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經濟流程、行為與政策

隨著20世紀最後十年即將到來，我們的經濟世界明顯變得混亂不堪。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經濟體系經歷20年安穩平靜的發展流程，但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原本井然有序的狀態開始出現亂流，在美國國內與國際上都是如此。通貨膨脹遽增，慢性與週期性失業率上升，破產案例頻傳、利率緊縮，以及頻頻發生的能源、運輸、糧食供給、福利、城市及銀行業等危機，穿插在潛藏眾多問題的經濟擴張期之間。二次世界大戰後原本相當有效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組合，在1960年代中期迅速崩壞。我們需要一個不同的方法，一個與當今根據目前普遍認同的主流理論所擬訂並實際應用在美國經濟體系完全不同的政策組合。
雖然諸如個人安全、誠實與正直等重大問題比起單純的經濟事項重要很多，但本書的重點是要討論如何穩定經濟體系。接下來的一項前提是，如果經濟體系能為每個人提供基本保障，並讓人感受到自我的價值（因為每個人都能找到工作），很多社會問題最終都會縮小到可以管理的程度，儘管這個前提可能很天真。
在經濟表現失靈，彰顯推動經濟改革有必要的時代，任何一個成功的變革計畫或改變都必須奠基於對現有制度內部各項經濟流程（economic processes，譯注：和商品與勞務生產與銷售有關的活動、行為和作業，包括原物料與天然資源的開採等。）*運作方式的深刻理解，而經濟理論理當能提供那樣的理解。各種制度與慣例並不是由老天爺指定，經濟理論也不是。經濟理論是創意想像的產物，理論的概念與構造全是人類思考的結果。本質來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東西叫國民所得（national income），只不過是某個理論將經濟體系的不同要素結合在一起，組成這個特殊的數字罷了；賣家面對的不是需求曲線（demand curves），而是面對一群顧客；唯有在一個允許貨幣與金融影響各種經濟事件的理論架構下，我們才能領悟貨幣與金融對經濟體系的影響。

……

雷根政府及它的計畫（多半在1981年頒布）或許是基於「經濟體系出現某個嚴重問題」的見解而做出的回應，不過，那個回應是以一個錯誤的診斷（誤判經濟體系的真正問題）和一個與資本主義基本慣例（譯注：包括生產性資產的所有權、合約的自由，以及受憲法約束的政府，這三項慣例是資本主義不同於其他社會體系機構的關鍵）不一致的經濟運作理論為基礎。自1960年代起，引發不穩定性的金融脆弱性就顯而易見，卻一直遭到漠視。去管制化（deregulation）的魄力，以及藉由大規模且長期的貨幣約束政策，還有失業引導通貨膨脹率降低的成功作為，導致1967年、1970年、1974至1975年與1979至1980年的金融不穩定性更明顯。最後放款人（Lender-of-last-resort）干預行動成功粉飾1960年代末期與1970年代那些間歇性危機所凸顯出來融資結構脆弱的問題，而到1980年代，這樣的干預更幾乎成為家常便飯。1982年年中爆發的危機，像是可以看到奧克拉荷馬市賓州廣場銀行（Penn Square Bank）倒閉，以及墨西哥披索的崩跌，似乎引進一個永久性的金融動亂體制。1984至1985年間，我們目睹最後放款人為了管理芝加哥大陸伊利諾銀行（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 of Chicago）的重組、阿根廷的再融資、俄亥俄州與馬里蘭州眾多州擔保儲貸機構的崩潰，以及各農業州瘟疫般的銀行倒閉潮等而進行的一連串干預。總之，「遏制不穩定性」成為1980年代經濟政策的主要任務之一；這和1950年代與1960年代的任務大不相同。

……

經濟體系並非大自然，它是透過立法程序，或是透過發明及創新的演進流程，而形成的一種組織。政策可能會改變經濟體系的細節與整體特質，而在形成經濟政策時，不僅牽涉到目標的設定，也必須體認到：實際的經濟流程取決於經濟與社會制度。
因此，經濟政策和制度的設計有關，也必須和制度的運作有關。制度是經由立法而來，也是流程演進的結果。一旦透過立法來設立制度，就會在無需人類控制的狀態下自動隨著市場流程而演進。在一個多變的世界裡，我們不能期待制度型組織的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另一方面，我們也無法無時無刻忙著大幅改變各種制度。一旦某個制度安排展現出世人認為在當下各項流程與目標下最好的成果，就應該允許那個制度安排運作一段時間，讓各項細節得以逐漸演進，而政策也應該局限在這個制度的結構內進行。唯有在經濟與社會秩序表現不夠好的證據變得顯而易見，而且愈來愈嚴重時，才有必要進行徹底的制度改革。而如今那樣的時機已經來臨。

