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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04 星期四 學科分支
政治哲學
哲學家其實可以非常入世，而政治哲學正是哲學家入世的代表。「政治」涉及公眾之事，既然是跟公眾有關，所有人當然都有一定程度的發言權，也因此，政治生活遍布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影響著許多人，也被許多人影響著。
政治哲學研究的問題，不同於一般人對於「政治」兩個字的理解。現代基於各種人性與權力之間的角力，使得許多人認為政治是一池渾水，少碰為妙。同樣地，對許多人來說，政治生活充滿了各種鬥爭與權謀，政治參與者很少有人可以全身而退，更多的是一起沉淪於政治泥淖。但是哲學家討論的政治哲學卻不是這一類的問題，哲學家將政治拉到哲學層面時，許多討論涉及的是「正當性」，或者說「合理性」。為什麼我們要接受國家的統治？我們應該用什麼方式決定國家的未來？國家可以如何影響我們的財產？
（一）國家統治的正當性
世界上被聯合國承認的國家大約有兩百個，這兩百個國家的領導人大都宣稱自己是合法政府，擁有主權，也擁有統治國家人民的權利。我們可能都曾思考一些問題，比如：「為什麼國家可以合法統治我們？」「為什麼我們的行為要受到國家的約束？」當我們思考這些問題時，我們真正想問的是：「國家的正當性來源為何？」這個問題可能還是有點難理解，如果用更一般的語氣詢問，我們想問的是：「是什麼原因，讓國家統治人民的行為具有正當性？」
舉例來說，當我們在學校念書時，學校老師可能會要求我們服從某些指令。老師會要求我們準時交作業、考期末考、打掃環境等等，而多數人會服從老師的指示，認為那些確實是我們該做的事。但是，如果今天隨便換一個路人，從校外跑進來，站在講台上要求我們這麼做，大概很少人會認為我們應該服從這個路人的指示。為什麼第一種情況我們認為應該服從，而第二種情況我們不這麼認為呢？顯然，兩種情況有一些差異，就是這種差異使我們產生不同的想法。這種差異就是「正當性的有無」。
在第一種情況下，我們會認為老師的指令具有正當性，因此我們應該服從；在第二種情況下，我們不認為路人的指令具有正當性，因此我們可以拒絕服從。如此一來，我們大概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正當性的有無，對於我們是否該服從一個主體來說十分重要。除非一個指示或命令具有正當性，否則看起來似乎沒有服從此指示或命令的義務。那麼，回到一開始的問題，如果有人主張我們有服從國家的義務，這些人就必須能夠說明國家具有正當性。
（二）政治體制的正當性
確立了國家的正當性之後，並不代表問題就結束了，我們接著將面對下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採取哪種政治體制？哪種政治體制才具有正當性？對我們來說，大概可以說出下列兩種政治體制：君主專制與民主政治。那麼，究竟哪種體制才是我們應該採取的制度呢？
或許對許多人來說，這個問題很輕易就可以回答，因為君主專制看起來似乎不那麼具有吸引力。顧名思義，君主專制的核心概念，就是主張有個集所有大權於一身的君王，這個君王透過自己的判斷，決定國家的方向及未來。在歷史上，我們時常可以看到君主專制帶來的不良後果，殘暴昏庸的君王導致整個國家的衰亡等等。但是，這種制度真的如許多人認為的那樣不值得採取嗎？事實上，對某些哲學家來說，君主專制反而是一種真正值得我們採用的制度。
（三）財富分配的正當性
如何分配財富，一直是一個政府需要面臨的問題。政府可以透過改變稅制來重新分配財富，但怎麼樣的稅制才具有正當性呢？許多人直覺地認為，只有在能夠公平分配財富的情況下，財富的分配才具有正當性。但是，怎樣才算是「公平分配」呢？不同的理解可能因此產生南轅北轍的賦稅制度。
