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凱瑟琳．艾希頓意外得到了高級代表的任命，也就是全歐盟的外交部長。起初人們認為她缺乏經驗，但後來一致公認她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官與談判者。她以兩項個人成就贏得了國際讚譽，其一為促成塞爾維亞與科索沃在二〇一三年的協議，其二是同年帶領簽訂伊朗核協議。本書引人入勝，富含作者個人想法，又通俗易懂，能夠將讀者帶進這段講述動盪歷史的房間，一同品嚐所有成功與挫折的時刻，也走近觀察每位與會者的個性。」
——金．達洛克男爵（Sir Kim Darroch），
前英國駐美國大使，國家安全顧問，英國常駐歐盟代表

「由近年最傑...

「外交」這個詞會讓人聯想起一系列景象，包括打著黑領帶、穿著晚禮服的人們在金碧輝煌的建築內啜飲著雞尾酒，圍繞著鋪滿文件的桌子進行嚴肅討論，或是一群筋疲力盡的人經過幾週的談判，從隱蔽髒亂的地方鑽出來的樣子。實際上外交活動的精髓可以用這三點囊括：代表某個國家或組織、維持國際關係，以及防止或處理紛爭。常有人形容外交是藝術，這種藝術仰賴外交官的個人能力與投入，而外交官的後盾是那些他們代表的人，那些人的決心。
對外交官而言，沒有一條能確切通往成功的路。大多時候，外交官的工作都是安安靜靜維持國際關係穩定，但危機很可能會隨時爆發，幾天或幾小時內就激烈變化，席捲任何群體甚至國家。要處理這些危機有時需要長期、有耐心的準備，也需要建立同盟關係以及在現存體制內尋找方法。有時則需要快速解決問題，即使當下掌握的資訊很不完整、不可靠也一樣。
不管要解決什麼事件，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個人能力、外交手腕、敏感度、決心，以及最重要的判斷力。這些能力也得配合必要的工具才能真正帶來改變，那就是帶有籌碼的對話和談判。就算外交談判失敗了，境況變得混亂或進度因為衝突而停滯，最終能突破困境的也一定是外交。我認為人們低估了外交的重要，事實上它是處理國際關係最強大的「武器」。
歐盟並不是像美國、俄國和中國那樣的傳統強國。歐盟設立的外交政策機構，歐盟對外事務部，就將歐盟執委會和歐盟理事會的資源整合成新的混合體系，鞏固共同外交政策，也運用自身的經濟影響力作為軟實力工具。
帶領歐盟外交政策這幾年，我學到了究竟是什麼因素能帶我們走向成功。我也直面過外交政策的兩難之處，最重要的是，很少有乾淨俐落又簡單的抉擇。常常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法。我只能試著刻畫當時在場會是什麼樣子、歷史碎片又是如何構成的。每週我都要處理不同的事，不過通常都得面對疲憊高壓的行程、上萬英里的旅途。某種程度上我算是克服了時差，因為一天當中時間的概念對我已經不重要了。我會在晚上睡覺，白天工作。
我曾數百次造訪世界上各個國家，踏進過金碧輝煌的宮殿，也訪問過貧困潦倒的地區。我看過戰爭時難民營帳蓬築起的天際線，也曾見證過經歷多年砲火後重新修復的美麗建築。我有機會動用我所有感官，去品嚐空氣、嗅聞腐敗與無視、抱住受驚嚇的孩子、聽見那些藉口和撇清關係的嘈雜聲響，也看見地震或其他災害造成的重創。最重要的是，我曾與人面對面，試圖更好地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原因是什麼，解決方法又是什麼。和一群幾乎沒有共通點的人坐下來商討對策，至少要阻止事態繼續惡化。糟糕的是，有時候這群人可能還深深不信任彼此，或帶著怒氣。如果能達成這個短期目標，我們就有希望可以往下找長期解決方法。