第三章 最後放款人干預

在大政府藉由赤字來穩定產出、就業和獲利之際，最後放款人則是讓資產價值和金融市場得以穩定；舉個例子，聯準會購買、隨時準備出手購買或接受無法在市場上銷售的金融資產；等於是以它的無風險債務，取代或隨時準備出手取代各種不同資產組合當中的風險資產。在大政府出手干預總需求、各部門盈餘，以及提高各資產組合持有的政府債券之際，最後放款人努力維持資產固有結構的價值，並為不同的資產組合提供可用的再融資機會。要控制並扭轉因諸如1974年至1975年間（以及1969年至1970年和1981年至1982年間）那類金融動亂而起的所得降低趨勢，這兩種穩定作為都是必要的。
最後放款人必須明快出手干預，並確保再融資容易取得，才能防止原本單純的金融部門困境演變成交叉影響並持續探底的經濟下滑趨勢，進而造成經濟大蕭條。為了做到這點，最後放款人必須確保受保護的經濟單位無須為了履行財務承諾而被迫認賠出清它們的資產部位。一旦銀行、金融經濟單位與一般企業，乃至州及地方自治政府被迫試圖透過不尋常的管道取得再融資，最後放款人就必須提供資金，否則情勢就有可能發展為債務型通貨緊縮。
通常在所得大幅降低，以及大政府即時且自動的所得與金融穩定效應開始發揮作用以前，就會需要最後放款人操作。如果扮演最後放款人角色的機構選擇作壁上觀，放任市場力量自行運作，資產價值的下跌幅度相對當期產出價格的下跌幅度，將比它出手干預的狀態下更大；投資與債務融資型消費的降低金額將更大；所得、就業和獲利的降低金額甚至更多。如果放任這些動力持續增強，金融危機和接踵而來的債務型通貨緊縮，可能很快就會超出大政府的所得與金融穩定能力所能解決的程度。當然，即使缺乏有效的最後放款人行動，大政府最終還是能促使經濟復甦，但整個過程必須付出非常高的代價，而這樣的代價會以所得流失與資產價格崩跌的形式呈現。
儘管聯準會的最後放款人功能在1966年、1969年至1970年、1974年至1975年，以及1981年至1982年間，對經濟體系發揮重要的穩定力量，但一般人卻非常不理解這項功能以及相關的操作。最後放款人是必要的，因為我們的經濟體系隱含一些會引發間歇性金融不穩定性的固有而無法避免的缺陷。傳統的理論不認同「若放任不管，由市場資本主義自行決定一切，市場資本主義偶爾會引爆嚴重經濟蕭條的金融危機」的想法。
若希望以經濟政策成功影響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的結構及運作，就必須了解美國經濟體系中，最後放款人有必要存在的特點。而唯有管理金融機構的結構，並控制合法的融資實務型態，根據上述特點來制定的政策，才有希望降低金融不穩定性發生的可能性。

