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蔣竹山　專文導讀
科學人總編輯李家維
台灣大學政治系兼任教授李錫錕
「故事」網站主編胡川安
建國中學歷史教師莊德仁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
泛科學專欄作者黃貞祥
台灣大學電機系教授葉丙成
文化人謝哲青

共同推薦（按姓氏筆劃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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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航海通世界（西元一四五○年至一八○○年）
十六世紀，海上航行的人把兩個半球連接起來。海上航行的事業一直穩定擴張，也曾經有人試圖穿越未知的汪洋，結果發現是兩片海洋，中間隔著一塊大陸。維京人在一○○一年抵達紐芬蘭；玻里尼西亞人登陸美洲的時間可能更早；馬利的國王曼薩．穆罕默德可能率領船隊遠征大西洋；巴斯克漁夫十五世紀曾在紐芬蘭離岸處捕撈鱈魚。可是到頭來卻是來自葡萄牙和西班牙水手，把歐亞大陸及非洲和美洲永久地連接起來。就航向新大陸而言，葡萄牙和西班牙占了地利之便，登陸之後也有資源可以在當地定居。
從馬克思（Karl Marx）到大衛．克里斯蒂安都認為東、西兩半球的結合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重大的時刻之一，這證實世界存在三片「蠻荒之地」：美洲、澳洲和太平洋諸島嶼。歐亞社會取得壓倒性的成功，同時正如馬克思筆下所言：「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始於十六世紀，成為現代資本主義歷史的濫觴。」
【時勢造英雄：哥倫布】
到西元一五○○年為止，全球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陸塊被劃入國界，由官僚經營、依法律治理。其他地方則組織成酋邦和部落，大多過著定居生活，從事某種農業維生。在全球四億六千一百萬的人口當中，漁獵採集者大概只占百分之一。
無論生活在複雜的國家或地方性的酋邦，想做生意的人都會組織貿易路線和貿易圈。太平洋諸島之間就存在這麼一個貿易圈，當地可能有幾百萬航海技術十分了得的人（沒有羅盤，全靠一雙眼睛觀察海浪、星辰、水流和陸地）從事各島之間的貿易，如加羅林群島（Carolines）的雅浦島（Yap），以及關島、帛琉、斐濟、薩摩亞和東加。
另一個貿易圈出現在南、北美洲，大約囊括四千萬到六千萬人，從五大湖連接到安地斯山脈，一方面透過陸路的中繼貿易，另一方面以獨木舟取道河川及加勒比海，銜接墨西哥中部的阿茲特克地區，並利用印加人在安地斯山脈的道路通往印加帝國。
第三個貿易圈牽涉到全球四分之三的人口，大約是兩億六千萬到三億人，擴張到歐亞大陸各地和非洲北部。這個貿易圈是以兩大路線為主幹：穿越中亞的車隊路線：絲路，以及從朝鮮半島、日本和中國繞過馬來半島及摩鹿加群島或香料群島，進入印度洋，抵達波斯灣和紅海的各個港口，然後取道萊茵河、易北河、多瑙河和波河延伸到歐洲，以及用駱駝商隊進入非洲。