對媒體來說，外交不是一個輕鬆的題材。外交活動通常都要投入很多精力，進展非常緩慢，所有參與者都必須守口如瓶，大多也不會公開進行。我常常讀到一篇我根本不知道在寫什麼的報導，可我本人當時明明就在報導提到的場合。雖然有些記者實在要讓我們抓狂，還是有部分記者願意花時間查證，能提供獨立觀點，而不是一味迎合編輯喜好。
在每章中我都會提哪些策略成功了，哪些沒有，以及當時若是做了什麼一切就會不一樣。外交沒有明確的終點，即使已經達成協議，外力、政治改革或單純的「事件」都可以把所有事搞砸。我們需要時刻警惕並長期努力。不應該一味做事後諸葛，雖然這也有一定的重要性。我的觀察和結論可能看起來很天真，可能會辜負他人，或表達了我當時沒有發現但是現在能夠確定的事。我沒有把這些刪掉，還是都寫進來了，因為這就是外交工作的現實。我學到了很多，商界菁英、外交官、積極分子（activist）、政治家、救援隊，以及軍事與民事行動都教了我很多東西。而那些為了自身、家人和國家能有更好的未來日夜不懈的人讓我學到更多。甚至那些可惡的想要造成混亂毀滅的人、為了達成個人目的傷害他人性命的人，都給我上了寶貴的一課。總的來說，我很驚訝有人能為素未謀面的人做到這種程度，我也很訝異竟有人能對住在一起好幾個世代的同伴做出這種事。
有時看到那些不作為的領導者把責任推給繼任者或直接無視問題，我很挫折。有時我也很敬佩他們冒著丟失職位或更嚴重的風險，做出抉擇的痛苦，甚至沒人能保證他們的努力會得到支持者認可。雖然不知道能否成功，但總有些事能讓他們付出一切。有些則是混亂製造者，比起減輕人民的苦痛，他們更在乎的是個人利益。以上所有人我都曾和他們坐在一起，握手，在鏡頭前擺好姿勢。我的工作不是厭惡他們，而是和他們坐下來一起解決問題。歸根結底，外交的最終目的就是把人們聚起來關進房間裡，直到達成一致。
我也認識到了更大的議題。每次遇到問題，能立即回應的選項其實有限：談判、調解、軍事介入、制裁、監管任務、壓力，諸如此類。這些回應共同組成了「外交工具箱」。時間充裕下，我們能試圖找出更好、更細緻、更長遠的解決方法，同時也不忘基本原則。
有些人相信一個國家沒有責任去處理別國潛在的問題。他們認為國家要做的就是保護好自身利益，不涉及其他。如果你真覺得這種缺乏遠見的觀點有道理，要給它蓋個紀念碑的話，我建議你看看世界其他地方。很多國家正苦於世界多年來的視而不見，日益毀損的基礎建設（或者根本沒有基礎建設）、腐敗的政府和稀缺的機會。如果不去處理這些問題，就很可能助長它們擴散。危機就像野火一樣，要是沒有處理乾淨，就會帶著復燃的火焰席捲而來，比之前更高溫更危險，吞噬著擋路的一切。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應該要擺在所有政治議程的第一位。配合其他機構達成這件事也會是工具箱裡最優先的事項。
我們不可能獨自處理任何問題。就算是強國也不能自己解決氣候變遷、恐怖主義和破壞式技術。Covid-19在幾週內就帶走生命、摧毀經濟，已經證明危險擴散到每個人家門前的速度究竟有多快。我們裝得好像這些是突然爆發的危機，實際上很多人已經預見到了。我們甚至會假裝重大危機是人胡亂編織的，是假議題，讓不作為成了我們的計畫。
在現實世界，如果我們想要保護自己，那就絕不能選擇不作為。一定要主動預見並為解決問題做準備。幫別人好好利用人生一樣代表合作。享受出國度假、從國外招募醫療人員、大學招生、組織強有力的貿易協定為國家帶來財富——這些都需要與他人合作。政府第一條職責就是保護人民安全，這建立幾點之上，在全球有類似想法的人們團結起來，抵禦危險、建立安全壁壘，以及給予人們機會。