第九章 融資承諾與不穩定性

▍對沖融資、投機性融資與龐氏融資

美國經濟的特質是，借款人與放款人的貸款與放款皆以安全邊際為基礎，而一般預期，企業的資本資產如果用在生產活動上，將會產生現金流量，而這些資本資產的部位則是用股份和債務的組合所取得的財源來建立。相似的情況是，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儲蓄銀行等所持有的眾多金融工具部位，則是以資本、盈餘與債務的組合所取得的財源來建立。金融機構的債務可能包括活期存款或定期存款、現金解約價值（cash surrender values）等等。這些金融資產預期將產生合約上明訂的現金流量。
在美國經濟體系的融資結構中，可辨識的資產部位融資型態有三種：對沖融資、投機性融資與龐氏融資。這些融資結構因債務的現金付款承諾預期的現金收入間的關係不同而各有特色，而這些預期的現金收入是來自資本資產所獲取的準租金，或是透過持有金融工具而掌握的債務人合約性付款承諾。
對沖融資單位與它們的銀行家（即安排融資的人，他們可能擁有或未擁有這些工具）預期，來自該單位營運中資本資產（或是來自持有融資合約）的現金流量，將足以應付目前與未來的合約付款承諾且有剩餘。因此，對沖融資單位不可能背負大量的活期債務。或有債務在對沖融資單位的總負債中的占比也不可能很大，除非這些意外事件是因為某些知名的精算規則而產生，保險業便是如此。由此可見，商業銀行不可能是對沖融資單位。
從事投機性融資活動的經濟單位及它們的往來銀行家預期，在某些期間（通常是短期），該經濟單位來自營運中資產的現金流量將比現金付款承諾還少。然而，若現金流量與付款被分成所得（譯注：利息）和本金的返還等組成要素（例如完全分期等額償還型房貸的月付款），那麼，該經濟單位的每期預期所得收入，就會超過現有承諾的所得（利息）支出。現金流量不足的原因是，該經濟單位在這些期間的本金科目的付現承諾大於本金科目的收入。投機性融資牽涉到到期債務的展期。
從事投機性融資的經濟單位（及它的往來銀行家）預期，稍後期間的現金收入將超過那些期間必須就目前的帳面債務履行的現金付款承諾。投機性融資牽涉到長期部位的短期融資活動。商業銀行是最典型的投機性融資組織。當對沖融資型經濟單位發生所得不足的狀況，就有可能成為投機性融資型經濟單位，而若投機性融資型經濟單位的所得暴增，或是獲得可解決原有債務的財源，也可能會轉變為對沖融資型經濟單位。
龐氏融資型經濟單位和投機性融資型經濟單位相似，因為就最近的某些期間來說，這兩種經濟單位的現金付款承諾都超過帳面自有資產的預期現金收入。然而所得科目的現金付款承諾至少在某些期間會超出所得科目的預期現金付款收入的狀況。投機性融資型經濟單位的短期現金流量或許可能暫時不足以履行現金付款的承諾，但它們的未清償債務倒不至於因此增加，相較之下，龐氏融資型經濟單位光是融資成本就高於它們的所得，所以，未清償債務的面額將增加：龐氏融資型經濟單位會將它們的利息資本化後，加入負債結構。
從事投機性融資與龐氏融資的債務人與銀行家預期能順利經由再融資、增加舉債或降低不必要的金融資產存量等方式，順利應付債務的付款承諾。以對沖融資型經濟單位來說，唯有實際收入少於預期收入，它們才可能難以履行未清償的融資承諾，但投機性融資與龐氏融資型經濟單位非常容易受金融市場的發展所傷。投機性融資與龐氏融資型經濟單位總是忙著應付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情勢，但對沖融資型經濟單位則不受那些變化影響。
龐氏融資活動常常會讓人聯想到邊緣性（fringe）或欺詐性的融資實務，儘管不盡然有欺騙的意圖。必須藉由舉債投資來產生所得、並進而支付利息與股利的經濟單位，便是從事龐氏融資活動的經濟單位。投機性融資安排可能因利率或其他成本上升或所得短缺等因素，而轉化為龐氏融資結構。另一方面，若盈餘好轉，或成本降低，尤其是利率降低，龐氏融資也可能轉化為投機性融資。再融資會改變付款的時間型態，故有可能改變一個經濟單位的資產負債狀況。
債務重整（Debt restructuring）通常是為了將投機性融資結構轉化為對沖融資結構，另外，放款人可能會為了將龐氏融資型經濟單位轉化為投機性融資型經濟單位，而在融資條件上讓步。在過去十年，克萊斯勒、紐約市、巴德溫聯合公司（Baldwin-United）與巴西等多元的實體組織所發生的再融資與債務重整活動，目的都是要使這些組織的融資活動慢慢朝對沖融資的方向前進。