在第三個貿易圈裡，歐洲人曾經採取激烈的手段對付穆斯林，除了一次又一次的十字軍東征，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基督徒自一○三一年起，開始從穆斯林手中奪回他們的土地。（西班牙還分成亞拉岡、卡斯提爾、納瓦拉和格拉納達四個王國。）到了一二五○年，基督徒幾乎奪回整個西班牙，唯一的例外是格拉納達，一個囊括西班牙南部大部分海岸的狹長地帶。
在幾次十字軍東征期間，歐洲人首次在敘利亞嚐到糖的滋味；由於歐洲的（除了西西里島以外）天氣太冷，種不出甘蔗，歐洲人自然起心動念，尋找能夠栽種甘蔗的地方。此外，他們想在東方的香料貿易中分到更大一杯羹。
歐洲各個統治者也想找到新的黃金來源，以擴大經濟體，支付經濟活動所需。當時的黃金大多來自西非，也就是現在的迦納、貝南、多哥和幾內亞，當時的歐洲人稱之為黃金海岸。這些黃金必須靠駱駝商隊穿越撒哈拉沙漠到摩洛哥的費茲，或是突尼斯、的黎波里，穆斯林商人獨占了黃金貿易。
大西洋沿岸的歐洲人擁有大海。為了運用海洋的優勢，他們設計出遠洋航行的船隻，不但能在各地的公海航行，還能裝載重型火砲。葡萄牙人發展出輕快帆船，這是一種雙桅杆的小船，體積只有歐洲和中國最大船隻的五分之一，把厚木板直接釘在龍骨上，而非像北歐帆船常見的那樣，把木板相互交疊。葡萄牙的輕快帆船，是用三角形的船帆（稱為大三角帆，印度洋也使用這種船帆）來操縱船隻，而非歐洲的方形船帆；有了大三角帆，輕快帆船便可逆風而行。後來，輕快帆船發展成三桅杆船隻，配備大三角帆和方形船帆。
建造適合航海的船隻，只解決了一半的問題；此外還必須建立航海的相關知識，把阿拉伯天文學和數學的傳統，與水手的實務經驗結合。航海最重要的工具是由中國人首先發展出來的羅盤，以及阿拉伯人或希臘人發明的星盤，用來測量太陽或星辰的位置，讓駕駛員知道船隻在哪個緯度。葡萄牙國王的第三個兒子，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在國內創辦鑽研航海與收集地圖的研究機構。在此之前，他率領葡萄牙軍隊在一四一五年進攻摩洛哥，最後沒有擊敗守衛內陸黃金的穆斯林，有鑑於此，亨利王子一心要研究出如何沿著非洲海岸往南航行。在葡萄牙鑽研航海技術的同時，鄂圖曼帝國的穆斯林軍隊在一四五三年拿下了信仰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從此改名為伊斯坦堡，提高了陸上貿易的難度，因此葡萄牙心一橫，投入更多資金，尋找前往中國的航海路線。
等到航海家亨利王子在一四六○年過世，葡萄牙的船長已經在國家支持下，抵達了非洲離岸處的島嶼（馬德拉群島、亞速群島、維德角群島），而且已經沿著海岸南下航行到獅子山。一四八七年，一支葡萄牙遠征船隊往西航行，從此一去不返。到了一四八八年，迪亞士（Bartolomeu Dias）繞過非洲南端，然後在一四九七至一四九八年，達伽馬（Vasco da Gama）率領的葡萄牙遠征船隊繞過非洲，前往印度。一五○○年，卡布拉爾（Pedro Álvares Cabral）率領的船隊順風西行，希望能迅速繞過非洲南端，結果卻在南美洲的海岸登陸；故此葡萄牙主張擁有對巴西的主權。到了西元一五一○年，葡萄牙用船上架設的大砲打贏了一場海戰，從此掌握印度洋的制海權。
同時，西班牙各國的皇室只顧著把穆斯林逐出格拉納達。在一四六九年結褵的亞拉岡的費爾南多（Ferdinand II）與卡斯提爾的伊莎貝拉（Isabella I），在一四八○年代將兩個王國合併，重新燃起擊敗摩爾人（穆斯林）的決心。兩人復興了由修士聖道明（St. Dominic）在亞拉岡成立，以剷除異端為目標的宗教裁判所。
無論是在穆斯林或一三四八年黑死病爆發前的基督教國王統治下，基督徒、猶太人、穆斯林都在西班牙各王國生活得相當和諧。在西班牙，猶太人和穆斯林把持著幾個最有生產力的農場和事業。宗教裁判所在一四八一年處決了第一批異教徒，沒收猶太人的財產，做為和摩爾人作戰的經費。最後，摩爾人在一四九二年初投降，自此費爾南多與伊莎貝拉獨尊基督教，全然禁止其他宗教，下令猶太人一律改宗，否則即刻驅逐出西班牙。十年後，穆斯林也面臨相同的抉擇。