心靈哲學
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科學時常被用來解釋許多現象，上至宇宙起源，下至微生物活動，都是科學研究的議題。許多東西一開始讓人覺得神祕，但是透過科學層層抽絲剝繭之後，最終得到了令人滿意的答案，神祕的面紗也因此掀開。但是，對許多人來說，世界上最神祕的東西，莫過於人類的心靈了。
心靈是個怎樣的東西？這個問題一直都是哲學家的大哉問，從來沒有人可以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早期心靈哲學只能透過心靈現象研究什麼是心靈，到了近代，開始引入心理學研究、腦神經科學研究。這些新的研究資源到目前為止，雖然幫助心靈哲學前進了很長一段路，卻也衍生出更多新的問題。到底心靈與世界的關係是什麼？心靈是否會決定我是誰呢？又或者，我們能否了解他人的心靈？
（一）心物問題
心物問題探討的是心理世界與物理世界的關聯。我們時常會有類似的經驗：口渴了想要喝水時，我會拿起桌上的水壺；晚餐想要吃麥當勞時，我會拿起桌上的鑰匙往麥當勞出發；想要洗澡時，我會開始準備換洗衣物。以上種種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例子，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就是我們的行為都受到我們的想法所影響。換句話說，我們的心理狀態會影響我們的物理狀態。那麼，心理狀態與物理狀態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心物二元論
有些哲學家認為，這個世界是由兩種東西所構成，一種是物質性的實體，比如我們的身體、大腦、窗外的樹、天上的雲等等；另外一種是非物質性的實體，比如我們的心靈。這樣的想法在哲學上被稱為「實體二元論」（substance dualism），許多人也會把這樣的想法稱為「心物二元論」（mind-body dualism）。這些哲學家認為，我們可以從經驗中發現心靈與身體是完全不同的兩樣東西，身體可以占據時間與空間，但心靈不行。我可以說我的手距離地面幾公分，卻無法說我的思考距離地面幾公分；顯然，我們的身體與心靈很不一樣。既然我們的身體與心靈不一樣，而我們又明顯地承認身體與心靈都存在，那麼，我們最好說身體與心靈是兩種不同的實體，兩者共同組成了一個人。
心物二元論的主張說服了許多人，但是問題可能沒有這麼輕易就解決了。想想我們一開始提到的例子，渴了想喝水、餓了想吃東西等，這些例子告訴我們心理會影響身體。但是，如果心靈是一種非物質性實體，必定不占據時間與空間，那麼，這種不占據時間與空間的東西，到底要怎麼影響占據時間與空間的物體呢？另一個問題是：僅因心靈與身體有所差別，就主張兩者是不同的實體，是否有過度推論之嫌？舉例來說，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蜘蛛人就是彼得帕克；對這些人來說，蜘蛛人與彼得帕克有很大的差別。但是，這不會使得蜘蛛人與彼得帕克變成兩個不同的東西。同樣地，我們認為心靈與身體有別，有可能只是因為我們的知識不夠豐富，無法清楚窺視兩者的全貌，因此導致我們誤會罷了。
行為主義
為了解決上述困難，有些人放棄心物二元論，轉而走向「行為主義」（behaviorism）的立場。這些人認為二元論最大的困難，就是將世界切割成心理世界與物理世界，卻又無法說出兩者之間的關聯。那麼，最簡單的解決方式就是不要區分這兩種世界，僅承認有物理世界的存在。他們接著說明，所謂的心靈現象，其實可以用物理現象解釋，也就是透過我們的行為。我們所有的心靈現象都會產生相對應的行為，比如說，當我感覺到疼痛時，意思其實是我可能會叫出聲音，或者縮起身體，或者皺眉頭等。這種方式也可以合理地說明開頭的例子，當我口渴時，意思就是我會去喝水；當我肚子餓時，我就會去吃東西。對這些行為主義者來說，所有的心靈現象都可以用類似的方式去說明，如此我們就不需再切出一個心理世界來自找麻煩了，心靈就是我們的行為。