第十一章 通貨膨脹

▍大政府的恩典與詛咒

1960年代中期以後，金融體系流於脆弱與不穩定，而大政府是防止這樣的金融體系因全面性金融危機、債務型通貨緊縮與深度經濟衰退而崩潰的主要力量。儘管如此，1966年以來的金融創傷，還是引發一次比一次嚴重的斷層與經濟衰退。不過，1974年至1975年與1981年至1982年的經濟雖然嚴重衰退，卻都未曾發生大蕭條，這終究是好事一樁。所以，能防止債務緊縮與深度經濟蕭條發生的大政府，堪稱一種恩典。
作為雇主與發放移轉支出的單位，我們的政府組織（包括聯邦、州及地方政府）不僅龐大，成長也相當快速。目前不僅領取政府薪資的勞動力占比增加，政府勞工的薪酬上漲速度也比其他領域的員工快。此外，移轉支出計畫激增，而且這類支出被有效指數化。政府以擴大政府規模的作法來回應1966年經濟趨緩與1970年和1974至1975年間的經濟衰退（1981年至1982年的國防擴張，使政府規模進一步擴大）。當大政府的擴張速度高於經濟體系的產出擴張速度，就會引發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會導致投資決策缺乏效率，而且，通貨膨脹是一種殘酷的稅收。因此，會引發通貨膨脹的大政府，堪稱一種詛咒。
1930年代中期以來，由於每當所得與就業人數降低，大政府都會出面維繫需求與獲利，並為資產組合注入安全資產，因此，美國經濟每每得以避免陷入深度的經濟蕭條。然而，大政府防止經濟陷入深度蕭條的那個流程卻會引發通貨膨脹，而且，隨著政府在經濟衰退期間為支應赤字而發行的政府負債被注入資產組合，意味經濟體系在後續的擴張期為投資活動提供資金的能力也逐漸累積起來。
金融不穩定性是擁有複雜金融體系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根深蒂固的特質之一。不過，這並不意味所有資本主義經濟體都同樣不穩定。目前世界上存在各種資本主義經濟體，而我們的想像力更能夠建構無數多可能的資本主義經濟體。
若想要打造一個更好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就必須減輕、甚至消除促使經濟朝不穩定發展的推力。這意味我們必須改變美國現行系統運作與政策操作的制度框架。這個問題沒有神奇的解方：若想達到更好的成果，就必須進行嚴肅的改革，但在推動這些改革之前，必須先有一個理解：任何擁有民間資本資產所有權、民間投資和複雜金融體系的經濟體，一定是一個不穩定的經濟體。事實上，通貨膨脹這個不穩定性的特點，正是規避以「深度經濟蕭條」形式來表現的不穩定性而採取行動所帶來的結果。

▍通貨膨脹的紓解

當消費財生產活動的工資上漲速度超過生產消費財的平均勞動生產力成長速度，或是成本加成的組成要素相對消費財總工資費用增加，就會發生消費者物價通貨膨脹。當貨幣工資增幅溫和，而且當成本加成的組成要素停止上述那種相對上升的狀況，通貨膨脹則會趨於緩和。
貨幣工資的過往發展闡述了通貨膨脹障礙的效力：當實質工資的降低主要導因於成本加成的提高或勞動力的平均效率降低，通貨膨脹障礙會強迫勞工接受較低的實質工資。當工會勢力薄弱，而且失業率很高，通貨膨脹障礙就會很高：近期失業率愈高，通貨膨脹障礙就愈高。此外，高失業率會削弱工會的勢力。因此，高失業率會對通貨膨脹造成複合性的影響，包括直接的影響，以及經由對工會勢力的影響而產生的間接影響。
當期貿易與服務收支赤字對成本加成的決定是一個減項。打破通貨膨脹的一個方法，就是讓經濟體系充斥消費財，而要達到這個目的，一個方法就是維持巨額的國際貿易收支赤字。
1982年年底時，失業率非常高，此時，為各州及地方政府愈來愈高的支出提供資金來源的聯邦政府計畫卻趨於穩定或漸漸減少，而在1983年與1984年，整個國家充斥進口商品。所以，儘管當時政府赤字非常高，通貨膨脹率卻漸漸降低。雷根之所以能在採納巨額財政赤字與放寬貨幣供給的同時，「成功」紓解通貨膨脹，主要原因在於他打破工資對殘存通貨膨脹的反應，並維持極高的國際貿易收支赤字。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明斯基《穩定不穩定的經濟》）

第一章 經濟流程、行為與政策

隨著20世紀最後十年即將到來，我們的經濟世界明顯變得混亂不堪。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經濟體系經歷20年安穩平靜的發展流程，但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原本井然有序的狀態開始出現亂流，在美國國內與國際上都是如此。通貨膨脹遽增，慢性與週期性失業率上升，破產案例頻傳、利率緊縮，以及頻頻發生的能源、運輸、糧食供給、福利、城市及銀行業等危機，穿插在潛藏眾多問題的經濟擴張期之間。二次世界大戰後原本相當有效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組合，在1960年代中期迅速崩壞。我們需要一個不同的方法，一個與當今根據目...

