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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書重點為二十世紀西亞地區各國邊界劃分、消逝、再劃分的過程。這主題發想自筆者在二十世紀初期英國與伊朗外交關係的研究裡，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文簡稱為一戰）之前，伊朗（Iran）卡加王朝（Qajar Dynasty, 1774-1925，後文簡稱為卡加）與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 1299-1922，後文簡稱鄂圖曼）的邊界劃分。在英國與伊朗的外交檔案之中，可看到伊朗與鄂圖曼邊界糾紛，聚焦在北方的高加索（Caucasus）地區與南方的阿拉伯河（Shatt-e Arab）如何劃分界線的問題。
在稍作研究回顧之後，發現這個議題相當複雜，牽涉到自十六世紀以來伊朗薩法維王朝（Safavid Dynasty, 1501-1736，後文簡稱薩法維）與鄂圖曼競爭的歷史，也間接造成二十世紀一九八○年到一九八八年伊朗與伊拉克（Iraq）的兩伊戰爭（Iran-Iraq War）。有關伊朗與鄂圖曼邊界問題的相關研究，可參考一九五八年哈拉利（Maurice Harari）的博士論文，以及二○一三年學者阿特希（Sabri Ateş）出版的《鄂圖曼帝國與伊朗的邊境》（The Ottoman-Iranian Borderlands），探討一戰之前兩個伊斯蘭國家的邊界關係。
學者史科菲爾德（Richard Schofield）則有多篇研究文章，闡述從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伊朗與鄂圖曼幾次邊界糾紛的因素與結果，另有伊朗與伊拉克邊界關係的研究，也編纂了兩伊邊界的檔案匯集。二○一九年《伊朗研究》（Iranian Studies）刊登了數篇文章，從不同議題來討論薩法維與鄂圖曼的邊界關係。該刊主編指出，近年來跨區域研究的風氣正盛，著重在區域間的歷史問題與現代國家邊界劃分的糾葛，伊朗與鄂圖曼邊界問題的研究正在起步。可見伊鄂邊界這議題除了一些舊有的研究成果之外，還有再發展的空間。
二○二○年九月，亞賽拜然（Azerbaijan）與亞美尼亞（Armenia）為了爭奪一塊飛地（enclave）納戈爾諾－卡爾巴賀共和國（Republic of NagornoKarbakh，後文稱納卡）而大打出手，其實這問題也與伊朗與鄂圖曼邊界有關。此外，早期俄國也在這區域爭奪勢力範圍，是以有些區域該歸屬於誰並沒有定論。一九二三年鄂圖曼瓦解之後，這區域出現的新勢力該如何劃分彼此的界線，當時土耳其（Turkey）、蘇俄、伊朗掌握著這區域勢力範圍劃分的優勢；可是，那並不代表符合當地人的想法，以致於糾紛與衝突仍難平息。時至今日，二十一世紀已經進入二○年代了，衝突並未結束，百年來這區域的情勢仍然隨時可能風起雲湧。
邊界的昨日與今日
其實世界上各區域的邊界問題俯拾即是，不僅伊朗與鄂圖曼邊界問題糾纏幾世紀，有些國與國的邊界糾紛也是一樣。宛如同一問題「投胎轉世」，諸多「前世」的問題在「今生」再度顯現出來。
依稀記得以前歷史課本提到法國與德國之間的亞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兩地，幾世紀之前就有爭議。一八七○年，法國與普魯士交戰，法國因於一八七一年戰敗，亞爾薩斯－洛林就成為普魯士（後來為德意志帝國）的領土。進入二十世紀，兩地因受兩次世界大戰波及，於一九四五年德國戰敗後，轉由法國擁有至今。但是，這可能只是暫時的，因為往後可能在某些情況下，又出現法德之間的衝突，也可能當地人對德法的認同與兩國政府不見得一致，一旦有任何因素加入，很有可能德法會為了爭奪亞爾薩斯－洛琳而再次爆發戰爭。
二○二○年，中國與印度發生邊界衝突，其實也是歷史問題。在十九世紀末英國殖民印度時期，英國為防範北方的俄國往印度擴張，因此將在印度的勢力範圍往北拓展，但這就帶來了在西藏與中國勢力範圍重疊的問題。印度雖然不斷抵抗英國殖民，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文簡稱二戰）之後終於脫離英國，但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卻不願意放棄原本英國殖民時期在西藏所擁有的勢力範圍。儘管中印之間曾力圖保持友好，但仍因西藏與周邊的疆界問題而互不相讓，並在一九六二年爆發戰爭。以中印兩方來說，都是要維持過去所擁有的權益，儘管英國已經離去，問題卻留下來由當地人去面對。在二○二○年的衝突之後，未來糾紛再起的可能性仍然很高。
由上述兩例子，我們可以了解很多問題其實都是歷史問題，或許在某個時期看似已然平息，但沒有人能保證不會再現爭端。這樣的想法並非唯恐天下不亂，而是任何決定與方案都不可能讓當地人與交涉方都百分之百的滿意，這也使得邊界問題成為難以穩定的未爆彈。
創造出來的邊界
劃分你我的邊界，有時會以不同形式呈現。意識形態便是一種邊界類型，例如民族主義（nationalism），以單一民族建立國家，劃清與周邊勢力的界線。學者葛爾納（Ernest Gellner, 1925-1995）所說的「國族主義」，提到政治與國族一致的現象，不得有人違背，而統治者不應該是異族。換句話說，「國族主義乃關於政權正當性的理論，其基本主張在於種族的界限不得超越政體的疆界，尤其在特定的國家領土之上，若要依據種族的界線……就不該區分掌權者跟其他人。」