這樣的主張真的解決了心物問題嗎？或許這樣的想法可以避免創造一個心理世界，卻衍生出了更多問題。我們的心智常有一個特色，就是擁有「感質」（qualia）。什麼是感質呢？想像一下，當我們感受到疼痛、看到一幅畫、聽到一首歌時，我們通常會有「某種特別的感覺」，這種感覺會衝擊我們的感官，是一種栩栩如生的感覺。行為主義者沒辦法說明這種心理特徵，因為這種心理特徵跟行為無關，是一種內在於我們心裡的感受能力。再者，行為主義怎麼可能用行為說明所有的心理現象呢？畢竟我們都知道，不同的人對於同樣的心理特徵，可能會有不同的反應。有些人一遇到疼痛就大哭，也有些人遇到疼痛就大笑；有些人逃避疼痛，有些人卻追求疼痛。
（三）他心問題
他心問題是一個在理解上相對單純的問題，這個問題要問的是：「我們如何知道其他個體具有心靈？」關於他心問題的例子，我們可以從莊子有名的「濠梁之辯」故事中加以理解。這個故事是說，莊子與惠施在水邊看著水裡的魚游泳，莊子對惠施說：「魚很快樂地在游泳。」惠施反問莊子：「你又不是魚，怎麼知道魚很快樂？」莊子於是也反問：「你又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很快樂？」在經驗上，我們看起來似乎沒有辦法知道別人的心靈，畢竟現實生活不像科幻電影，人們沒有讀取他人心思的能力。
有些哲學家認為，雖然我們沒辦法讀取他人的心思，但我們可以透過其他方式知道他人擁有什麼心思。如果這樣的方式可行，我們就可以知道他人擁有心靈了。舉例來說，我們在介紹心物問題時，曾提及物理主義者認為心理狀態其實就是大腦狀態，我們的心靈現象與大腦狀態有某種對應關係。因此，如果我們可以透過某些儀器偵測到某個個體的大腦狀態，就可以判斷這個個體的心思，也可以因此推論出這個個體具有心靈了。行為主義與功能主義也可以透過類似方式解決他心問題，比方我們可以透過他人的行為或與他人溝通，來理解對方的心思。某個人臉上如果笑逐顏開，就表示此人很開心；既然擁有開心的情緒，當然就擁有心靈。
這些說法都可以為他心問題提供一個可能的解釋，但也都有一個共通的特性，就是我們都是從自己出發，透過上述方式推測對方擁有心靈。可是推測並非證明，不具備有效性。這種推測方式就好像是在說，假設我的肚臍是凸的，而我身在一個所有人永遠穿著衣服的社會裡，我推測所有人的肚臍都是凸的。因此，當我們沒有辦法透過經驗確認他人的心思時，我們就不能說我們的推測是一種「證明」他人擁有心思的方法。所以，對許多人來說，他心問題是一個經驗上永遠無法被確認的問題。
科學哲學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如果真的要說哪一類人對世界具有最大的影響力，這一類人大概非科學家莫屬了。我們透過科學認識世界，科學家告訴我們土地、水和空氣的組成。除了這些世界的基本成分外，科學家還告訴我們世界基本現象的原貌，例如月蝕不是天狗把月亮給吃了、河水氾濫也不是河神生氣了、火山爆發更不是祝融造成的。科學被用來解釋世界，但是更多時候，科學可以用來改變世界。蒸汽機的發明引發了整個科學革命；萊特兄弟發明飛機，讓地球一下子變小了；電腦的發明讓資訊的流通更即時；核子技術的發明可能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安全，也可能變得更危險。
科學與我們的關係密不可分，任何科學研究上的成果，都可能給人類世界帶來巨大的改變。為什麼科學具有這樣的力量呢？科學與其他學科的差別又在哪裡？科學是否真的總是這麼可靠？
（一）非科學與偽科學
在討論科學哲學之前，我們勢必得先弄懂「科學」是什麼。要直接說明「科學」是什麼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或許我們可以試著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先來談談科學不是什麼。
