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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允許冒險的城市
黃寶蓮×聞人悅閱
這不是懷舊，也不是城市傳奇，而是回顧個人如何在紐約看見自己的歷史。
我從紐約搬到香港時，剛開始我的寫作生涯。聯合文學出版社的總編將另兩位在香港的聯文作家隆重介紹給我，並且說—妳們有相同的城市經驗，一定談得來。一位是蔡珠兒，另一位就是黃寶蓮。我與寶蓮就這樣相識，我們都曾在紐約居住，只不過我到的時候，她已經離開。我們在紐約的時期雖然錯開，但其實都可以匯入同一段歷史範疇—彼時，世界開了一扇窗，然後大門也徐徐敞開。於是，我們衷心歡喜，欣然擁抱由此產生的相遇。有些相遇剛好發生在紐約，無意間透露出屬於時代的訊息。
當然，我們的時空不完全重疊，相遇的人與事多少發生了微妙的置換遷移，世界已經歷太多變化，紐約也從未停留在原地。但有一句話仍然在人們口中反覆出現—紐約還是紐約。因此，談一談這座城市，依舊有趣。
外來者的國度：自由與失重
悅閱：求學期間，每逢假期結束飛回紐約，如果是夜間返航，俯視城市燈火璀璨，心中總有種澎湃。回到宿舍，我的同學們也都有這樣的興致勃勃。彷彿我們都心照不宣，認定自己聽到了城市的心跳，想要跟著那樣的脈搏，投身到某種說不清的期待中去。
那是九十年代中期，我念的是電機工程。去紐約這個決定，讓加州中學的同學和老師相當震驚，不能理解我如何捨得離開永遠明媚，陽光燦爛的加利福尼亞。在多數加州人眼中，紐約市容雜亂無章，冬天尤其漫長陰暗；加上朱利安尼市長時代之前，紐約的確存在許多安全隱憂的傳說，因此我去紐約的決定，頗有種一意孤行的“壯烈感”。
事後回想，這卻是我人生中極其正確的決定之一。 紐約從來不是標榜完美的城市。即使深深喜愛，也免不了在某些時刻哀嘆一聲，承認其種種缺點。然而，它卻能在許多人心中奠定偉大城市的地位。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也許，可以從個人經驗中找到一些線索？
寶蓮：說起來都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1983年冬天初抵紐約時，朋友就帶我看了場賈木許導演的《天堂陌路》。一個匈牙利女子初到美國，一點異己的冷漠疏離，一種帶著詩意的孤獨—不是鄉愁，也不悲情，就是一個人在異鄉的迷惘又陌生的存在。那正是我剛離開人情熱絡的台北，第一次感受到的紐約。
蘇珊．桑塔格生前住在紐約，也常住巴黎，偶爾也留駐倫敦。她說她喜歡曼哈頓，因為那裡充滿“外國人”，一種不需要盤根錯結、不需要傳統、不需要正名、不需要一切教條主義的地方。在那裡，一個人可以宣布自主，建立屬於自己的孤獨王國，沒有人干預，也沒有人在乎，那是個異鄉人的國度。
紐約人很容易就可以說：We are the world！
悅閱：我們都是外來者，但我們都是紐約客 —這是紐約人普遍的共識，這個“我們”有一種類似四海之內皆兄弟的默契—能夠讓人理直氣壯。產生這樣一種魄力，當然可以算是這座城市的魅力。紐約不屬於某一個種族，也不屬於某一個階層；在這裡，公認有機會的存在，和奇蹟的可能，但是不小心也會四處碰壁，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城市在無序中發展出了一種秩序，兩者輪迴並進。紐約的無序當然是一目瞭然，包容越多，也越光怪陸離。
