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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夏慤村作為烏托邦 張燦輝
雨傘運動已是十年前的事，「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本來是初衷，但雙學的介入徹底改變運動方向：七十九天的夏慤村佔領是意料之外的「奇蹟」。
雨傘運動，不，是雨傘革命，改變了三子的原意，也改變了香港人的命運。從雨傘到反送中，香港人覺醒了，知道命運要在自己手中，民主自由需要我們去爭取。儘管最後我們失敗了，香港已死，淪陷為大陸沿海的城市。我們這批被迫離家外出的香港人，能不痛苦悲哀憤怒嗎?
「雨傘運動/革命」是重大課題，需要多方面的反省和研究。
這本文章相集《傘後拾年：夏慤村的未圓夢》計劃，緣起於東京大學在本年九月二十六日的雨傘十周年紀念會議中我的雨傘相片展覽，展出黑白相三十張，從我拙作《異域》選出來，本來沒有現時在臺灣出版的構想；但「一八四一」出版社諸編輯看後，覺得應該為雨傘十年做些有意思的回顧，是以建議這文章相片集。
雨傘運動時我拍了不少相片，但是沒有警民衝突的激情情況，沒有催淚彈煙霧，反以在夏慤村的「烏托邦」為主軸，顯現七十九天「愛與和平」的世界。香港歷史從未發生過，相信以後也不可能再出現。事實上，相比世界上其他類似運動，如「太陽花」二十三日或「佔領華爾街」六十三日；八九天安門廣場的佔領也只不過是四十九天！我們的「夏慤村」是絕無僅有的！
讓我們重溫那一段歷史：二○一四年九月二十八至十二月十五日，香港發生一場歷時七十九日的公民抗命運動—「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初時，數千高中及大學生罷課，抗議北京就二○一七年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方法提出不公義的假「普選」方案，要求民主真普選。及至九月二十八日，香港警方施放八十七枚催淚 彈，驅散數萬名示威者。但是，這並沒有成功。期後，學生帶領公民抗命，佔領香港市中心三個繁忙區域，包括：旺角、銅鑼灣及香港島中心干諾道。我在這裡不是評論該運動的社會及政治分析，而是在香港市中心佔領區域中的個人烏托邦體驗。
干諾道佔領區（後被稱為「夏慤村」）位於香港金融中心核心地帶，延伸超過兩公里。就在政府總部辦公室包圍的這個區域裡，原本阻擋警方清場的零星路障，慢慢出現露營帳篷和帳棚，最後演變為五臟俱全的小村莊。有統計指，當時在該區出現超過
一千九百個帳篷，分布在干諾道中、夏慤道、添美道、立法會前，及添馬公園。這些地方的交通一般極為繁忙，每分鐘上千交通工具往來，事實上不可能有任何行人的，當時卻有無數的人在夏慤村內熙來攘往，更有數百學生和抗爭者全天住在佔領區內。
佔領的目的是為了爭取自由及公開的香港政府行政長官選 舉。這僅是真正民主及真正普選的訴求；那是北京政府在三十年前於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過的。
與世界其他地方的示威不同，那次佔領出奇地和平及和諧。這個村莊是從大型抗爭行動中意外地創造出來的。帳篷本來不應出現在那兒。期時被阻塞的高速公路，脫離了它日常的功能。那是一個在日常地方打開的空間。明明交通繁忙是鐵則，人們卻能夠站在那條通往夏慤村的隧道，簡直超乎想像。以傅柯（Foucault）的意義來說，夏慤村是一個很好的「異托邦」（heterotopia）例子。
《時代雜誌》對這個奇怪的地方，作出了很不錯且客觀的描述：「這裡沒有領袖，但是所有事情，由帳篷提供到回收站，都完美地運作著。（……這是）典型政治學上的無政府主義：自行運作的社區。」 依與我聊天的抗爭者的說法，人們從沒有任何建村的計劃，也沒有發起的組織。在沒有特定領袖的呼籲下，人們— 大部分都是年輕的專業人士、辦公室人員及學生— 僅自願地走進來，架起他們的帳篷，並有秩序地、和平地、有禮貌地生活。這裡亦無需貨幣，因為人們可以自由地取走及擺放所有供應品。大家互相尊重；每個人都是平等，只被同一共識—他們佔領這裡的原因，即以愛與和平及非暴力爭取真正民主—拉在一起。這不是一場派對，而是一場抗爭。每個人都自由地以文字或藝術形式，發表他/她的意見。