什麼東西不是科學
我們時常會說某些東西「不科學」，當我們這麼說時，是什麼意思呢？通常我們可能有兩種意思，第一是說這東西跟科學沒有關聯，第二是說這東西本身打著科學的名義，可能還用了許多科學的術語，但本身卻不是科學。
第一種情況很容易想像，日常生活中許多事情與現象都與科學無關，比如藝術、文學、歷史等學科。這一類學問通常與科學沒有太大關聯，也不會自稱為科學。要成為好的藝術家、文學家或歷史學家（可能某些歷史學家與科學有密切關聯，例如考古學家），需要的可能是細膩的心思與豐沛的情感；科學知識或許會有幫助，但它們不扮演關鍵角色。雖然我們說這一類學問不科學，但這並不是要去貶低這些學問，畢竟我們時常聽到人們說科學總是冷冰冰的，不帶感情，不如文學與藝術這類學問，可以讓人有更多的啟發與感觸。我們說這些東西不科學，只是在說這些東西的研究在方法上不是使用科學方法，在目的上也不是以解謎（有些哲學家認為科學行為就是一種解謎的行為）為目的。
第二種情況就比較複雜了。許多理論看起來似乎都有科學基礎，常見的有占星術、網路上的心理測驗，以及神學理論（許多神學理論企圖透過科學語言說服他人其真實性，比方說神創論）等等。這些東西被支持者透過許多科學語詞加以包裝，但其本身真的是科學嗎？我們又該怎麼區分一個理論是不是科學理論呢？非科學與偽科學的差別在於前者不會自稱是科學，後者則會自認為是科學。一個理論到底算是真正的科學理論，還是假冒的偽科學理論？這個問題在哲學上被稱為科學的「劃界問題」。我們怎麼給出一條適當的界線，這條界線又要如何幫助我們分辨科學理論與偽科學理論？
邏輯實證論與否證論
科學哲學史上最早對科學理論做出系統性畫分的，就是二十世紀初蔚為主流的邏輯實證論。邏輯實證論者認為科學理論既然具有普遍性，就必須能夠經得起檢驗。因此，他們提出「可檢證原則」，認為只有能夠透過經驗加以檢驗的理論，才算是科學理論。有了這個原則之後，我們就可以對許多理論做出畫分了。比方說，「上帝花了七天（或者說六天，第七天休息）創造世界」、「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創造人」等等，這些主張都會被排除在科學理論之外，因為我們根本沒辦法驗證這些主張是否正確。
但是，這種畫分真科學與偽科學的方法夠好嗎？哲學家波普認為不夠好。讓我們想想一開始提到的例子：占星術、心理測驗、神學理論。神學理論或許可以透過邏輯實證論的方法排除掉，但是占星術跟心理測驗好像就不一定了。顯然，占星術與心理測驗確實可以透過經驗去驗證他們的真假，如此一來，我們是不是就得承認這些東西算是科學呢？波普於是主張，科學真正的劃界在於理論是否能夠被否證，一個能夠被否證的理論才是真正的科學理論。
摘文二：Weekend 週末 放下書，實踐哲學－－
鍛鍊哲學思考的五大工具
透過詢問來確認問題
我們大概都會同意，當我們在與其他人討論問題時，「聆聽」是一項很重要的能力。畢竟我們彼此之間在做的事叫作「討論」，討論需要了解對方的想法，而安靜的聆聽可以讓我們專注在對方的想法上。
但是，很多時候只有聆聽是不夠的，為什麼呢？事實上，對於兩個不同的個體來說，在語言的掌握上勢必有某種程度的差異。因此，儘管是同一個詞、同一個語句，對雙方來說很有可能產生不同的理解。比如說，假使我們要求雙方在一張紙上同時定義某一個特定的字詞，可以想見這兩人給的定義大概不會一模一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只有聆聽，很容易會因為雙方對於語意理解的不同，造成討論上的困難。因此，在從事哲學討論時，「詢問」的使用是一項必備的技能，尤其是針對那些討論中的關鍵字，雙方更必須能夠精準地了解對方的意思。在這種情況下，討論才有可能進行下去。