生存的秩序：默契與危險
寶蓮：世界上難有像紐約這樣的城市，在這麼小的地方包容了這麼多人種，聚集了這麼多資源與財富，堪稱一個獨立於美國之外的小小聯合國，臥虎藏龍藏污納垢，有金碧輝煌的黃金地帶，也有犯罪、毒品、色情氾濫的暗黑之地。
悅閱：妳說的這“小聯合國”的狀態，我忽然明白，紐約的自由，有時帶著一種失重感—讓人一走進去，就得立刻給自己重新定位，也難免會產生妳剛才說的陌生與迷惘。
寶蓮：八十年代的紐約，你既可以看到富人享受豐腴的物質生活，也可以目睹窮人靠著撿拾富人丟棄的垃圾，就足以度日溫飽，我有位朋友不窮，只是很環保，每隔一段時日就換一套沙發，都是垃圾收集站撿回來的。那些所謂的垃圾，有電腦、電視、風扇、檯燈、生活裡所有可能需要的東西，垃圾堆裡無所不有。
寶蓮：八十年代的紐約，你既可以看到富人享受豐腴的物質生活，也可以目睹窮人靠著撿拾富人丟棄的垃圾，就足以度日溫飽，我有位朋友不窮，只是很環保，每隔一段時日就換一套沙發，都是垃圾收集站撿回來的。那些所謂的垃圾，有電腦、電視、風扇、檯燈、生活裡所有可能需要的東西，垃圾堆裡無所不有。
悅閱：這種極端的對照，本身也是一種城市的“新陳代謝”，貧富差別不是被遮掩，而是被迫成為日常的一部分。
寶蓮：那個時候，流浪漢在各類餐廳廚房的後門撿拾剩菜，就可以吃到從壽司、餃子、法國牛肝到義大利麵等等天下美食。冷天建築物門廊下的暖氣管出氣孔，總有無家可歸者靠著取暖。中央車站（Grand Central)，Penn Station ，入夜在走道中間拉一條線，一邊是無家可歸者夜宿之地，另一邊是川流不息的行人走道；各行其道，互不干擾。後來政府下令驅趕，那些人只是換了地盤，並不會消失。
記得當時乞丐無所不在，銀行超市、地鐵站、馬路口，每天出門前最好在口袋裡準備幾個銅板，以防遇到凶神惡煞，不給錢或給太少遭謾罵詛咒。開車在馬路上不時在紅綠燈前遇到拿刷子硬刷你車窗的另類乞索，避免麻煩最好就是關上車窗說不用謝謝。即使如此，依然有人會強行刷你車窗，他們說：我也不過努力想過點人過的日子！或者，起碼讓我喝杯咖啡、吃個甜甜圈，我一天都還沒吃東西。
我們常常被告誡，人與人之間最好不做眼神對視 ，不小心會冒犯人，招來無妄之災。
悅閱：這算是個生存法則，從一個眼神開始—警覺先於關係。這是八十年代的紐約，好像生存需要比較強悍的生命力，到九十年代中期，這種緊張感就逐漸鬆動了。
寶蓮：八十年代犯罪率一度居高不下，每個人都會告訴剛到的你：天黑之後一個人不要出門！計程車不願載你去哈林區，也不過布魯克林橋的某些區。貫穿布魯克林和皇后區的地鐵線什麼時候都不能說安全。
初抵紐約的華人，多少都有被搶的經驗，搭地鐵不要坐在門邊，劫犯下車往你脖子一扯，就扯走你的項鍊，留下頸子一道斑斑血跡。我有位女友，新婚，想戴鑽戒又怕危險，出門只好戴手套。還有一位上海朋友，在住家附近的傑克森高地地鐵站遭人搶走錢包，他死命追賊，很幸運要回身分證；心有不甘，又折回要證件，回來時鼻青眼腫。初到的華人容易成為下手的目標，因為語言不通，大部分人不敢聲張，也不會叫喊。
悅閱：那種震盪，失序，身份撕裂，也讓我想起《北京人在紐約》裡那一代初到美國的大陸知識分子—對紐約這座城市的感情，往往介於愛恨之間。
