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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國度》
第八章 打造海島反共堡壘（節錄）
韓戰爆發前後的一段時間裡，當美國海軍退役上將柯克在遷台後的中華民國軍事與安全決策制定過程中，扮演一個獨特角色之際，華府杜魯門行政當局也悄悄地展開對台政策全面評估。一九五○年一月，當美國官方公開聲明準備靜候國共內戰局勢「塵埃落定」、實質上棄蔣介石所領導的台北國民黨政府於不顧時，其所持的重要理由依據之一，乃是寄希望於中國式「狄托主義」的出現，期待毛澤東終將與蘇聯共黨有所區隔。然而一九五○年二月間《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幾乎打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可預見的未來裡，走上「中國式狄托主義」的可能性，莫斯科與北京的結盟，也促使華府決策者必須重新評估對華政策。此一重新評估的結果，是一九五○年四月間的《國家安全會議第六十八號政策文件》，這份文件不僅深深影響杜魯門與往後的幾任美國總統，更讓美國深陷於亞洲泥淖。在這份文件裡，美方認定共產主義乃是一個內部協調一致的全球性運動，這也意味著其立場已否定圍堵政策倡導者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不斷強調的，美國必須能夠區分全球重大與邊陲利益之間差別的警言。再者，這份文件受到蘇聯研發首顆原子彈，甚至可能進一步製造氫彈的刺激，因而主張美國國防預算應增加兩倍，如此方能對抗蘇聯對全世界的企圖與野心。
華府的這份新政策文件，對於美國的東亞政策，包括其對台政策，也產生強烈的衝擊。根據此份文件所闡述，「歐洲」將是蘇聯的頭號目標，莫斯科強烈希望能夠主導整個歐陸，然而該文件卻警告稱，蘇聯在「亞洲」的機會卻是最大的。許多華府高層開始認為，隨著中蘇締結同盟條約，美國想要利用北京與莫斯科之間的矛盾而獲取戰略利益，將只能成為一個長程目標，反之，中蘇共的結合，讓阻止美國介入台灣的因素也消失了。 甚至北京與莫斯科之間軍事同盟關係的出現，強化了台灣對於美國在圍堵與反制共產黨集團於亞太地區擴張上的重要地緣價值。 設想，如果蘇聯空軍取得台灣並以之為其作戰基地，則駛往西太平洋的蘇聯潛艦便能利用台灣作為掩護，如此一來，美國將很難封鎖住沖繩與台灣之間三百六十英哩的缺口，以及台灣與菲律賓之間一百英哩的缺口。若將台灣置於美國的掌控之下，則將可蘇聯海軍力量封阻於東海。一旦台灣落入中共手裡，蘇聯潛艦將可自由往來於東海與太平洋之間。想到這裡，連華府行政當局那些原本主張可以犧牲台灣以換取與毛澤東新中國建立關係的官員們，也改變主意，同意美方應當努力保持太平洋第一島鏈屏障的完整性，以鞏固美國安全利益。
隨著《國家安全會議第六十八號政策文件》的出爐，原本已被束諸高閣的二戰時期「橫跨太平洋幹道」構想，似乎再度重現，台灣本身的地緣戰略價值，也在美國官方政策研擬過程中，重新得到肯定與確認，儘管在華府看來，台灣未必非由蔣介石治理不可。此刻，華府亟需一個直接著手介入台灣戰略安全的絕佳時機與正當理由，同時擬定解決台灣島上蔣介石勢力之相關可行方案。如前一章所述，一九五○年春，國務院尼茲等人所暗中擬定之「去蔣保台」、扶持孫立人等「假設性」方案，基本上皆是如上亞太政策新脈絡與新戰略思惟下的產物，只不過東京盟總麥克阿瑟將軍的個人態度，不願意把蔣介石拉下馬，因而使國務院的「倒蔣」計謀無從施行。
韓戰的爆發，給了美方前述介入台灣所亟需的時機與正當理由。六月二十五日週日拂曉，北韓領導人金日成下令出兵南韓，在一陣猛烈炮轟後，北韓部隊跨越北緯三十八度線，戰事在朝鮮半島上西方戰略要地甕津半島揭開了序幕，短時間內，北韓部隊佔盡優勢，南韓李承晚部隊潰不成軍，政府部門不得不緊急撤離首都首爾。此一突發性軍事衝突也徹底改變了東亞的戰略格局；六月二十七日，杜魯門總統下令美國太平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執行「台海中立化」政策，防止中共解放台灣，以及國民黨反攻大陸。