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禁錮在臺灣
到一九四九年年中，蔣介石的軍隊開始潰逃臺灣——一九四九年五月底共產黨橫渡長江後，第一批難民流向臺灣的時候，島上的人口已經增加到六百五十萬。與以往一樣，大多數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他們的祖先在十六至十九世紀從大陸（基本上來自福建和廣東省）移民過來。二十世紀從大陸過來的新移民，或者，如臺灣人所說的唐山人，已經超過六萬。臺灣從前的主人——原住民——大約有二十萬。
隨著蔣介石的軍隊和一般難民的到來，島上的人口增加了一百五十多萬。其中六十多萬是「國家精英」——教授、工程師、技術人員和專業管理者。用美國專家傑克比（Neil H. Jacoby）的話說，他們帶來「一個相對較小國家空前絕後的人才增加」，並且為臺灣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十二月十日晚上八點三十分，蔣介石本人和長子從成都坐了六個半小時的飛機抵達臺北。一輛汽車在停機坪上等著他們。四周是不尋常的安靜。臺北和成都前線的不同，就如「天差地別」。蔣愉快地呼吸著純淨的空氣，坐到車上，出發前往附近的草山。在臺北以北大約十英里處，一處被常綠樹木覆蓋的山坡上，是他曾經住過好幾次的房子。蔣介石稱它為草廬。那天他在午夜時分才上床睡覺。
他喜歡這棟房子，它是多年前為了日本天皇裕仁當太子時訪問臺灣而建造的。從窗戶看出去，鄰近是一片山丘和田野的絶佳景觀。但第二年，他將在春天搬到草山支脈的另一座寬綽房子，位於士林北區一個大型公園建築群，地址是臺北市福林路六十號。不過，他還是不時會繼續來到草山呼吸山上空氣。一九五〇年三月，他有了一個想法，要把他喜歡的草山改名為陽明山，以紀念他最敬愛的哲學家王陽明。三月三十一日，省政府通過改名決議，一個月後生效。
由於對陽明山的熱愛，臺北一家報紙稱他為「草山一蓑翁」，甚至為「落草為寇」。此報代表臺灣本土民眾的心聲，他們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流血事件後，對來自唐山的人不存好感。蔣介石被激怒，下令報紙停刊，逮捕文章的作者。蔣逝世多年後，二〇〇七年初，草山行館轉型為藝文展演空間開放給市民，但在不久之後的四月，被燒成灰燼。現在原址只有一個展示廳，裡面有蔣介石的照片，另有一家餐館。
不過這一切都是後事了。此際，在草廬休息一天後，十二月十二日，蔣介石接見了國防部 反情報部門軍統局局長毛人鳯，討論在中共占領區，組織全國性游擊運動的計畫。十二月十三日，他規劃了一項即時任務：「一、縮編與重組中央政府；二、重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三、改組和舉行臺灣省政府選舉；四、統一中央和地方機關；五、任命吳國楨為臺灣省政府代理主席，以試探美國援華的態度。」當時對蔣來說最重要的是第五項任務。如果沒有美國的援助，他的政權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垮臺。即使是最樂觀的親蔣評論員，也預測此事會在一九五〇年底發生。正因為如此，蔣介石會任命擁有政治學博士學位的吳國楨為臺灣省主席。人們所知的吳是一個外交官和政治領袖，重慶市原市長，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任外交部副部長、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任上海市市長。由於在美國接受教育（一九二六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接受論文考試），和美國人相處自在，比任何人都可能對蔣介石更有用。 十二月十五日，陳誠辭去省主席職務，由吳接下他的位子。