寶蓮：另外，地鐵老舊髒亂，老鼠肥大又猖獗，巴黎來的女朋友們抱怨90美分一個token太貴，拒付。火車進站，一個個翻越旋轉門快閃進車廂，我在後面聽見警察吹哨子，叫一聲 Hold on ，就乖乖原地站立；警察一面查證件開罰單，一面說句對不起，解釋他每天都得逮上15個違規者做業績，建議去法院時，就跟法官說：太晚，擔心安全，急著趕火車！
於是在40天後，我和一百多位包括街頭浪人，男女老幼、紳士淑女，實業家，上班族、汗衫短褲的街頭小伙子們，依次在法官面前受審，如果請求認罪，就交罰款25美元了事，有位年輕黑人編了一個動聽的故事，得以豁免罰款。
悅閱：“違規”也像一個即興的社會劇場。
寶蓮：如此這般，1991年我從紐約來到香港，夜半一個人從城中的蘭桂坊隨手招呼計程車，突然毫無安全顧慮；那是離開紐約到香港最大的感觸：安全、自由、不再需要時刻警戒提防。
盡管如此，紐約還是個令人熱血沸騰的城市！
冒險的條件：藝術與選擇
悅閱：紐約就是這樣熱血！好像大家都在傳說與現實之間鐵了心地奮勇直前，把經過當作洗禮。
即使在治安問題最為嚴峻的八十年代，紐約的生活成本相較其他城市依然居高不下，但是依然維持著其他城市難以企及的資源密度和象徵價值，因此，還是有許多年輕人選擇在這裡開始人生。穿過那段混亂，再回頭望去，映入眼簾的，自然是屬於他們自己的榮耀之城。
後來，城市景觀開始出現變化是九十年代中期，朱利安尼市長時代（1994-2001）粉墨登場。我在1994年入學大一，新生典禮上被要求看了一段名為“紐約生存法則”的錄像，其中正是寶蓮方才敘述的場景—昏昏渴睡的地鐵乘客醒來失去了鞋子，路人項鍊被一把扯走—看得新生和家長惴惴不安，駭笑不已。然而，後來在紐約的日子裡，倒是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驚悚。
當然，無家可歸者從來沒有消失。學校旁邊就有位乞討者，天天出現在同一個位置，顯然那是他的地盤，我的俄國同學跟他關係良好，有時會跟他商量要幾個角子好坐地鐵，他總是欣然幫襯，表示深明學生的拮据之苦。他也許是隱形富人，大有可能比我們這些學生富余，總之整個乞討生涯中態度不卑不亢，與社區師生和來往行人共處愉快。也許共存一直是紐約客的相處方式，包括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這應該算是紐約無序中自由生長出來的一種秩序。
紐約的治安狀況改變，一半或許得益於朱利安尼的新的城市施政方案，另一半恐怕也與大環境有關。九十年代初，冷戰格局瓦解，到了中期，全球化初現端倪，開始致力於經濟貿易，社會氛圍相對鬆弛，逐漸出現穩定的中產化趨勢。一個明顯的結果是：我們這一代，產生的專業人士多於藝術家。
當然，紐約一直是孕育藝術的溫床。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藝術，只是後來藝術的操作方式慢慢發生了變化。但對藝術而言，有一些緊張度是有好處的。許多紐約客回憶八十年代，依然難捨那種混亂中孕育出的原汁原味和純粹—總有人願意放手摸索，如何開啟藝術之路。
紐約從來都是一座允許人冒險的城市，只是到了九十年代，人們開始被提醒，要理智地兌現自己的選擇。
寶蓮：我記得我在紐約時候的一個說法：撿個石頭扔出去，打到的多半是藝術家—沒錯，至少在餐廳裡端盤子的，十有八九是藝術系的學生。有趣的是，與此同時，心理醫生也特別多。失眠、憂鬱成了某種時髦的病徵，彷彿一種城市症候。正如報上調侃的那樣：街頭又出現一種新口味的咖啡，於是，有人的憂鬱症就發作了。