杜魯門同時一改一月時其有關台灣屬於中國領土一部分的立場，改稱台灣未來的政治地位，須等到太平洋地區安定，或者日本正式締結和約，或者經由聯合國考慮之後再行決定，易言之，隨著韓戰爆發，美國政府實質上已揚棄台灣屬於中國的官方立場。 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國務卿艾奇遜曾致一私函給麥克阿瑟將軍，其內容進一步闡明華府此時想法。艾奇遜在信中坦言，華府只有在台灣法律地位「未定」的前提下，才能夠名正言順地介入台海局勢而不構成「干涉中國內政」，杜魯門此番說詞的用意，在於暫時凍結台灣的政治地位，直到出現適當的國際協議，並且以和平手段來決定該島的前途。艾奇遜對麥克阿瑟承認，美方這個「過渡性」措施似乎已對台北國民黨政府帶來極大困擾，「台灣地位未定論」不但不是澄清美國對台新立場的唯一辦法，甚至也不是最佳辦法，但艾奇遜卻希望能夠儘快與美國盟友（特別是英國）達成共識，以應付韓戰危機，他積極尋求麥帥與駐日盟軍總司令部的理解與支持。
也許麥克阿瑟將軍能夠理杜魯門與艾奇遜有關台灣地位論述的苦衷，然而台北的蔣介石卻肯定無法接受。韓戰爆發後，美國駐台北代辦師樞安向蔣介石遞交杜魯門有關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聲明節略，蔣至感憤怒，認為美政府「視我如一殖民地之不若，痛辱盍極。」不過蔣很快地即把情緒與憤怒擺在一旁，以極為務實的態度來看待整個局勢的變化。在他看來，只要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統治地位不受影響，蔣願意妥協，並容忍美方對於台灣海峽中立化的安排，儘管在官方層次上，台北外交部將持續不斷地表達嚴正抗議，同時譴責美方此項措施。此刻，蔣介石似乎對於其在國民黨內外的至高無上領導地位，以及此後統治台灣「不受影響」，感到過度樂觀；誠然，隨著韓戰爆發，美國軍援重新到來，華府又開始與蔣介石打交道，然而此後美、台之間「恩庇與扈從」的關係，讓蔣介石與其所領導的台北中華民國政府，逐漸失去了有關台灣軍事、外交與安全上的決策自主權。
強固台灣反共堡壘
回顧歷史，促成中華民國體制於台灣形塑、鞏固與深化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是毛澤東決定與蘇聯結盟，並同意支持金日成為統一朝鮮半島所發動的韓戰。毋庸置疑，韓戰的爆發，給予於國共內戰潰敗後逃往台灣、四面楚歌身陷困境的國民黨，一個重生與翻轉的絕佳機會，儘管死裡逃生的蔣介石，其所面對的挑戰，依然巨大與艱困。事實上，自從兵敗大陸轉進台灣之後，蔣介石一直期待著東亞地區爆發一場大戰，讓他有機會扭轉劣勢並且「翻盤」，重新回到中國大陸。一九五○年春天，從蔣介石與國府駐南韓大使邵毓麟之間的往來機密函電內容中，吾人驚訝地發現，當時台北為了設法讓美國改變其亞太政策，不斷試探各種方法，甚至包括由台灣派遣國民黨特務到板門店附近，企圖引發南、北韓之間局部武裝衝突，然後演變成為一場大規模戰爭等離譜想法。從台北的觀點來看，如果美國認定其必須保衛台灣，則必然將盡全力阻止中共渡海解放這座島嶼；如果遠東地區果真爆發全面戰爭，則華府將不會愚蠢地放棄台灣等沿海前進戰略基地。蔣介石與其核心幕僚最擔心的，是美方如果認定其沒有「保衛」台灣安全之必要性，則其下一步必然是致力於與中共維持穩定且良好的外交關係並推動貿易往來，這將意味著「和平」，對於退守台灣一隅、生死未卜的國民黨政府而言，「和平」卻是其所不樂見的。蔣介石渴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挽救其絕望的處境，從其解密檔案中可以發現，韓戰爆發前數個月間，他不斷要求軍方僚屬準備各種方案，以備在戰爭發生時，派上用場。
韓戰爆發的消息傳到台北之後，蔣介石立即表示願意派遣三萬三千國軍最精銳部隊，在美國人所寵愛的孫立人率領下，開赴朝鮮半島戰場上與聯合國軍隊並肩作戰。當時向蔣介石獻上此計的，極可能是柯克，他力辯持反對意見的國民黨諸位將領，得到蔣介石的認可。台北的提議傳到華府之後，杜魯門總統最初反應相當心動，然而當國務卿、國防部長與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一致表達反對意見後，他不得不向蔣介石婉拒。艾奇遜等人力諫稱，英國已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與國民黨斷交，貿然接受國民黨部隊投入韓戰，將導致盟國之間嚴重分裂，甚至可能誘使北京出兵朝鮮半島或者台灣。此外，如果台灣的軍隊投入韓戰，這將與美方執行台灣海峽「中立化」的精神相互矛盾，同時也違背了華府希望台灣不受韓戰波及的戰略目標。
