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孫全文(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名譽教授)
傅朝卿(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名譽教授)
陳宗仁(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康培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鄭維中(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海上傭兵》《島嶼超展開》作者)
專文推薦

作者針對荷治時期的熱蘭遮城堡和市鎮,以及普羅民遮城堡和市鎮的完整且系統性的研究,在目前台灣建築史領域中,可以說是獨一無二。本書強調異地營造文化的交融與創新,則補足了過去台灣建築史的缺口。最後作者提示了一個嶄新的海洋史視野下的建築史敘事概念,值得支持與鼓勵。——孫...

緒論：海洋史與建築史的交織

16世紀下半，歐洲低地地區(Low Countries) 開始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政權(Habsburg Spain)的統治，展開八十年戰爭(Eighty Years’ War， 1568-1648)，北方諸省於1579年組成烏特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再於1588年建立荷蘭共和國(Dutch Republic)。西班牙與葡萄牙在15世紀末即開始海外擴張，並於1580年組成伊比利聯盟(Iberian Union)，成為掌控世界各大海域的霸權。甫建立的荷蘭共和國企圖打破西、葡兩國的海上霸權，探索通往東印度的航路，尋求自主的香料貿易。1602年，在荷蘭共和國國會的授權下，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成立；往後兩個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海域擴張，打造龐大的亞洲內部貿易網絡。

荷蘭東印度公司初期的活動範圍主要在東南亞的摩鹿加海域，1609年與日本建立貿易關係，將觸角延伸至東亞。1619年於爪哇西北部建立總部巴達維亞(Batavia) ，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首府。1622年企圖攻打葡萄牙人的澳門，但以失敗收場，同年於澎湖建造堡壘，作為對中貿易的據點；1624年，由於中國明朝政府反對荷蘭人盤據澎湖，公司遂轉進福爾摩沙南部的大員(Tayouan；現今臺南安平)，開啟荷治福爾摩沙時期(Dutch Formosa， 1624-1662)。荷蘭東印度公司持續擴張下，勢力遍及東南亞與南亞各個海域；他們向葡萄牙人及在地政權頻繁發起攻城戰役，進而建立許多殖民市鎮，諸如安汶(Ambon)、馬六甲(Malacca)、可倫坡(Colombo)、加勒(Gale)、科欽(Cochin)等地，其中有許多原為葡萄牙人的殖民市鎮。為了鞏固這些貿易據點與殖民市鎮，荷蘭東印度公司也建造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堡壘要塞。

過去數十年來，歐美與亞洲各國歷史學領域已產出大量荷蘭東印度公司所涉歷史、貿易、族群、政治、社會、宗教、文化、軍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建築學與考古學領域也探討許多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各地的建築與空間遺產。近三十年來，臺灣一般大眾與學術領域亦逐漸關注荷治時期歷史，且在公部門與民間的支持下，熱蘭遮城堡(Kasteel Zeelandia)及普羅民遮堡壘(Fort Provintia)已完成不少調查研究。 在這個基礎上，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及亞洲各地的殖民市鎮與堡壘要塞則有必要進行更系統性的檢視，本書即是以此為出發點的著作。透過這些殖民市鎮與堡壘要塞的案例，一方面可看到，荷蘭人如何將他們在低地地區的本土觀念，複製與運用在遙遠的亞洲海域；另一方面也可看到，荷蘭人如何與歐洲競爭對手及亞洲族群互動，並在廻異的氣候、環境與人力條件下，發展出亞洲特有的創新。

【小標】錨定於海，而後築城

這是一本建築史的書，也算是一本海洋史的書；或者可說，本書內容是基於海洋史視野的建築史敘事。

海洋史(maritime history)是一門探討人類與海洋互動或人類透過海洋產生互動的歷史學科，強調海洋不僅是背景空間，更是促成交流、遷徙、貿易、征服、殖民與文化流動的主要舞台。相較於以陸地或國族為核心的傳統史觀，海洋史將視野轉向海域，重視跨地域與跨文化的移動與連結，並強調歷史的展開源自流動與多向關係，而非疆界與中心。近年來，臺灣史研究日益與海洋史交織，關注臺灣藉由亞洲海域與周邊地區產生的互動關係，甚至是跨越多重海域與世界各地的關聯。面對大航海時代、荷西時期的臺灣，更須透過海洋史的視野，方能深入理解當時臺灣在全球化脈絡下的關鍵角色。

