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世界的縮影
旅行的真正冒險來自思想層面，因為最深刻的旅程，在本質上就是內在的。這也是為什麼最有益的旅行，總會連結上許多著作。最觸動人心的風景，會讓我們想研究其背後的歷史和物質文化，因此每趟旅行都會增加一個人的閱讀清單：從詩歌到歷史，再到哲學、地緣政治，以及帝國和文明的遺產，應有盡有。這種書單不會局限於特定的分類，因而也是對一種學術專業化的譴責——就算是最優秀的專家學者，也都是從狹窄的基礎出發，繼而去探索整個宇宙。為我提供指引的，正是這些特定專家的書籍：它們和我遇見的風景一樣，也在這趟旅程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因為你讀過的書籍，和你所遇到的人一樣，都會是人生的一部分。
由於旅行是思想的旅程，因此旅程的範圍是無邊無際的，其中包括各種反思、關注我們這個時代裡的各大辯論與議題。浮誇的旅遊雜誌經常販售純然的幻象（比如美麗的時尚模特兒站在第三世界奇景前的照片），體現出一種深刻的索然無趣。但那和旅行一點關係都沒有。
旅行是從某個特定時刻和空間出發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而關於那個時刻的一切，都是獨特且神聖的——是的，一切都是。正如波赫士（Borges）寫道，「孟加拉的月亮和葉門的月亮並不一樣。」由於你是意識清楚地站在一個與其他地方、其他時刻都不盡相同的月亮和天空前，旅行就是一種被強化的意識形式，也因此是對個人存在的肯認：你擁有的認同，超越了世界、家庭和朋友所給予你的認同。由於沒人有權用你了解自己的方式去認識你，因此你必須讓自己接觸不同的土地，以及與之相關的歷史和建築，藉此超越原本的自己。
而且你必須一個人旅行！沒有人應該介於你和遠方的海岸之間：即使是你摯愛的人也不應如此。獨創性源於孤獨：你必須讓自己的思緒在陌生的領域中遊蕩。半個世紀前，我曾登上一艘從佩斯卡拉（Pescara）開往斯普利特（Split）的渡輪，就是為了感受活著的感覺。因此我現在也是獨自一人，身處於冬季的里米尼（Rimini）教堂裡。我告訴自己，愈是孤單的環境、嚴酷的天氣，就愈有美的可能性。偉大的詩歌不是辭藻華麗的；它是嚴肅的。
當然，尋求陌生和不熟悉的事物並不會賦予智慧。看到不同民族與文化間的差異，不等同於發現它們「充滿異國情調」（exotic）——這個詞本身就應該被我們流放。「異國情調」是種為了逃避大眾社會而生的產物，因為日常生活充滿平凡和無聊的事物。但隨著工業化和後工業化滲透到地球的每個角落，地方和民族之間的差異必須從習得的熟悉（而非不熟悉）中梳理出來。旅行的神祕之處，攸關你在探索這些知識過程中所揭示的屬於自己之層面。因此，旅行必定通往自我懷疑。而我確實充滿了懷疑。我在某些地方受到的稱讚愈多，對自己做過的許多事情就會變得愈加挑剔。懷疑會帶來內疚與自責。現在我老了，我意識到自己（在特定地點和特定時刻）報導過的各族群和民族間的差異，正在出現變化，並在我眼前消失，因為人類正在努力成為一種混合體（synthesis）。
但這些都是我在這趟旅程中發現的事物：這場旅行，原本是為了孤獨和反思而開啟的，但隨著我踏足範圍的不斷擴大，進入了更多在政治上十分脆弱的地區，旅行逐漸變成一項報導工作；到了最後，我和形形色色的斯洛維尼亞人、克羅埃西亞思想家，以及蒙特內哥羅和阿爾巴尼亞的強人進行交談。在義大利逐漸過渡到斯拉夫世界的地區裡，我違背了保持沉默的承諾，且意識到關於現代末期（end of the modern age）歐洲的問題，也讓介於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之間的早期現代時期（early modernism），對今日的我們來說變得更加重要——因為在我們的這個時代裡，身分認同再次變得流動而多元。這些問題太迫切了，不能只存在於書中和個人的思維裡。亞得里亞海很明顯就是尋找答案的地方：雖然亞得里亞海經常被記者和戰略專家忽視，但那裡和波羅的海、黑海一樣，也界定了中歐與東歐。
這趟旅行愈往下走，有些事情也變得愈發明顯：