蔣在耶誕節那天和經國及家人，前往位於臺灣正中心群山之間風景如畫的日月潭。日月潭之名源於它的形狀——湖的東半部像太陽一樣圓圓的，而西半部像一輪新月長長扁扁的。蔣、他的兒子、媳婦和孫子住進位於湖北岸一個小半島上、名為涵碧樓的舒適私人住宅。（目前那裡有一家飯店。）蔣在日記中寫道：「潭水漣漪，環山幽翠，塵襟盡滌。」他們整天坐小船徜徉於湖上，在湖中央的拉魯小島上漫步，晚上聚集在假日餐桌旁的聖誕樹下。在讚美上帝和用餐之後，一起看了一部電影。
這種田園詩般的休憩延續到第二天。蔣起身，感謝全能上帝十三年前讓他逃離西安，然後去送給兒子、兒媳和孫子們耶誕禮物。之後大家又再去散步，蔣甚至還釣到了一條魚，這是他一生所罕有的。他很幸運——釣了一條中國人稱為「曲腰魚」（看起來像一條長長的鯉魚）的大魚。這魚被用來做晚餐，蔣非常喜歡這道菜，所以聽到這件事後，臺灣人人開始稱之為「總統魚」。家人和僕人都非常高興，他們一致說能釣到這條魚是一個好兆頭，表示接下來會是快樂的一年。
但蔣介石明白，即使是這麼大的魚也滿足不了他所有的欲望。他想要的太多了。「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徹底失敗而絕望矣。」當天他在日記中寫道。
然而，他並不全對。這條魚至少滿足了他的一個願望：蔣介石非常希望他的妻子美齡能盡快從美國回來，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三日，他可以再次擁抱她了。儘管許多人，包括她的姊姊靄齡，甚至羅斯福的遺孀愛蓮娜（Eleanor），都試圖勸阻美齡不要去臺灣，但她還是決定分擔她丈夫的命運。照她自己的話說，黎明時分，她突然聽到一個聲音：「一切都沒問題」，在此之後，她就不再猶豫了。她立刻趕到姊姊的臥室（美齡住在孔家），並宣布上帝命令她「回家」。
蔣高興極了，美齡一下飛機，就立刻帶她去離機場約三十分鐘路程的大溪鎮附近的鄉間住所。他喜歡這個地方，這裡的自然美景讓他想起了家鄉溪口。一路上，他緊緊地握住她的手，聽她傾訴她的美國使命。不幸的是，一個失敗的任務。
對蔣失望透頂的杜魯門總統，現在認為他的政權「大概是有史以來最腐敗的政府」，因此不想再幫忙他了。「讓塵埃落定」，他下定決心，並開始研究與共產中國和解的可能性。正當此時，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狄托（Josip Broz Tito）和史達林之間發生了衝突，因此，杜魯門及其國務院都希望史達林和毛澤東在不久的將來也能有類似的分裂。狄托主義的幽靈開始在美國政治家的心中產生作用，他們中的許多人又讓「民主毛澤東」的寓言復活起來。為了建立與中共領導人的關係，並且讓新中國狄托化，他們隨時準備犧牲臺灣。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杜魯門批准了國家安全會議第四八／二號決議，其中強調「美國應繼續奉行其政策，避免提供中國內部任何非共產主義分子以軍事和政治支援」，但「應該透過適當的政治、心理和經濟手段，利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之間，以及史達林主義者和中國其他分子之間的任何分歧」。
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杜魯門總統在白宮對記者發表談話，公開「福爾摩沙聲明」(Statement on Formosa)，強調「美國政府不會走向導致介入中國內戰的道路。同樣，美國政府也不會給福爾摩沙的中國部隊提供軍事援助或建議」。一月十二日和十六日，國務卿艾奇遜也重述了同樣的事情。蔣深感震驚。