在至關重要的一四九二年，費爾南多與伊莎貝拉成功把穆斯林趕出西班牙之後，終於決定資助哥倫布西行尋找中國的遠征行動。哥倫布已經請求了四年，但由於西班牙各國君主忙著和敵軍作戰，使他遲遲難以如願。基督徒對抗穆斯林的聖戰打了幾百年，如今處在基督教凱旋勝利的氛圍下，讓哥倫布除地利之外，也占了天時之便。於是在一四九二年八月三日，哥倫布和他的船員從塞維亞附近的海港帕羅斯（Palos）揚帆啟航。哥倫布出發之前，必須等待當局把最後幾名猶太人在一四九二年八月二日驅逐出境；這些猶太人乘船前往葡萄牙、北義大利、荷蘭，或是北非等施行宗教寬容的穆斯林國家。
和摩爾人之間的衝突激化，使歐洲的種族主義思維在伊比利半島生根。大多數的史學家認為，在希臘人、羅馬人和早期基督徒的思維中，不存在和「種族」（race）意義相同的概念。基督徒憎恨猶太人害死了耶穌，在十字軍東征期間，這種仇恨被輿論激化。中世紀的歐洲對黑人並不憎恨，唯一的例外是伊比利半島，當地的基督徒從穆斯林那裡學會把黑膚色和奴隸劃上等號。（穆斯林蓄養的奴隸有白人有黑人，但黑人通常從事比較卑微的工作。）當歐洲的多神教信徒皈依基督教時，歐洲的白人奴隸隨之減少。
伊比利半島諸國把猶太人和穆斯林逐出之後，很快頒布了血統純正法（Limpieza de sangre），禁止具有猶太或摩爾血統的人擔任某些公職，也不准成為征服者或傳教士，只有根正苗紅的基督徒子孫才能從事這些工作。從這些企圖維持宗教純正血統的做法，衍生出日後歐洲在生物學上的種族主義思維。
【初次相遇】
哥倫布航向中國時，隨身帶了一本馬可．孛羅遊記。雖然元帝國早在一三六八年滅亡，但哥倫布以為蒙古人依然統治中國，所以也帶了一位懂得阿拉伯語的人隨行，幫忙他和蒙古大汗溝通。
哥倫布前後四度前往加勒比海。第一次出航時，他帶了一百二十人的探險隊登上伊斯帕尼奧拉島（Hispaniola），也就是現在的海地和多明尼加共和國（圖11.1）。島上的泰諾人（Taíno）耕種玉米、甘薯、辣椒、絲蘭或木薯（一種營養豐富的塊根作物）、棉花和菸草，另外也收集微量的黃金，製成裝飾品配戴；他們不買賣黃金，也沒有鐵。泰諾人生性溫和、愛好和平；附近其他島嶼的部族則會相互交戰。泰諾人謹慎地接待哥倫布，指點他到其他地方尋找黃金。哥倫布留了四十人在島上，但他們到處姦淫擄掠，最後被泰諾人殺了。
第二次西行時，哥倫布帶了一千兩百名男子（沒有女人），以及牛、豬和山羊，準備建立永久的殖民地。這些男子的殘暴行徑（再度姦淫擄掠、偷竊黃金飾品和食物），使泰諾人不得不挺身作戰。這場仗打了一年，為數二十五萬的泰諾人有好幾萬人死在西班牙人手裡，倖存者被迫進貢糧食、紡棉和黃金。島上沒有大型的黃金礦床；飾品裡的黃金是世世代代的泰諾人積累下來的，但西班牙人制訂了配額，凡是沒達到配額的人一律斬去雙手。西班牙人帶來的牲畜大量啃噬著泰諾人的莊稼，釀成饑荒。後來哥倫布兩度重返此地，一心相信自己來到了亞洲的離岸島嶼，不斷尋找黃金和香料，證明他沒有白來一趟。他確實是一位了不起的航海家，但欠缺行政管理的能力，就算用西班牙的標準來看，也令人搖頭。一五○四年十一月，他灰頭土臉地回到西班牙，五十三歲的哥倫布在十八個月後默默辭世，身後淒涼。
哥倫布抵達西半球兩年後，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在西班牙波吉亞家族（Borgia）出身的教宗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授權下，在大西洋正中央劃了一條想像的線（從他們觀點來看，地球的另一面全是大西洋），把世界分成兩半。中線以東全屬葡萄牙所有，中線以西全歸西班牙。雙方把這個協議稱為「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希望遏止雙方的爭議（圖11.2）。當時歐洲人還不知道世界有多大，議約者不知道該把摩鹿加群島（東印度群島寶貴香料來源）分配給誰。不過，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的船隊在一五二二年返航，到了一五二九年，西班牙承認摩鹿加群島歸葡萄牙所有，這時葡萄牙已經掌握馬來半島最重要的港市麻六甲；西班牙則繼續保有菲律賓。
南、北美洲的西班牙人征服、控制當地的異教徒，強迫他們改信基督教，目的是服侍上帝和發財。征服了伊斯帕尼奧拉和古巴這兩個島嶼之後，西班牙人繼續西行，希望找到更多財寶。一五一九年，一名三十四歲、鐵石心腸、野心勃勃的貴族，埃爾南．科提茲（Hernán Cortés），從古巴帶了六百名戰士，攻打他兩年前從別人那裡聽說的阿茲特克帝國。他遠征隊的一名成員帶有天花病毒；一五一八年，伊斯帕尼奧拉島第一次有人罹患天花，是被非法輸入的非洲奴隸所感染。
