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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韓國人的自殺或許是他殺
又一個人死了！確切地說，韓國社會死了一名韓國人。
2015年6月10日，韓國爆發MERS疫情，確診病例人數達全球第二高。早在6日釜山市爆出第一起MERS病例後，市政府就緊急成立應變本部，分配一名身強體壯的體育局組長到相關防疫單位。就在疫情逐漸擴大之際，這名55歲正值壯年的防疫官員，卻在10日被人發現在山區上吊自殺，他的車上留有寫著「對不起」的遺言紙條。
很難說這不是偶然的。
防疫MERS政府官員的自殺，會讓大家聯想到誰呢？恐怕是最高層級的長官—盧武鉉（노무현）前總統。
當年盧武鉉一卸任，馬上面臨被指認收賄一事，正所謂無風不起浪，早在盧武鉉五年總統任期（2003-2008年）內，其兄盧建平已經兩次捲入賄賂案—2003年9月，盧建平收賄3,000萬韓圜（新臺幣約85萬元），協助大宇建設社長南相國連任，此案被地方法院判刑一年、緩刑兩年，而南相國於隔年3月投漢江自殺；三年後，在2006年參與全國農協中央會收購世宗證券公司過程中，盧建平又被人查出涉嫌收受29億韓圜（新臺幣約8,300萬元），判刑四年，罰款5.7億韓圜（新臺幣約1,600萬元）；2009年，盧武鉉和夫人權良淑、兒子盧建昊，也紛紛捲入收賄醜聞案，社會輿論沸沸揚揚，最終，盧武鉉未進法院辯護自身清白，而是選擇留下遺書，於2009年5月23日自殺—為什麼呢？
「我們」的特性
金文學、金兩基等文化學者們經常使用「我們」（우리）來說明韓國人的特性。
對韓國人來說，「我們」的用法再自然不過了，韓國人提到國家，不說「南韓」，而是說「我們的國家」（우리나라）；提到父母親或老師，也會說「我們的爸爸」（우리아버지）、「我們的老師」（우리선생님）。在這種語言架構與思維下，這些輕生者生前聽到的指責，恐怕是「你做為『我們』國家『我們』的總統，竟然敢貪污『我們』國民的錢！」、「你還有臉做『我們』國家的總統嗎？」等言論——「我們」就像顆巨岩，壓在他身上。
即使是謠言，也讓「我們」的總統有口難辯吧？同樣地，MERS的官員也有相同遭遇，「你做為『我們』國家的疫情防護官，竟然無法阻止MERS來到『我們』釜山，『我們』居民又該怎麼生活啊？」
許多文化學者想透過「我們」語言特性，來探討韓國人的自殺問題，在我看來，情況比他們想像的還要嚴重與複雜。
首先，「我們」一詞已經帶出了「他者」的面向。沒有他人、與社會格格不入的他者，如何成就「我們」呢？因此，不僅僅是語言思維造就自殺的盛行，我們必須要放大到韓國社會整體結構、社會的公審，與他人的目光等，才有可能揭露韓國人自殺的真正面貌。
再者，韓國人發達的「被害意識」下，誰都不想被他人瞧不起，在此間差社會內，只有努力往上爬，才能逃避被害意識的陰影。
一犯錯。他人的目光就來了。
但韓國人在選擇極端的自殺手段前，其實早已在日常生活裡練習死亡。
過度飲酒是練習自殺的入門儀式
韓國人愛喝酒，且當地酒席文化（술자리）中，喝酒是不能自己倒的，更有自己倒酒會讓坐在對面的人倒楣三年的諺語，不讓對方幫自己倒酒，也有表達不滿之意，即「你不用幫我倒，我自己來——就當做我自己一個人在喝酒就好」。入夜後的韓國街頭，經常可見三五好友結伴相約到酒吧喝酒聊天，互相倒酒。若是一個人在家喝悶酒，無疑是韓國人最寂寞、最失落、沒有朋友的時候——對韓國人而言，酒不只是酒，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承受挫折、練習死亡的儀式—暫時麻醉自己身處現實困境之解藥。
