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不識字
教孩子認字這件事曾經在某一段時間裡是我十分在意的心智活動――之所以如此強調，是為了反面作意 ; 教認字從來不是孩子們十分在意的心智活動。孩子的詢問、質疑、好奇探索多半是為了填充和我相處的空白時間。他們並不怎麼積極於將知識、或者訊息記憶備用，以應付人生難題，卻仍然能夠敏銳地、不著痕跡地吸收言談間有價值（通常是他們主動感到有趣的）字句。
近二十年前的某日，剛從幼稚園下課的張宜在濕霧朦朧的車窗上塗鴉，忽然問我：「奶奶有沒有上學？」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奶奶不識字。」
張宜沒有再問下去，簡短的問答結束。我每回想起這一次雨中行車的蒼茫風景，都不免有些懊惱。彷彿我應該多解釋點什麼，卻匆匆地用一種決絕且近乎冷漠的態度逃避了我自己不想面對的事實：我媽不識字。然而，那是事實嗎？
母親從來沒有進過一天學，然而識字似乎不應該以進學為必要或充分的條件。數不清有多少次，我突然從外面返家，會撞見母親兩手捧著一張展開的報紙，仔仔細細地讀著。一旦見我出現，無論讀到哪兒，她都會停下來，把報紙對折再對折，像是緩緩地收拾起一點兒不重要的活計，再同我話話家常。有好幾回我會說：「看你的報唄，別忙活我。」她總是這樣答我：「唉，沒什麼好看的，不就那麼些事兒嗎？翻過來、倒過去的。」
我一向不曾想像或追問過她：報紙上刊登了哪些翻過來、倒過去的事？我總以為一個上了點年紀、又沒上過學的老太太對這偌大的世界不至於有什麼深遠的興趣。可是有一天――又是我忽然闖門而入的一個下午，她鼻樑上架著一副地攤上五十塊錢買來的老花鏡，慢條斯理地摺著報紙，說：「朴（濟南話口音讀作『飄』）正熙教人給打死了。」這消息的確在稍早就轟動全球，然而母親雲淡風輕地說起這樁大案子，才著實嚇了我一跳：難道她老人家想和我討論一下當前大韓民國的「維新體制」嗎？然而母親什麼也沒說。此事發生在我大學剛畢業不到半年，還在研究所裡繼續讀書、同時在報社兼差當秘書，家裡頓時多了一份報紙。母親看報的時間增加了不少；當然，她用雲淡風輕的口吻向我簡述新聞的機會就更多了。多年後又有一次，她竟然沒頭沒腦地跟我來上這麼一句：「郝伯村說了：往後每個月十一號馬路上不讓撞死人！」
在朴正熙和郝伯村之間，悠悠然十四、五年過去了。我從來不敢詢問母親，這些新聞，你真的都看得懂嗎？我相信：滿手沾染油墨、時不時還得跳過一些筆劃複雜、意義晦澀的字詞，卻沒有老師引導而從事的這項頭腦體操，一定是非常疲勞且乏味。
於是某日，我驀然想起：讓母親學認字，何不幫助她改口音呢？一旦從小到大都使用的濟南話扭折聲調，趨近於通行國語，再用國語朗讀，不就更能加速認字嗎？
我腦海中的完美計畫始於一把吉他。那是某個週日，我先彈了一首〈Let It be Me〉，又彈了一首我自己譜曲填詞的〈讓我〉，算是先發給母親的獎勵。接著，我請她按照國語聲調分別讀出兩個單字：吉。他。
到此一切順遂。第二步就是依照字詞的聲調，將「吉他」兩字連讀出聲――這就遇上麻煩了。母親掙扎半天，迸出兩個字音：「琵琶兒」。我說：「吉他，沒有兒化音。」她說：「這不就是個琵琶兒麼？」母親不但拒絕說出「吉他」，也從此拒絕方法論的國語正音練習。連我親手製作的大楷吉他字卡也全然沒派上用場，吉他不過就是琵琶，還能是別的什麼呢？
回想起母親與文字神秘且若有似無的因緣，我就不得不從父親的視角再說一個往事。
一九六〇年代初，台灣全島實施過好幾次的戶口普查。每屆普查日，從南到北各縣市鄉鎮都動員起來，除了基層戶政機構員工之外，還要臨時聘僱許多人員挨家挨戶發放問卷，一面訪視、一面徵信，以為日後行政機關樹立基本國民資料。普查對於一般民眾帶來不便與否，姑且不論，倒是在宣導配合政令的操作之下，大部分的家戶還會事先準備好香菸茶水、瓜果點心，作為慰勞。說好的普查之日，不會改期，但延宕卻很常見。我家至少有兩次都查到半夜一兩點以後，香菸茶水瓜果點心也伺候到半夜。我對戶口普查印象之所以深刻，實與母親識字有關。