無論是征服或殖民，科提茲都沒有獲得西班牙君主卡洛斯一世（Carlos I）授權，當時的卡洛斯一世才剛兼任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稱為查理五世（Charles V）。這位西班牙國王是歐洲權力最大的君主，在接下來的十年，他忙著想辦法統一歐洲，阻擋鄂圖曼帝國的穆斯林，並於一五二九年在維也納擊潰鄂圖曼大軍。
在科提茲抵達南美洲前幾年，阿茲特克人已經聽說有蓄鬍的白面男子出現。阿茲特克的統治者蒙特祖馬二世（Moctezuma II）可能假設一定是傳說中的預言成真，農業與藝術的守護神奎札爾科亞特爾（羽蛇神）回來了。一五一九年八月，科提茲在維拉克魯茲州登陸，蒙特祖馬派人送上神的禮服，科提茲穿上之後，問道：「只有這些？」同年十一月，蒙特祖馬迎接科提茲進入特諾奇提特蘭城，並且安排他和麾下士兵住進皇宮。這些西班牙人到處探索，在驚愕中殺光了在神殿用活人獻祭的阿茲特克人。後來科提茲挾持蒙特祖馬，逼他交出皇宮寶庫裡的黃金，由西班牙人全數鎔化。雙方全面開打，蒙特祖馬死亡（不知道究竟是怎麼死的），科提茲退兵之後，把阿茲特克人曾經征服過的部族組成聯軍。一五二○年，特諾奇提特蘭城首度遭受天花肆虐，因感染天花而死的人比戰死的人還多。科提茲重返阿茲特克，封鎖全城，沒有留下任何糧食或飲水，圍城九十三天後，特諾奇提特蘭開城投降，只有五分之一的人還活著。在圍城期間，西班牙軍隊的五十三名士兵和四匹馬被活活殺死，向戰神維齊洛波奇特利獻祭。
西班牙花了十年的時間才控制整個墨西哥，也就是他們口中的「新西班牙」。特諾奇提特蘭開城淪陷一年後，科提茲成為新西班牙的總司令兼總督，名下有一座巨大的莊園，強迫數千名阿茲特克人為他耕田。他享受了二十五年的榮華富貴，最後在一五四七年死亡。到了一五五○年代中期，一百三十戶的西班牙人利用一種半封建的強迫勞動體系，控制了十八萬印第安人，而這顯然違背了查理五世的期待。文化的改變使原本的地景一去不回。西班牙人砍伐森林，不是當作柴火，就是做為建材，在特諾奇提特蘭開城的廢墟上興建墨西哥市。犁翻土翻得比掘土棒更深，造成土壤流失。牛、豬和綿羊吃光了地面的植被。阿茲特克的運河系統從此廢棄。不到幾個世代，墨西哥盆地的許多地方無法從事大規模農業，只得向外購買糧食。西班牙統治了將近三百年，直到墨西哥人在一八二一年宣布獨立。
在西班牙人抵達之前，天花早一步來到美洲另一個帝國，位於祕魯的印加帝國。一五二○年代末期，天花已造成不計其數的印加人死亡，包括死於一五二六年左右的皇帝瓦伊納．卡帕克（Huayna Capac）和他大多數的朝臣，過了沒多久，他指定的繼承人尼南．庫尤奇（Ninan Cyuchi）也跟著染病過世。印加人沒聽過什麼西班牙人；也沒有消息傳到他們那裡，直到一五二七年，法蘭西斯科．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在祕魯海岸登陸。
一五○二年，二十五歲的皮薩羅到美洲闖蕩，尋找發財的機會。他參加了征服伊斯帕尼奧拉的戰爭，以及橫越巴拿馬的探險隊，成為當地最有錢的地主之一。有了西班牙國王的授權，加上狄亞哥．德．阿爾馬格羅（Diego de Almagro）在金錢上的支持，皮薩羅賭上全副家當，前往太平洋岸探險，一登陸就獲知印加帝國的存在。
皮薩羅的追隨者多半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在西班牙的封建結構下，有野心的人想發跡，不是高攀富有的女繼承人，就是從軍打仗。皮薩羅是一名私生子，父親官拜步兵上校，是對抗摩爾人的沙場老將，皮薩羅本人目不識丁，一心追逐財富和權力，但不是科提茲那種宗教狂熱分子。所以這批人參與暴力戰爭的主要動機，是為了提高社會地位。
西班牙人像唐吉軻德似地尋找黃金多年，一直毫無成果，結果皮薩羅和他手下的一百八十人終於在印加帝國的宮殿神廟和安地斯山脈找到了。皮薩羅抵達厄瓜多海岸時，印加帝國的內戰方酣，同父異母的兄弟阿塔瓦爾帕（Atahualpa）和瓦斯卡爾（Huascar）互相爭奪王位。阿塔瓦爾帕剛剛俘虜了瓦斯卡爾，正在現今利馬以北大約九百六十公里的卡哈馬卡（Cajamarca）一處溫泉休息，準備登上帝位。
