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摘錄1】
第1章
我總是在前一天晚上就把早餐的餐桌擺好。先將杯子、碟子、餐具、餐巾一一擺妥，再放上一瓶蜂蜜與幾罐果醬。這樣做，彷彿就能跨越我向來畏懼的黑夜，為翌日預先鋪陳和諧的前奏。到了早晨，只需取出奶油，按下煮水壺的開關，任由咖啡與烤麵包的香氣瀰漫開來。一切就都會順順利利。
那天晚上，我也照樣準備妥當，甚至替多明尼克拿出了隔天要穿的衣服。就叫他多明尼克吧。其實我從不這樣稱呼他，我比較喜歡暱稱他多米、米諾，聽起來溫柔一些。再說，我後來也不知道該怎麼稱呼他了。只好稱他為先生。佩立克先生。而此刻，當我書寫我們的故事，我選擇直呼他的名字。我為他準備了那條酒瓶綠的天鵝絨長褲，還有孩子們送給他的粉紅色Lacoste 馬球衫。隔天一早，我們就必須前往警局報到。
與警局約定的時間是九點半。我們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收聽RTL（Radio Télévision Luxembourg，盧森堡廣播電視台）的新聞。全球新冠疫情再度肆虐，限制措施也日趨嚴苛。那是二○二○年的秋天，我透過窗戶凝望著天空。外頭風和日麗，我們卻再次坐困廚房一隅。於是我提議下午出去散個長長的步，就當作要對政府的各項禁令反其道而行，也肯定能紓解今早被警局傳喚所帶來的不安。多明尼克坐在我的對面，沒什麼反應。我提到今天是十一月二日，若是我的哥哥米歇爾尚在人世，應該已經六十九歲了。他嘆了口氣，說他不喜歡十一月，還說十一月從來都不是個好月份，大概是在暗示那些即將如雪片般飛來砸到我們頭上的帳單和欠款催繳通知。記憶深處的幽靈與眼前現實的金錢問題，就這樣，在我的廚房之中短暫徘徊。但我們一直以來都與之共存。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它們甚至將我們牢牢地焊為一體。在多明尼克起身去沖澡的時候，我收拾好餐桌。走出家門時，他穿上的那件外套與我為他準備的衣服完全不搭。我跟他說了。他只是聳了聳肩。我們上了我的車，駛向卡龐特拉（Carpentras）的警察局。
兩個月前，多明尼克在樂客來（Leclerc）超市偷拍三名女性的裙底，被一名保全人員當場逮個正著。我那時候正在女兒卡洛琳與女婿皮耶爾位於巴黎郊區的家中，幫忙在開學前照看我的小孫子，之後我們前往他們在雷島（Île de Ré）的別墅度週末。多明尼克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我正在島上，他的聲音帶著一種我從未聽過的慌亂不安。他結結巴巴地說他的手機不見了，而新買的手機需要新密碼才能開機，這組新密碼剛剛已經發送到我的手機了。我把密碼告訴他，但這個做事一向有條不紊又面面俱到的男人，突然變得雜亂無章。我返家那天，他來火車站接我，我發現他消瘦了不少。回到家後，他就哭了起來，喃喃說著不想失去我。那一瞬間，爸爸在媽媽過世時的那個樣子，又似乎歷歷在目。悲不自勝的男人，在我潛意識裡，等於泣不成聲的父親，即使我緊緊依偎著他，也愛莫能助。看著多明尼克失聲痛哭，我不禁擔心起來，他是不是生病了？他的癌症是否又悄然復發，要將他帶離我身邊？