與此同時，華盛頓正在仔細考慮是否發布一個宣言，宣告福爾摩沙是獨立的，不屬於共產黨也不屬於國民黨。有很多種想法在進行著。美國特工與移居香港的中國自由派人士做了接觸，還聯繫到蔣介石軍隊中的親美軍官，首先是臺灣國軍司令孫立人將軍，同時也與以東京為基地的臺灣民族主義者舉行會談。在這方面，杜魯門甚至還會見了宋子文，如前述，宋已經逃往美國。從一九四九年夏天開始，宋一直住在曼哈頓公園大道一一三三號，離中央公園和大都會博物館不遠。根據各種消息來源，如果他決定領導臺灣政權，杜魯門明確地表示會向他提供援助：「如果你同意，我們會讓你掌權。」據說宋子文受到誘惑，甚至為新政府的組成，列出一份包括五十個人的名單。但當時在紐約的他的妹妹美齡，以及孔家的成員發現了。他們都對他的背叛感到憤怒，孔令侃甚至說他會殺死這個惡棍，但美齡攔住了他：「畢竟，他是你的舅舅。」
以上是否屬實無法確定，但是此時美國人自己正在籌謀各種計畫，試圖拿取蔣的性命是錯不了的。但以上全未付諸行動。無論如何，一九五〇年二月底，美國的立場開始改變，因為二月十四日毛澤東和史達林在莫斯科，簽署了一項為期三十年的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因此，期待毛澤東走狄托主義路線的希望破滅了。
與此同時，蔣和美齡在長時間分別後，對彼此的陪伴感到愉快。現在他們又一起祈禱了。蔣精神十分振奮，於是著手寫一文，題目為〈中國存亡與東方民族之自由獨立之成敗問題〉。不過他沒有完成，所以也從未付梓。
同時，蔣介石也鞏固了他在臺灣的正式地位。一九五〇年二月，儘管一些國民黨領導人堅持要求代理總統李宗仁返回祖國，但李決定以「健康理由」，繼續留在美國。之後在三月一日，應最高黨政機關成員的要求，蔣介石復行視事擔任總統。第二天，在兩千多名官員參加的招待會上，他宣布了他的計畫要旨：「在軍事上：鞏固臺灣基地，進圖光復大陸。在國際上：自力更生，聯合民主國家共同反共。在經濟上：提倡節約，獎勵生產，推行民生主義。在政治上：尊重民意，厲行法治。」「共匪為蘇俄之工具，使國家淪為附庸，」他補充說，「此誠為我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未有之浩劫。」
兩天後，蔣與美齡在總統府大樓前的廣場，接受了十萬名市民的歡呼，表達他們對蔣重返總統職位的欣喜之情。聚集在廣場上的許多人可能真的很高興，儘管蔣並不是他們選出來的。他只是回復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國民大會代表投票選給他的職位。
在此之前的一九五〇年二月，前美國西太平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庫克（Charles M. Cooke Jr. ）上將自行抵達臺北。他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就退役了，抵達臺灣後，表示要為蔣介石服務。蔣早在一九四六年就認識他，並且尊敬這位有才華的軍事指揮官，因此很高興地聘他為顧問。蔣非常信任他，所以接受他的修正建議，在一九五〇年春天，將浙江省寧波市附近舟山群島上的國軍撤離來臺。
當時，除臺灣外，蔣介石部隊不僅仍然控制著這些島嶼，還包括與浙江省台州市隔海相望、位於舟山以南的大陳島，此外還有馬祖島、金門島、臺灣海峽中的澎湖群島，和南海的海南島。但是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初，共產黨占領了海南島。他們本來可以同樣輕易地拿下舟山群島，因舟山離中國海岸只有一海里，而離臺灣將近三百五十英里。正因如此，庫克認為必須放棄更遠的島嶼，以集中一切力量保衛臺灣和海峽內的其他島嶼。五月十六日，蔣介石撤出了十五萬官兵，未戰而將這些島嶼送給了共產黨。同一天，他宣布不論戰死或自殺，他都會防衛臺灣，「我會遵守諾言」。大約在同一時間，他和美齡向中國婦女發表講話，呼籲她們「利用在家庭中的影響力，進行反共鬥爭」。