悅閱：也許對有些人而言，看心理醫生是一種實際需要，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則近乎一種姿態。這也是城市物質生活自然延續出來的典型現象—心理治療本身，也成了物質化的手段。不過，這座常常被人批評過於拜金，太過物質化的城市，卻從來也不缺藝術家，更不缺的藝術活動。藝術在不同層面上，始終具備某種療癒的力量。或許正因為如此，這座城市最終得到了“昇華”：你可以在心理醫生的診所呻吟，抱怨，甚至控訴一切，也很可能在某場演出或展覽中意外被打動，於是獲得短暫救贖，願意暫時原諒這個世界的一切。
寶蓮：確實如此。紐約的藝術活動非常多。比如夏天長達二個月多的藝術季，節目表攤開來比報紙還大，上頭密密麻麻排滿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表演：戲劇、舞蹈、爵士、古典音樂，由各大企業或基金會贊助，週末時常在各大公園、廣場免費演出。
悅閱：藝術不該設門檻，這是學生時代我們深信不疑的一句話。九十年代中期，大概勉強還能算是一個“前物質化”時代，至少對大多數工程系學生而言，LV這樣的品牌尚未進入認知範圍，大家的注意力不在物質標籤上。城內博物館與各式演出，無論古典或現代，百老匯或實驗劇場，對學生都特別友好—只要願意尋找，總能找到各種免費入場的機會。
也許正因為如此，那段時間好像把人寵壞了。快樂如此容易擁有，至今記憶中最動人的一場舞蹈演出是免費的：從宿舍閒閒走到隔壁的聖馬可教堂，席地而坐，舞者近在眼前，看得清他們額頭滾落的汗珠，甚至聽得到“啪”一聲滴落在地板的聲音。那一刻忽然感覺震撼—所謂富裕，並不以金錢衡量。對少年時代的我而言，這應該足以成為一個愛上一座城市的理由。
寶蓮：如悅閱所言，紐約有許多這樣的外外百老匯的小劇場，也有一些餐廳與酒吧，晚上九點之後，只要點一杯飲料，就有機會免費看表演。那裡是等待被發掘的學生與藝術家展露頭角的絕佳場地。
夏天表演季的許多免費大卡司的製作，則移師中央公園。草地一早就被前來等待的人們佔滿，就地野餐，晚上看表演。記得有一年夏天，一個來自巴西的芭蕾舞團表演《仲夏夜之夢》，身姿曼妙的裸體精靈在台上翩翩起舞，讓那時初次見到公開裸體的大陸朋友看得面紅耳赤。
悅閱：這樣的臉紅今天看來有點可愛，因為剛好可以提醒我們世界不知不覺走過了許多變化。如果不刻意提起，也許很容易忘記八十年代之前的世界被人為地劃分了很多界線，還存在著彼此的對峙；八十年代之後，才逐漸出現重新走到一起的趨勢，對華人而言，這個轉變尤其明顯。
到九十年代，許多因歷史原因造成的隔閡似乎不再成為問題。大學朋友圈中，聚集了來自大陸，香港，台灣和當地土生土長的華裔孩子。大家讀同樣的書，看同樣的電影，聽同樣的歌，交往沒有額外的身份負擔。記得某個月黑風高的寒冬深夜，我與同學功課收尾，臨時奔赴一場不知主人來歷的茶局，裹著厚外套，穿過東村寒風中寂靜空蕩的街道，忽然生出一種無處安放的鄉愁。
循著門牌進入一間小公寓裡，然後圍爐夜話，聽陌生人談古論今，茶席主人閱歷深厚，提及往事，引來年少的我們無限唏噓惆悵，意識到我們這代人之間的輕鬆交往，是一步步形成的，而紐約早就在不同時期，反覆見證過各種相聚。
比如白先勇的小說集《紐約人》，自60年代開始創作，於一九七五年首次出版，紀錄了六七十年代華人留學生在紐約的故事。那一代留學生來自台灣與香港，稍後才有大批大陸年輕人加入。在我們眼中八十年代的這場相聚，形成了一個華人文藝的小陽春—就是後來常被提及的木心文學講座時期。我錯過了那個年代，但始終覺得，那是一個極其美妙的瞬間。