詢問的目的，除了是讓雙方能夠在相同的語言下（對於某些意義模糊的字詞擁有類似的理解）溝通，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確定問題」。很多時候，當我們問出一個問題時，這個問題常有很多種詮釋方式。如果雙方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對於此問題沒有同樣的理解，討論就沒有辦法產生交鋒。
「確認問題」還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很多時候，在雙方將問題的意思確定下來之後，整個問題的答案因此也變得清晰了。讓我們來思考一個著名的哲學問題：假設在一個杳無人煙的樹林裡，一棵樹被雷劈中而倒下了，那麼，這棵樹倒下時是否發出了聲音呢？
這個問題看來似乎有點困擾人，說有發出聲音嘛，好像又沒有辦法證明（畢竟杳無人煙）；說沒有發出聲音嘛，好像又不符合我們的常識。但是，如果我們把「發出聲音」這個詞做更多的說明，比方說，發出聲音的意思就是被某個人聽見。那麼，我們顯然可以說，在這個例子中，這棵樹倒下沒有發出聲音。如果我們把「發出聲音」解釋為造成空氣某種頻率的震動。那麼，根據物理定律，我們可以很確切地主張，這棵樹倒下時發出了聲音。
類比法的善用
人類是一種善於譬喻的動物，很多時候語言有其侷限性，當哲學家沒有辦法適當地透過語言說明自己的想法時，類比與譬喻就變成一種很好的工具。對哲學家來說，類比法無疑是一種十分好用的工具，當他們的想法過於抽象，以致人們難以理解時，使用類比法通常是一種最有效果的選項，可以讓人們在很短時間內，透過其他更具體的東西，理解哲學家想要表達的意思。有些時候，一個適當類比的說服力，甚至強過哲學家絞盡腦汁所建構出來的論證。舉例來說，在中世紀時期，許多哲學家試圖透過論證來證明上帝存在，我們也在先前的章節提到不少相關的論證（非類比論證），這些論證當然都有某種程度的說服力，但是比起使用類比法論證上帝的方式，說服力又如何呢？
現在，讓我們考慮一種關於上帝存在的類比論證。這個論證是由英國哲學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 1743-1805）所提出的類比論證：如果你今天在海邊散步，發現一只造工精細的手錶掉在沙灘上，你肯定不會認為這只造工精細的手錶是海浪與沙子、小石子等原料，透過某種巧合（海浪的拍打與撞擊）而創造出來的物體；反之，你會認為這只手錶一定是某種有意圖的設計，必定是某個錶匠精心製造出來。同理，在我們所生存的世界上，從科學研究可以發現，這個世界就像一台精密的儀器，遵守著某種規律在不停地運作。這個完美遵守某種物理法則的世界，絕對不會是一種巧合，背後肯定有個設計者設計出這一切，而這個設計者必定就是上帝，因此上帝必定存在。
類比論證比起一般的演繹論證，差別在於演繹論證是透過邏輯所做出的證明，因此，要使用演繹論證說服他人，此人至少要有某種程度的邏輯推理能力，否則只是對牛彈琴。但是類比論證不一樣，它不必要求人們有某種程度的邏輯推理能力。如前所述，人類是種善於使用譬喻的動物，因此，類比論證對他人邏輯能力的要求算是小得多了。
類比雖然是個很好用的工具，但也是一個我們必須小心使用的工具。類比法的主要目標就是擷取出我們想要說明的抽象例子的特性，然後將這些特性類比到其他比較具體的例子上，以此將抽象事物具體化。因此，要能夠成功使用類比法，我們必須精確擷取出需要保留的特性。如果有些必要特性沒有被保留下來，從而使得類比的例子與原來的例子在架構上有出入，很可能就會造成錯誤的類比，無法達成一開始的目的。
歸謬法的善用
如果類比法是一種用來支持某個主張的方法，歸謬法就是一種用來反駁某個主張的方法。歸謬法在人類社會中，除了哲學家時常使用之外，數學家也經常在做證明時使用。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歸謬法」的意思：我們先假設一開始的論點是成立的，但是基於這個論點的成立，我們可以因此推論出不合理的後果。如此一來，為了避免這種不合理的後果，我們只好反對一開始的假設，也就是改為主張一開始的論點不成立。