為了團結付出越多努力，成功解決問題的機會就越大。不過知易行難。最好的情況下領袖也會在重要事項上有分歧，而最壞的情況是所有人對彼此充滿敵意。但我們至少要在相對和平的時候為即將到來的風雨做準備。在這個大家都想獨行的時代，我們必須堅守這個真理。
為二十八個國家、不同歐盟機構工作或和它們合作不是容易的事。它們有各自的歷史、經濟利益、恐懼和經驗，坐下來談判時不會輕易放棄這些堅持。地理因素也占了一席之地。靠近俄國的國家會較為關心二〇一四年的烏克蘭事件，而不是埃及的問題，反之亦然。然而，我們總有辦法找到一些積極的工作處理。
但不是所有事情都適合由官方組織介入，像是歐盟、北約或聯合國。有時不要用太有組織性的方法，效果會更好。我從非正式同盟那裡學到了非常多，這些同盟聚集起來是為了解決危機或降低影響。書中的故事將一遍又一遍證明這件事，尤其當同盟裡有我們最重要的夥伴，美國的時候。有時美國會扮演較為安靜但關鍵的角色，例如在塞爾維亞與科索沃調解之時。其餘時間他們在舞台上極有存在感，我們很難跟上。不過我們之間很少有意見相左的時刻。
我們也會抱怨彼此，就像美國的歐洲及歐亞事務助理國務卿維多利亞．盧嵐那次尷尬的通話外洩。她不滿意我們援助烏克蘭的進度，於是說了句「去他媽的歐盟」。但這件事比起英美關係破裂，更像是家人間的小齟齬。她很快就道了歉，歐盟也很快就把這件事拋到腦後了。
很多人不滿歐巴馬前總統不像他之前的幾位總統那樣關注歐洲事務。不過歐巴馬政府和他的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與約翰．凱瑞，以及他個人給我的支持都多的無與倫比。但我和他都相信，歐洲有能力做到更多事，希望我們能夠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他是對的。就像我們看到的，他的手段比他的直接繼任者要明智、友善的多。
有些合作更為反常。單單關注伊朗核問題的就有E3+3六國，由E3的法、德、英三國，與剩餘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俄、美、中三國組成（也可以稱為P5+1，表示五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加上德國）。他們要求歐盟主持並領導談判。這種專門處理一件事的合作模式代表，就算國際關係惡化緊張時，我們還是可以繼續合作，二〇一四年烏克蘭面對俄國侵略時就是這樣。我們堅持了下來，至少在我負責的四年內都有成功。但川普前總統碾碎了我們的希望，他讓美國撤出我們已經談成的核協議。有些人將這件事定調為川普因自尊受損而對歐巴馬做出的反動，有些人則認爲我們成功達成協議帶來的副產品是讓伊朗愈發膽大。也有些人只覺得這是一樁爛生意，儘管他們很多人大概根本說不出原因。而當時充斥著負面、孤陋寡聞報導的媒體一點忙都沒幫上。有個美國同事要所有打來抱怨核協議的人解釋什麼是濃縮鈾離心機，它的功用又是什麼。大多數人都說不上來。他建議那些人等知道了再打來。
E3+3的模式會讓人聯想到「正式」和「非正式」國際合作關係的差別。「正式」國家組織包括聯合國、歐盟、北約和世界貿易組織。他們要求會員國在紙上簽字，大多會制定複雜的條約和規範。要成為會員國需要具備民主、人權等原則。從讓會員國接受這些價值到強制他們遵守價值很不容易，看我們如何維護某些歐盟會員國的媒體自由和司法獨立就知道了。但「正式」合作關係能夠深度的、長時間的、穩定的讓政策隨著時間發展。我在歐盟對外事務部的五年讓我開始擅長預測各個國家的立場，雖然偶而會因為政府組成的驟變而添加不穩定因素。