雙方在卡哈馬卡見面時，皮薩羅和他的手下殺了七、八千名手無寸鐵的印加人，把阿塔瓦爾帕囚禁起來。儘管收到印加帝國一萬三千四百二十磅黃金的贖款，皮薩羅仍然處決了阿塔瓦爾帕，擁立一名印加傀儡皇帝，不到三年，就控制了印加帝國的所在地。
皮薩羅和他出資的夥伴阿爾馬格羅因為領土分贓不均而起了爭執，一五四一年，阿爾馬格羅的支持者殺了皮薩羅。皮薩羅處決阿塔瓦爾帕才過九個月，描述他成功掘金的故事就在塞維亞出版，西班牙殖民者受到這本暢銷書的刺激，紛紛湧入祕魯，西班牙政府因此必須派遣新官員，恢復當地的秩序。
一五四五年，西班牙發現了波托西（Potosí，位於玻利維亞）的銀礦。十年後他們在祕魯發現了水銀，這有助於金礦和銀礦的開採，金、銀礦產量從此暴增。在安地斯山脈豐富礦藏的誘惑下，西班牙發動了更多的征服行動，來金援位於歐洲的帝國，用黃金和白銀來鑄造錢幣、裝飾教堂和皇宮、償還債務，並且擴充軍隊。到了一五七○年至一五七二年，原住民被迫離開傳統的社群，到西班牙人聚居中心附近的新村莊落腳。整體原住民人口降低了百分之五十，有些海岸村莊的人口足足少了百分之九十。
為什麼西班牙征服者只憑區區幾個人，就能如此迅速地征服美洲各大帝國？兩個彼此隔離超過一萬五千年的文化偶然相遇，為什麼其中一個這麼快就被另一個文化所支配？這段戲劇化的人類歷史（在時間上近到好像和我們直接有關）不斷激發我們的想像力。
答案似乎是西班牙占了位處歐亞非大陸的優勢，在文化專業化和發明方面，這裡的人一開始就領先了。歐亞非能取得領先地位，是因為當地可馴化的植物和動物比美洲豐富許多，而且農業技術可以在相似的氣候條件下橫向傳播。拜剩餘的糧食所賜，複雜社會可以早一些發展，生產出讓歐亞非領先美洲的各種技術和特質：槍枝、馬匹、刀槍、大砲、船隻、疾病免疫力、通訊傳播所需要的讀寫能力、分配資源所需要的中央集權式政治組織，以及地圖和航海方面的學問。自從古老的蘇美人開啟城市文明以來，歐亞非的眾多複雜社會起起落落，西班牙和這些社會交流，自然獲益良多。
西班牙吸收和調整了歐亞非的各種創造發明，因此具備種種在美洲不可能實現的長處，在美洲，農作物很難南、北傳播，除了安地斯山脈的駱馬，沒有其他馱獸，而且才剛剛開始使用冶金技術。就複雜社會的發展而言，美洲比北非和歐亞大陸落後了兩千到四千年。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掌握的所有優勢中，許多史學家一致認為，最大的關鍵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對於動物傳給人的疾病較有免疫力，如麻疹、天花、流行性感冒、白喉、腺鼠疫，以及來自熱帶非洲的瘧疾和黃熱病。美洲原住民不會接觸到家禽和家畜，從來沒遇過這些微生物，連抵抗的能力都沒有，於是一個接著一個倒下，數量多到令人震驚。哥倫布交換（Columbian Exchange）所包含的天花傳染病，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兩大人口災難之一（另一次則是十四世紀大流行的黑死病）。從西元一四九二年至一六五○年，因為一再爆發的傳染病而死亡的美洲原住民至少有一半之多，甚至可能多達百分之九十。在長驅直入的流行病攻擊下，原本高度發展的社會驟然瓦解，歐洲人遇到的印第安人，往往是身心受創的災後倖存者。
對於征服者在美洲的行為，西班牙的神學家和國王並沒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從一四九四年，教宗把世界分配給西班牙和葡萄牙以來，學者一直在辯論，教宗授權的範圍是否僅止於勸誘當地人改變信仰，抑或同時包含侵略和征服在內。
到了一五一二年至一五一四年間，西班牙的神學家公然譴責伊斯帕尼奧拉島的殖民者，並主張國王只有權利改變當地人的信仰，無權加以侵略。最著名的印第安人擁護者，傳教士巴托洛梅．卡薩斯在一五一四年開始公開聲援印第安人。雖然查理五世在一五二○年廢除了監護徵賦制（Encomienda，把原住民分配給西班牙人為奴），卻是徒具其名。二十年後，國王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制訂對原住民有利的新法律，結果在祕魯激起內戰，最後殖民者取得勝利。雖然幾度嘗試任命原住民擔任行政官員，但西班牙殖民者始終沒有交出充分的權力。