蔣介石出兵參加韓戰的提議究竟是出自真心，並且希望藉此實現其反攻大陸計畫，或僅只是一種外交姿態，目前仍未有定論。不論如何，這項提議所產生的外交宣傳效果頗大；或杜魯門總統授予聯合國軍總司令、管轄範圍包含台海地區的麥克阿瑟將軍，非常重視台北有關出兵的構想。七月三十一日，麥帥本人自東京飛抵台北，進行兩天的訪問，此行程備受全球注目，不但強化了蔣介石原本搖搖欲墜的領導地位與權力正當性，更極大地提高了國民黨政府的士氣與國際社會能見度。在台北停留期間，麥帥會晤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軍政領導人物，並達成多項共識，包括東京盟總與台北之間建立起直接聯繫管道，向台灣軍方提供軍火重要物資，麥帥也贊同蔣介石主張，由台北向麥帥所轄之「遠東司令部聯絡組」派遣代表，以便利盟總方面進一步檢視台灣國軍部隊各項需求。更重要的是，當時除了華府派遣第七艦隊定期巡弋台灣海峽之外，麥帥在未事先徵詢五角大廈同意的情況下，私自批准美國駐遠東地區偵察機群巡邏中國大陸沿海地區。他似乎也和蔣介石達成一個祕密協議，同意自日本派遣三個中隊的美軍戰鬥機群進駐台灣，關於此點，時任國務卿的艾奇遜在其多年後出版的回憶錄裡，予以證實。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
第八章 蔣經國眼中的台灣、台獨、本土化與民主化（節錄）
國際孤立下曲折的民主化進程
美、中建交後，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並未動搖，他努力延攬優秀台籍人才進入政府的決心也未改變；一九七九年春，透過時任台北市長李登輝的安排，蔣特意在李的故鄉淡水三芝安排一場午宴，邀請一批他希望提攜的台籍菁英聚餐，聯絡感情，除了日後李登輝被提拔為副總統之外，當天另外兩位受邀者梁國樹與施啟揚，也於九○年代分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司法院長。另一方面，蔣經國面對體制外的抗爭舉動也有所堅持；當台、美邦交來到最後關頭之際，在得知黨外有意趁該年（一九七八）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組織新的反對黨，蔣寫下這段話：「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一、決不與共匪妥協；二、決不與蘇俄交往；三、決不讓台灣獨立；四、決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
此時蔣經國不惜以強硬的態度對付反對勢力，與來自國民黨內保守派的壓力不無關聯，他從國安部門上呈的政治情報中，知悉國民黨內CC派要員對「本土化」政策極表不滿，外省勢力認為小蔣不斷啟用台籍人士，似有意「逐步將政權轉移台灣人手中」，為求自保，CC派打算暗中與「台籍有識之士切取連繫，以便進退自如」，並決定由立法委員齊世英與梁肅戎負責秘密聯繫工作。這群CC派要角還嚴厲批評國民黨的競選策略與宣傳工作毫無方向、軟弱不堪，不但無法有效打擊黨外，反而讓廣大民眾對黨外運動產生同情與共鳴，令執政黨進退失據，長此以往，台灣政局終將形成一種「外省人為國民黨、本省人為反對黨」的對立態勢。面對黨內保守力量的憤怒與疑慮，蔣經國必須採取姿態與手段加以安撫化解。
