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國會宣布對德意志帝國宣戰，並聲明戰爭的目的，是要促使世界成為「民主得以安全」（be made safe for democracy）之地。這段名言，也被視為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精髓的體現。而他這段話，一般被理解為要將民主傳播到全世界的理想呼籲。威爾遜看似即將發起一個偉大倡議，即以美國的形象重塑整個世界，促使民主的恩賜廣澤世界的每個角落。他的話──以及自由國際主義本身──一直是這麼傳遞下來的。

這段陳述也可以照字面上的意義來理解，即對安全的一項請求。與其說這是理想主義式的呼籲，不如說是要求戰後國際秩序有所改革，好讓西方自由主義民主（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得以存續。一如威爾遜所說的，如果美國、西歐以及其他成熟民主國家，希望能捍衛自身民主體制與傳統，它們就必須重新整頓自身所依存的國際局勢。和威爾遜的意圖相較，這可說是截然不同的視角。他呼籲我們正面迎戰使民主的存續陷於危殆的諸多危機，而不是只在遙遠的岸邊促進民主。如同我在這本書中提出的，第二種解讀方式才能確實捕捉自由國際主義綿長傳統的面貌，此傳統在威爾遜之前百年業已展開，並在他身後的世紀仍持續發展。這個傳統中的必要元素和指引其前進的驅力，則是為了保護並促進自由民主之下的安全、福利以及進步的合作性組織，還有對國際秩序的改革──簡而言之，即是促使世界成為民主得以安全之地。

在威爾遜之後的下個世紀，在自由民主世界各地的人們，又一次擔憂起他們的生活方式是否安全，甚至擔憂是否能夠存續。中國和俄羅斯等強權，正在對西方自由主義秩序提出強力且非自由的挑戰；而同樣嚴峻的挑戰，包含極端保守的民族主義（reactionary nationalism）、民粹威權主義（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以及對開放和法治的各種攻擊，也都來自於自由民主世界內部。現今的自由國際主義者，再次被迫回顧最基本的問題：自由主義民主的前途是什麼？而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如何才能調和、改革，並建立更堅實的基礎？在自由主義秩序核心之中種種互相衝突的價值，諸如自由和平等、開放和社會團結、主權和相互依賴等，該怎麼回歸平衡？最重要的是，在這個逐漸分崩離析的世界秩序之下，自由國際主義成為組織國際關係的一種方向，並促使這個世界成為民主得以安全之地，這樣的未來是否會到來？在什麼樣的地緣政治和知識基礎上，自由國際主義才能真正深化？

為了能更掌握這些問題，我想多繞一段：從自由國際主義邁入二十一世紀那既長又不確定的道路，來回顧這條蜿蜒崎嶇的軌跡。本書將探討自由國際主義萌發、擴散、面對危機以及轉變的兩個世紀。自由國際主義可以理解為在啟蒙時期與西方自由民主經驗中形成，指出如何在這個世界思考並行動的一連串觀念。在二十世紀，它逐漸成為一種政治計畫。其中的核心，則是自由主義民主國家之間──以及更廣泛的世界──應該如何合作並組織其共同關係的信念。自由國際主義者認為，合作來自於共同價值與利益的驅動。而這般合作，也是為了防禦在現代性之中，可能發生的種種生存危機和共同弱點。其中的推動力──為回應因現代化和相互依賴而來的種種危機及弱點──正是我在描繪自由國際主義的整體計畫時，特別想要強調的部分。

