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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回歸中國大陸的保釣人士
保釣運動後，左右派同學事後的歸向，也引起我的好奇，並做了一些研究。左派人士最早回到中國大陸服務的大概是牟永寧。他是台大化工系畢業生，一九七○年在伊利諾州理工學院得到化工碩士。一九七一年秋，他在保釣運動尚在高潮時投奔大陸，在武漢大學任教並兼任湖北省政協常委與人大常委多年。他在大陸一住二十年並結婚生子，一九九二年離開大陸返回美國。二○○六年，他和台大化工系同學李美枝（現任政治大學心理系教授）合著《東方欲曉》（註：四字取自毛澤東句子：「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書中也談到七○年代跟他同時回國的郭子加和魯永榮夫婦，這對夫婦都是台大畢業生，到大陸前已獲得博士學位並且任教過十年。回國一年多，他們對大陸的情況和生活非常失望。離開大陸時，他們對牟永寧說：「我們（回國工作）是自作多情。」後來四人幫倒台，這對夫婦從澳大利亞捎了封信給他說：「天佑中華。」
在這本書中，李美枝教授說，一九七○年代，他們同班同學沒有人想去、願去、敢去大陸，現在很多人去大陸發展第二春，牟永寧反而出來了。她說：「大陸政策再怎麼改頭換面，似乎也挽回不了永寧對『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信心。」
我在這本書中，赫然發現了芝大同學張子賢的行蹤。當年我和他在芝大，一右一左，常為解讀大陸事務而辯得面紅耳赤。有一次兩人激辯至凌晨二時，竟在校園洛克菲勒大教堂前擊掌發誓，將來我回台灣，他返大陸，絕不留在「美帝」國土生活。子賢兄，信人也，書中透露他在芝大取得物理學博士後，於一九七二年從歐洲返回大陸，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牟先生每次到北京都跟他見面，張子賢告訴他說，北京中央級單位播放進口電影，他有時被請做即席翻譯；另外，大陸國慶時，中山公園裡有些電動遊戲的裝置，也是他研究所的同事所做。牟永寧很感慨地說：「真是大材小用啊。」張子賢大約八○年初期就走了，但是沒人知道他的去處。大家對張的評語是，為人誠懇，不會用兩套是非標準看事物，大家很懷念他。我試想：以他當年對大陸的那種赤子之心，竟然在大陸服務十年後就離開，應該是傷心人別有懷抱，因此我自責當年不應該和他發誓。保釣運動期間，留學生左右派都在比賽誰最愛中國，我對他能實踐諾言，衷心敬佩。我希望他能寫一本敘述他從擁抱中共到離開大陸的心路歷程的書，相信一定會很感人並發人深省。
根據吳國禎（台灣清華大學畢業，獲得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博士，現任教於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所著《在歷史面前》（二○○二年出版）透露，當他在一九七七年回大陸時，回到大陸的台灣留美學生人數不出十個。另根據林盛中（台大畢業，獲美國布朗大學博士，曾擔任中國地質科學院研究員一職，已去世）透露，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年到大陸定居的台灣學者專家有一百多人（作者註：但他未說明他們之中有多少人參加過保釣運動）。他們在一九八一年成立台灣同學會，他出任會長。該會成員均是在台灣生長，受教育直到大學畢業，或出國留學後到大陸定居，或直接從台灣到大陸長住。他說，台灣同學會會員在政界、學界知名人士中，有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一名、全國政協常委三名、全國人大代表九名、全國政協委員十六名、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四名、中國工程院院士一名，一共僅三十餘名162 。從這些名單看來，似乎沒有一位進入政府擔任重要職務，何以如此？
根據張東才先生（為美國南部地區釣運重要人士，現任香港科技大學生物系教授）的分析，釣運左派基本的問題是在歷史上站錯了邊。當文革四人幫一倒，鄧小平上台，這些左派人士對他們支持文革及擁毛已無法自圓其說，因此大多數變得消沉，或是覺得走錯了路，或是認為被騙。他們在美國、大陸與台灣幾乎都沒有政治舞台，回到大陸後，只能在其專業領域工作。張東才對這些回國的學人表示欽佩，因為他們不計待遇和職位，為了建設祖國的理想而獻身。我個人同意張教授的看法，這些人愛祖國心口如一，相對那些當年左喊毛澤東是偉大舵手，右喊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但自己卻一直蝸居美國的左派保釣人士，這些回大陸的保釣人士，其情操何其高貴。
十四‧回歸台灣的保釣人士