國安與情治系統對於黨外勢力不斷坐大，同樣抱持戒慎與敵視的態度，並力主應以強硬手段對付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初國安局在一份上呈蔣經國的報告裡，明確指出該年底立委選舉「偏激份子與海外叛國份子勾聯，結合不滿現實份子，利用狹隘的地域觀念，鼓煽民心，企圖作有計畫的製造事端，爭取多數當選，成立反對黨，形成反對力量，進行政治顛覆，昭然若揭。」不待蔣下達指示，國安局即主動告知各地情治單位要妥善準備，提高政治警覺，並加強情報布建、蒐證、研判與運用，以打擊政治上的敵人。也許受此類報告的影響，小蔣深信「外來勢力」正在「策動和支持國內的流氓、反動份子，利用今年的選舉機會，發動運動，企圖推翻我政府，手段陰險惡毒，來勢洶洶」。小蔣在面對鄧小平主政下中國大陸逐步走向改革開放，同時又顧忌美方斷交的壓力，其內心擺盪在究竟應以強硬手段或以寬大態度來對待反對勢力，而難以抉擇。台、美斷交風暴發生前三天，他在日記裡有這麼一段話：「惡劣的形勢緊迫而來，似有非採取強壓手段不得其定，但是此路不通，亦不可走。從政者有感無愧於心而行仁政者，不可以鎮壓而作為方法，今天是我考驗『忍耐』和堅強的時刻。」或許直到這一刻，他內心依然在掙扎，努力避免衝動、對國內政治採取高壓手段，然而隨後發生的劇烈外交衝擊，讓他的思維明顯轉向強硬保守。
台、美斷交後，國府緊急宣布中止該年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廣大群眾原本對政治的熱情突然轉向仇美，使得部分平素挾洋自保的黨外人士受魚池之殃，而自覺被美國出賣的執政黨人士，則與民間社會同仇敵愾，這些都助長了國府內部保守勢力的氣焰。台、美斷交後，國民黨召開國是建言座談會，與會人士義憤填膺、情緒激烈，咸認為國內社會秩序是否安定或遭到破壞，是外交、政治等一切事務成敗的關鍵，而少數黨外人士蓄意製造事端，外國勢力直接或間接暗助，係為「鐵的事實」，黨內大員除主張「嚴懲政治叛亂犯」之外，甚至建議政府擬妥一份「效力應大於法律與命令」的《反共愛國公約》，要求全體國人簽字遵守，蔣經國本人也認定政治上的陰謀分化偏激份子，「應一律以共黨份子視之，必須從嚴處理。」
本書第三章論及此後所發生的數項重大政治案件，即是在台灣整體政治氛圍走向保守緊縮的情況下所發生的，以一九七九年初高雄黨外大老余登發涉嫌叛亂案被捕為例，不少國民黨人士認為此時採取行動乃「時機大好，易獲民眾支持」，主張應把握群眾的愛國情緒並採取「非常手段」。翌年「美麗島」事件被告林義雄的母親與雙胞胎女兒在自宅遭不明人士刺殺身亡，震驚全台，然而當警政機關宣布以高額獎金懸賞緝捕林宅命案的兇手時，國民黨內竟有謂該案之發生，「社會上並未懷疑國民黨」，故不宜提供過高獎金，以免引起眾人猜疑之荒謬論點。當年「美麗島」大審結束後，同樣有高層人士指出軍法審判「情理法兼顧」，已經贏得廣大民眾的信服，「不論宣判結果如何，下次選舉國民黨將可獲得壓倒性勝利。」由此可見此時執政黨內部政治氣氛之保守反動。
一九八四年春天，國民大會準備選舉新一任正、副總統，蔣經國基於省籍平衡而提名台灣省主席李登輝擔任副手，並有意讓政績出色、民間聲望日隆的行政院長孫運璿繼續留任，以栽培他成為未來國家的領導人，不料孫運璿突然中風病倒，被迫退出政壇，嚴重打亂蔣的人事布局；在希望維持財經內閣前提考量下，他任命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繼任閣揆。儘管俞內閣繼續啟用台籍人士，延續七○年代以來的本土化工程，然在美政府看來，遲至蔣經國第一個總統任期結束之時，國民黨內部的外省保守勢力依然穩佔上風，主張開明改革的力量鮮有發揮影響力的空間，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看似將黯淡無光。在國務院與中央情報局的分析裡，接受西方教育、具有改革色彩的李登輝，於國民黨內毫無權力基礎，僅是小蔣用來制衡海外台獨勢力，以及對島內台人群體進行安撫酬庸的一顆棋子，根本無法駕馭龐大的黨國體制，連被華府劃歸為保守派的俞國華，其影響力都勝過李。美方還認定警備總部、軍方與國安情治系統對「本土化」路線仍持高度的疑慮，甚至暗中阻撓，蔣經國提名李登輝任副手之後，也可能向黨內外省勢力進一步釋權，以免後者擔憂台人力量上升。種種情況都讓華府對台灣未來的政治前景不太樂觀，研判一旦蔣經國在任期內亡故，保守派必將主導全局，溫和力量將進一步下滑，屆時台灣不但沒有推動大規模改革的可能，台、美關係也將蒙受陰影。