在哲學討論上，歸謬法是一個十分常見且具殺傷力的方法，我們可以在很多的哲學討論中發現其蹤影。舉例來說，在規範倫理學領域中，當我們在討論哪些行為是道德上對的行為時，「效益主義」一直是具有深遠影響力的主張。效益主義者認為道德上對的行為，就是能夠帶來最大效益的行為。這樣的說法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說服力，比如說，當我們設想一棟大樓裡關著一百名人質，歹徒從中挑選出一名人質，並且跟他說：「只要你願意犧牲自己，我就放了剩下的人；否則，全部人都得死（包括此人）。」在這種情況下，假設我們只有兩個選項：一是所有人都死亡，二是此人被犧牲。根據效益主義，道德上對的行為是犧牲此人，換取他人的性命，這樣的想法看起來也比較符合我們的直覺（許多電影都有這種犧牲少數換取多數的片段）。
這樣的想法對許多人來說有其道理，但是，有些人則透過「歸謬法」來論證，假設效益主義是正確的，會產生我們無法接受且不道德的後果。怎麼說呢？讓我們設想另外一個例子，在一個社會上存在有一名殺手，姑且稱他為傑克。傑克在一個月內殺了許多人，因為傑出的身手，他一直都沒有被政府逮捕。既然傑克沒有被逮捕，社會上當然人人恐慌，政府也因此失去了民眾的信任。直到有一天，政府接獲可靠的消息，說傑克已經金盆洗手，不會再犯下殺人案了（先不管政府怎麼知道這消息是可靠的）。但由於政府已經失去人民的信任，因此就算政府公布這個消息，也沒有辦法弭平民眾的恐慌。那麼，對政府來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抓一個人起來，然後說他就是傑克，並且當場處刑。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恢復名聲，百姓也可以放下恐懼；這種方法比起公布傑克的消息來得更有效益。那麼，根據效益主義，我們似乎必須說，這樣的行為是道德上對的行為。但是，我們顯然不會認為這樣的行為在道德上是對的，因為有一個無辜者被當成替罪羔羊，而找人當替罪羔羊是一種不正義的行為。
歸謬法有時會和類比法一起使用，舉例來說，在應用倫理學上，有些人主張色情刊物應該被禁止，因為色情刊物會對人們造成傷害。假設這樣的想法有其道理，會對人們造成傷害的物品應該被禁止，那麼根據類比法，我們似乎還必須禁止汽機車在路上行駛，禁止速食店販賣漢堡、薯條等致癌食物，禁止各種可能造成傷害的運動。但是禁止這許多東西，看起來是很荒謬的。因此，一開始的論點要嘛不成立，要嘛應該做出更細緻的主張，以避免荒謬的結果。
歸謬法有其威力，但就如同類比法一樣，它們都只是一種技巧，必須被小心地使用。歸謬法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對合理後果與不合理後果的共識。假設有些人就是不認為你根據歸謬法所得出來的後果是不合理的，例如，有些人就是主張為了達到社會最大效益，有替罪羔羊的存在也沒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對這些人來說，歸謬法無法達到原先想要達成的效果，也就不足以去反駁對方的論點了。
思想實驗的善用
思想實驗是哲學家最強大的工具之一。一如其名「思想」實驗，哲學家在這一類實驗中，不需使用昂貴的儀器，也不需仰賴具備各種專業能力的研究人員；哲學家所需要的素材就只有思考。
事實上，思想實驗的目的，是為了簡化我們的思考。我們之所以在思想實驗中排除許多因素，只留下與問題相關的必要因素，原因在於留下不相干的因素，對於我們想討論的問題來說，只會阻礙我們的思考。而在現實上，我們沒有方法能夠排除這些不相干的因素，也因此這種情況當然不符合常理。其實，說穿了，如果那些實驗可以實際進行，就不需要思想實驗的介入了。思想實驗所需介入的，正是那些我們沒辦法實際做實驗、卻又好奇在這種設定下會產生什麼結果的問題。