不能被21世紀遺忘的經濟學家——我的老師明斯基

中央銀行前副總裁　梁發進

1977年，我獲得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到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進修，攻讀博士，在那裡碰到了我後來的指導教授——海曼・明斯基。
當時是數學模型和計量經濟學的天下，明斯基的研究顯然與主流學界格格不入，因為他偏好以文字描述表達他所觀察到的世界。在他後來學術思想集大成的《穩定不穩定的經濟》中，也只是運用少量數學式、簡單的圖解，以及各經濟主體的資產負債與現金流量資料，解析市場流程和經濟政策對價格與獲利的影響。在他看來，經濟活動是由各部門資產負債與現金流量所構成環環相扣的緊密網絡。因此本書的方法與資料更能為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與金融行為模式提出適當的解釋。
有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就在我學成後回到台灣，某一次參加中研院舉辦的經濟學研討會，休息時間與各國學者閒聊，有位從美國來訪的教授聽說我在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獲得博士，便好奇我的指導教授是誰。當我回答「Hyman Minsky（海曼・明斯基）」後，他馬上說：「He is crazy」。場面有點尷尬。後來想想他說的crazy，或許可以解釋成「怪咖」，對當時的經濟學界來說，明斯基的確稱得上是怪咖。
說他是怪咖，你們可能會以為明斯基是個脾氣古怪的學者，正好相反，明斯基的友善正是我選擇他擔任指導教授的原因之一。他對待任何人都很親切，很有大師風範。你有疑問，他不會直接給你答案。他不是指點出思考方向，就是要你回去慢慢觀察體會。記得有一次我問他，他早年的研究也使用數學模型作為分析工具，為什麼後來愈來愈少了呢？他沒有正面回答，只說：「發進，你多觀察世界的變化，就知道為什麼了。」
我回到台灣，繼續我的學術生涯，爾後有機緣到中央銀行服務，愈能理解明斯基在學術研究上的變化，他重視金融與實體面的關係，要了解經濟運作，模型不能少，另外也要觀察制度和國際因素的變化。任何經濟體的制度與政策都不時在演化，經濟學家必須運用想像力、邏輯推理等能力，透過對經濟運作的深度認識，得出實際經濟運作的原則。
這種細緻的觀察力、縝密的邏輯推理能力，以及深度的想像力，體現在這本《穩定不穩定的經濟》中。過去凱因斯學派的學者比較忽略凱因斯學術範疇中的貨幣與金融面，明斯基將這個部分納入研究，從當時的學術氛圍來看，明斯基在走一條很少人走的路。
他在這本書強調，每個經濟體的制度會改變、會演化，尤其在全球化的時代，彼此的資金與投資往來相互連動，只要有一個環節發生問題，那就是全球的問題。明斯基的見解在1990年代、2000年、2008年幾次經濟危機得到印證。他提出「金融不穩定假說」，分析不穩定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穩定的經濟環境，將生出不穩定的金融因子。這本書的分析對任何一個處在承平時期的經濟體來說，有著非常大的提示作用。
我非常開心能夠得知，八旗文化將出版我的老師明斯基集大成之作《穩定不穩定的經濟》，這本書的內容並不容易，分析非常細緻，需要用心閱讀。期待這本書的讀者都能有滿滿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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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走在時代尖端的經典