自由國際主義的本質，其實並不是「要讓世界更好」的那種烏托邦計畫，而是務實、機會主義且改革導向的方針，志在身處於這個被專制、暴行和狹隘所撕裂的世界裡，讓自由主義民主仍得以安然。誠然，啟蒙式的情感和西方社會的進步論述，多少潛伏於自由主義傳統之中，但自由國際主義者實際上對現代性的想法頗為分歧，而他們在過去兩百年間的思想與計畫，也出乎意料地務實，甚至顯得厭世。進步是可能的，卻並非必然發生。現代性有種分裂的性格：現代世界正不斷創造可以增進人類福祉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不斷提升導致重大災害和文明禍害的能力。自由國際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雖然在智識上敵對，兩者卻都對人性中爭權和暴虐等方面的特質有所疑慮。因此，他們才將憲法、法律限制及制度性的制衡原則，視為政治秩序中最重要的特色。然而，自由國際主義者不若現實主義者那般，在歷史中看見權力及秩序的循環，他們承繼了具備科學與技術的提升和社會轉化，並同時帶來進步和災難等種種可能性的啟蒙時代計畫。自由國際主義是多種思潮的集結，探討如何以自由民主政體為基礎建立世界秩序，理解現代性帶來的收穫，並保護世界免於現代性的種種危害。

這本書要反駁的又是什麼？現實主義對種種論點而言，是最始終如一的「他者」了。不過，本書並不是要在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進行論戰，相反地，我把這兩個傳統視為兩種不同的知識與政治事業。它們的差異，在於想要理解的核心問題不同。現實主義思潮專注於國家如何處理無政府狀態（anarchy）所帶來問題，而自由國際主義在關注無政府狀態的同時，也致力於國家如何處理現代性帶來的問題。兩者看向了現代世界的不同層面，提出不同問題，也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解方。自由主義者肯定現實主義者在理論中所描述的荒蕪世界，而他們之間辯論的，則是自由民主能夠避開這不友善的環境到什麼程度。現實主義宣稱，只要國際間處於無政府狀態，自身便足以通盤解釋從古至今世界各地的國際政治特性。反觀自由國際主義，則專注於自由民主政體的興起，以及要建立什麼樣的國際空間，才可以讓它們的政治更加安全、興盛。自由國際主義唯有在存在自由民主政體的世界才有意義，因此它在兩個層面上，和現實主義是截然不同的：自由國際主義是歷史上的偶然，而且在重要面向上具有規範性。自由國際主義者不僅試圖解釋世界的現狀，更要實現他們所希望能身處其中的世界。而我很贊同他們的努力。

本書也反駁了修正主義者對自由國際主義的批評。前者暗指自由主義的計畫具有西方強權的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特色。批評中提到，西方民主政體往往宣稱其對自由價值與普世權利的重視，然而他們認為，那些理想大多只是表面工夫，用來替維持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階級制度的傳統現實政治擦脂抹粉。在本書中，我承認自由國際主義和西方帝國、種族主義和軍事干預主義的骯髒歷史，是千絲萬縷、糾葛不清的。不過，我也同時提出，自由國際主義──尤其是在二十世紀──是如何提供助力將行動具體化，以對抗上述這些邪惡的推動力。在國際事務的作為上，沒有任何一個自由國家，是完全以自由主義的原則為基礎的。而在自由民主與人權的修辭當中，也確實天生具有偽善的特質。但就算是充滿瑕疵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其中所開展的空間，無疑為這所有得以更趨近最初理想的政治奮鬥，創造出許多機會。

最後，我也辯駁了將自由國際主義限縮至特定思想家或歷史時刻的觀點，前者如威爾遜，後者如戰後美國掌握霸權的時代。在我的說明當中，自由國際主義是一系列長久演化、多樣且在內部相互競爭的概念。在它的基因之中，包含著多條國際主義路線，並且曾經在過去數百年內彼此結合、互相鬥爭又再度合流。我嘗試不要讓自由國際主義的重心聚焦在威爾遜一人身上，而是向前回溯在十九世紀的創始思潮與種種突破，以及向後觀察在小羅斯福時代和後冷戰時期的發展。這些描述嘗試避免訴諸純粹，亦即所謂「沒有真正的蘇格蘭人」（no true Scotsman）的謬誤，犯下以排除不合適的觀點與反例，來定義某個傳統的錯誤。這是因為其中包含的思想家和計畫的多樣性以及持續進行的辯論，並非完全不變的教條，才得以形塑整個思想傳統。