輕微失敗者，一個人喝悶酒。嚴重的，則是靜謐步上自殺之門前。韓國人的死是沒有聲響的，完全異於日本人的自殺，因為日本人平日安分守己地生活，幾點上班、幾點下班、人與人的位階、物品的設計等，都被完整地規劃出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定位點，不輕易與他人起衝突，安安靜靜、不強出頭地生活著。但當日本人決定要自殺時，選擇的往往是「聒噪的死亡」，即要引起他人注目的自殺，選擇場所往往是地鐵站，跳軌自殺的人數也最多，選擇的月台一定是交通量、乘客最多的地鐵站，如赤羽地區。
日本人自殺，必求讓自己的死成為公眾事件，哪怕是對社會的反諷、指控也好，尤其是日本人跳軌自殺，充滿了極度諷刺感。之所以諷刺，在於日本人生前一直不喜歡給他人添麻煩，若當他們要麻煩他人、引起他人注意之際，就是要帶給別人巨大的「迷惑」（めいわく）。
這巨大的迷惑就發生在那一跳，務必使自己的死成為公眾事件，讓當天的交通大亂。
但韓國人喝了酒，不論是在家上吊自殺、燒炭自殺，或是從漢江橋上縱身一跳，抑或是前往深山自盡、跳崖等死法，完全異於生前吵吵鬧鬧、急性子、情緒化的生存樣態，韓國人在選擇結束自己生命時，竟是如此安靜的。
易言之，韓國人生前大聲喧嘩、引人注目地活著，如整形、注重外在打扮，以及服裝設計等，都可看出這一點；他們死時卻是悶不吭聲，私想韓國人在死亡前刻是否意識著要躲避他人視線，找一個地方安靜死去呢？
不論是在釜山地區自殺的防疫官員，或是盧武鉉前總統等人，他們會走向絕路並非偶然，除了責任感、自愧之外，他人的目光正緊盯著他們的錯誤，社會公審也讓他們喘不過氣、張不了口、伸不出手、抬不起腿來了
是啊，在韓國，他人即地獄……
二論：他人即地獄——韓國人的「出世」教育
補習費不是問題，無法「出世」才是。
韓語有個特殊單詞，即有著漢字「出世」的「출세」，多用來稱讚他人升官發達賺大錢等成功之際。韓國人第一次聽到這個稱讚詞，應該是在高中參加完一試定終身的「大學修學能力試驗」（대학수학능력시험，即「大學聯考」）後，考上三大名校S.K.Y.（註：國立首爾大學（서울국립대학교）、高麗大學（고려대학교），與延世大學（연세대학교），S.K.Y.為三者學校英文名稱縮寫）時，家人對自家孩子終於可以「出世」，感到欣慰的稱讚吧。
強調嚴格階級之分的韓國間差社會，「錢力等於學歷」，父母親為了不讓小孩子輸在起跑點上，對其教育投資可說不遺餘力，甚至可說是「耗盡家產」。
早在2004年，韓國導演金智英（김지영）便針對此社會現象，拍了一部《孟父三遷之教》（맹부삼천지교）電影，諷刺家中父親為了讓小孩能考上國立首爾大學，努力地賺錢，與兒子一同搬入一間位於地價昂貴江南區小小套房，為的就是提供給小孩子優良的讀書環境：讓孩子距離名校近一點，考上的機會就越大，「出世」的成功率也就越高。
為什麼要堅持搬到江南區呢？無非是那邊讀書風氣鼎盛：補習班林立、一流的解題名師都在那。韓國的「私教育」（「사교육」，即「上補習班」）狂熱程度在亞洲地區數一數二。我還記得，十幾年前在語學堂學習韓語時，韓語老師還特別用「炙熱」（지열하다）這個形容詞來描述補習班盛況。
根據韓國中央銀行統計數據顯示，韓國人在2008年度的國民教育總支出，創下歷史新高，達到39.9兆韓圜（新臺幣約1兆1,000億元），比起2007年增加了三兆韓圜（新臺幣約8,000萬元），更是2000年國民教育總支出17.5兆韓圜（新臺幣約四億兩千萬元）的2.28倍；其中私人補習教育的金額，自2000年到2008年，八年期間，快速地增漲了三倍，達到19兆韓圜（新臺幣約五億四千萬元），占2008年國民教育總支出的47.61%，而相較於2000年度，私人補習教育金額占當年國民教育總支出的百分比為35.1%，又增加了一成多。
另一方面，若從2008年韓國家庭平均支出額度來看，每戶家庭花在小孩子身上，包含正規學校與課後輔導補習班等費用，總支出約為240萬韓圜（新臺幣約68,000元），約占家庭平均支出總額的7.5%，相較2000年的5.4%，也增加了不少。2009年韓國整年度花在小孩子的補習費用竟高達190億美元（新臺幣約5,700億元），相當於韓國政府教育經費一半以上。但值得思考的是，若以美國為對比值，美國人口是韓國的六倍，但美國補習業全年營收卻只有韓國的四分之一，由此看來，韓國補習班的確是「顯道」、熱門行業之一。