第二十二章 禁錮在臺灣
到一九四九年年中，蔣介石的軍隊開始潰逃臺灣——一九四九年五月底共產黨橫渡長江後，第一批難民流向臺灣的時候，島上的人口已經增加到六百五十萬。與以往一樣，大多數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他們的祖先在十六至十九世紀從大陸（基本上來自福建和廣東省）移民過來。二十世紀從大陸過來的新移民，或者，如臺灣人所說的唐山人，已經超過六萬。臺灣從前的主人——原住民——大約有二十萬。
隨著蔣介石的軍隊和一般難民的到來，島上的人口增加了一百五十多萬。其中六十多萬是「國家精英」——教授、工程師、技術人員和...

蔣介石委員長的負面描繪，變成西方歷史學上的一個因襲主題。一九七〇年代初，著名的美國學者易勞逸（Lloyd Eastman）甚至把蔣貼上「法西斯主義者」的標籤，此一標籤反映在大學教科書中。大多數蔣的傳記作者，都對他抱持此一負面觀點，包括二〇〇三年出版巨著的英國記者范比（Jonathan Fenby）。然而，與此同時，二〇〇〇年代初，傳統上對蔣的負面觀感開始消退。在范比出版其大作的同一年，英國史學家方德萬（Hans J. van de Ven）在其《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一九二五—一九四五）》（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一書，質疑他所謂的「史迪威—白修德典範」（Stilwell-White Paradigm），說明蔣介石並非一個「無能的」軍事領袖，並且反過來批評盟軍在東亞與東南亞的戰略。
保存在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的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三、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一的蔣介石個人日記，於二〇〇六年三月底解密，為重新評價蔣介石奠下基礎。之後在二〇〇七年四月，蔣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五的日記公開了，到二〇〇八年七月，一般大眾可以接觸到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五的日記。最後剩下的一九五六至一九七二的日記在二〇〇九年七月也解密了。
這套涵蓋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三、一九二五至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的日記，是由蔣的長子蔣經國的媳婦蔣方智怡，透過加拿大轉交給胡佛研究所檔案室的。她是從她亡夫、蔣經國的最小兒子蔣孝勇那裡繼承過來，而後者同樣是從他父親那兒繼承過來的。擔心這些日記會落入二〇〇〇年臺灣執政的反蔣的民進黨（DPP）手中，蔣方女士決定把它們保存在胡佛研究所檔案館五十年，或直到在中國找到一個永久的保存地為止。
二〇〇九年，美國國務院前中國事務官員陶涵（Jay Taylor），基於以上日記及許多其他文件，在他的《委員長：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一書，繼續扭轉對蔣的負面看法。然而，在試圖翻轉幾乎所有之前學者們加諸於蔣的批評上，他有點過火了。再者，陶涵也無法充分接觸到獨一無二的、浩繁的俄羅斯文獻檔案，因此無從正確地認識到，在中國與蔣介石於中國大陸的起落上，史達林與蘇聯所扮演的巨大而重要的角色。
我們應如何為蔣介石製作出一張資產負債表呢？答案很難是單一向度的。一方面他確實是一個背信又狡獪的統治者，他渴望全盤掌控大權，也必須為一百五十萬民眾的死亡負責；另一方面，他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一個解放中國民族的鬥士、一個愛國者、一個二十世紀的政治與軍事領袖人物、一個共和新中國的建築師、一個二戰的英雄、一個反希特勒聯盟國家的忠實盟友。他同時是一個基督徒與儒家的信奉者，也夢想著普遍的平等。此外，不像史達林與毛澤東等上個世紀的許多冷血統治者，在他生命的晚期（一九四九—一九七五），他能從過去的悲劇性錯誤中，得出一個結論，在內戰吞敗後，基於民生主義與社會公義，最終把小島臺灣——即使和中國大陸比起來是小小的——轉變為一個繁榮富庶之地。沒錯，他採取的是威權手段，但除此之外又能如何克服中國人民世代的落後呢？能有一個從集權到民主的不流血路途嗎？
要克服刻板印象總是困難的，就蔣介石來說更是特別不容易。他的身影太矛盾、太多面了，部分人認為蔣是一個狂熱的反動分子，甚至是一個法西斯；其他人相信他是一個進步分子；更有其他一些人視他為新儒家主義者；也有人視他為基進革命家。有些人看待他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其他人看他是一個務實主義者。在現代中國歷史上，對於和他主要對手毛澤東一樣極為重要的這個歷史人物，甚至連中共史學家的觀點也不一致。
在許多文獻檔案解密，並揭露了有關蔣介石的生活、活動、與親友及敵人的關係後，現在對蔣介石現象的解釋才有了可能。除了胡佛研究所檔案室外，這些檔案也收藏在臺灣國史館、國民黨中央黨部黨史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俄羅斯社會與政治歷史檔案館（RGASPI，蘇聯前共黨中央委員會馬克思—列寧研究所中央黨部檔案室）、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檔案館（AVPR）、俄羅斯當代歷史國家檔案館（RGANI，前蘇共中央委員會檔案館）、美國國家檔案館、美國中央情報局閱覽室、哥倫比亞大學檔案室、歐伯林學院（Oberlin College）檔案館、柏克萊加州大學班克羅夫特圖書館（Bancroft Library）區域口述歷史辦公室，以及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詹森與尼克森等總統的圖書館與博物館。其中部分資料都在最近出版了。
在這些檔案文獻中，蔣介石的日記依然占有特殊的位置。除了保存於胡佛研究所檔案室並為我所用的原版外，日記的一部分（從一九一九至一九三〇及一九三四）也由蔣的祕書毛思成備份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但是外人、尤其是外國學者是無法接觸到的。只有極少數一群中國史學家能有特權取閱。此外，日記影本也保存在臺灣國史館以及臺北國民黨中央黨部黨史館，日記的數位檔也在中國學者間自由流傳。
我也從俄國檔案中具重大意義的資料中汲取了大量的材料，包括獨特的兩冊蔣介石個人檔案，還有他最後一任妻子宋美齡、他的兒子、他的親戚、他的夥伴與對手的個人檔案。同樣重要的是無數俄國外交文件。這些檔案資料，讓我們對蔣在一九二○年代中期掌權、這期間以及他之後的政治生涯及整個中國革命運動中，蘇聯與共產國際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了新的視角。還有無數收藏在臺灣國史館的蔣介石與其子蔣經國的檔案資料。此一蔣介石傳記，主要正是從這些獨特的資料中整理出來的。
我希望本書能幫助讀者，在理解現代中國與二十世紀世界歷史上，為蔣介石找到適切而客觀的地位。