舉例來說，在政治哲學的傳統上，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是「原初立場」。羅爾斯在他的著作中，論述人們在這種處境下，將會失去許多與自己相關的訊息，諸如性別、種族、宗教、偏好、才能等等。羅爾斯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所選擇出來的制度才是真正公平的制度，也才能夠作為社會的基本原則。這種情況顯然不是真正做實驗可以達成的，我們好像沒有辦法要求實驗者同時失去這許多資訊，因此，我們只好透過思想實驗的方式來完成。
思想實驗要能夠成立，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我們要能夠保留與我們的目的相關的必要因素。比方說，在上述的思想實驗裡，羅爾斯想要論述的是公平的社會基本原則。因此，為了保留「公平」這個要素，他得要在思想實驗裡將所有可能影響公平性的要素給消除。
讓我們再設想另外一個思想實驗，在心靈哲學的討論中，關於「人格同一性」的問題，時常透過許多思想實驗來討論。當我們說「昨天的我等於今天的我」時，這裡所說的「等於」是什麼意思？換句話說，要滿足哪些條件，才能夠說「昨天的我等於今天的我」呢？在這個問題上，帕特南給出了一個思想實驗，這個思想實驗或許無法給出上述問題的答案，但至少可以讓我們從中測試出，對我們來說，「等於」是什麼意思。
設想一種太空旅行方式，現在你面前有一台機器，這台機器的功能是掃描你的身體，獲得你身體所有細胞的組成成分與排列方式，掃描完畢後會立刻銷毀你的身體。接著，在火星上有一台相同的機器，這台機器接收到你身體細胞的藍圖，然後利用火星上的元素，根據這張藍圖把你組合出來。這個被組合出來的你，跟原本在地球上的你擁有完全相同的心理特徵，與同樣形式的身體組成。而且，你在火星上有意識之後，會以為自己是從地球來的。現在問題來了，在這種情況下，火星上的你跟原本地球上的你，是不是同一個人？
有些人可能認為不是，因為故事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的身體已經被銷毀，火星上那位只是一個複製品啊！但是對另外一些人來說，他們或許會認為是同一個人，因為兩者擁有同樣的記憶；身體雖然是不同的元素構成，但是其構成形式兩者沒有差別。也可能有一群人認為，身體跟心理都不重要啦，同一個靈魂才是最重要的。
雖然這個思想實驗沒有告訴我們，到底「同一個人」是什麼意思，但是我們至少可以知道這個問題「可能」是什麼意思。「同一個人」可能是同樣的記憶，也可能是同樣的身體，或者，同樣的靈魂。這正是思想實驗另外一個優點，當我們在面對一個問題時，我們可以透過思想實驗來思考，針對這個問題有哪些可能的答案。
當然，思想實驗也有其限制。有些人認為思想實驗時常設想「不可能」的情況，這對我們的問題沒有幫助。對哲學家來說，這些人口中的「不可能」通常不是真正的不可能，只是當下我們的科學無法達成，或者不符合我們目前接受的科學理論。哲學家對於思想實驗的限制確實也有要求，不能夠是不可能的情況，但是，哲學家口中的「不可能」，不是上述意義之下的不可能。哲學家在思想實驗限制中的不可能，指的是邏輯上的不可能。換句話說，思想實驗本身不能夠違背邏輯律。
簡單性原則以及最佳說明推論原則
在做哲學討論時，我們可能會遇到一種情況，就是雙方針對同一個問題，各自給出了互不相容的答案，但是他們的答案都可以很好地回答問題，而且在解釋力上面也一樣高。換句話說，所有甲可以回答的問題，乙同樣也可以回答，而且兩者的回答一樣完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該如何判定理論的優劣呢？