那麼，釣運期間被稱為右派的學人和學生，他們有沒有回到他們所擁護的中華民國？根據台灣行政院青年輔導就業委員會的統計，如以一九七一年為分水嶺，在這之前每年返國人數約兩百人上下，一九七一年留美回國學人為一百九十七人，一九七二年增為三百六十七人，以後每年均維持三至四百人左右。一九七九年一月，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當年回國人數為三百五十九人，一九八○年為四百五十五人，一九八一年為七百三十六人。在這十一年間，台灣學生留美人數成長約二倍，但回國人數則成長三倍。所以，無論是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同年之保釣運動，或一九七九年美國和大陸建交，台灣留美學生回國人數的整體曲線是上升的，足見這些發展並沒有減低他們對台灣的認同與回歸。
一九七八年，愛盟成立「台北市反共愛國聯盟回國盟員聯誼會」（簡稱「愛盟聯誼會」），在美參加愛盟大會的五百六十八人中，就有一百多人參加，證明當年參加愛盟的人，至少有四分之一已回國服務。一九九○年五月，聯誼會部分成員，為了因應民進黨勢力崛起，以及反對李登輝總統對民進黨的包容，成立「中華民國反共愛國聯盟」（簡稱「愛盟」），登記為政治團體。根據「愛盟聯誼會」及「愛盟」會員名錄，扣除重複參加，共有五百六十二人。任孝琦女士曾做一調查顯示，這些人近半數（四五‧八％）在學術界和相關研究機構服務；四分之一以上（二六‧七％）進入企業界和專業領域；從政不到一成四（一三‧七％），其中三‧九％是政務官、六‧六％是司處局長以上職等、二‧二％是中央民意代表。
這些數據說明了兩件事實。第一、在美國參加愛盟的成員回台服務比例，遠比保釣左派成員回大陸服務為高。第二、絕大多數愛盟同學都從事與政治無關的行業，只有一三‧七％從政，可見左派所稱這些愛盟分子當年參加愛盟是想回國「做官」的指控，與事實不符。這些愛盟分子回國後之所以事業有成，並非只靠「政治正確」（因為在台灣「政治正確」人士比比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大都學有專精，且多獲博士學位；另外，他們都出身台灣，各方面關係仍在，謀事成事較易，不像台灣留美學生前往大陸者，人地生疏，除非特別拔擢，很難進入高層。
在回歸台灣人士中，從保釣的角度而言，林孝信先生頗值一提。他是我當年在芝加哥大學的同學，我在歷史系，他在物理系。他可說是運動的苦行僧，為了釣運，他放棄了博士學位，全身投入釣運，並因立場與政府相左而被吊銷護照，直到一九八八年，政府因為解嚴，他始能回到台灣。多年來，他除投身社區教育外，即繼續獻身保釣運動。近年來，他承擔起在社會與學校內推動保釣的教育工作。在所有保釣人士中，他四十年如一日，無人出其右，令人敬佩。他目前在台灣世新大學擔任講座教授。
十五‧前往香港服務之保釣人士
討論參加保釣運動人士日後之動向，不應只討論左右兩派人士回歸大陸或台灣，其實還有一些保釣人士日後選擇前往香港服務。這第三派人士的選擇，也是基於對中國人民及其土地之感情，而這份感情的激發，或多或少源於保釣運動。
這樣的人士中，我最敬佩的是前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他在保釣運動發起時，正在芝加哥近郊名校西北大學物理系任教。據他說，他參與保釣運動的程度不深：
我這個來自香港、在美國長大的人，在這場自發的青年運動裡沾了一點兒邊。可是對某些過激的、會加深民族仇恨的口號和行動，則很有些保留，因此沒有深入參與。
他在一九七○年代回到大陸數次，並為中美學術交流工作盡心盡力，曾任楊振寧成立的「全美華人協會」總會會長。一九八三年，出任美國加州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華裔大學校長。一九八七年，香港科技大學籌備董事會投票邀請他出任首任校長，其薪水較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為低。為了是否去香港，他和夫人有如下的對話：
吳夫人： 你大半輩子做的都是與華人和中國有關的事。這次最有意義的機會和挑戰放在面前，假如不去，二十年後會不後悔？
吳校長：我想會。
吳夫人：那就走吧！
一九八七年，是香港回歸中國前十年，所以他說，他是「在別人爭相離開香港的時候，我們落葉歸根，丟下三個大孩子（留在美國），牽著七歲的么女，回到即將回歸祖國的香港」。
香港科技大學在一九九一年開學，現在已成為一個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全部學生約一萬人。根據英國QS留學諮詢公司二○一二年的評鑒，名列亞洲大學第一名（台大為二十名），世界最佳大學第四十名（台大為八十七名）。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二○一一年之評估，其結果亦相同。
吳校長即任後，開始多次到北美聘請名師。他形容當時華人學術圈對回中國教書的情況：
當時的局面下，對落後的祖國（包括大陸和台港）感興趣的，一百人裡不超過二十個。二十人中，回來走動的不超過十個，願意住一段時間的不超過五個。會考慮落葉歸根的，約有二至三人。最後能夠讓科大請到的，大概就這麼一位。