有一年普查翌日的報上刊登了一則趣聞，說是商務印書館董事長、黨國大老王雲五接受普查，訪查員問起這位知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出版家乃至政治家的學歷時，岫老（王雲五字「岫廬」，人尊岫老）拿不出學歷證書，便笑著對普查員說：「你們就給我寫上個『粗識字』罷？！」
父親很欣賞這一則趣譚新聞裡的岫老，認為王老先生真誠流露出謙抑自許的人格特質，也很有一種難能可貴的幽默感。說完報上的「趣聞」，父親順手指了指廚房（裡頭是正在做飯的母親）笑著說：「裡邊兒那一位，也是『粗識字』，可不得了，和王雲五先生差不多呢。」
日後多年下來，父親還經常提起「粗識字」這個詞兒。但這樣的玩笑可也不敢當著母親的面說，而且，漸漸長大、開始懂點事理的我也相信：對於每天找機會讀報紙認字的母親這種自動自發又勤勉執拗的學習活動，父親其實是相當尊敬的。
在動過兩次髖關節手術之後，母親住進了安養中心。某日，中心的負責人打電話告知我，要為母親做智力檢測。我再去探訪母親的那一天，中心負責人劈頭跟我說了句：「沒通過。」
「什麼意思？」我問。
「媽媽的智力檢測沒有達標，不能領補助。」然後他燦爛地笑了，繼續說：「媽媽真厲害！」
檢測的過程如此：和平醫院的醫事人員依約而來，向中心負責人簡單解釋了「量表」認定的規矩之後，立刻向母親提出第一個問題：「七十加七等於多少？」母親毫不猶豫地答道：「七十七啊。」「那麼七十七加七呢？」「八十四啊。」「那麼八十四再加七呢？」這時母親顯得有些不耐煩了，她說：「你不會三七二十一先乘起來，以後再加上嗎？」
中心負責人逢人就把母親的考覈表現當成一個段子傳說，我也以之為九十歲老人耆壽明達的佐證。不幾年之後，母親於睡夢中仙去，從那時起，每於午夜夢迴之際，想起我人在遠方、來不及於臥榻前送大行的遺憾，就會輾轉不復成眠，一幕一幕、一景一景、片言片語地回憶起還能夠侍奉於親側的美好歲月。每到這時，第一個出現的畫面總是一本大書。
那是一本全家三口人都不知其來歷的全英文雜誌，大小有如電話簿，封面已經脫落無尋處，剩餘的內文全彩紙頁用料極薄，僅止翻閱一遍，恐怕也得耗上個把小時。幾乎每一頁上都精印著穿了美麗洋裝的婦人，手中推拉持握著各式各樣的大小家用器具――日後想來，不過就是一本美國的家具型錄罷了。這出版物流落到我們一家三口的屋裡，也一定有一番傳奇故事，只可惜已無從查考。
我從能夠記事開始，就天天趴在床上翻看這本型錄。最捨不得移開視線的，是一張日本年輕夫婦打開耶誕節禮物包，拿出一節火車頭玩具的照片。一個咧嘴大笑、和我差不多年紀的孩子正準備領取禮物。我非常羨慕那個小孩，而母親似乎意識到這一點，她不只一次指著那張廣告圖片的各個細節對我說（標準發音的濟南話）：「榻榻米、耶誕樹、布口袋、火車頭、電燈泡、日本人、女的日本人、日本小娃娃、金錶、小狗熊……。」大約是因為我不讓母親翻頁的緣故，所以好幾年都沒有認識後面的家電產品（比方說割草機）。那本幾乎將全世界都包括進去的型錄裡還夾著摺疊整齊的寶貝：母親做針線活貼補家用的各種紙型，都在裡面，有旗袍、棉襖、西裝、襯衫……甚至還有京劇武生背上插縛的四靠旗，也有一個樣張。
「粗識字」算什麼呢？沒上過學又算什麼呢？我的母親管你三七二十一，就這樣給了我一整個世界，而且也不必告訴任何人：她是怎麼學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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