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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超現實?」 ︴
夢的版圖:誰的超現實?
Domain of Dreams: Whose Surrealism?
1927年,克勞德.卡恩(Claude Cahun)站在鏡頭前,剃短了頭髮,穿著緊身的訓練服,胸口縫著一行字:「I Am in Training Dont Kiss Me」。她是法國攝影師與作家,以雌雄莫辨的自我形象反覆質疑身分的固定性,長期遊走在巴黎超現實主義小組的邊緣。她的名字出現在運動的點名冊上,卻從未走進達利(Salvador Dalí)、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恩斯特(Max Ernst)所構成的那個正典核心裡。這並非超現實主義不夠激進,或許,正因為她比這個宣稱要打破一切秩序的運動走得更遠。
2024年恰逢布列東(André Breton)《超現實主義宣言》發表一百週年,前後兩年間,龐畢度中心(Centre Pompidou)、泰德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輪番推出大展。有趣的是,這些展覽本身就已經是「誰的超現實?」的現場示範:2024年龐畢度的百年大展帶著一種巴黎式的自信,隱然宣示著詮釋的正統位置;泰德與大都會合作的「Surrealism Beyond Borders」(2021),光憑展覽名稱就已是個反命題。同一個運動,不同機構,各自懷抱著對詮釋權的主張。4月25日,由德國圖賓根文化交流協會(Institut für Kulturaustausch, Tübingen, IKA)策劃的「超現實主義:對話中的世界」在台北市立美術館開幕,成為這波熱潮在臺灣的節點,也是我們發想此次專題的起點。
當超現實主義成為可以被整理、展出、收藏的對象,問題或許不在於誰擁有它的詮釋權,而在於:一個運動的意義,在每一次被傳遞、被接收、被重新定價的過程中,究竟保留了什麼、又讓出了什麼?這是此次專題以「誰的超現實?」作為提問的緣由。
專題中,沈伯丞從藝術史與思想史的角度,追問這場運動如何以「夢中知夢」的反身結構跨越世代與地理,成為一種持續運作的問題結構而非風格遺產。另一條路徑則回到布列東1938年稱卡蘿為「天然的超現實主義者」、她回應「我畫的是我自己的現實」的那次交手,考察卡蘿(Frida Kahlo)、瓦羅(Remedios Varo)、卡靈頓(Leonora Carrington)、林飛龍(Wifredo Lam)如何與這個標籤拉扯。電影或許是超現實主義影響最深、最廣的範疇—自動性的剪接、夢境的非邏輯、對潛意識的直接觸及,都在動態影像裡找到了比繪畫更貼身的載體。黑澤考克追蹤布紐爾(Luis Buñuel)、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大衛.林區(David Lynch)三代導演如何接收、改造、再詮釋這股批判能量;林區去年初辭世,也讓這條傳承線格外值得回望。楊椀茹與Artprice的數據報告則把目光放在市場:女性超現實主義藝術家的拍賣總額在十年間成長了近十倍,卡靈頓超越了達利,卡蘿刷新了女性藝術家的拍賣紀錄—但市場的「修正」是否等於真正的理解,則是另一個問題。
近年的研究與策展現場確實已出現轉向。「Surrealism Beyond Borders」確立了多中心論述,焦點從「誰被排除」轉向「誰建構了中心」;龐畢度則將女性藝術家重新納入核心敘事。魔幻寫實主義作為一種「用不可能說不可說」的迂迴策略,也開始獲得比「地方變體」更認真的對待。五篇文章的回答各自不同,但指向的或許是同一件事:超現實主義的邊界從來不是被宣告的,而是在每一次爭奪、傳遞與重估中浮現輪廓。百年過去,夢的版圖仍在被重新描繪。
(企劃/朱貽安)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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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藝術市場如何走出窒息的危機?
談次級市場在藝術市場的角色與功能|石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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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的版圖:誰的超現實?
Domain of Dreams: Whose Surrealism?
1927年,克勞德.卡恩(Claude Cahun)站在鏡頭前,剃短了頭髮,穿著緊身的訓練服,胸口縫著一行字:「I Am in Training Dont Kiss Me」。她是法國攝影師與作家,以雌雄莫辨的自我形象反覆質疑身分的固定性,長期遊走在巴黎超現實主義小組的邊緣。她的名字出現在運動的點名冊上,卻從未走進達利(Salvador Dalí)、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恩斯特(Max Ernst)所構成的那個正典核心裡。這並非超現實主義不夠激進,或許,正因為她比這個宣稱要打破一切秩序的運動走得更遠。
2024年恰逢布列東(André Breton)《超現實主義宣言》發表一百週年,前後兩年間,龐畢度中心(Centre Pompidou)、泰德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輪番推出大展。有趣的是,這些展覽本身就已經是「誰的超現實?」的現場示範:2024年龐畢度的百年大展帶著一種巴黎式的自信,隱然宣示著詮釋的正統位置;泰德與大都會合作的「Surrealism Beyond Borders」(2021),光憑展覽名稱就已是個反命題。同一個運動,不同機構,各自懷抱著對詮釋權的主張。4月25日,由德國圖賓根文化交流協會(Institut für Kulturaustausch, Tübingen, IKA)策劃的「超現實主義:對話中的世界」在台北市立美術館開幕,成為這波熱潮在臺灣的節點,也是我們發想此次專題的起點。
當超現實主義成為可以被整理、展出、收藏的對象,問題或許不在於誰擁有它的詮釋權,而在於:一個運動的意義,在每一次被傳遞、被接收、被重新定價的過程中,究竟保留了什麼、又讓出了什麼?這是此次專題以「誰的超現實?」作為提問的緣由。
專題中,沈伯丞從藝術史與思想史的角度,追問這場運動如何以「夢中知夢」的反身結構跨越世代與地理,成為一種持續運作的問題結構而非風格遺產。另一條路徑則回到布列東1938年稱卡蘿為「天然的超現實主義者」、她回應「我畫的是我自己的現實」的那次交手,考察卡蘿(Frida Kahlo)、瓦羅(Remedios Varo)、卡靈頓(Leonora Carrington)、林飛龍(Wifredo Lam)如何與這個標籤拉扯。電影或許是超現實主義影響最深、最廣的範疇—自動性的剪接、夢境的非邏輯、對潛意識的直接觸及,都在動態影像裡找到了比繪畫更貼身的載體。黑澤考克追蹤布紐爾(Luis Buñuel)、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大衛.林區(David Lynch)三代導演如何接收、改造、再詮釋這股批判能量;林區去年初辭世,也讓這條傳承線格外值得回望。楊椀茹與Artprice的數據報告則把目光放在市場:女性超現實主義藝術家的拍賣總額在十年間成長了近十倍,卡靈頓超越了達利,卡蘿刷新了女性藝術家的拍賣紀錄—但市場的「修正」是否等於真正的理解,則是另一個問題。
近年的研究與策展現場確實已出現轉向。「Surrealism Beyond Borders」確立了多中心論述,焦點從「誰被排除」轉向「誰建構了中心」;龐畢度則將女性藝術家重新納入核心敘事。魔幻寫實主義作為一種「用不可能說不可說」的迂迴策略,也開始獲得比「地方變體」更認真的對待。五篇文章的回答各自不同,但指向的或許是同一件事:超現實主義的邊界從來不是被宣告的,而是在每一次爭奪、傳遞與重估中浮現輪廓。百年過去,夢的版圖仍在被重新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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