建築史(architectural history)則是一門探討人類空間營造的歷史學科，關注建築在形式、功能、技術、材料等方面的相互關係與發展變遷，並分析其所反映的政治、宗教、社會、經濟、軍事與美學意義。建築史研究對象除了建築物本身外，亦擴及聚落、城市與地景，揭示人類生活與各種尺度空間環境的關聯。當今的建築史研究，已逐漸超越過去以所謂高階文明及菁英建築為中心的敘事框架，而融入性別、階級、認同、風土、殖民等議題，並打破單一區域的疆界，轉向跨區域的視野。欲探討大航海時代、荷西時期的臺灣殖民建築，則需結合海洋史的觀點，方能掌握當時這些殖民建築在全球化脈絡下的重要意義。

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622年來到澎湖，1624年再抵南臺灣，並在這些地方設立貿易據點，發展殖民市鎮及興築堡壘要塞，留下大量空間營造痕跡。若僅在臺灣與澎湖的地理範圍內討論這些空間營造，很可能它們只是歷時性架構下的斷裂篇章，因這些空間營造隨著荷蘭人而來，但也隨著荷蘭人的離開而終止發展或失去原有角色。但若從海洋史的視野看待這些空間營造，則能發現它們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各地的空間營造有著密切的關係，甚至也呼應西班牙及葡萄牙在亞洲各地的空間營造；透過多重海域的連結，更能發現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與澎湖的空間營造實踐，相當程度延續了荷蘭在低地地區的空間營造知識與經驗。在海洋史的視野下，一部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澎湖與臺灣的建築史敘事將得以展開；在這部建築史敘事中，臺灣與澎湖既非起點也非終點，而是空間與時間架構中的重要節點。

海洋史較關注海上的流動，建築史則側重陸上的定著。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擴張與經營，兼具了海上流動與陸上定著兩個面向。荷蘭人藉由船隻流動於亞洲各地，運送人員、物資與商品；荷蘭人也需將船隻錨定於海，上岸實施空間營造，才得以安置人員、物資與商品，並實施貿易、治理、防禦等行動。本書所談論的殖民市鎮與堡壘要塞，乃是陸上的營造實踐，而這些營造實踐又需仰賴海上的流動。荷蘭船隻運送的各類人員中，包含了營造所需的工匠；荷蘭船隻運送的各類物資中，包含了營造所需的建材；荷蘭船隻運送的各類商品，則是荷蘭人在陸上建造堡壘與倉庫的主要動機。從歐洲前來亞洲的船隻，還帶來了市鎮規劃與堡壘設計的經驗與知識，連結了歐洲與亞洲的建築敘事。

參與海上流動的不只是荷蘭船隻，還包括了唐人、日本人以及東南亞和南亞各族群的船隻。這些船隻同樣帶來了工匠與建材，也帶來了亞洲各地的營造傳統，並將新移民帶至荷蘭東印度公司發展的殖民市鎮。在臺灣與澎湖可以看到，荷蘭人的堡壘要塞營造動用大量唐人工匠，甚至讓唐人以自己的方式建造木構屋頂；唐人也可能習得荷式磚造砌法，並運用在自己房屋的建造；唐人亦將自己的傳統街屋嵌入荷蘭人規劃的市鎮街廓中。缺乏木材的澎湖及木材開採不易的臺灣，持續從日本與東南亞獲得木料支援；臺灣磚塊產量充裕的年代，則能將磚塊輸出至日本，支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當地的商館建築工程。雖然建構本書敘事主體的是荷蘭東印度公司，但絕對不能忽略亞洲族群的關鍵角色。

既然荷蘭東印度公司將歐洲的建築知識與經驗輸出至亞洲，這些亞洲的空間與營造實踐當然可以視為歐洲建築史敘事在亞洲場域的延伸。荷蘭人在亞洲的殖民市鎮規劃，相當程度延續荷蘭本土市鎮規劃的傳統；他們在亞洲的堡壘要塞設計，也相當程度呼應當時荷蘭的最新觀念。然而，這個在亞洲場域延伸的歐洲建築史敘事，卻展開不同的篇章。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殖民市鎮，乍看擁有荷蘭本土市鎮的特徵與元素，但在殖民的權力關係下，卻蘊含了不同的空間意義。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堡壘要塞，雖呼應當時歐洲堡壘要塞的主要形制，但為了適應亞洲的氣候與環境條件，也必須添上各類亞洲在地建築元素。當然，荷蘭東印度公司也可能向他們的歐洲競爭對手學習，亦即比荷蘭人早一個世紀來到亞洲的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

