持林肯。像這樣子的動作，促使了史家與古典學家Garry Wills讚譽林肯為「以政治上可操作的方式定義奴隸制度的議題」。林肯做出區分並界定了他的陳述，這樣的方式對他的這項成就至關重要。
自然權利與政治權利。一開始，林肯否認想要引入種族之間的政治與社會平等，這個消息一定讓他的聽眾鬆了一口氣並拍手叫好。他承認種族之間的生理差異，同時認為這些差異使社會上黑人與白人可能共享「充分平等」的機率不高。在這裡，他表明自己與道格拉斯的立場一致，意即在這樣的條件下，白人將會擁有優勢地位，但是林肯說法的條件可能性（contingency）正好與道格拉斯構成對比。
林肯在平等的問題上採取了不同策略，不談社會與政治平等，而朝向自然權利以及享有個人勞動成果的權利。他宣稱，在這些權利上，黑鬼「如同白人一樣……有資格」，社會的、政治的、自然的、經濟的──這種種不同的權利。為什麼林肯要做這些區分呢？
當時的反黑人意識形態可以部分地回答這個問題。林肯塑造了一個將焦點放在黑人奴隸的人性之上的意識形態。相對於那些視奴隸為人之下之非人（subhuman）者，在林肯的法律實務中，他稱到達一個案件的核心議題為「到達要點」。林肯1858年對黑人問題所聲明的立場，其「要點」就是，身為人類，黑人應該得到《獨立宣言》中聲明的自然權利。
林肯對種種平等的區分，伴隨著模稜兩可、小心翼翼的語言。雖然他的確承認兩個群體之間的生理差異，但他在其他比較的時候卻支吾其詞，在道德與智性天賦之中，僅僅說「或許」有差異。不過，只是提出這兩個種族在道德與智性上相等的可能性，就足以忤逆當時的主流風氣。
林肯所說的區分與限定對於現代人來說，也許瑣碎甚至虛偽，是為了打敗對手，願意無話不說的政客作風。但是就他的世界而言，他公開表達的理念，比起大多數其他白人（廢奴主義者是明顯的例外）都進步得多。林肯在這些辯論中所詳細說明的觀點將會團結共和黨，如同史家Eric Foner所注意到的，共和黨人：
的確發展出了承認黑鬼具備本質人性的政策，並且要求保護若干民主黨人否定黑人該有的基本權利。共和黨人雖然由於接受許多種族刻板印象而有嚴重缺陷，並且有所局限……他們對種族關係的立場違背1850年代的主流意見，在一個種族主義者的社會中，這個立場被證實是一個政治上明顯的不利條件。
林肯的立場很明顯的並不如當時廢奴主義者那麼激進，但這個立場聚焦於奴隸的共通人性，是不容討價還價的。如果任何最終的解放要被接受，這點都必須在邏輯上先被接受。林肯總是注意到公共意見和現存法律，在平等議題的立場上，他既不過度施壓，也不退讓太多。相反的，他走的一條道路，允許所有各式各樣反奴隸制度的選民加入。他也許在1858年輸了一場參院選舉，但是其小心翼翼的路線，讓他在1860年當選了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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