本書也專注於討論自由國際主義一度迷失、又尋回自我的歷史時刻。在十九世紀，不同派別國際主義的興起，為現代的自由國際主義搭建起舞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威爾遜總統的調停，則是個重要轉捩點，讓自由國際主義結晶成為一項政治計畫；然而，當它轉化為實際的《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來解決時，其中的限制和弱點便暴露了出來。在一九三○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自由國際主義仍奮力重新整頓。在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下文稱「小羅斯福」）及其同代人手裡，它被重新定義，以符合一個由意識形態衝突且相互競爭的強權所分裂的世界。到了戰後數十年──例如一九七○年代時，自由資本主義又一次陷入危機之際──及至今日，關於自由國際主義未來的辯論也再度回歸。

自由主義傳統在歷史之中，雖見眾多差異，但仍保有一絲連續性。十九世紀中期，英國國會議員兼政治運動者理查．科布登（Richard Cobden）可說是自由國際主義的象徵。身為反對《穀物法》（Corn Laws） 運動的領袖，科布登終其一生擁護自由貿易、武器管制、裁軍以及用和平方式解決衝突。一名法裔議員稱他為「國際人」。一九一九年，英國經濟學家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身為當時國際主義者之首，他回顧了科布登的主張，並將之視為其世代的自由國際主義者的先驅。二十世紀中期，美國國務卿、田納西州前議員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舉著自由貿易的大旗，加入當時關於一九四五年戰後世界秩序的大辯論，也為自己贏得了「田納西的科布登」的稱號。當赫爾於一九四五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人們多視此舉是刻意呼應一九二○年威爾遜獲得的同一獎項。半個世紀後，當世界貿易組織（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成立時，其官方歷史紀錄也回顧了赫爾於一九三七年的言論：「我從不動搖、未來也必然會堅持下去的信念是，國家持久的和平與福利，和國際貿易中可企及的最大程度自由，此兩者之間是緊密相連的。」而科布登很可能也會有這番見解。

如果我們回顧過去兩百年，那麼在一九八九年後那段亢奮陶醉的日子，自由民主看似成為唯一屹立不搖的政治思想的景況，恐怕也只是個異數。在此之外的所有歷史中，大多充斥著危機、不確定性以及與其他敵對意識形態和政治計畫勢均力敵的競爭狀態。自由國際主義者多次被迫在災禍之後收拾殘局，並反思自身堂皇的理論和建立秩序等思想。自由主義者一次次地意識到，自身對自由的想像，不過是詩人艾略特（T. S. Eliot）在一九二二年的詩作《荒原》（The Waste Land）中所提及的，「只是一堆破碎的意象」（only a heap of broken images）。未曾想它仍不斷回歸，從道德信念和實際的規律中，創造出自由主義民主得以生存的條件。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國會宣布對德意志帝國宣戰，並聲明戰爭的目的，是要促使世界成為「民主得以安全」（be made safe for democracy）之地。這段名言，也被視為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精髓的體現。而他這段話，一般被理解為要將民主傳播到全世界的理想呼籲。威爾遜看似即將發起一個偉大倡議，即以美國的形象重塑整個世界，促使民主的恩賜廣澤世界的每個角落。他的話──以及自由國際主義本身──一直是這麼傳遞下來的。

這段陳述也可以照字面上的意義來理解，即對安全的一項請求。與...

前言
第一章 自由世界秩序中的裂縫
第二章 自由民主與國際關係
第三章 國際主義在十九世紀的起源
第四章 威爾遜式的國際主義
第五章 羅斯福式的國際主義
第六章 自由主義霸權的崛起
第七章 自由主義與帝國
第八章 後冷戰自由主義秩序的危機
第九章 駕馭現代性
謝辭
參考書目

前言
第一章 自由世界秩序中的裂縫
第二章 自由民主與國際關係
第三章 國際主義在十九世紀的起源
第四章 威爾遜式的國際主義
第五章 羅斯福式的國際主義
第六章 自由主義霸權的崛起
第七章 自由主義與帝國
第八章 後冷戰自由主義秩序的危機
第九章 駕馭現代性
謝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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