在建築史與海洋史的交織下，近代初期的亞洲海域無疑是各方營造傳統與空間觀念的交流場域。今日亞洲各地的重要海岸城市，諸如東亞的長崎、澳門與臺南，東南亞的馬尼拉、雅加達、望加錫、安汶、馬六甲等等，南亞的可倫坡、加勒、清奈、高知、果亞等等，都曾是近代初期歐洲殖民勢力觸及的場域，其中不少甚至是因殖民而生的城市，故都擁有豐富的殖民空間遺產。半個多世紀以來，亞洲各國在後殖民時期面對殖民時期的遺產，呈現了多樣的態度與立場；有些國家擁抱這些遺產甚至引以為傲，有些國家則極力批判且盡可能將之抹滅。在今日，亞洲國家已開始進一步思考如何謹慎詮釋這些空間遺產的意義，既避免一味倒向歐洲殖民者的視角，也避免全面陷入亞洲國族論述的偏狹。基於海洋史視野的建築史敘事，強調歐洲與亞洲各地之間的交流與連結，也重視所有空間實踐參與者的立場，將有機會成為詮釋殖民空間遺產的依據與基礎。

就此來看，這本書仍有其侷限性；因構成本書內容的一系列研究，大量採用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相關文獻與圖像，故無可避免地讓荷蘭人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敘事中成為主角。然而我們難以否認，在本書所涉時代與場域中，相對具有能動性的角色的確是荷蘭人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以荷蘭人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主體的建築史敘事，的確較可系統性串起歐洲與分散於亞洲各地的殖民空間遺產。當然，面對本書的侷限性，筆者期待未來能出現以唐人或其他亞洲族群為主體的建築史敘事，甚至進一步建構亞洲殖民文化層的建築史體系。

緒論：海洋史與建築史的交織

16世紀下半，歐洲低地地區(Low Countries) 開始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政權(Habsburg Spain)的統治，展開八十年戰爭(Eighty Years’ War， 1568-1648)，北方諸省於1579年組成烏特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再於1588年建立荷蘭共和國(Dutch Republic)。西班牙與葡萄牙在15世紀末即開始海外擴張，並於1580年組成伊比利聯盟(Iberian Union)，成為掌控世界各大海域的霸權。甫建立的荷蘭共和國企圖打破西、葡兩國的海上霸權，探索通往東印度的航路，尋求自主的香料貿易。1602年，在荷蘭共和國國會的授權下，荷蘭...

推薦序 鄭維中（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文化遺產」是當代人群共同認可具有某方面的價值而必須予以保護，使繼承的世代仍可享用的文化構造物。從人類社會延續的角度來看，遺產的觀念並不難理解，但何者是人群共識下的文化價值，對應著當代人群的發展，可能會隨時有所變化。

回顧歷史，認為需提醒文化遺產潛在享用者保存的義務，也是相對晚近的事情。而這樣的發展與十九世紀逐漸興旺的啟蒙思想、國族主義，現代大學、博物館、印刷媒體的產生，也息息相關。質言之，這就是國族主義創造「想像共同體」機制的一環。

歐洲殖民地擴展到世界各處，是大航海時代以來的進展。隨後因為歐洲主權國家間持續競爭，亦將十九世紀前後國族主義在殖民母國內一波波的發展，延伸到各自的殖民地當中。例如，《想像的共同體》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教授的判斷，荷蘭當局對於爪哇島上古文明遺址（如婆羅浮屠）的考古發掘與古物收集熱潮之所以發生，正是因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已經倒閉，爪哇島納入荷蘭王國殖民部的管理所致。

此後，殖民當局以國家名義來指定、登錄文化遺產，也展示了當地居民隸屬於殖民母國的臣屬關係。又由於君主立憲的殖民母國中，議會自由派的躍進，造成殖民地人民仿效，衝擊統治的正當性。故藉此強調母國的文明能監護殖民地文化的發展，可以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安全閥。

文化遺產的研究、保護與納入殖民地人民參與的官方歷史敘事，因此佔有重要的地位。二十世紀初期，熱蘭遮城堡與雞籠城堡受到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指定、登錄與保護，也在相同的脈絡下發展。

《馬尼拉的誕生》作者碧兒姬。特倫─威納（Birgit Tremml-Werner）認為，在台北帝國大學創設了「南洋史」講座的村上直次郎教授，因應二十世紀初，日本面對與美國在太平洋競爭的地緣政治脈絡，刻意強調了近代早期西歐諸國與德川日本在西太平洋的競爭，藉此間接將日本納入世界歷史列強競爭的敘事中。藉著指定熱蘭遮城堡、雞籠城堡為文化遺產，一方面強調德川日本鎖國前的海外發展與列強同步，一方面強調歐洲列強具備「文明教化」的任務可由日本帝國承接。

