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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的控制形式
在發達工業文明裡，普遍存在一種舒適、順暢、合理且民主的不自由（unfreedom），這是技術進步的象徵。的確，還有什麼比下述情況更理性（rational）呢？在有社會必要但執行起來痛苦的機械化過程中壓抑個體性；將個別企業集中起來，成為更有效、更具生產力的大公司；對設備水準不一的經濟單位間的自由競爭進行調節；限縮阻礙國際資源調配的各種特權與國家主權。這種秩序還涉及了政治和智識的協調（coordination），這可能是令人遺憾但也充滿希望的發展。
曾經在工業社會起源與早期階段發揮關鍵作用的各種權利與自由，如今已屈服於這個社會的更高階段：它們正在失去傳統的理論基礎與內容。思想、言論與信仰的自由——和它們提倡並保護的自由企業一樣——原本本質上是批判性的概念，旨在用一個更具生產性、更理性∕合理（rational）的物質與智識文化，來取代僵化過時的文化。這些權利與自由一旦制度化，成為社會的組成成分之後，便與社會的命運休戚與共。成就推翻了前提。
一旦免於匱乏（freedom from want），亦即一切自由的具體本質，變成真實的可能性，那些與生產力落後狀態對應的自由，也逐漸失去原有的內容。在一個似乎越來越能透過其組織方式滿足個人需求的社會中，思想獨立、自主以及政治上的反對權利已喪失基本的批判功能。這樣的社會，可以正當地要求人們接受其規則與制度，並且迫使反對力量在現狀內進行替代政策的討論和推動。由此面向來看，無論是由威權或非威權的體制來滿足人的需求，似乎都差別不大。在生活水準提高的狀況下，對體制的不服從（non-conformity）似乎對社會無益；如果不服從造成實際的經濟與政治損失，並且對整體的順暢運作產生威脅，就更是如此。的確，至少就生活必需品而言，似乎沒有理由一定要透過個人自由的相互競爭，來進行商品與服務的生產與分配。
企業的自由從一開始就不完全是好事。企業的自由是一種「不工作就挨餓」的自由，為絕大多數的人口帶來勞苦、不安全與恐懼。倘若一個身為經濟主體的人不再被迫在市場上證明自己的價值，這種類型的自由（freedom）的消失，將會是文明的重要成就。機械化與標準化的技術進程，可能釋放個人能量，進入一個未知的、超出生活必需之外的自由領域。人類生存的結構本身將改變，個人會從工作世界強加在他身上的異己的需求（alien needs）和異己的可能性（alien possibilities）中解放出來。個人將能自由揮灑對自己生命的自主權。倘若生產性機構（apparatus）能組織並導向生活基本需求的滿足，對它的控制大可集中化；這樣的控制將不會妨礙個人自主性，反而會使個人自主性成為可能。
這是發達工業文明可能達成的目標，也是技術理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的「目的∕終點」（end）。然而，實際發生的趨勢卻相反：機構將其防禦與擴張的經濟和政治需求，強加在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之上，也強加在物質與智識文化之上。當代工業社會組織其技術基礎的方式，使社會很容易變成極權主義（totalitarian）式的社會。因為「極權主義」不僅對社會進行恐怖的政治協調，還是一種非恐怖式的經濟–技術協調，也就是由既得利益者來操縱需求。據此，它使人無法有效地對抗整體社會。有助於極權主義的，不只是特定形式的政府或政黨統治，還包括那些可能與政黨、新聞媒體及「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等的「多元主義」（pluralism）並行不悖的特定生產與分配體系。[1]
如今，政治權力掌控了機械過程以及機構的技術組織，而有效發揮作用。唯有成功地動員、組織、利用工業文明既有的技術、科學與機械生產力，發達與邁向發達工業社會的政府才能維持並確保自身的運作。生產力動員的是整個社會，超越了特定的個人或團體利益。機器的物質力量（難道只有物質嗎？）勝過個人的力量，以及任何由個人組成的特定團體的力量。這個無情的事實使機器在所有以機械過程為基本組織的社會中，變成最有效的政治工具。但是這種政治趨勢有可能翻轉；機器的力量，歸根究柢是人類力量的囤積與投射。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將工作世界理解為一座機器並據此將其機械化，它就在多大程度上成為人類新自由的潛在基礎。
當代工業文明顯示它已達到這樣的階段：經濟自由、政治自由、智識自由這些傳統概念，已無法妥善界定「自由社會」。不是因為這些自由變得微不足道，而是因為變得太重要，以至於無法侷限在傳統形式之中。需要有新的實現模式，來對應新的社會能力。