對蔣經國而言，一九八五年簡直如一場夢靨。開年之初，台北政壇即籠罩在「江南案」風暴之中，接著在農曆春節前，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簡稱「十信」）發生超貸、侵占、背信與偽造文書案，國民黨籍立委蔡辰洲以「五鬼搬運」手法刻意掏空十信，影響所及，許多以吸收民間資金為業務的金融機構，相繼發生擠兌風潮，導致不少中小企業與工廠倒閉，進而引發經濟蕭條，繼「江南案」之後再次震撼台灣社會。此時美國情報圈注意到，經歷一連串重大事件的衝擊後，小蔣的人事布局已無太多選擇，向來被視為開明派的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於「十信案」前夕突然去職，改由老邁的駐日代表馬樹禮接任，此發展尤令華府驚訝，認為健康狀況不佳的蔣經國，似乎正刻意讓自己置於保守派的包圍之中，這些守舊型人物壟斷外人接近蔣的管道，對黨務革新向無熱誠，與年輕一代本省籍菁英保持距離，更不被廣大台灣民眾所喜愛。中央情報局認為十餘年來「本土化」之路讓省籍問題逐漸消弭，翻轉了台灣社會結構，但此時蔣經國卻被思想落伍、害怕因改革而失去權力的保守勢力所圍繞，此種局面如持續下去，國民黨不但無法回應民意的期待，與黨外之間的衝撞也將益形劇烈。
就在西方國家不看好台灣未來政局發展的情況下，蔣經國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毅然推動全面的政治革新與民主化進程，對台灣日後的命運帶來深遠的影響。當時有兩大因素促使他決心走出保守氛圍，推動改革，首先是來自美國的壓力與日俱增，讓他相信如果不採取行動，台灣將益加孤立，甚至坐以待斃；「美麗島事件」前後華府即多次以民主與人權為由，透過美國在台協會對諸多「政治犯」遭到拘捕表達嚴重的關切，施壓國府放人，這是過去雙方仍有邦交時極罕見之事。美國境內諸如「世界台灣同鄉會」、「台灣人公共事務會」與「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等反國民黨的政治團體，積極遊說華府行政與立法部門向國府施壓，而台北國安單位也掌握美駐台人員與來自國際特赦組織、國際人權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uman Rights）等外國勢力與黨外要員陳菊、康寧祥、姚嘉文、施明德、楊青矗等人密會的情報，談話內容涉及組織反對黨、結合境外力量爭取同情、向國際社會宣傳台灣人權情況惡化等議題。
台、美斷交後，蔣經國受到來自華府行政與立法部門對於推動民主化的壓力有增無減，連多次訪台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都從小蔣言談之中近距離地感受到。美國的壓力有多大，從一九八二年夏天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致康寧祥的私函可以窺見，這位美國前總統的胞弟，在信中直率批評國民黨在人權與民主化議題上「做得還不夠」（there has been too little progress），甘氏說他向來對中共侵犯人權深惡痛絕，當台灣出現類似的情況時他更將無法坐視，並要康寧祥轉告其他黨外人士，他本人已和國會參、眾議院領袖攜手合作，準備提案要求國民黨解除戒嚴令，在許多美方人士看來，戒嚴令繼續存在已嚴重削弱台灣社會面臨外部挑戰的因應能力。
面對美方的壓力，蔣經國曾透過管道讓華府知悉未來四大施政方向，包括政治民主化、政府組織本土化、保障台灣經濟繁榮，以及逐步開放兩岸民間往來。八○年代深獲小蔣倚重的參謀總長郝柏村，多次揭露美方將他視為台灣走向民主化的絆腳石，嚴重關切蔣身後台灣是否會出現一個由郝所主持的「軍政府」，美方對此議題強烈關注的程度，有時甚至不近情面；一九八五年夏天，美駐台北辦事處長宋賀德（Harry Thayer）在一次晚宴中竟不顧禮儀，當面質問郝柏村是否會成為「軍事強人」，並對國民黨實權為何仍掌握在外省人手中提出強烈的質疑，最後更向郝露骨表示未來美方駐台人員會繼續與黨外人士廣泛接觸。與此同時，雷根總統又派身邊親信來台，以承諾持續對台軍售來鼓勵並敦促蔣經國早日走向民主化。此種「胡蘿蔔加棍子」混用的手段，讓小蔣很難不朝美方要求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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