2011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出韓國國中小學生，下課後上補習班的比例為88.8%，當地私人課外輔導（即「家教」）教育市場的規模，為三十三兆五千億韓圜（新臺幣約9,700億元），相當於韓國生產總值的3.95%，也超過了政府2011年審核通過的教育預算。2012年，韓國小學生下課後，不論是上安親班或是學音樂、美術、第二外語，抑或請家教的人數比例，已經高達90%以上，且聘請補習老師的費用，已經相當於政府公共教育支出的80%。
與其說韓國受到「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傳統儒家思想影響，學歷做為改變身分的最佳途徑外，韓國人更將「教育也是金錢打造出來」的資本主義精神，加以發揚光大。龐大的補習費用支出，讓韓國平均每戶人家的所得約有25-33%是花在孩子補習費用上，子女每週補八科算是家常便飯，補到11科算是正常，甚至有些家長還聘請「學業經紀人」，替孩子安排補習課程，其終極目的就是把家中的小孩送入一流大學，之後謀得一份好工作，順利出世。
「錢力就是學歷」這句話在當代韓國社會正血淋淋地被表現出來。
成績優秀的學生參與課外輔導的時間更長，且家裡支出的補習費用也就越高。連帶地，父母親所得也必須更高，才有可能負擔起昂貴的補習費用。擁有大學學歷的家長，有90%會讓孩子參加課外輔導班，而只有高中學歷的家長中僅有50%會讓子女接受課外輔導；月收入700萬韓圜（新臺幣約20萬元）的家庭，為子女支付的課外輔導費用，比月收入100萬韓圜（新臺幣約28,000元）的低收入家庭，相差近十倍。
透過上面的討論，可輕易看到韓國家庭是多麼熱衷投資小孩的「出世教育」。但家庭不惜重本，務求小孩順利出世的期待，也讓準備升大學的高三生承受無比巨大的壓力。
「差一點念到死掉。」
大家知道韓國靈異傳說、鬼怪最多的地方在哪嗎？即在高中校園。韓國恐怖電影，即所謂「鬼神電影」（귀신영화），經常以校園為主場景。如當地最有名且經典的恐怖電影系列，從1998年5月30日開始上映的「女高怪談」（여고괴담），到2013年為止，已經出了六集。類似題材能拍上一系列六集，必有其市場，而市場往往決定在消費者身上；換言之，必有大多數的韓國人意識與社會現況投射於其中。
如同片名，這六部怪談場景皆集中在（女子）高中學校。內容分述學生因為考試壓力大，或是芭蕾舞比賽競爭，第二名變成厲鬼來向第一名復仇（第一集《死亡教室》、第三集《斷魂梯》及第五集《結伴自殺》）；又或是突顯出韓國學校霸凌問題（第四集《聲音》及第六集《血玉傳說》）。這些場景選定與情節設定絕非是偶然的，正是韓國高中校園競爭之下的殘酷寫照。
韓國學生升學壓力之大，一切只為了「出世」。這也難怪高三生參加完大學聯考後，全國高中學校幾乎都會舉辦一場燒書大會，應屆考生一班一班集合，然後學生們撕毀教科書，丟到學校早已準備好的大火爐焚燒，此焚書舉動年年登上新聞版面，是韓國高中生的壓力釋放。
我也曾好奇問過韓國友人炫炅（현경）的高中升學壓力，她不堪回首地說：「差一點念到死掉。」這句話隱約透露出，學生因升學競爭，最終受不了「出世」壓力而自殺，而死後的人，被敏銳的電影導演捕捉，以復仇者（鬼神）的形象重返人世、反諷韓國社會。
截至2018年，「女高怪談」尚未拍攝第七集，是否意味校園自殺現象趨緩了，還是說韓國人已經習慣學校就是有人會自殺了呢？當真實世界比電影更恐怖，這些故事，似乎也就沒有拍攝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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