寶蓮：如果從文學談起，大陸詩人木心被真正「發現」時，其實已經在皇后區的瓊美卡獨自生活了好些年。他在台灣出版的作品，大大驚艷了台灣的讀者。也讓許多人才第一次意識到：紐約竟然還有這樣一道華文文學的風景。文學與藝術交錯也發生在不同場合—在一些大陸畫家的開幕酒會上，我也曾見到來自台灣、寫詩的楊澤，留著黝黑蒼勁的短髮，安靜地站在一旁記筆記；還有寫詩、畫畫的嚴力，後來創辦一行詩社，串連起不少在紐約的華人創作者，也讓把青島啤酒引進紐約餐館的詩歌愛好者，美國人斯仲達參與其中。周勵將文革的經歷和在紐約致富的故事，寫成《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在華文圈暢銷一時。
若談視覺藝術，七十年代起，台灣與香港的畫家有許多已立足當時還在興起中的蘇活。那裡原是舊倉庫區，“克拉克拉”的載貨電梯直達寬敞的LOFT，成了藝術家理想的創作空間。畫抽象的楊熾宏、照相寫實的陳昭宏、司徒強、韓湘寧、卓有瑞，刁德謙，來自港台在八十年代多已成就聲名。從巴黎來的丁雄泉，用壓克力在宣紙上畫美女和鸚鵡，春色滿園；我一九八八年到北京的建國飯店，他的畫就掛在飯店的牆上，成為那個時代一個具備辨識度的符號。
八十年代中後期，大陸畫家逐漸成為紐約藝術市場關注的焦點。陳丹青、陳逸飛都有中城主要畫廊代理，唯美的少數民族題材一度大受市場青睞；張偉、張宏圖、畫北京機場潑水節壁畫的袁運生，也陸續出現。艾未未曾在時代廣場替人畫肖像，被稱為「紐約的中國肖像之父」。那一段時間，大陸的繪畫、藝術，都曾像十八世紀發生在歐洲的中國風，在紐約掀起一股中國熱，外面的人都好奇發生在中國的事，都想知道他們經歷了什麼？他們比香港、台灣來的藝術家文化人受到更多的重視。
音樂與跨界藝術同樣熱鬧。音樂家譚盾來到紐約後，以“打水”、“撕紙”等非常規方式譜曲作樂。著名音樂家約翰. 凱吉（John Cage）做過類似實驗，但譚盾的演出比凱吉更具事件性，更受矚目。他在中國城附近的住處辦派對，客廳裡擺著大鼓，敲得震天價響，中外男女 狂歡熱舞，那是一種典型的紐約式能量。
也有一些瞬間，讓人看到紐約作為試煉場的幽默。畫家趙剛到紐約，就很快獲得畫廊代理，有次在小義大利區請客，露天的餐座有小提琴手為客人現場演奏，他塞了幾張鈔票給琴手，數目足夠吃上一份龍蝦大餐，抬著下巴說：終於輪到咱們被服務的機會了！
還有來自上海來的年輕畫家，抱著大卷抽象書法、潑墨山水，雄心勃勃想要征服，宣告著“我來了！紐約！在這裡的成功，就是世界的成功！”幾個月後，卻聽聞他在改裝軍褲，每件五元。理著陰陽頭的谷文達，一邊光頭，一邊長髮，在畫廊展出女性經血墊—驚世駭俗，引發熱議。
雕塑家朱銘的故事，則是另一種打破偏見的時刻。他帶著作品來到 SoHo 唯一的雕塑畫廊，對方質疑：「台灣哪來雕塑家？」朱銘要求兩天時間，上山砍材、劈柴，當場完成作品，讓畫廊負責人刮目相看，最終獲邀在紐約上州的雕塑場地展出。
Tribeca 面海的高級LOFT裡，也曾形成一個文化沙龍。來自香港的鋼琴家Sabrina把闊綽的住家當成藝術沙龍，經常舉辦畫展、音樂會、餐會。一時中、港、臺群英聚集。香港的畫家郭孟浩、導演陳耀圻，詩人嚴力、杭州來的服裝設計師韓楓，也少不了一些出沒在紐約社交圈的名流貴族。