臺灣史敘事的發展歷程，原先和臺灣總督府所指定的「文化遺產（古蹟與天然紀念物）」可說是水乳交融。而其種種主題，在戰後臺灣，歷經損益，仍持續複誦迴響，成為當代臺灣人共同歷史記憶中必須不斷面對的課題。恩宇兄的《錨海築城》之出版，距離村上直次郎教授刊印〈熱蘭遮城築城始末〉已有96年，其敘事與當代建築史、海洋史較近，而與日治時期「南洋史」講座的外交、商戰脈絡較遠，反映了民主化之後，當代臺灣人對於世界與臺灣之關係的全新認識高度，值得細細品味。

推薦序 鄭維中（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文化遺產」是當代人群共同認可具有某方面的價值而必須予以保護，使繼承的世代仍可享用的文化構造物。從人類社會延續的角度來看，遺產的觀念並不難理解，但何者是人群共識下的文化價值，對應著當代人群的發展，可能會隨時有所變化。

回顧歷史，認為需提醒文化遺產潛在享用者保存的義務，也是相對晚近的事情。而這樣的發展與十九世紀逐漸興旺的啟蒙思想、國族主義，現代大學、博物館、印刷媒體的產生，也息息相關。質言之，這就是國族主義創造「想像共同體」機制的一環。

歐洲殖民地...

自序（節錄）

如果不是十年前的一通電話，以及一連串偶然與巧合，這本書或許不會出現。2016年，我仍任職於文化大學，5月某晚在校加班時，接到中研院臺史所鄭維中的來電。他告訴我，荷蘭近期偶然發現一份臺灣荷治時期的手稿，詢問我是否有興趣一同研究。這份手稿，即是本書第六章所討論的〈1643年熱蘭遮市鎮地產登錄簿〉，其中詳實記載了荷治時期大員熱蘭遮市鎮土地與房產的所有權人、長寬尺寸與座落街道等資訊，可謂研究臺灣荷治時期不可多得的關鍵史料。巧合的是，就在接到這通電話的前幾天，我才剛確認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的教職，並準備於三個月後舉家自臺北遷居臺南；想到熱蘭遮市鎮位於臺南安平，未來在田野與研究上皆具備地利之便，我幾乎未加思索，便答應了維中的邀請。

這份手稿的發現者，並非專職歷史學者，而是一位帆船教練——廉斯卓（Menno Leenstra）先生；而其收藏地點，也非保存大量荷蘭東印度公司史料的海牙國家檔案館，而是與東印度公司並無直接關聯的阿姆斯特丹城市檔案館。

廉斯卓在冬季無法從事帆船活動時，常前往檔案館翻閱史料，從事一些個人感興趣的研究。當時，他原本想探究模里西斯島渡渡鳥的滅絕原因，遂前往阿姆斯特丹城市檔案館查找相關資料，卻在過程中翻閱到一位17世紀阿姆斯特丹公證人——范德爾彼特（Van der Piet）——的私人筆記本。筆記本中有不少頁面被畫上叉記，引起了他的好奇；細看之下，頁面上滿是陌生的人名與街道名稱。廉斯卓並未將筆記本直接放回，而是抄錄相關內容，轉而請教萊登大學歷史學教授包樂史（Leonard Blussé）。包樂史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史研究的權威，經其判斷，確認這份手稿正是長期認為已失傳的熱蘭遮市鎮地產資料。

那麼，熱蘭遮市鎮的地產登錄資料，為何會出現在范德爾彼特的私人筆記本中？其背後，另有一段曲折的故事。1643年，熱蘭遮市鎮迅速發展，人口大幅增加，地產權屬因而趨於混亂。為了有效管理市鎮土地並利於課稅，大員當局委託商務員德侯赫（Nicasius de Hooghe）重新丈量並登記市鎮內的土地與房產。德侯赫將丈量成果記錄於隨身筆記本中，相關工作持續至1647年。1647年底，他結束在福爾摩沙的任務，攜帶家人與財產返歐，卻不幸於返程途中過世。依其遺囑，其遺產交由阿姆斯特丹的公證人處理，即前述的范德爾彼特。范德爾彼特在管理遺產之餘，將這本筆記本留作自用，僅將原有文字以叉線劃去，繼續使用其餘空白頁。其後，隨著范德爾彼特過世，筆記本或又歷經多次輾轉，最終收藏於阿姆斯特丹城市檔案館；筆記本在那裡靜靜躺了將近四個世紀，終於重見天日。