「大」歷史回來了！
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蔣竹山

「大」歷史又回來了！是的，在歷史書寫的諸多領域當中，大又回來了，這其中最長時段的當數「大歷史」（Big History）。

說起大歷史，我們可能要對這波風潮的演變有點基本認識。這或許可以從戰後史學發展來看，如果說過去二十年西方史學的主流是新文化史，強調敘事、微觀、日常生活、再現、表象等小歷史；近來新的趨勢就是全球史、跨國史、國際史等大歷史。

另一條線是從環境史的脈絡來看。自一九七○年代環境史興起以來，有關美國及世界各國的環境史論著大量出版。隨著全球環境變化的加速，在上述基礎上，學界漸漸發展出了全球環境史的概念，史家開始研究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議題。

若從研究特色來看，可概分為四種類型。一是世界環境史，例如約翰．麥克尼爾（J. R. McNeill）與唐納德．休斯（Donald Hughes）的作品。二是以專題為主，如古羅夫（Richard Grove）、約阿西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等人的著作。第三種是把環境史與世界史結合的著作，例如世界史著名史家威廉．麥克尼爾（W. H. McNeill）與他兒子約翰．麥克尼爾合著的《文明之網：無國界的人類進化史》（The Human Web: A Bird’s 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2007），菲立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的《文明的力量：人與自然的創意關係》（Civilizations, 2000）及《世界：一部歷史》（The World: A Brief History, 2007），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的《寫給地球人的能源史》（Children of the Sun: a History of Humanity’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 2006）。