「非正式」組織則越來越常見，像是敘利亞之友和利比亞聯絡小組。這些專門處理一個問題的非正式組織才能將原本沒什麼共通點的國家聚到一起。比起價值觀，非正式組織更關注能否提供解決方案，以及成員國迅速採取行動的決心。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不顧人民意願，帶來一系列威脅時，薩科齊前總統曾在巴黎召集同盟。這就是一個例子，不同國家能聚在一起，迅速回應特定危險。隨著時間推移，北約拿下了主導權，不過最初對利比亞的干預源於巴黎會議。我試過注意軍事行動準備期間決定是如何促成的，軍事行動之後又是如何發展。
但是，利比亞的未來絕不會在的黎波里之外的任何一個首都決定。確定解決方案之前需要大部分人的同意，而一個詳細計畫需要所有人的支持。伊朗核能的未來也不會交由任何一個國家決定，尤其是敵意與不信任讓對話的一開始就抹殺了所有可能性。塞爾維亞和科索沃都希望加入歐盟，他們需要其他國家支持才能達成這個目標，尤其是美國的支持。
我常常問我的同事：「接下來呢？」鼓勵我們思考立即性危機背後延伸的議題。我們很難真的看到接下來會發生的事，不過要是不把眼光放到短期目標之外並訂立計畫，長期成功的機率就會大大降低。要處理索馬利亞的海盜危機就不能忽視其他結構性問題。走投無路的年輕男人被迫加入海盜，造成大片海域的混亂，阻擋了每年經過索馬利亞海岸的三萬艘船。我們必須思考立即性危機背後延伸的議題。就如負責歐盟軍事行動的英國海軍上將所言，解決海上問題的關鍵在陸地上。
二〇一〇年海地那場一分鐘內帶走超過二十萬人的大地震也一樣。各個國家和救援組織共同努力提供災民庇護所、食物、水，以及醫療服務。但對海地這個超過半世紀以來都在接受援助的國家來說，立即性危機背後還有其他艱鉅的挑戰。要建立真正能運作的政府和公民社會需要長時間的過程和大量的努力。不過這是必須的付出，否則海地整個世代的女孩都無法上學、商業無法繁榮興盛、政府無法有效率的運作、人民也無法回到家中。
我在這條路上從來不孤單。歐盟對外事務部是由來自整個歐洲的外交官和專家建立的，他們願意離開家鄉，為了其他國家加入這場眾人共同的冒險中。每一步、每個決定、每個選擇都是他們協助促成的，歐盟欠了他們太多。即使面對最頑固的問題，他們依然努力工作，也表現出了出眾的才能及幽默。最重要的是，他們能夠忍受我。我永遠沒辦法表達完我的感謝。除了每章提到的人之外，還有非常多出色的官員以及外交部長，他們總是不覺疲倦的工作，支持我的努力。他們中某些人還與我保持著聯繫，而其他人則踏上了另一段旅程。無論他們身在何方，我都沒有忘記。我欠下的債無論如何都不會消失。
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很驚訝民主時常成為我論述的中心。我總是在講民主毀壞、對民主的渴望以及建立民主遇到的挑戰。阿拉伯之春席捲中東與北非時，我見過歡呼的群眾，他們充滿熱情、希望和決心。「我們想要有權利選擇民主作為生活方式，就像你們那樣。」一個利比亞的年輕人這樣說，他相信利比亞會在無盡的可能性中抵達更好的未來。然而情況不容樂觀時，我常看到他們臉上對可能性的熱忱逐漸淡去。
我們能活在民主社會中非常幸運，所以必須幫助其他想要選擇民主作為生活方式的人們。媒體自由、司法獨立、為人民服務的警察系統、有力的非政府組織（NGO）以及公民社會，所有這些都需要外界援助才得以生根、發芽、茁壯成長。若要達成我所謂的「深民主」（deep democracy），這些都是必備要素。深民主能讓選舉在完全公平自由的環境下舉行，人民可以免於恐懼，自由做出選擇。對那些懼怕推翻暴政會導致民粹主義推崇極端反西方主義的人來說，這是最好，可能也是唯一的回答。歐洲以往經驗告訴我們，要達到包容、和平與繁榮的社會，真正的民主是必不可少的地基。在那些民主還未茁壯的地區，我們還無法很快達成目標，路上也不會缺少障礙。但深民主是我們抵達終點的唯一途徑。