他終於還是向我坦承，一星期前，他在卡龐特拉的樂客來超市一時失去理智，偷拍了三名女性的裙底，隨後被帶到警局，手機和電腦也被沒收。當我聽到這一切，我心如刀割，卻幾乎是如釋重負。一想到我的丈夫竟然去糾纏那些女人，我就覺得很難受，更別說要把他視為加害者了，那幾乎是我無法忍受的現實。但事情猶有轉圜餘地，畢竟在我的恐懼指數表上，死亡才是衡量悲劇輕重的指標。所以，那天我告訴他，這件事我們心照不宣即可，我可以不告訴孩子，以免他們受傷，我也不會拋下他不管，但他一定要向那些被偷拍的女性道歉，去接受心理諮商，而且絕對不可以再有下一次，否則我就會離開他。他向我保證：「我答應妳，不會再發生這種事了。」我當然不可能將此事拋諸腦後，他所做的一切也無法一筆勾銷。這是一項警訊，但究竟是什麼警訊？我當時根本一無所知。不管怎樣，我還是希望生活回歸正軌，重拾在那間掩映著藍色窗扉的黃色小屋安享的南法退休歲月。在這個時節，泳池已覆上保護罩，夾竹桃繁華落盡，秋意愈來愈濃。
十月中旬，我又去了一趟巴黎，這次是因為我的兒子大衛需要接受一場小手術，所以我去替他照顧孩子。通常兒女只要開口相求，我就會前往巴黎幫忙照看這家或那家的孩子。學校的假期表也成了我的行事曆。若有突發狀況，我更會匆匆趕去。我成了人們口中的「嬤咪努」（Maminou，譯註：法國人對祖母〔mamie〕的暱稱），那種隨時待命、來去自如的祖母。我並不害怕年華老去，因為我知道這本身就是一種恩賜。在大衛那裡，我與我的小孫女幾乎朝夕相處。夏莉絲每天早上總是堅持己見，怎麼也不肯套上運動服以外的衣服；而她的雙胞胎姐妹克蕾夢絲則欣賞多變的穿搭風格，尤其鍾情於羅衣輕舞的公主裙。她們九歲了，正是我當年失去母親時的年紀。
那天早上，我沒聽見手機鈴響。我正坐在網球場一隅的看台上，夏莉絲在場上來回奔跑，追逐著每一顆球，而我與克蕾夢絲則目不轉睛盯著她的身影移動。她正手揮拍的技術進步多了。我看到手機顯示有一通未接來電，這個號碼並不在我的手機通訊錄裡。我過了一會兒才回電。「您好，您剛才打電話找我嗎？」電話那頭的男性自我介紹：「我是卡龐特拉警局的警佐羅弘．佩荷（Laurent Perret）。我們在幾個星期前傳喚過您的先生，您知道是什麼事嗎？」我說我知道，我先生已經全部告訴我了。我的回答流露出老夫老妻之間信手拈來的坦誠與信賴，使我心底迴盪一種近乎勝利的驕傲。我接著說，我跟這個男人生活了五十年，他從未對我做過任何卑鄙無恥之事。
「您什麼時候回來？」
「十月二十一號。我一回去就去見您。」
「不用，不用，我們工作挺多的。就十一月二號吧，請跟您先生一起過來。」
十一月二號這一天終於到來。我看不出多明尼克有什麼理由要像爸爸在媽媽去世時那般痛哭。「別擔心，這只是走個形式罷了。」我在警局門口對他說。那是一座小巧現代的建築，毫不張揚，外牆的顏色和我們家一樣，是普羅旺斯特有的黃色灰泥牆。我們走了進去，臉上戴著後來席捲全球、人嘴難逃一封的淡藍色口罩。我們才剛向接待處表達來意，一名理著平頭的男子便從二樓的欄杆上俯身望著我們。
「我先見佩立克先生，夫人您稍後。」他對我們說。
