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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緒言：綠洲絲路概說
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在全世界已是家喻戶曉的名詞。
提起絲綢之路，人們通常會聯想到古時來往於亞洲內陸的商旅和伴隨他們的駝鈴聲；憶起唐玄奘跋涉萬里前往印度取經的艱辛，或是浮現西域胡姬曼歌妙舞的畫面。
這些場景並不是出現於四千餘年來橫貫歐亞大陸北部的草原絲路，也不是來自過去兩千多年間持續連接歐亞非三大洲的海上絲路，而是描繪歷史最短，然而來往人數最多、貿易總量最大、文化交流最廣的綠洲絲路。
戰與和
中國的戰國時代後期，匈奴崛起於蒙古草原。草原之南的農耕人口為了防止匈奴南下，一方面修建長城，另一方面「胡服騎射」，建立自己的騎兵。秦始皇統一全國後，派大將蒙恬率軍攻佔河套地區，「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公元前 209 年，匈奴太子冒頓發動兵變，令手下軍士以亂箭射殺他的父親，自立為單于。他趁中原地區楚漢相爭之際，東並東胡，西逐月氏，並佔領不久前才被蒙恬取得的河套地區。鑒於形勢對新建立的漢朝頗為不利，漢高祖劉邦親自率軍北伐匈奴。但因信息不準確，在今山西大同附近的白登山被圍困七晝夜，缺糧斷炊，無法與另一支漢軍聯繫。困厄中，劉邦採用謀士陳平之計，派使者帶厚禮秘密探訪冒頓單于的「閼氏」（即其正妻）。當晚她說服冒頓，次日在包圍圈中辟出一條通道讓劉邦和隨從撤離。事後，漢高祖將一位公主嫁與匈奴單于，相約以長城為界，維持和平。
漢高祖之後，文帝與景帝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因此社會安寧，人口增加，經濟發展，為日後漢帝國的擴張儲備了人力與財力。
「鑿空」西域
公元前 141 年，漢景帝之子劉徹十六歲即皇帝位—這就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為了遏制匈奴，漢武帝決定派使節前往從來沒有中原官員去過的西域，設法聯合被匈奴西逐的月氏人，以「斷匈右臂」。當時十九歲的漢武帝選中了二十六歲的侍衞（「郎」）張騫前往西域。
公元前 139 年，張騫率領一百餘人自長安出發，經過多年輾轉周折，始終未能達成使命。他於公元前 126 年返抵長安，向朝廷詳細報告了西域各國的情況。與張騫同一時代的司馬遷在《史記》中，把張騫前往西域稱作「鑿空」，確實是十分生動的說法。
張騫於公元前 119 年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目的地是烏孫（今伊犁之西）。這一次他隨帶三百多人，無數牛羊，以及大批中原物品和幣帛。在烏孫期間，張騫向大宛（今烏兹別克斯坦東部）、康居（今哈薩克斯坦東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與東部）、身毒（印度）、安息（伊朗）等國派出副使，開通了中國與中亞、西亞和南亞之間的交通網絡，並帶回西域特產器物。
政治上，張騫第二次通西域也沒能順利完成使命。因為匈奴在西域的力量很強，烏孫國王不願與漢共同對抗匈奴。但是張騫這次回國時，有頗多烏孫的官員及商人隨行。這些西域人員於公元前 115 年帶着大批中國貨物（當然包括絲綢）離開長安，可以說是綠洲絲路的正式開通。
綠洲絲路的特徵
1870 年前後，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 · von Richthofen）受普魯士政府的委託，來亞洲各地考察，設法尋找一條自歐洲通往中國的鐵路路線。他注意到中國漢朝時，在中國與中亞的河中區（今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地帶）以及中國與恆河平原之間，以絲綢貿易為主要動力形成了幾條交通路線。在他 1877 年出版的《中國》一書中，提到了「絲綢之路」（Seidenstrasse）這個當時幾乎無人知曉的名詞。1910 年，德國史學家赫爾曼（A · Herrmann）在其《中國與敍利亞之間的絲綢古道》書中指出，絲綢之路的涵義應該延伸到通往敍利亞的道路—因為中國的絲綢在漢朝時就已傳到羅馬帝國境內。
李希霍芬和赫爾曼所說的絲綢之路並沒有考慮海上的交通路線，僅指陸上的道路網；而陸上絲路又包括北方遊牧民族使用的草原絲路和主要是農耕定居人口使用的綠洲絲路。
總體而言，絲綢之路不僅是幾條商業通道，而是一個連通亞洲和歐洲許多地點的道路網絡。研究歐亞大陸交通史的學者莫不同意，張騫通西域是漢帝國和西域各國之間直接貿易的肇始。
絲綢之路最主要的交通網絡是綠洲絲路，即經過某些沙漠綠洲以及許多農耕地區的城鎮，穿過歐亞大陸中央地帶的道路。
在本書中，我把綠洲絲路的東端定為今日洛陽和西安，西端也定在兩個地方：一是地中海東岸，今敍利亞西北部與土耳其交界的地區，古稱安條克（Antioch）；二是位於黑海西南部的伊斯坦布爾（Istanbul），即希臘城邦時代的拜占庭（Byzantium）及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然而，綠洲絲路的每一段都有時平靜，有時因戰爭或盜匪而不安全，有時又因為氣候而不利行走，所以綠洲絲路並非一個固定的交通網。一方面，商旅、僧人和軍隊會根據當時的情況選擇路線，設法通過方便停留又易於補給的綠洲和市鎮；另一方面，如果在一長段時間裏有許多人經過或居住在某市鎮，這個市鎮便會因此而興旺，成為綠洲絲路上的重要節點。
三類環境與三種文化
陸上絲路（包括草原絲路與綠洲絲路）大致可以分為三類自然環境及三種生活方式。