一、

我們與俄國政府的會議在克里姆林宮進行。大廳裡綠孔雀石柱靠近門豎立著，高大的門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上面用黃金包裹著。牆上有俄國過去的領導者肖像居高臨下的望著。我與時任總統德米特里．梅德維傑夫（Dmitry Medvedev）幾週前在尼斯（Nice）的一場會議上說過話，所以我們有過一面之緣。我們從他那裡轉移到真正掌握權力，或是我當時寫的「權力從他身上滲透出來」的人身上，也就是普丁。
我們一起坐下吃午餐，巴洛索邀請我先發表貿易和經濟議題，這些是普丁一直很感興趣的事。與一個和我過去遇到的人們相差極大的人坐在對面是種奇妙的體驗。我會做的第一件事是觀察，觀察他們如何應對，他們的風格是什麼。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敘事方式」，你可以從中學習的一種存在的方式。這些年來，每當有人問我某位領導者本人是什麼樣子，他們問的很可能會是普丁。他讓其他人既著迷又焦慮，各有原因。
他本人就跟電視或照片上看起來一模一樣，身高一樣，身材也一樣。他有一雙很明顯的藍眼，但不像有些人猜測的，他的眼睛既不會穿透人心，也不像鯊魚一樣有著掠食者的目光。我很抗拒將非凡的外貌特徵或神奇力量加諸在特定領導者身上。他不太常笑，周身沒有一點溫暖的感覺。在我和普丁的所有會面中，他表現出的態度都是不打算未來和歐洲同進退。他的不滿很深，在他眼中，事情是祖國母親遭受侵略，犧牲了數百萬人民，幾百年來都在苦痛之中水深火熱。他不是來表達善意的，他和歐盟互動只是因為這段關係有其用處，而某一天歐盟可能就無法再提供足夠有用的價值了。等到這一天，也許就在不久的將來，他會毫不猶豫的放棄這段關係，不會施捨一點餘光。
他會專注的看著能引起他興趣的事物。此時此刻他看著的是擺在他前面的幾張小卡片。我想像上面寫著坐在他前方的這群人簡略的經歷，但這大概只是我的幻想。上面最有可能寫著我們的身分，和他發言需要的短筆記。我說話時他會專注在我身上，同意我的話時簡單點點頭，不同意時就沒有任何表示。這些都不代表什麼，不過很明顯他才是那個掌權者。之後我一遍一遍發現，控制時間也是他策略的一部分。這次所有事都超出了預定時間，所以我們只能匆忙趕回飛機上，其他時候我們可能要等上非常久才能開始會議。他很少準時到場，不管是哪種情況，他都是掌握控制權的那個。之後幾年我常和普丁在某些議題上目光交會，最經典的例子是伊朗核協議。也有立場相對的時候，例如在面對烏克蘭議題時。

「外交」這個詞會讓人聯想起一系列景象，包括打著黑領帶、穿著晚禮服的人們在金碧輝煌的建築內啜飲著雞尾酒，圍繞著鋪滿文件的桌子進行嚴肅討論，或是一群筋疲力盡的人經過幾週的談判，從隱蔽髒亂的地方鑽出來的樣子。實際上外交活動的精髓可以用這三點囊括：代表某個國家或組織、維持國際關係，以及防止或處理紛爭。常有人形容外交是藝術，這種藝術仰賴外交官的個人能力與投入，而外交官的後盾是那些他們代表的人，那些人的決心。
對外交官而言，沒有一條能確切通往成功的路。大多時候，外交官的工作都是安安靜靜維持國際關係穩定，但危...