這個人正是警佐佩荷。多明尼克穿著那件與整體穿搭格格不入的外套，頭也不回地上了樓。過了一會兒，那名警佐再度出現，示意我跟他走。我輕快地走上樓梯，以為會見到多明尼克，房間裡卻沒有他的身影。羅弘．佩荷讓我坐在他對面，與他的辦公桌保持恰到好處的距離，所以我可以摘下口罩。坐在我對面的男人身形高大、體格結實、面容粗獷、肩膀厚實，宛若權威的完美化身。然而，他與我相處的態度，卻蘊含一絲溫柔與謹慎。我立刻為丈夫的所作所為連聲致歉。他請我報上姓名、出生日期與地點：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七日生於德國維林根（Villingen）。婚前姓氏：吉尤（Guillou）。父母姓名：伊夫．吉尤（Yves Guillou）與珍妮．珀（Jeanne Prot）。接著，他問起我與多明尼克是如何相識的。我回答說，是在我母親的姐姐家，那是一九七一年七月的事了。我又補了一句，我們是真的一見鍾情。他又問，我會如何形容我丈夫的個性。
「他很親切、善體人意，是個超級好男人，所以我們至今還在一起。」
他問我們是否會邀請朋友來家裡。我回答說，家中時常接待親朋好友。而當他請我描述我們一般晚間會怎麼安排，我說我們又不是什麼按表操課的小老頭，當然沒有固定流程。他又問我平時幾點就寢，是否與丈夫同時上床，下午是否會午睡。這些問題不禁讓我頗為意外。
「你們會玩換偶活動嗎？」
我完全摸不著頭緒了。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回答：「沒有，絕對不可能，太噁心了。」隨後，我又聽見自己結結巴巴地說，換偶這種事對我來說，根本連想都不用想。我無法忍受其他人碰我。我的關係需要以感情為前提。他又問我，是否自認對丈夫瞭如指掌，甚至什麼事都瞞不過我。我說「是」。
「我現在要給您看一些您肯定不會喜歡的照片和影片。」
我從他的語氣裡聽出來的，遠不止於尷尬，還流露一種不尋常的五味雜陳，既像在預示危險，又彷彿帶著某種守護的意味。他告訴我，多明尼克因加重強姦罪與施用有害物質被拘留。我想我那時候還是哭了出來。我走近他的辦公桌，重新將口罩戴好。他拿出一張照片，遞到我面前。照片裡，一名穿著吊帶襪的女子側躺著，一名黑人男子躺在她身後，正在與她性交。
「這張照片上的人是您。」
「不，不是我。」我拿出我的眼鏡，他則拿出第二張照片。照片裡是同一位女性，仰躺著，身旁有一名身上刺青的男子。
「這是您。」
「不是。」
我不認得那些人，也認不出那名女子。她的臉頰如此鬆垮無力，嘴唇如此了無生氣，整個人就像任人擺布的布娃娃。
第三張照片上的那名男子，連他的消防員毛衣都沒脫下。
我完全聽不見警察在說什麼。或者說，我是聽到了，但那些話與我毫不相干，就像是迴盪在遠方的空洞回聲。
「這是您的房間。這是您的床頭燈，沒錯吧？」
那又怎樣？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的那個人不是我。這照片是合成的。是某個對多明尼克心懷怨恨的人刻意捏造的。就在昨晚，在電視新聞播出一名因新冠肺炎、被插管治療的女子畫面時，他還對我說，如果有一天他看到我變成那樣，他不知道會有多心痛。
警察拋出了一個數字。五十三名男子，可能曾到我們家性侵我。
我要求喝點水。
我的嘴巴卻像是癱瘓了一般，說不出話來。
一名心理學家走進辦公室，加入我們的談話。是個年輕女子。
即便我們身處一室，我卻彷彿置身遠方。
我不需要她。我確信自己很幸福，也確信我們很幸福。結婚將近五十年了，我們初次相遇的畫面仍清晰如昨日。他的微笑。他靦腆羞澀的眼神。他肩上輕揚的波浪鬈髮。他的海軍風毛衣。那一刻，我就明白，他會愛上我。
我的思緒凝滯在佩荷警佐的辦公室裡，走不出來。
【內文摘錄2】
第15章
（節錄）