最後一種是強調「大歷史」，把人類史放在大爆炸以來的地球環境演化中來研究，例如大衛．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的《時間地圖：大歷史，一百三十億年前至今》（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of Big History, 2004）、佛瑞德．斯皮爾（Fred Spier）的《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2010）。有關大歷史，除了上述二位史家克里斯蒂安及斯皮爾外，一般最常提到的就是馬可孛羅此次出版的《大歷史：從宇宙大霹靂到今天的人類世界》。作者是辛西婭．史托克斯．布朗（Cynthia Stokes Brown），目前是美國加州多明尼克大學教授，主持該校的大歷史項目，並擔任國際大歷史學會的委員會成員。這書和克里斯蒂安近來剛翻譯出版的《極簡人類史：從宇宙大爆炸到二十一世紀》（遠足文化，2016）極為類似，都是講述宇宙起源開始的整個歷史，兩本可以參照來看。

論時間長短，全球史已經是長時段歷史研究，其次是台灣讀者較少聽說的橫跨幾萬年的「深歷史」（Deep History），這種史學研究只談有人類的歷史，將「歷史」與「史前」的界線打破，敘事較為集中，所回應的多為當今世界較關心的議題，又稱為「人類世史」。這方面的課題有：早期基督教史、從黑猩猩到博奕論的生存策略、遠古至今的游擊戰。而「大歷史」所研究的時段更長，範疇含括宇宙、考古與氣候，每個時段都拓展了歷史研究的視野。

台灣的出版市場，過往十幾年，已經出過各式各樣的全球史名著，像是《槍砲、病菌與鋼鐵》、《哥倫布大交換》、《帖木兒之後》、《文明之網》、《維梅爾的帽子》、《世界帝國二千年》。直到今年，才有大歷史著作的翻譯，這表示全球史的出版又進入了另一個階段，有其特別意義。

《大歷史》的原書出版於二○○七年，這時間點已離克里斯蒂安於一九九一年首次撰文〈為「大歷史」辯護〉，提出「大歷史」這名詞，相隔十幾年。直到二○一○年，這樣的研究與課程被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所注意，捐助了一千萬美金成立「大歷史項目」，架設平台，在中學開設相關課程，以及在網路上推廣公共課程，大歷史才開始受到學界及大眾的重視。

《大歷史》可說是《極簡人類史》的升級版，你如果是克里斯蒂安的粉絲，絕對不可錯過《大歷史》這書。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書末第十三章「現在與未來」的部分。辛西婭．史托克斯．布朗提到，一般歷史學家並不試圖描繪現在，認為這應該是社會學家、政治學家與政治人物的工作。但她和克里斯蒂安這派大歷史學者，並不受限於史家過往的常規。她們認為分析現在以擘劃未來，是人類能力與責任的一部分，刻不容緩。這點與另一本全球史著作《西方憑什麼》有點像。其作者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提出未來可能性的發展，得到的結論是，我們在看歷史發展這個問題時是有法則的。這跟過去不太一樣，過去的歷史學怕講法則，因為我們不是社會學家或未來學家，也不像自然科學有規則或模式可以看出趨勢，但對他而言，歷史是有法且可以遵循，甚至預測未來的。

讀者若對這兩本各自撰寫的大歷史主題感興趣，還可另外找她們兩位合作的教科書，剛翻譯出版的《大歷史：虛無與萬物之間》（後浪，2016）來看，這是大歷史這項新興跨學科領域的第一本教材。這本書吸收了宇宙學、地球與生命科學、人類史的成果，並將它們組合成關於宇宙及我們人類在其中位置的普遍性歷史敘事。

然而，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為什麼我們需要大歷史？

近來有學者就特別強調全球史所具有很強的公民教育的功能。例如北京大學錢乘旦教授最近在一場新書座談會上，就提到：「全球史的書寫，包括我個人這些年倡導跨國史的書寫，還具有很強的公民教育的功能。歷史學的重要功能就是公民教育。我們民族國家歷史書寫過於強調國家的成就、輝煌與貢獻，國家歷史上的一些比如陰暗面，一些失敗，一些錯誤，往往避而不談，也往往忽視外來因素對國家歷史演進的貢獻。」但全球史卻翻轉了過往民族國家史觀的缺點，特別強調人類相互依賴，人與人的互動合作以及人類的共同命運，這有助於破除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潮，進而培養出一種具有世界歷史觀的公民。