序

我還是個小女孩時，在我的藍色塑膠鉛筆盒寫上了名字和地址。寫上一般會有的街道號碼和名字、村、郡之後，我還寫了英格蘭（England）、英國（UK）、歐洲、世界、宇宙。我不是什麼有雄心壯志的國際主義者，只不過是住在英格蘭西北部的威根（Wigan）這麼一個冷清城鎮的小女孩，寫下她當時認為稀鬆平常的事。不管是好是壞，我們現在都相互連結在一起。
數十年之後，我有了機會，先是經由貿易談判，後是外交，去連結各個大陸上超過一百個國家，也曾經代表過二十八個國家的意見和價值。這是很艱鉅的任務。二〇〇九到二〇一四年是充滿動亂的時期，幾十年下來確立的價值在幾天內就遭盡數摧毀。期待和希望更好事物的火苗經常燃起，然後又熄滅，有時甚至幾小時內就會經歷數次這個過程。我與所有人一同掙扎著，與一群最聰明、最願意付出的外交官與政治家一起工作，試圖有效率地處理問題，認識他們是我的榮幸。我也遇過很多獨裁者與謀殺犯，不過我遇到的絕大多數人都只想要過上更好的生活。他們為了自己和家人而追尋，我見證過他們展現的勇敢和決心，讓我驚嘆不已。
之後幾年常有人問我喜不喜歡作為第一位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盟執委會副主席（High Representative for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First Vice President of the Commission）的工作（沒錯，史上最長的職銜，所以之後我們叫它歐盟外長〔HRVP〕），答案是否定的。的確有些時刻能讓我充滿深刻的滿足，甚至喜悅，我也在這段期間交到了人生中一些摯友。但工作總是源源不絕，沒有時間讓人自鳴得意，永遠都有其他問題要處理。每天都有同樣程度的讚賞與憎恨加諸在我身上，不過憎恨對我造成的影響比讚賞多得多。我害怕媒體，恐懼新聞，擔心著我滿世界的外交官，希望好消息能久違的來一次。我去過那些世界上最險惡的地方，看過生活在悲慘陰影之下的孩童，聽過各種關於毀滅的故事，與在地震或是戰爭中受傷和失去親友的人一同哭泣，也思考過人性之惡。我見證過險惡環境誕生的勇敢與善良，看著難民營裡的孩子無限渴望在滿布灰塵、搖搖欲墜的教室或帳篷裡學習。我做了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清楚這些永遠不夠，也擔憂其他能力更好的人或許能做的比我多。
有些時候我們得到了成功，像是伊朗（Iran）核協議，或塞爾維亞（Serbia）與科索沃（Kosovo）的協議。當時的成功現在看起來就像曇花一現，沒有在該解決問題的時候就斷乾淨。失敗的陰影依然籠罩──敘利亞（Syria）尚未解決的悲劇、利比亞（Libya）的混亂，以及烏克蘭（Ukraine）戰爭的恐怖。不過有些時候生活會為某些人留情，希望的火花會在地平線上閃爍。
這本書花了很多時間才寫成。我原本想把所有東西拋到腦後的決心，終究還是輸給了人們的好奇。很多人要我講出我的故事，我講了之後，他們又催促我寫下來。我想要描述身為一個普通人卻拿著重要角色的劇本，要在事件之中斡旋的感受。每一章都是基於我丈夫彼得．凱拿（Peter Kellner）當時向我做的採訪。我穿著牛仔褲坐在他書房裡，講述過去幾週發生的事。彼得會提問，幫我釐清細節，像是我說了什麼？那地方長怎樣？當時心情如何？這些是黑白的新聞稿中僅有的色彩。撰寫採訪紀錄重新帶我回到了那段時光、那些地方。我這些年忘掉的細節比想像多，光是回憶起當初每週旅行上萬英里就讓我筋疲力盡。這本書裡我只選了幾篇故事，而且它們絕不是涵蓋各方各面的歷史。一定有很多分析師和歷史學者可以更公正的評判這段時期，這是我做不到的。但我希望我的回憶能夠呈現二十一世紀外交的複雜難解，也提醒我們，我將近五十年前寫在鉛筆盒上的話到今天依然適用。

序

我還是個小女孩時，在我的藍色塑膠鉛筆盒寫上了名字和地址。寫上一般會有的街道號碼和名字、村、郡之後，我還寫了英格蘭（England）、英國（UK）、歐洲、世界、宇宙。我不是什麼有雄心壯志的國際主義者，只不過是住在英格蘭西北部的威根（Wigan）這麼一個冷清城鎮的小女孩，寫下她當時認為稀鬆平常的事。不管是好是壞，我們現在都相互連結在一起。
數十年之後，我有了機會，先是經由貿易談判，後是外交，去連結各個大陸上超過一百個國家，也曾經代表過二十八個國家的意見和價值。這是很艱鉅的任務。二〇〇九到二〇一四年是充滿動亂的...

目錄
序
前言
一、前往布魯塞爾的旅途
二、二十一世紀的索馬利亞海盜
三、大地震：海地與日本
四、阿拉伯之春（一）：埃及與穆西倒台
五、阿拉伯之春（二）：利比亞的瓦解
六、西巴爾幹半島：塞爾維亞與科索沃的對話
七、伊朗核協議
八、烏克蘭革命
後記
致謝
索引

目錄
序
前言
一、前往布魯塞爾的旅途
二、二十一世紀的索馬利亞海盜
三、大地震：海地與日本
四、阿拉伯之春（一）：埃及與穆西倒台
五、阿拉伯之春（二）：利比亞的瓦解
六、西巴爾幹半島：塞爾維亞與科索沃的對話
七、伊朗核協議
八、烏克蘭革命
後記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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