海曼‧明斯基的《穩定不穩定的經濟》在1986年首度出版時，絕對稱得上是走在時代尖端的著作。經濟思想家經常如此，像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目前的影響力就比在世時更大一些，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開創性概念在出版之後才得到廣泛的影響力。個性一向剛毅不屈的明斯基也一樣。在1970年代與1980年代，明斯基固然已堪稱擁有一股不容小覷的影響力，但當年他的概念從沒有像今日一般受到矚目。如果明斯基迄今依然健在，他絕對可以對過去幾十年間密切關注經濟學與金融學的人說一句：「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因此，這時正是重新發行明斯基這本經典名著的最佳時機。
與凱因斯（明斯基在1975年初版一本凱因斯傳記）和熊彼得一樣，明斯基也特別重視商業週期（business cycle）。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蔚為主流的凱因斯主義主要只聚焦在凱因斯著作中較受政治圈青睞的幾個特點，鮮少人記得凱因斯建議在採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前，宜先採取相關的貨幣政策措施，也鮮少人記得他建議應在經濟成長時期設法維持預算盈餘（biudget surplus）；太多政策制訂者認為，凱因斯主義意味著赤字開支（deficit spending）是一種既輕鬆、又可自動矯正經濟問題的手段。愈來愈多人以為凱因斯主義已經征服商業週期，由「軟著陸」（soft landing）與「中期修正」（mid-course correction）之類的專有名詞便可見一斑。
但海曼‧明斯基與凱因斯有種截然不同而重要的聯繫。明斯基特別著重在投資活動的反覆無常，他指出，來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隱含根本的不確定性，這會對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產生強大的後座力。這個真知灼見值得我們更加重視。
1970年代末期與1980年代，凱因斯主義因貨幣主義（monetarism）的興起而逐漸式微，明斯基的真知灼見當然不可能獲得應有的重視。但即使是貨幣主義在1980年代初期達到鼎盛之際，也無法有效應對金融體系不斷改變的結構；相較之下，明斯基以其廣博的分析方法和流暢的辯才做出解釋。但在此同時，眾多經濟學家與財務分析師則幾乎全部成為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的虔誠信徒。不過，海曼‧明斯基的分析並未受那些統計模型所局限。他睿智的察覺到，數學方程式無法對重大的關鍵結構性變遷或經濟與金融行為模式的變化做出適當的解釋。
我投入金融市場之後不久，便深受海曼‧明斯基的研究吸引。在從事研究工作時，也愈來愈重視債務的成長速度為何會持續高於名目國民所得（gross national product）。我將這個不健康的發展現象歸因於金融資產快速證券化、金融市場的全球化，以及因資訊科技的長足進展而得以量化風險承擔程度等眾多實務。由於官方政策制訂者未能設置適當的防範措施，導致金融機構不再那麼重視信託責任（fiduciary responsibilities）與企業家創業動力（entrepreneurial drive）之間的平衡，這促使隱含在債務激增現象裡的固有風險進一步升高。
海曼‧明斯基的真知灼見幫助我們理解近幾十年重要的金融發展。世界上沒有幾個人比明斯基更了解投機型企業融資（speculative corporate finance）、債務品質日益降低，以及經濟波動性等自我強化的動態，這樣的動態已成為當代的特徵。他將以償債為目的的企業貸款行為稱為「投機性融資」（speculative finance），這種融資將進而驅使投資活動增加與資產價格上升。他解釋，當就業、投資活動和獲利趨勢看漲，企業領袖與銀行業者的內心往往會更堅定相信，最終將導致波動性與令人難以接受的風險增加的這種不當方法是健康的。明斯基以生動的用語告誡世人不該從事「資產負債表冒險」（balance-sheet adventuring，這個精闢的用語堪稱恩隆時代﹝Age of Enron﹞的標誌）。
明斯基身為本書的作者，想必不會訝異在本書初版發行之後發生的種種事件，像是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儲貸機構危機與銀行危機、墨西哥與韓國債務困境、俄羅斯債務違約，以及1990年代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超額槓桿行為在各地市場造成的巨大損失，乃至西元2000年的高科技泡沫破滅等。
此時此刻（2008年），我們正遭逢次級房貸危機（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的考驗。有些人將諸如此類的情境稱為「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但這樣的評論實在太小看明斯基研究成果的廣度及深度了。值此關鍵時刻，我們必須痛定思痛，開始嚴肅看待海曼‧明斯基的真知灼見，並以他的開創性研究成果作為起點，設法鞏固美國金融體系的根基。

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
華爾街資深分析師、被譽為「末日博士」

不能被21世紀遺忘的經濟學家——我的老師明斯基

中央銀行前副總裁　梁發進

1977年，我獲得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到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進修，攻讀博士，在那裡碰到了我後來的指導教授——海曼・明斯基。
當時是數學模型和計量經濟學的天下，明斯基的研究顯然與主流學界格格不入，因為他偏好以文字描述表達他所觀察到的世界。在他後來學術思想集大成的《穩定不穩定的經濟》中，也只是運用少量數學式、簡單的圖解，以及各經濟主體的資產負債與現金流量資料，解析市場流程和經濟政策對價格與獲利的影響。在他看來，經濟活動是由各部門資產負...