在這些海岸線上，西方與東方的二元對立總是十分脆弱、又相互交織，但這個二元對立也變得愈來愈不明顯：西方和東方並無「衝突」，而是成了一曲「協奏」（concert）。天主教和東正教、東正教和伊斯蘭教、西羅馬和東羅馬、地中海和巴爾幹半島，它們都在亞得里亞海上動人地融合在了一起。整個歐洲，都在這個能夠被人感知、因而可掌握的位置上被提煉出來。它是一個微型的世界。確實，亞得里亞海文明的微妙之處，此刻涵蓋了整個世界。媒體宣稱的民粹主義時代只是個副產品，也是民族主義時代本身的絕唱。由此，亞得里亞海成了一首輓歌，終結了我花了一輩子去觀察的一個分類方式。我只能確定一件事：那就是一切確定性都已經消失了。我便是以這樣的方式解構了自己——而這顯然發生在一段旅程之中。
我的旅程在科孚島迎來高潮：透過希臘自己的過去，我在那裡直面人類與歷史的終極劇碼——難民的經歷。遷徙本就是人類亙古的故事。它將持續定義著二十一世紀的歐洲：截至目前為止，我們見到的阿拉伯與非洲移民的湧入，不過是個開端而已。再說，歷史上也很少有其他遷徙事件，能像一百多萬希臘裔居民於二十世紀初從小亞細亞（Asia Minor）遷移至希臘那樣，既令人揪心、又極具啟發性。不過，我們會把這些留到後面再談。在那之前，必須先鋪陳一些基礎，在那之上推展敘事。
我最終是站在一個斷崖上寫作。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珍貴、多元並蓄的海景，包含整個歐洲，也包含東正教與伊斯蘭教的面向；這片海景即將成為全球性的，因為中國新興且龐大的海上帝國，正威脅著我在此所勾勒的一切歐洲連結，使這趟旅行成為某個定格於過去的作品，或用老外國記者的行話來說——一場終章之旅（tour-ender）。亞得里亞海即將在快速成長的全球貿易中連結上南中國海和印度洋，並透過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Hambantota）、巴基斯坦的瓜達爾（Gwadar）和其他的印度洋港口，將香港和義大利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連結起來。
除此之外，人們也開始爭奪在地中海東部的天然氣，而烽火不斷的利比亞也有搶油田大戰。該海域周邊至少有六個國家，都投入了激烈的談判與軍事部署，看看哪個財團可以控制這些尚在構想中的管道，其中一些管道，就可能經由亞得里亞海進入歐洲。確實，亞得里亞海正在成為國際貿易與地緣政治利益的咽喉點（choke point）。
但我們要如何應對這般令人難以招架的景象呢？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走向地方，而非走向全球。我們應該深入研究每個地方的歷史和美學特點，避免因為使用某種乏味、抽象、常規、全球一體適用的方法，而失去了地方的肌理。我曾在二十一世紀初遊歷了整個大印度洋地區，預見了美國國防部用這座海洋為「印太戰略」命名的發展過程。從二〇一一年開始，我遊覽了南中國海地區，預見了該區未來的新聞標題；到了二〇一六年，我又遊歷了整個亞得里亞海地區，預視了它成為中國「一帶一路」西邊海上終點的可能性。
然而，我的目標並不是要以中國或俄羅斯的重新崛起為背景，來對全球地緣政治進行理論化。我的目標恰好相反，因為宏觀的視野，需要以微觀的知識作為基礎。由此，就在亞得里亞海即將成為全球的關鍵海域之際，我決定也將其當作一個地理隱喻，用來指代一個正在消逝的時代，亦即歐洲的現代。只有透過欣賞那些正在逝去的東西，我們才能更好地分析即將到來的事物。
我從這座義大利教堂、這個能遮風避雨的地方啟程，意識到自己的脈搏正在跳動。若要測量時間，有比脈搏更好的方式嗎？
正如前述，我會從孤獨出發——而這次，我將以一位失敗的現代主義詩人之沉思開始敘事。但像這樣的旅程，最初往往也都始於仄迫的黯淡無名，不論構想有多麼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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