一是偏北部的亞洲大草原和南歐（黑海—裏海）大草原。這個廣闊的區域地勢大致平坦，氣候比較乾旱；東起大興安嶺，經呼倫貝爾草原、蒙古高原、準噶爾盆地、哈薩克草原、南歐草原，西至黑海之北。大草原與西伯利亞的針葉林區（Taiga Zone）相接，很適於遊牧。近代之前的草原居民大都是自由遊牧者；他們的社會一般是由橫向聯繫而非縱向指揮的單元組成。遊牧民之間的部落聯盟聚散無常，極少形成穩定而具有中央政權的國家。
二是較為偏南的沙漠、綠洲與河谷。沙漠區域氣候乾旱，但有不少內陸河流可以灌溉綠洲。綠洲和河谷地區的人口稠密，主要定居並從事農耕，也有少數人以長途貿易為生。這個區域東起渭河平原，經河西走廊，穿過塔里木盆地和中亞各地，向西到達伊朗。此外，從西安到四川，向南穿過雲南和緬甸的河谷地區，可以聯通印度的恆河平原及印度河谷，然後到達其西的阿富汗及伊朗。由此再向西，沿底格里斯河或幼發拉底河就可以到敍利亞的阿勒頗，最後到達地中海東岸的安條克。由於農業人口需要複雜的灌溉系統，有必要集中調度人力與物力，因而傾向於垂直的等級制社會，形成了早期的城邦或規模更大的國家，並發展出了相應的統治制度，以及包括文字、哲學、宗教等的文化。伊拉克的兩河流域，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以及中國的黃河流域文明便是西亞、南亞和東亞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定居農業文明。
三是高山區。這個區域包括天山山脈西部和帕米爾高原、青藏高原、喀喇崑崙山脈、巴基斯坦西北部、阿富汗的中部與東部的興都庫什山脈、伊朗高原西北部、高加索山脈及安納托利亞的高原地區。在陸上絲路的南部，有通過雲南與緬甸的河谷路線；在西部，也可以由伊朗的德黑蘭到高加索地區，再轉而進入安納托利亞（土耳其的亞洲部分）。總體而言，高山區交通不便，居民生活艱苦，物質文明難以與平原河谷地區相比。長久以來，家族和部落是高山區人口認同與效忠的對象，國家組織很難持續穩定。此外，高山居民性格堅韌，經常奮起抵禦入侵者，有時也成為強悍的侵略者。
歐亞大陸的長途交往
在歐亞大陸的中央地帶，遊牧區域偏北，農耕區域靠南，但彼此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地理界線；而遊牧者和農耕者都需要對方的產品，所以遊牧區和農耕區的人口經常有往來。
考古學家發現，中央歐亞很早就出現了長途貿易。早期貿易的貨品主要是青金石（lapis lazuli）和黑曜石（obsidian），也包括木材和皮革。張騫開創的大規模絲綢貿易，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大事。
張騫通西域大約兩百年之後，在東漢班超（32-102 年）駐守西域時，歐亞大陸上有四個彼此交通的大帝國。自東而西，分別是：（1）位於東亞，控制中國中原地區、河西走廊和新疆的漢帝國；（2）被匈奴趕出河西走廊的月氏人所建立的掌控中亞和南亞部分地區的貴霜帝國（Kushan Empire）；（3）控制西亞的帕提亞帝國（Parthian Empire，漢文文獻稱之為「安息」，乃其王室 Arascid 家族的音譯）；（4）統治萊茵河以南的歐洲及大片西亞地區的羅馬帝國（Roman Empire，漢文文獻稱之為「大秦」）。
古往今來能被稱為帝國者，都是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包含不同的族羣、語言、宗教與習俗。帝國強盛時，政令統一，道路暢通，有利於遠途貿易。是故絲綢之路的繁榮期，多是中央歐亞處於強大帝國統治下的和平時期。
在中央歐亞這片廣大的土地上，伴隨着貿易通商的活動，必然有人口的流動；物種、技術、文字、藝術和宗教信仰也都得以交流。因此，絲綢之路固然首先是貿易的道路網絡，但也是人口遷徙和文化交流的道路網絡。
綠洲絲路何所在？
綠洲絲路所聯繫的兩端，是中國黃河流域下游和地中海東部，中間經過黃河中上游，新疆與中亞和西亞，也兼及南亞，涵括了歐亞大陸中央地帶主要的農耕文明區，也包括相當一部分荒漠和山區。這條路線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駱駝。絲綢之路上的駝鈴聲，反映了歐亞大陸上的貨物貿易，也象徵着人類大規模、長時段的文明互動與文化交流。
今天的綠洲絲路通過：（a）河南、陝西、寧夏、甘肅；（b）新疆塔里木盆地；（c）屬於中亞三國的費爾干納盆地；（d）帕米爾高原（今塔吉克斯坦境內）；（e）喀喇崑崙山脈（中國、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邊界高山區）；（f）克什米爾地區（鄰近西藏與新疆，現由印度與巴基斯坦分治）；（g）印度河谷與恆河平原；（h）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i）哈薩克斯坦東南部、塔吉克斯坦西部、烏兹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j）橫貫伊朗北部、穿越伊拉克、敍利亞到地中海東岸；或（k）由伊朗的德黑蘭往西北到南高加索地區，進入土耳其的亞洲部分（安納托利亞），最後到達位於黑海西南部的伊斯坦布爾。
四十餘年的旅遊、訪談與閱讀，使我認識到，綠洲絲路是貨物貿易的通道，也是人口遷徙的途徑，更是文明傳播的網絡：多個世紀以來，對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東歐之間的文明交往，一直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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