推薦序　不能被21世紀遺忘的經濟學家——我的老師明斯基　梁發進｜中央銀行前副總裁
推薦序　走在時代尖端的經典
導　讀　凜冬將至，如何理解明斯基？

初版引言與謝詞

PART1 導論

第一章 經濟流程、行為與政策

PART2 檢視1975年的經濟危機

第二章 大政府的影響
1973年至1975年的經濟衰退
1974年至1975年間的經濟事件
大政府的影響
所得與就業效應
大政府的現金流量效應
資產負債表的本質

第三章 最後放款人干預
最後放款人操作的本質
詳細說明融資關係
最後放款人的功能
銀行業務的慣例
最後放款人概念
機構改革的必要性
1973年至1975年的銀行倒閉潮
採用的工具
富蘭克林國家銀行的倒閉
REITs與作為最後放款人的超大型商業銀行
1974年至1975年的經典情況
天還沒塌下來

第四章 戰後世代金融不穩定性的興起
一些組織原則
銀行資金部位製造工具的演進
戰後期間的部門別數據
1966年的信用危機
1970年的流動性短缺
擠兌帶來的教訓

PART3 經濟理論

第五章 理論觀點
理論的重要性
當前的標準理論：凱因斯學派前的遺產
新古典綜合理論的根源：價格是變數
新古典總合理論：以前凱因斯理論為基礎
貨幣數量理論
新古典總合理論：結論

第六章 當前的標準理論
凱因斯學派的貢獻
勞動市場
韓森－克萊恩傳統理論
希克斯的版本
帕廷金解方
凱因斯學派解方遭貶抑為陳腔濫調

第七章 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價格與獲利
總體經濟的價格關係
考量政府的角色
考量對外貿易
動用獲利來消費，以及動用工資來儲蓄
將獲利所得用於消費支出的意義
供給價格
租稅與政府支出
企業支出的融資活動
資本密集、多元市場與多元產品
結論

第八章 投資與金融
資本主義的特質：雙價格系統與金融
破解帕廷金解方
準租金與資本資產價格
投資
第九章 融資承諾與不穩定性
現金流量的分類
來自營運與債務的現金流量
對沖融資、投機性融資與龐氏融資
投資活動的融資
金融市場與融資體制
結論

PART4 制度的動態

第十章 資本主義經濟體的銀行業務
銀行的業務內容
銀行業的獲利方程式：槓桿、資產盈餘、負債成本
銀行的獲利方程式：作為成本的存款準備金，以及融資實務的演進
獲利方程式延伸至非銀行金融機構
順應需求而調整融資供給的特性
銀行業務是內生不穩定因子：中央銀行成為最後放款人

第十一章 通貨膨脹
貨幣工資與價格平減後的工資
貨幣工資
工資的財源取得
當政府成為啟動通貨膨脹的引擎
成本加成的組成要素
工會與通貨膨脹
大政府的恩典與詛咒
通貨膨脹的紓解

PART5 政策

第十二章 政策簡介
政策主張的重要性
未來將採納的方法

第十三章 改革政策主張
大政府
就業策略
金融改革
產業政策：撇開超大型公司支配一切的可能選項
結論

附錄A 融資結構
附錄B 消費者物價與實質工資

各章注釋與參考資料

推薦序　不能被21世紀遺忘的經濟學家——我的老師明斯基　梁發進｜中央銀行前副總裁
推薦序　走在時代尖端的經典
導　讀　凜冬將至，如何理解明斯基？

初版引言與謝詞

PART1 導論

第一章 經濟流程、行為與政策

PART2 檢視1975年的經濟危機

第二章 大政府的影響
1973年至1975年的經濟衰退
1974年至1975年間的經濟事件
大政府的影響
所得與就業效應
大政府的現金流量效應
資產負債表的本質

第三章 最後放款人干預
最後放款人操作的本質
詳細說明融資關係
最後放款人的功能
銀行業務的慣例
最後放款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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