這類新模式只能從否定的角度來表達，因為新模式等同於對現行模式的否定。因此，經濟自由就是從經濟中解脫——擺脫經濟力量與經濟關係的控制；免於日常的度日求生，從掙錢營生中解脫。政治自由意味著將個人從他們無法有效控制的政治中釋放出來。類似地，智識自由意謂恢復已被大眾傳播與灌輸同化的個人思想，將「輿論」（public opinion）及其製造者一併廢除。這些主張之所以聽起來不切實際，不是因為這些主張具有烏托邦的性質，而是說明了阻止它們實現的力量有多麼強大。對抗解放最有效、持久的戰爭形式，就是向人民灌輸物質與智識需求，使各種陳舊的生存競爭形式得以延續。
人類在生物層次之外的需求，其強度、滿足，甚至是特徵，總是被預先制約。對某事物是做或不做、享受或破壞、擁有或拒絕，其可能性是否成為一種需求（need），端看現行的社會制度和利益是否視其為可欲（desirable）和必要（necessary）。在這個意義上，人類需求是歷史性的需求，而且社會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個人的壓抑性發展，個人的需求本身和追求滿足就會在多大程度上從屬於高於一切的批判標準。
我們或許可以區分真實的需求與虛假的需求。「虛假」的需求是那些透過特定社會利益，強加於個人身上的壓抑：這些需求使勞苦、侵略性、悲慘與不公平得以延續。滿足那些需求，對個人可能是非常慶幸的事，但是倘若這種滿足會阻礙（個人或他人）發展辨認整體病態並掌握疾病治療機會的能力，它就不是必須維繫或保護的。其結果就是在不幸中感到欣慰。現行的多數需求，如放鬆、娛樂、按照廣告行事和消費、愛人所愛、恨人所恨，都屬於虛假需求的範疇。
這類需求具有某種社會性的內容和功能，由個人無法控制的外在力量所決定；這些需求的發展和滿足是他律的（heteronomous）。無論這些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已變成個人本身的需求，並透過個人的生存狀態而再生產與強化；無論個人如何認同那些需求，並且在需求的滿足中發現自我，這些需求還是和起初一樣，是這種社會的產物：在這個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利益要求壓抑一切。
壓抑性需求（repressive needs）的普遍性，是一個既成事實，是在無知蒙昧與失敗中被接受的事實，但這是一個必須廢除的事實，不管是為了幸福的個人的利益，還是為了那些以痛苦作為滿足代價的人的利益。只有至關重要的需求，才能夠無限制地要求滿足，比如說在可企及的文化層次上的飲食、衣著和居住。這些需求的滿足是實現所有需求的先決條件，無論是高尚或不高尚的需求。
對任何意識或良知而言，對任何拒絕將主流社會利益視為思想與行為最高指導法則的經驗而言，現行的需求和滿足體系是必須加以質疑的事實，要從真和假的角度來質疑。這些角度完全是歷史性的，其客觀性也是歷史性的。在給定的條件下，對需求及其滿足的判斷涉及優先性（priority）的標準——這些標準是指最充分地利用人類現有的物質和智識資源，使個人，而且是所有個人，得到最充分的發展。這些資源是可以計算的。需求的「真」和「假」要從客觀條件來看，如根本需求的普遍滿足，以及勞苦和貧窮的逐步減少，都是普遍有效的判斷標準。然而，作為歷史性的標準，它們不僅因發展的地區和階段而異，而且只能透過與現行標準（或多或少）相矛盾的程度來界定。哪個法庭膽敢宣稱擁有決斷的權威呢？
歸根究柢，究竟何謂真與假的需求，這個疑問必須由個人自己來回答，但只有歸根究柢才是如此；也就是說，唯有他們能夠自由提出自己的答案時才是如此。只要個人無法自主，只要被洗腦與操縱（直到成為他們的本能），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就不能視為他們自己的。然而，同樣地，沒有任何法庭能夠正當地自認有權決定哪些需求應該發展和滿足。任何這樣的法庭都應該受到譴責，儘管我們的反感無法消滅這個疑問：如果人們已受到有效又具生產性的支配，該如何創造自由的條件？[2]
壓抑性的社會管理變得越理性、多產、有技巧及全面，受管理的個人打破奴役狀態，獲取個人自由的手段和方法就越難以想像。不可否認，將理性（Reason）強加在整個社會上，是弔詭且有害的想法——但當這個社會嘲諷此想法，卻還把轄下人口變成全面管制對象時，人們還是會質疑該社會的公正性。所有解放皆仰賴奴役意識的覺醒，然而這種意識，總是因為需求和滿足（這些需求和滿足相當程度上已經變成個人自己的事）佔據了支配地位而難以出現。解放的過程總是由一個前提（preconditioning）系統取代另外一個；終極目標是以真的需求取代假的需求，拋棄壓抑性的滿足。