我和鄭維中同個時期（2005-2012）在荷蘭萊登大學讀博士，包樂史就是他的指導教授。包樂史初步梳理〈1643年熱蘭遮市鎮地產登錄簿〉內容後，立即聯繫維中，維中又找上了我。維中的博士研究主題為鄭氏家族（鄭芝龍、鄭成功與鄭經）的歷史興衰，對臺灣荷治時期歷史相當熟稔；相較之下，我的研究背景則與此領域幾乎無關。答應參與這項研究，對我而言無疑是一場冒險；但在維中的大力協助下，我迅速補足相關知識。2016年底，我們分別以這份史料為基礎，各自申請一項國科會研究計畫：維中聚焦於熱蘭遮的唐人市民社會，而我則探討熱蘭遮市鎮的空間與建築。兩項計畫皆順利通過，我也由此踏入這個研究領域。

原以為這僅是學術生涯中的一段插曲，未料卻持續展開了長達十年的研究歷程。2018年秋天我與研究團隊提出1640年代熱蘭遮市鎮平面重建研究成果，並與廉斯卓、包樂史及鄭維中一起在中研院發表，引起學界與大眾的高度關注。此後，在更多研究計畫的支持下，我與團隊得以進一步探討熱蘭遮城堡、普羅民遮市鎮與其堡壘體系、澎湖風櫃尾堡壘等案例，研究範疇亦逐步擴展至荷蘭東印度公司於亞洲各地的殖民市鎮與軍事建築，並進一步涉及歐洲中世紀至近代初期的城市規劃、軍事建築與攻城戰術之理論與實踐。同時，也梳理了大量16至18世紀荷蘭本土及荷蘭東印度公司製作的地圖、城市圖與建築圖。以上種種研究成果，最終匯聚成為本書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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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正式研究雖始於十年前，但回想起來，約自三十年前起，我與臺灣荷治時期便已結下若即若離的緣分。（未完）

自序（節錄）

如果不是十年前的一通電話，以及一連串偶然與巧合，這本書或許不會出現。2016年，我仍任職於文化大學，5月某晚在校加班時，接到中研院臺史所鄭維中的來電。他告訴我，荷蘭近期偶然發現一份臺灣荷治時期的手稿，詢問我是否有興趣一同研究。這份手稿，即是本書第六章所討論的〈1643年熱蘭遮市鎮地產登錄簿〉，其中詳實記載了荷治時期大員熱蘭遮市鎮土地與房產的所有權人、長寬尺寸與座落街道等資訊，可謂研究臺灣荷治時期不可多得的關鍵史料。巧合的是，就在接到這通電話的前幾天，我才剛確認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的教職，並準備...

自序
緒論：海洋史與建築史的交織
第一章：從河沼與邊陲之地崛起-低地地區城市與軍事建築的歷史發展
第二章：荷蘭共和國初期的文藝復興人-西蒙.斯蒂文及其三本著作
第三章：飄洋過海的空間實踐-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市鎮規劃、要塞設計與攻城戰役
第四章：澎湖的兩年掙扎-風櫃尾的荷蘭人堡壘
第五章：立足大員-熱蘭遮城堡及其營造歷程與原貌探討
第六章：沙洲上的移民城市-熱蘭遮市鎮及其發展歷程與平面重建
第七章：台江東岸-普羅民遮市鎮及其發展歷程與平面重建
第八章：「方形平面加對角雙稜堡」形制-普羅民遮堡的建築原貌探討
第九章：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距離-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據點的「城堡廣場」
結論：跨地域的連結與歷時性的延續

自序
緒論：海洋史與建築史的交織
第一章：從河沼與邊陲之地崛起-低地地區城市與軍事建築的歷史發展
第二章：荷蘭共和國初期的文藝復興人-西蒙.斯蒂文及其三本著作
第三章：飄洋過海的空間實踐-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市鎮規劃、要塞設計與攻城戰役
第四章：澎湖的兩年掙扎-風櫃尾的荷蘭人堡壘
第五章：立足大員-熱蘭遮城堡及其營造歷程與原貌探討
第六章：沙洲上的移民城市-熱蘭遮市鎮及其發展歷程與平面重建
第七章：台江東岸-普羅民遮市鎮及其發展歷程與平面重建
第八章：「方形平面加對角雙稜堡」形制-普羅民遮堡的建築原貌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