然後，在二○二四年五月的某一天，我散步的時候福至心靈，決定改變心意。那一天，我沿著森林小徑踽踽獨行，原本打算從海灘折返，但審判的日子迫在眉睫，我滿腦子想的全是這件事。我和兩位律師也早就開始運籌帷幄。我親暱地稱他們為「那兩個男孩」；那樣近乎不經意的稱呼，讓他們在我生命中的位置不言而喻。不過，他們始終對我進退有度；這一點，我們其實如出一轍。
史蒂芬與安東要我把整份起訴書從頭到尾詳讀。整整四百頁，濃縮這幾年來我所聽聞的一切。這一次，我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要求讓我一點一點逐步消化真相，而是必須一氣呵成讀完這份詳記十年強暴經歷的文件，連最幽微的細節都無法逃避。容陸替我將全文列印出來。我不想盯著電腦螢幕閱讀，只想找個能獨處的地方，不管是在屋內還是戶外，就那樣抱著一疊散亂的紙，蜷縮在扶手椅裡。起訴書開頭是長長一串被告名單，上面寫著他們的姓名、職業和住址，我特地用螢光筆畫出他們的出生年份：一九九七、一九八八──而我，生於一九五二年。他們那樣年輕，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讓我的痛苦又多了一層。接著，起訴書逐一列出每個人犯下的案情。樁樁件件都令人不寒而慄，殘忍得毫無底線。然而，那一切完全不存在於我的記憶裡，遠遠超出我能想像的範圍，甚至恍若虛構，偏偏白紙黑字清清楚楚，以露骨而冰冷的行政語言赤裸裸地攤陳在我的眼前。那些人就那樣擺弄一個動也不動的女人身體，居然還敢辯駁說她是自願的。
我的胃一陣陣揪緊，必須時不時就放下那些紙張深呼吸。起訴書上提到的那些日期尤其讓我難受，我會再度想起事情發生之前與之後的時刻，想起當時我們在哪裡，想起那些我曾一心以為幸福無虞的日子。例如我的生日那天，例如某一年我們難得獨處共度的跨年夜，又或者孩子們剛離家不久的時候。容陸也在另一頭翻看那些資料，我並不介意。他偶爾會問我：「妳的身體到底是怎麼撐過來的？」聽見他問出這個根本無解的問題，讓我再次跌入不堪回首的深淵，同時也感覺那場夢魘正漸行漸遠，因為我終於能夠親口承認，自己熬過來了。現在的我，已經準備好面對這一切。安東與史蒂芬毫不避諱地告訴我，這場審判有五十一名被告，規模之大，連對他們而言也極不尋常，甚至超出常理。五十名男性，加上曾經是我丈夫的人—一群豺狼虎豹，以及多明尼克。
我早就迫不及待想和多明尼克面對面。至於那些強暴犯，讓我害怕的是他們的人數，以至於法庭那扇本該保護我免受眾人目光、媒體追逐與流言蜚語的緊閉大門，愈發讓我坐立難安。那扇門將讓我孤身面對他們，困我於虎狼之間。那股不安的感受像霧一般瀰漫心底，難以言喻，我從未向任何人提及。但隨著出庭日一天一天逼近，我覺得自己將被他們的目光與謊言牢牢箝制，深陷於他們以卑怯與輕蔑編織的羅網之中。明明壓在他們身上的指控鐵證如山，證據之充分更是前所未見。問題是，那五十名男子仍將在法庭內形成一股壓迫感，他們的聲音勢必會淹沒我的聲音。更何況，還有那一雙雙同時朝我逼視而來的眼睛。他們比肩而立，宛如銅牆鐵壁般橫亙在我面前。我是不是反而成全了他們？把門關上的那一刻，我是否也替他們築起了保護傘？
不會有人知道他們到底對我做了什麼，也不會有記者在場，把他們的名字和罪行並列，公諸於報刊。更不會有任何陌生人走進法庭，盯著他們的臉，暗自揣測，究竟要如何辨識潛藏在鄰居與同事之中的強暴犯。然而事實擺明，要找到願意參與強暴的人，竟是如此輕而易舉。最重要的是，不會有任何一個女人走進法庭，在旁聽席坐下，從而感到自己並非孤身一人。如果連我自始至終都毫無察覺，必定也有其他女人經歷過同樣的事。到最後，法官眼前只會剩下我、我的孩子們、安東和史蒂芬，面對著一整群人，以及四十五名律師組成的龐大陣仗。（未完）