發達工業社會的獨特特徵，是它有效遏制了那些尋求解放的需求——也就是從那些可容忍、有利可圖又舒適的狀態中解放——並且既維繫又寬恕豐裕社會的毀滅力量和壓抑功能。在此，社會的控制強求的是過度生產與消費；對不再真正必要的、使人麻木的工作的需求；對能夠舒緩並延長這種麻木的放鬆模式的需求；維持欺騙性自由的需求，包括如管制價格中的自由競爭、自我審查的自由出版、在各種品牌與小玩意之間的自由選擇。
在壓抑性整體（repressive whole）的統治下，自由（liberty）可以被塑造成有力的支配工具。可供個人選擇的範圍，並不是決定人類自由程度的關鍵因素，最重要的是可以選擇什麼，以及個人選擇了什麼。自由選擇的標準永遠不可能是絕對的，但也不是全然相對的。自由地選舉出主人，並不會消滅主人或奴隸的存在。對廣大多樣的商品與服務的自由選擇，並不意味著自由，假如這些商品與服務維持了社會控制，將之強加在勞苦與恐懼的生命之上——也就是說，假如他們維持了異化狀態。同時，個人自發地重複被強加的需要，並不能建立自主性；反倒是證明了控制的效力。
我們堅持主張這些控制的深度及其效力，會招來反對意見，反對者說我們過度高估了「媒體」（media）的洗腦力量，並且說人們自己可以感受到並滿足如今強加在他們身上的需求。這種反對意見沒抓到重點。這種預先制約（preconditioning）的狀態，並不是隨著收音機與電視機的大量生產及其控制的集中化開始的。人們進入這個階段時，早就是一個受到預先制約的容器了；關鍵的差異是：既有（given）與可能（possible）的對立（或衝突）、被滿足的需求與不被滿足的需求的對立（或衝突）被消除了。這裡，階級差別的所謂平等化（equalization）顯示出其意識形態的功能。如果工人與他的雇主享受同樣的電視節目，到同一個渡假聖地去玩，如果打字員和他雇主的女兒打扮得一樣花枝招展，如果黑人（Negro）擁有一輛凱迪拉克（Cadillac），如果他們都讀同一份報紙，那麼這種同化顯示的不是階級的消失，而是告訴我們，那些維繫了當權者（Establishment）地位的需求和滿足，如今在多大程度上也由底層人民一起共享。
確實，在當代社會最高度發展的區域，將社會需求移植為個人需求是如此成功，以致兩者似乎只有理論上的差異。一個人是否真能區辨大眾媒體是資訊及娛樂的工具，還是操縱及灌輸的力量？汽車是討厭的，還是方便的？功能性建築是糟糕的，還是舒適的？是為了保衛國家工作，還是為了企業營利工作？提高生育率是為了私人歡愉，還是為了後續的商業及政治效用？
我們再度面臨發達工業文明極為棘手的面向：其非理性（irrationality）所具有的理性特徵。其生產性及效率，其促進並散布舒適的能力，將浪費轉為需要，以及破壞變成建設，這個文明將客觀世界轉換成人類心靈及身體之延伸的程度，使異化這個概念本身可疑了起來。人們在商品中認識自己，在汽車、組合音響、錯層式住宅、廚具中找到自己的靈魂。將個人與他所處社會連結起來的機制已經改變了，而社會控制就是以這個機制生產的新需求為基礎。
在某種新的意義上，現行的社會控制形式是技術性的。當然，在整個現代時期，技術的結構，具有生產性和破壞性的機構（apparatus）所具有的技術結構及效力，一直是讓人口從屬於既定社會分工方式的主要手段。此外，這種整合總是伴隨更顯著的強制形式：生計的喪失，乃至司法、警察、軍隊的管理。現在仍是如此。但是在當代，技術控制看起來就像是理性（Reason）本身的體現，對所有社會團體與利益都有好處——到了所有矛盾都不理性∕不合理，一切反抗都不可能的程度。
怪不得，在這種文明最發達的區域，社會控制已經被潛移內化（introjected）到這個程度，就連個人的抵抗也在根本上受到影響。在智識和情感上抵制「隨波逐流」（to go along）會顯得神經質（neurotic）又無能（impotent）。這是當代所獨有的政治事件的社會–心理面向，而這個政治事件就是：在工業社會前一個階段似乎代表了新的生存形式可能性的歷史力量正在消失。
然而，「潛移內化」（introjection）這個詞，描述的或許不再是個人自身再生產與維持社會加諸的外在控制的方式，而是意謂種種相對自發（spontaneous）的過程，透過這個過程，自我（Self；Ego）將「外部」（outer）移置為「內部」（inner）。所以潛移內化意謂存在一種有別於、甚至敵對於外部緊急狀況的內在面向——是一種有別於公共輿論及行為的個人意識與個人無意識。[3]此處所談的內在自由（inner freedom）觀念有其現實性（reality）：它劃出人們得以成為「自我」、維持「自我」的私人空間。
如今，這塊私人空間已經遭到技術現實的入侵與壓縮。大量生產與大量分配奪走了整個個人，而工業心理學早已不侷限在工廠內部了。在幾乎完全機械化的反應中，各式各樣潛移內化的過程似乎變得僵化。結果不是調整（adjustment）而是模仿（mimesis）：個人直接等同於他的社會，從而等同於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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