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一九○○年的萬國博覽會（Exposition universelle）是史無前例的世界大事。七萬六千個展出單位，幾近五千萬個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客，群集湧入巴黎的世界博覽會，相較於一八五五年的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展覽場地整整大了十倍。「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金碧輝煌的建築也落成了，那就是小宮（Petit Palais）和大宮（Grand Palais）。全長三公里半的電動步道，讓訪客可以整個展場走一圈。整個世界都在做「世紀回顧」（Bilanz eines Jahrhunderts）──這是當時的口號，不過是以黎明初起的現代世界為中介。三座嶄新的大火車站剛剛啟用。西方文明的電氣化方興未艾，七家廠商興建了穿梭在街道和廣場之間的電車道。步調越來越快，靜力變成動力。種種奇觀此起彼落：直徑一百公尺的巨大摩天輪吸引絡繹不絕的遊客，在巴黎也舉辦了兩屆夏季奧運會。而盧米埃（frères Lumière）更以他們的第一部七十五釐米底片的電影驚豔全世界。
在種種盛事的陰影下，哲學家們悄然無聲地掠過了畫面。他們齊聚於第一屆國際哲學會議（譯注1）。我們該怎麼以對應的思想去理解新時代呢？與會者大多是法國人，其中包括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和布隆德（Maurice Blondel, 1861-1949），許多人同時也是數學家，例如庫特拉（Louis Couturat, 1868-1914）、朋加雷（Henri Poincaré, 1854-1912）、皮亞諾（Giuseppe Peano, 1858-1932）和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如此熠熠生輝的陣仗並不是偶然的事，數學和種種自然科學經歷了一波波革命的年代。一八九五年，倫琴（Wilhelm Conrad Röntgen, 1845-1923）記錄下倫琴射線的種種性質（譯注2），居禮夫婦（Pierre et Marie Curie）於一八九八年發現了放射性元素「鐳」（譯注3），兩年後，就在萬國博覽會期間，普朗克（Max Planck, 1858-1947）提出了量子理論（譯注4），又過了五年，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發表了狹義相對論。接著登場的，則有拉塞福原子模型（Rutherford model, 1909-1911）以及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
這一切都對哲學造成了影響。大小固定的空間不再有意義，物質是什麼的問題突然變得出奇地錯綜複雜。同樣說不清楚的是生命究竟是什麼的問題。在生物學裡，「生機論」和「機械主義」打對台。其中一方假設有個「生命力」，另一方則相信可以用物理和化學的角度解釋生命，而不必特別添加什麼東西。對生命如此，對意識更是如此。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十九世紀下半葉，橫空出世的心理學闖入哲學家的聖所，並且把心靈物質化──使它變成了實驗的對象。隨著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分析，現在的它更加摧枯拉朽。意識遭到奪權，無意識接管了對於人的支配權，殘酷地挑戰歷史悠久的理性哲學。心理分析成了那個時代的流行學科，知識論搖身一變，成為認識自我的理論。如果說，相較於哲學家，心理學和心理分析更加追根究柢地把個體、具體的個人攤在陽光下，那麼誰還會在意「整體」這種東西呢？然而就在十九世紀末，出現了一個強勁的對手。涂爾幹（Émile Durkheim, 1858-1917）、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和韋伯（Max Weber, 1864-1920），他們建立了社會學。它從狹隘的哲學裡破繭而出，找到了聞所未聞的語詞和模型，以描寫社會的圖案，它的種種樣式、它的種種社會技術、它的靜力學和動力學。
對於這一切，哲學再也不能袖手旁觀。它唯有超越自然科學、心理學家以及社會學家的視野，創造出一個剩餘價值，才能證明自己的重要性。它必須更接近事物，必須比傳統的方式更加精確地描述事物。哲學必須把望遠鏡轉向內在世界，探究實驗心理學至今無法企及的內心深處。哲學的自我觀察（Selbstbeobachtung）和心理學的異己觀察（Fremdbeobachtung）打對台，成了世紀的主題。
於是，在布倫塔諾（Franz Brentano, 1838-1917）、李普斯（Theodor Lipps, 1851-1914）和胡賽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的推動下，現象學（Phänomenologie）於焉誕生。而它的勁敵生命哲學（Lebensphilosophie），也以類似的方式在詮釋現實的生命。柏格森、狄爾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齊美爾、奧德嘉‧賈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和柯靈烏（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不再硜硜自守於心靈和意識，在探究人類生命的時候，堅持著眼於決定人類命運的整體。人類是個自然的存有者，更是個歷史的文化的存有者，他會自己詮釋自己的生命。活著意味著詮釋人是誰、人是什麼、人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這個時候理性或許幫得上忙，自然科學或許也可以挹注它的知識，可是到頭來，除了真正體驗的生命，我們沒有辦法以任何其他方式去把握生命！
哲學家還是一樣那麼傲慢。在世紀之初，有些思想家聲稱他們比經驗科學家自己更懂經驗科學。柏格森毫不懷疑哲學可以讓種種科學、新興的腦部研究以及方興未艾的演化理論在形上學方面更加「深入」。說到更深入這件事，佛洛伊德則是以同樣的主張顛覆了整個民族學、人類學、宗教社會學以及文化社會學。而胡賽爾到了一九三六年的《歐洲科學危機》（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還在抱怨說，哲學應該高於所有其他科學並且作為它們的基奠才對。
這個高唱入雲的主張早就不再那麼理所當然，因而聽起來益顯荒誕。可是哲學的自我意識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漸漸成熟了。如果黑格爾以後的觀念論哲學家們在十九世紀就越來越難以自我辯解說，自然科學的攻城掠地也把精神世界變成了精確測量的領域，那麼二十世紀上半葉則是反其道而行，回頭投身到形上學的懷抱。人們再怎麼精確測量，也只是在描述事物而已。這種做法真的有助於解釋無限者（das Unbedingte）嗎？而自然科學又是從哪裡擷取它們的概念呢？它們底下的地基難道就不會動搖嗎？如果說，自從十九世紀以來，物理學就在控訴一個「基礎危機」（Grundlagenkrise），再也沒有人可以定義時什麼是空間和物質，那麼哲學家真的還要以它為基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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