在聘人的過程中，參加保釣運動的所謂「老保釣」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形容到了波士頓，「老保釣」謝定裕（台大數學系畢業，加州理工學院博士，美國布朗大學教授）約集該地區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校優秀學人，與吳校長及副校長錢致榕見面。在加州，則由另一批「老保釣」為他約集加州一帶著名華裔學者。吳校長解釋他為何能夠聘請到許多「老保釣」到科技大學教書：
七十年代，不少「保釣」人物訪問大陸、了解情況。正當文革，一些人以赤子之心看大陸，一廂情願地相信了當時風行的假象，一部分還毅然放棄留學生涯，「投身革命」。大部分「老保釣」雖然在某些方面深受感動，卻已看出問題和矛盾；回來後就不聲不響，繼續做他們的學問。後來好些在名校裡當上了教授，在學術界獲得了成就和地位。這群人對祖國的發展卻一直關懷備至；當科大這個機會出現時，部分抱著一腔熱情回來參與創校。
他也形容他如何以建立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為目標、來號召學人投效科技大學：
我的目標是十年以後能達到里海（作者註：Lehigh University，在美國賓州）的標準，三十年後達到卡內基梅隆（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水平，六十年後成為另一個麻省理工學院。能做到這一步，就很不錯了。十幾年後，我已不在這裡了，人們看看這個學校，或許會說，╳╳╳辦的這個大學還像個樣子，只是當年他的眼界低了一點。
在他聘用的人選中，最重要的推手是學術副校長錢致榕（台大物理系畢業，耶魯大學博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物理學教授），他就是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日，保釣運動在華府示威遊行隊伍中，向周書楷大使表達群眾心聲的三位代表之一。吳校長認為錢氏：「最為可貴的是一顆中國心。」錢致榕現任台灣政治大學講座教授，推動博雅（liberal arts）教育。
科技大學第二任學術副校長孔憲鐸，也曾參與過保釣運動。所以，從校長到兩位副校長以及部分教授都曾或多或少參與過保釣運動。其中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齊錫生，是我芝大政治系學長，也曾與我一齊參加安娜堡國是大會。
吳校長在聘請華人學者來科技大學教書，有時是採取理性與感性並用的策略。例如在一九八九年七月，六四天安門事件一個月後，他想吸收一位「老保釣」張信剛（紐約州水牛城的紐約州立大學保釣會刊物主編，美國南加州大學生物工程系系主任，美國生物工程學會主席）。當時有人向他質疑大陸已陷入混亂，吳校長一邊流淚，一邊回答說：「祖國不正是更需要你們了嗎？」結果，張信剛不僅來到了香港科技大學，後來又出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其他著名保釣人物加入科技大學陣容的有沈平（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該校保釣會負責人之一，亦是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日保釣遊行示威提議人）、余珍珠（哈佛大學博士，波士頓地區保釣大將）、張東才（如前述，現為香港科技大學教授）、項武義（中央研究院院士）等人。
我個人也有被吳校長「禮賢下士」的經驗。一九九五年，齊錫生教授卸下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長職位，承蒙他向吳校長推薦我，我當時任教國立政治大學，並兼該校國際關係中心主任。記得該年某日，吳校長親自從香港來台北與我會面，希望我能申請該一職位，我因已回台服務，正享受回國服務之樂，怎可能離台赴港？故予婉謝。我從來沒見過一位大學校長會坐飛機到另一個城市，只為敦聘一位與他素昧平生的學者，所以我深為感佩他這種熱心求才的精神。
香港科技大學能在二十年間，從無到有，躍居亞洲大學排名第一，世界大學排名第四十，真是成果豐碩。據齊錫生教授告知，該校約有五百位教授，其中五分之二來自世界各地，約有五分之三為華裔資深教授，均來自美國一流學府。該校亦雇用許多香港及大陸有國外留學經驗之學人為教授，故該校是華人菁英學人之大集合，遂能在二十年內，將科大辦成一流大學，這是華人學者之光榮。
胡適先生曾為文敘述芝加哥大學如何從無到有之優異辦校成績。他指出，芝大於一八九一年創立，在第二年開學時，即以高薪挖角美國及歐洲著名學者多人，其中包括八位曾任大學校長之學者，有此批優秀師資，芝大立即被公認為第一流大學。所以，香港科技大學和芝大，恐係現代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在建校一、二十年內即成為世界名校的絕佳範例。我衷心祝福香港科技大學，能早日成為中國之麻省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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