【內文摘錄3】
第18章
（節錄）
這個故事，早已不再完全屬於我自己。它喚醒了一股沉寂而深重的傷痛，彷彿自亙古幽暗之中破柙而出，直衝人們靈魂深處，掀起一場石破天驚的震盪。我又該如何看懂，自己所承受的煉獄，究竟撼動了多少人的人生？那些寫信給我的女人，終於不再忍氣吞聲，願意正視傷痛，甚至選擇離開早已名存實亡的婚姻。還有成千上萬如雪片般飛來的信件，以及那個在火車站月台上，為了兩個尚在人生起點的女兒向我道謝的男人。也有遠在天涯海角的少女們，在俯瞰里約的巨大基督像下，眼裡噙著淚光，彷彿在靈魂深處與我遙遙共鳴。在離我家不遠的沙丘旁，一對夫妻與我擦肩而過，他們輕聲對我說愛我──而我回以微笑，向他們道謝，說我同樣愛他們，我試著化開他們目光裡過於熾熱的敬慕之情。我只是沿著自己那道千瘡百孔的裂痕，一路踽踽獨行。
十六歲那年，我總在思索自己此生究竟肩負著什麼樣的使命。人在那樣的年紀，難免開始思索生命的意義，但我尋找的遠不止於此，而是一個足以支撐自己活下去的使命。唯有如此，我才能從那吞噬全家的悲傷抽身，否則遲早會被它蠶食殆盡。那是一九六八年，女人們正群起奮戰，試圖掙脫命運早已安排好的人生，她們爭取墮胎權，也爭取更多的自由。我聽見了她們的呼聲，也由衷敬佩她們，但我始終覺得自己像個局外人，也無法理解這種男女之間非黑即白的對立。父親那鬱鬱寡歡的身影始終縈繞在我心頭，我從來沒能安慰他，也沒能安慰我的哥哥，面對他們的痛苦，我一直束手無策。他們如此內斂溫厚，又對母親情深意重，與那些粗暴蠻橫的男人判若雲泥。而我，始終嚮往著愛情與婚姻，也渴望擁有一個完整的家庭，彷彿唯有如此，才能修補生命裡那些殘缺，才能重新擁有那些被命運無情剝奪的一切。我渴望與一個男人白頭偕老，渴望將孩子緊緊摟在懷裡，直到他們羽翼漸豐，離開母親的庇蔭。我一心認定那樣的人生，從不曾改弦易轍，還以為在許下「無論順逆禍福」的結婚誓言時，便已走向幸福。
而今，年逾七十的我，成了一名殉道者，也陰錯陽差成了新女性主義浪潮中的精神旗幟。我其實不完全理解，但這一次，我不願再置身事外。我依然會是原來的自己，心中不存怨恨，也不認同那種壁壘分明的男女對立。因為我始終相信，人之所以來到這世上，本就是為了彼此相伴、共同生活。我大概會讓一些女權運動者失望，因為我並不激進，始終嚮往安然平淡的傳統人生。但我曾親耳聽見，她們如何將審判累積的種種痛苦化為解放的自由樂章，在法院階梯上引吭高歌。我也聽見喜悅與憤怒終於衝破沉默，在人群之間迴盪不息。我於焉由衷欣慰，自己的故事能成為一個典範，也讓我的名字成為一面高揚的大纛。更讓我倍感寬慰的是，將來若有某個女人在醒來後，對前一夜毫無記憶，她或許會想起我，更準確地說，是想起我曾經歷的一切。是的，我寧可她記得的，是我經歷過的一切。我始終不喜歡「受害者」這個身分，也從未覺得自己是什麼偶像，更不認為自己應被奉為某種象徵。或許，我替十六歲時惴惴不安的自己尋得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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