大部分人在白天仍然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下班後又回到村莊來。晚上經常有集會，以發放最新的消息，及由不同人士發表演講。當然，有時會出現激烈的辯論，但是從不會演變為暴力衝突事件。那裡還有廣泛的學習區， 並設有無線上網及枱燈，以供學生在義務補習導師指導下學習。那裡亦有輔導攤位、小型圖書館、回收及宗教設備、保安巡邏、不同的露天講座點及急救站。那裡是法國的國家格言— 「自由、平等、博愛」（Freedom, equality, brotherhood）實現之地。夏慤村不只是異域，還是烏托邦(Utopia)。
沒有人會相信如此的烏托邦會在現實中出現。我整生都未曾體會過這樣的烏托邦經驗。但是它真的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了。這烏托邦的經驗遠非不真實，但是的確來自真實，從這意義看，它是超越真實的。我們應記住其他所有道路和街道，僅是附近與干諾道夏慤村平行的道路，仍如常運作。但是從「超越真實」的烏托邦村莊的角度看，人們對日常「真實」世界的認知（perception of the everyday 'real' world）卻產生巨大的變化。
夏慤村是面對政治不公和警察施暴時，源自良知呼喚的產物。烏托邦渴望的公義、民主和自由，突然在擁有同樣思想的 群體中成為可實現的。夏慤村，從不存在的地方出現，成為這
個烏托邦「借來的地、借來的時」(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無可否認，從佔領開始時，一直籠罩著悲劇的氛圍。很少人相信香港政府會聽取學生及抗爭者的訴求。沒有人會想到北京真的會推翻二○一四年年八月三十一日有關二○一七年選舉程序的決定。我們注定失敗。但是我們勇敢地對命運說「不」、對公民抗命說「對」。
事實上，夏慤村是典型的希臘悲劇。但它亦是一部浪漫劇。無論我們有多喜歡這部美麗的劇作，我們都知道終幕將會到來，布簾將會落下。烏托邦可能是轉瞬即逝的。在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佔領第七十九日，警察開始夏慤村清理行動，香港最高 法院亦緊接於那個星期一頒布禁制令。第二天夏慤村消失了，不剩一片雲彩。然後，「借來的地」歸還給日常道路使用者；「借來的時」亦還予學生和抗爭者的日常生活。再一次，烏托邦退回到人類的希望之中，退回到人類的可能性。但是，沒有這個烏托邦希望和可能性的話，人類歷史和生命就可能沒有意義了。
以上的文字從拙作《異域》的後記引述過來 。夏慤村是場浪漫悲劇，雖然失敗，但是讓香港人醒覺起來。沒有人知道雨傘運動五年之後的反送中運動，將整個香港顛覆過來，更是一場徹底的悲劇，香港人的抗爭引發共產專制政體決心摧毀這個曾經是最自由開放法治的城市。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和白色恐怖是香港的現實。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國安法定立之後，大家都清晰知道共產黨的答允:「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等等全是謊言。在極權專制下忍辱生活，還是懷著悲憤莫名的無奈離開，是每個香港人的存在問題。
曾經積極參與雨傘運動的朋友，選擇自我流亡人數也不少。計劃出版這本紀念雨傘運動十周年時，我和「一八四一」編輯費盡心思去決定邀請那些朋友撰寫文章，因為我們肯定有很多雨傘 運動中重要人士不能或不會參加是次出版計劃。這本不是全面探討雨傘革命的研究，這些仍要留待後人去實現。這本是以「愛與和平」的相片和文章來重現夏慤村的烏托邦日子。我們想到撰寫 文章的朋友只要附合兩個基本條件：積極參與過雨傘運動和不再返回香港。
這出版計劃是有點急促，但仍得到十位朋友熱心支持：朱耀明、貝爾雅、阿古智子、杜嘉倫、周竪峰、周永康、陳健民、黃國才、楊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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