蔣介石委員長的負面描繪，變成西方歷史學上的一個因襲主題。一九七〇年代初，著名的美國學者易勞逸（Lloyd Eastman）甚至把蔣貼上「法西斯主義者」的標籤，此一標籤反映在大學教科書中。大多數蔣的傳記作者，都對他抱持此一負面觀點，包括二〇〇三年出版巨著的英國記者范比（Jonathan Fenby）。然而，與此同時，二〇〇〇年代初，傳統上對蔣的負面觀感開始消退。在范比出版其大作的同一年，英國史學家方德萬（Hans J. van de Ven）在其《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一九二五—一九四五）》（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一書，質疑他所...

地圖
導論

第一部 其介如石
第一章 周公後裔
第二章 日昇之國的陰影下
第三章 天下為公
第四章 孫逸仙的頑強弟子

第二部 反帝國主義革命
第五章 廣州—上海—莫斯科—廣州
第六章 黃埔軍校校長
第七章 孫逸仙遺產的爭奪
第八章 北伐與國民黨的分裂

第三部 腹背受敵
第九章 完成北伐
第十章 戰勝與戰敗
第十一章 新生活運動
第十二章 與史達林鬥智

第四部 擁護與反對
第十三章 西安事變
第十四章 犧牲的最後關頭
第十五章 鮮血與灰燼
第十六章 持久戰

第五部 中國之命運
第十七章 聖母頌
第十八章 與羅斯福博弈
第十九章 苦澀的勝利
第二十章 新試煉

第六部 勝利的決心
第二十一章 慘敗
第二十二章 禁錮在臺灣
第二十三章 在華盛頓的羽翼下
第二十四章 感傷與希望

後記
誌謝
附錄一 蔣介石年表
附錄二 蔣介石系譜
注釋
參考書目

地圖
導論

第一部 其介如石
第一章 周公後裔
第二章 日昇之國的陰影下
第三章 天下為公
第四章 孫逸仙的頑強弟子

第二部 反帝國主義革命
第五章 廣州—上海—莫斯科—廣州
第六章 黃埔軍校校長
第七章 孫逸仙遺產的爭奪
第八章 北伐與國民黨的分裂

第三部 腹背受敵
第九章 完成北伐
第十章 戰勝與戰敗
第十一章 新生活運動
第十二章 與史達林鬥智

第四部 擁護與反對
第十三章 西安事變
第十四章 犧牲的最後關頭
第十五章 鮮血與灰燼
第十六章 持久戰

第五部 中國之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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