談起兩岸三地人的差異，大陸朋友常半開玩笑說：台灣女子就是偏安的島國情調，小家碧玉，香港人普遍被認為幹練踏實。說這話的大陸女子，身著黑色緊身窄裙，皮夾克，哈囉！甜心，笑著招呼朋友，毫不避諱談起綠卡，離婚—那已經不是“真花假花”的年代，而是所有姿態和選擇都可以擺上檯面的時代。
悅閱：回頭看，八十年代路過紐約的一批華人，確實有許多最後落腳在藝文圈。那是個相對波希米亞的年代，彷彿可以允許人有長時間不確定的年代；人們可以任性地活在“藝術即生活”的口號下，而且好像只要留在紐約這個事實，本身就已經參與了某種創作—這或許也是我對一段未曾親歷的往事的羅曼蒂克的想像。
到了九十年代，我身邊那些求學的少年，後來大多走向了另一條道路—成為工程師，律師，金融從業者，或者其他專業人士，專心而務實地砌造起這個物質世界。並不是不再嚮往藝術，而是整個時代的中心正在轉移：人們開始相信，穩定的物質基礎本身，就是通往一切可能的前提。
那時的世界，似乎逐漸形成了一種廣泛的共識—相信物質生活可以帶動一切夢想。這種信念不僅體現在個人選擇中，也反應在流行文化裡。呈現九十年代精神的電視《繁花》（此處指影像文本，非小說《繁花》）所描繪的正是這種集體想像的投射，《繁花》的場景在上海，但這也是當時全球普遍的趨勢：彷彿殊途同歸，都追求“好生活”，然後期待精神自然得到昇華。
大概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九十年代的紐約逐漸從一座容許人長期漂泊的城市，轉變成一個要求人對選擇負責的場所。冒險沒有消失，但是應該是被再定義了；藝術依然存在，但不再被默認為唯一的精神引領力量。
寶蓮：再回到八十年代，那確實是一個冒險的，同時生機勃發、萬物待興的年代。各種社會議題迅速浮現並被討論：環保意識抬頭、政治正確逐漸成形、性別平權進入公共語言，孩子們在學校學習關於同性家庭的概念—「我有兩個媽媽，我有兩個爸爸，他們都是我的父母。」
人們走上街頭，抗議模特兒身上的皮草，卻未必理解那其實是酷寒極地裡當地人賴以維生的必要衣物；禁菸、素食、回歸自然蔚為風潮，集體走進樹林抱著樹木，對著天空吶喊宣洩。黑人第一次成為電視台的新聞主播，象徵著某種結構性的鬆動。那是一個相信世界可以被修正、被改善的時刻。
然而，理想主義很快迎來了另一種力量。崇尚品味、追求享樂的雅痞族群開始出現：剪短頭髮，穿著光鮮亮麗，對上層社會與名流生活充滿想像，同時也具備實際的消費能力。他們刺激了商品文化，城市的生活樣貌逐步邁向一個更加物質化、更加精緻包裝的階段。
政府也開始重塑公共視覺空間。過去街頭那些關於愛滋、墮胎、吸毒、頭痛、腳痛、神經衰弱等大都市文明病的廣告，被一一撤下，取而代之的是比基尼、高跟鞋、口紅與性感笑容—珠寶、首飾、服飾的巨幅海報，佔據了城市的牆面。
在那之前，人們或許勢利，卻仍然講究教養；即使看不起窮人，也不敢不尊重藝術。你可以非常富有，但不能沒有品味。然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後現代主義達到高峰—反烏托邦、反體制、解構與顛覆，徹底動搖了傳統的審美與價值結構。於是雅俗不再有界線，美與醜失去共識，年輕人追逐潮流，崇拜名人，用品牌來定位自己的身分。
藥房開始興盛，書店相繼關門。憂鬱要吃藥，失眠要吃藥，躁動要吃藥；沒有書，日子還能過，但沒有藥，日子卻彷彿無法維持。