此外，近來一本相當受到歐美學界矚目的新書《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 2014）也揭示了全球史書寫與建構當代世界公民的歷史意識的關係。這本書之所以重要，就如同史家伊格爾斯（Georg Iggers）所言：「該書力圖讓歷史與廣大公眾密切相關，擺脫長久統治專業史學的狹隘專業化取向，轉而以長時段的視角把歷史、當前與未來連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或者如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所說：「大歷史和深度史被認為是史學家回應大眾對未來關切的方法與理路……。史家的未來在於史學家是否有能力塑造和引導公眾話語，這無異對同行史學家發出一聲令人振奮的出征號令。」

的確，《歷史學宣言》點出了這個時代「長時段的回歸」為什麼重要？又為什麼能彌補過往文化史階段的微觀與破碎化的問題。作者喬．古爾迪（Jo Guldi）及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認為，有段時間史家整體甚少對未來進行任何思考，與當時正紅的微觀史相較，長時段的歷史幾乎不算是一門學科。更不用說，歷史老師也很少讓學生去研讀，幾乎不屑談論，更無人仿效。雖然有段時間微觀史著作豐富了我們對民眾生活的理解，或是公開地或是私密地了解人們心理的想法，又或認識到人類經驗的建構性特徵。但在書寫微觀史的同時，史家卻拋棄了以往史學的道德批判特性。正是這種關懷，讓全球史較以往的文化史更關注公共領域。

有鑑於此，《歷史學宣言》特別呼籲當下的歷史作品應當特別關注長時段的歷史。這些主題應該帶有道德蘊含，包括應對全球暖化對人類經濟的影響，將民眾的生活經歷納入到政策制訂的範疇之內，並要求史家在選定課題時就考慮到全部的人類經驗，及面向儘可能的廣大受眾，這些包括了環境問題、治理問題、資本主義問題與剝削問題。在這樣的考量下，我們近來看到的全球史著作，基本上較過往著作，更能讓公眾了解到人類的發展與地球之間的長時段關連，尤其有關大氣環境、脆弱的生態系統及逐漸緊缺的自然資源。該書作者還提到，同等重要的是，我們還需要讓公眾了解，圍繞資本主義如何面對正義與不公的問題。

近來德國的歷史教育的例子也能說明如何透過世界歷史觀的培養做為全球化挑戰的一種回應。有學者認為，透過增添不同的視角，在跨國、跨文化與跨洲際規模上對比歷史觀點，能對多元文化的尊重與對差異的認同。在歷史教育的過程中，學生應當認識到歷史是一個過程，生活在不同區域的人們的觀念和知識不斷累積。不同區域之間的接觸不僅僅以衝突的形式發生，也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進行。

此外，一些史學研究機構也開始關注長時段歷史的重要性。國際歷史教育協會（ISHD）曾在二○一一年於上海召開「一九四五年以來世界史的呈現：亞洲與德國／歐洲教科書敘事特點的比較」國際研討會，邀請了中國、韓國與德國的歷史教育研究學者，探討全球化的影響下，歷史教學在總體上，尤其是世界史教學上如何面臨新的挑戰。其目標在使本國史與全球性歷史視角達成新的平衡，並促使年輕一代理解本國歷史與民族文化，同時推動他們把自身融入到世界史與人類史的總體之中。

前述《歷史學宣言》「長時段的回歸」的論點，宣示了一個史學新時代的到來，暗示大歷史更符合當前的世界公民的需求。做為一位世界公民，我們必須跳脫傳統的民族國家史觀，將自身的歷史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下來看待。雖然這樣的趨勢在台灣的學院裡尚未形成風潮，但卻已在民間的史學出版上，看到這類歷史書寫的時代特性。其中《大歷史》的出版，就是這股新趨勢的最佳代表。

導讀（蔣竹山）
二○一二年版前言
初版前言與誌謝

上篇　深邃的宇宙
第一章　膨脹的宇宙
第二章　孕育生命的地球
第三章　人類：一個新物種的誕生
第四章　先進的漁獵採集

下篇　溫暖的一萬年
第五章　早期農業
第六章　早期城市
第七章　歐亞非的網絡
第八章　歐亞非網絡的擴展
第九章　美洲文明的興起
第十章　歐亞非一體化
第十一章　航海通全球
第十二章　工業化
第十三章　現在與未來

注釋
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