中世紀哲學家威廉．奧坎（William of Ockham, 1285-1349）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法，就是選比較簡單的理論，這樣的主張被稱作「簡單性原則」或者「奧坎剃刀原則」。我們可以把這裡的「簡單」理解為：理論預設比較少，或者理論使用到的概念比較少。舉例來說，古希臘亞里斯多德時期，地、水、火、風與乙太被視為構成萬物的五種獨立元素，世界上所有物體都是由這五種元素構成，他也透過這五種元素說明世界上的各種現象。但是，我們也知道「原子理論」（atomic theory）在十九世紀初被提了出來，主張所有的物體都是透過原子組成。這兩種理論在解釋力上看起來似乎一樣強，都可以說明事物組成的原因及現象。但根據簡單性原則，前者必須訴諸五種概念，而後者只需要一種。因此，我們應該主張原子理論比起五元素論更為優秀。
除了簡單性原則之外，另外一個哲學家常用來評價理論優劣的原則，被稱為「最佳說明推論原則」。為什麼我們除了簡單性原則之外，還需要這個原則呢？有時候，當數個彼此競爭的理論都擁有同樣強的解釋力，而且在簡單性上也不相上下時，我們沒辦法再透過簡單性原則評價理論的優劣，只好再訴諸另外一個原則來決定，這個原則就是「最佳說明推論原則」。根據此原則，比較好的理論，是在解釋上比較合理的理論。
舉例來說，當小明時常想要約小美出去吃飯，卻一直無法成功時，小明可以想像有幾種可能：（一）小美是同性戀，不喜歡跟男生吃飯。（二）小美生性害羞，不敢跟男生出去吃飯。（三）小美不喜歡小明，不想跟他出去吃飯。上述這三種理論在解釋力上一樣強，而且同樣簡單，都只有一種理論預設。但是，根據最佳說明推論原則，我們大概會認為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三，小美不喜歡小明，所以才不跟他出去吃飯。
儘管簡單性原則與最佳說明推論原則是很好用的原則，也時常被哲學家使用，但這不代表兩種原則所決定出的理論就是正確的。甚至有些時候，比較簡單的理論反而比較有可能是錯誤的。比方說，對於人類的存在，有一派影響廣泛的說法訴諸「演化論」，而另外一派同樣具有影響力的說法訴諸「神創論」。這兩種理論比起來，當然是「神創論」比較簡單，因為神創論只預設了神的概念，演化論還預設了基因、天擇的概念。除了上述兩種主張之外，我們甚至可以主張人類其實是外星人創造的生物。從理論複雜度來看，三種理論比起來，絕對是演化論複雜多了。在這種情況下，簡單性原則好像會判斷「演化論」是較差的理論，但是現在一般都認為演化論比較有可能是真實的。
再讓我們想想看「最佳說明推論」的反例。西元十七世紀左右，當時對於「天空中的星星為什麼會掛在天上」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天空是一個大殼層，由一層層的硬殼所組成，星星則鑲嵌在這些硬殼上，因此它們才會看起來像是被掛在天上。另外一種說法則反對宇宙是一層硬殼，他們認為天上的星星其實就是浮在空中的物體，沒有所謂鑲嵌在硬殼上這一回事。如果我們是當時的居民，那麼根據「最佳說明推論」，我們好像應該評價第一種理論比較好。為什麼呢？其實很簡單，因為在我們經驗中，所有臨空的物體都會往下墜，如果沒有下墜，肯定是因為有某種東西支撐著。因此，對當時的人來說，在沒有「引力」的概念下，主張那些星星鑲嵌在硬殼上，會是比較合理的推論。畢竟，怎麼可能會有東西可以沒有任何支撐就浮在空中嘛！
從上述幾個例子我們可以知道，不管是簡單性原則或者最佳說明推論原則，都只是一種評價的方法，我們無法從這些原則得出正確的理論，最多只能夠從這些原則中得出「比較有可能正確」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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