悅閱：其實回頭看，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和社會運動，並沒有消失，而是在千禧年之後，以另外的形式重新落地。環保，性別平權，政治正確，逐漸塑造了近二十年的社會價值觀，也實質影響了政治選舉與公共語言。只是，那種沉靜透過身體和情緒釋放的集體行動—比如抱樹吶喊—反而被要求收斂了，取而代之的，是人們在社交媒體上所尋找的自我表達的出口。這樣的表達難免墮入外表，品味與享樂的範疇，而這些又都與消費緊密相關。這樣看來，消費文化並非某一個時期的現象，而是在不同階段不斷加速，轉換形式的一個長期的過程。
千禧左右，我剛畢業，一腳踏入職場。當時正熱播的一部劇集是《色慾都市》，片名中的都市正是紐約。整部劇繽紛熱鬧，不厭其煩地羅列著各種奢侈品牌，放眼看城中廣告牌，各種品牌的確是在爭先想要深入民心，某程度的大眾化成為趨勢。
週末與女友們相聚，有人忽然感慨，回頭一看，手邊不知不覺都是品牌。她想起自己當年靠獎學金念名校的時期，天然純真，一個品牌也不識得，日子同樣陽光明媚。短短數年已悄然掉入物質的甜美陷阱。話雖如此，她們並不會因此否定這種努力工作，追求幸福生活的模式。只是隱然覺察，自己身邊的變化。
寶蓮：其實，《色慾都市》並不是突然出現的。八十年代電視上曾風靡一時的連續劇《上西城》（Central Park West），可以說正是它的前身。消費文化，享樂主義，藝術商品化，生活物質化，早已在那個年代逐步成形。辛蒂.勞珀（Cyndi Lauper）高唱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彷彿在宣告一種態度—越墮落越快樂。
由教堂改建的夜店 The Limelight，門口夜夜長龍不絕， 享樂主義取代了信仰，魁梧高大的守衛在排隊人群裡任意挑選他們看得上的客人；若不合眼緣，排一整夜也只能望門興嘆。
銳舞（RAVE）文化則把這種集體狂歡推向極致：吸毒狂歡勁舞直到筋疲力竭。警察取締收效甚微—星期一就星期一，舞還是照飆。週末過後，帶著宿醉與頹廢萎靡去上班，司空見慣，也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悅閱：這大概就是紐約—選項是所有，選擇是個人。
The Limelight本身既是個傳奇，也像個隱喻。作為夜店，它最早从亞特蘭大起家，吸引了藝術家與影星等各類名人，纽约分店於1983年開張，選址在20街，第六大道，前身是一座教堂，屬於典型的歌德復興式建築，還曾經被戒毒機構使用，可以說深具歷史和創傷記憶。當年為改建夜店斥資五百萬美元，打造出一個一晚能容納一萬五千人的巨大空間。它之所以吸引紐約人，正因為它的高度的兼容性，社交名人與三教九流，共處同一屋簷下，狂歡無分高下。然而，最終也正是因為毒品問題，The Limelight經過多次整頓，數度關門又重開，直到2010年永久歇業，轉而成為健身設施。紐約依然是不缺派對，可以夜夜笙歌的不夜城，但是城市面貌，這些年在“都市優化”的框架下，一直在改變之中。彷彿八十年代讓放縱變成可能，九十年代要求人們面臨選擇思考兌現，而千禧年後，城市無意間開始教人如何在規訓中繼續生活。
記得2005年那年，我們曾在紐約短暫相遇。那次，我們都在上西區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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