已故學者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2012）所寫的《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 and Nationalism）提到民族之創立，也表達相似的概念，即是區隔你我的手段。但是，霍布斯邦指出，我們至今都沒有區分民族的標準，以語言、族群特性、共有歷史都無法解釋，甚至再怎麼強調標準客觀，也無法有一標準成立，而且任何標準都不可能永遠不變、無法適用於各地。此外，霍布斯邦提到民族之建立，其實是「創造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概念。他以阿拉伯人與猶太人衝突為例：「不論是猶太人或是中東回教徒（穆斯林）在歷史上的延續性，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民族主義或民族必定是新創的，因為現今它們之間對領土範圍的爭議，也不過只是一個世紀之前的事，而且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幾乎不是什麼嚴重的事。」無論是國族主義或者民族主義，這樣區隔他人的邊界，都是刻意創造而非原本就存在的。
另一種意識形態的邊界，是二戰結束之後出現的美國資本主義（Capitalism）與蘇俄共產主義（Communism）對峙的「冷戰」（Cold War）。一九四六年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說：「從波羅的海（Baltic）的斯塞新（Stettin）到亞德里亞海（Adriatic）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已經有一道貫穿歐洲大陸的鐵幕（iron curtain）了。」雖然這不是明確有一條界線出現在歐洲大陸，但卻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線，為意識形態性質的邊界。由於這是邱吉爾所言，所以拉下鐵幕的人不是蘇俄領導人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而是邱吉爾。很明顯的，這樣的邊界也是創造出來的。
然而，以創造出來的邊界來區隔你我，不僅是要把對方區隔開來，還要表現自己比對方來得優越。已故學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的論述，東方這個「他者」（Other）是由西方「自我」（Self）來表述，而且還表現出西方的權威性，「『我們西方』有權否決『他們東方』的自治權。」學者阿迪布摩格達姆（ArshinAdib-Moghaddam）也致力於分析與解釋長久以來「西方」（West）與「伊斯蘭」（Islam）的對峙，區隔「我們」（Us）與「他們」（Them），以及「文明」（civilisation）與「野蠻」（barbarism）。學者奇邁可（Michael Keevak）的研究也有類似的面向，他提到歐洲人特別在十八、十九世紀後認定自我為「白種人」，而亞洲人則是「黃種人」，其實也是表現出區隔你我、劃分界線的立場，而且有白種人優於黃種人的意涵。可見，區隔你我之際，免不了還是要分高下，才能強調要把對方隔離出去的正當性。
可能破除邊界嗎？
從諸多共享邊界的國家來看，各方的政治中心對於邊疆的認定，有時會跟邊疆人民的認同有所差異，像是對邊疆歸屬的認定相互重疊，導致爆發捍衛主權的戰爭。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所寫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便指出，「由於國家是以中心來界定的，故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邊界是交錯模糊的，而且主權也頗有相互滲透重疊之處。」學者里博（Afred J. Rieber）所寫的《歐亞帝國的邊境》（The Struggle for the Eurasian Borderlands）也提到，那些交錯與重疊的地帶，是為「複合邊境」（complex frontiers），即國家的邊界時常是模糊的、不斷變動的，受統治的屬民都不斷想辦法抵抗語言與宗教的同化，有爭議的領土則成了各方勢力競爭角力的區域。邊界的劃分並不代表可以讓線的另外一方與自己隔離，總是有相當模糊且複雜的一面。
二○一六年美國前任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宣布要在美國與墨西哥（Mexico）之間興建隔離牆。諷刺的是，對於墨西哥而言，現在美國的德州（Texas）、亞利桑納州（Arizona）、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等地，都是十九世紀那些所謂的美國人從墨西哥手中奪取的土地，根本不是美國的固有領土，那今日的美國又有什麼資格與權利擁有那些區域，而且還在兩方之間修築隔離牆呢？原本邊界居民可能早已相互接觸，隔離牆真能完全隔離對方嗎？
再以前文提到的美蘇冷戰為例，美蘇兩方都在想方設法以各種形式在彼此之間建立一道界線，互不相讓，都怕對方跨越雷池一步。一九六一年東、西柏林（Berlin）間的「柏林圍牆」（Berlin Wall），便是意識形態的實體產物。蘇俄與東德將他們不喜歡的另外一方，囚禁在牆的另一邊。只是誰都沒想到，蘇俄會在一九九一年解體。其實八○年代後期蘇俄就已經有逐漸崩潰的趨勢。兩個德國在一九九○年統一，柏林圍牆在那時拆掉了，區隔東西柏林的那條界線頓時消失不見。不過，這僅是實體的牆消失不見，仍然有很多人還認為德國、柏林的東西兩方存在一道無形的牆。
馬歇爾（Tim Marshall）所寫的《牆的時代》（Divided），指出雖然從古至今不斷有人修築高牆區隔外來威脅、保護自我，但也有不少人一再試圖要讓大家打破藩籬、更加接近。問題是，人與人之間總是意見紛歧、總是有諸多競爭，最後仍然會區分「我們與他們」，在內心築起隔離你我的牆。學者大衛弗萊（David Frye）所寫的《城牆》（Walls）也有類似的看法，區隔你我的牆，不盡然是聳立在眼前的牆，而是心裡面那道無形的牆，亦即自認比他人優越的「心防」。邊界的劃分，無論是心裡或是實體、也無論是邊界線或是圍牆，都很有可能在某個時刻因情勢轉移而轉型、「打掉重練」，不僅既有的問題並沒有解決，還會持續發展、轉型，以另一個模樣延續下去，進而塑造新的界線。然後，同樣的情況在人類世界之中一再循環發生。
本書重點
本書將以前述幾個概念，再基於筆者自身興趣與近年的學術研究趨勢，試圖以大範圍的西亞地區為觀察對象，來討論這區域各國邊界劃分的過程及其帶來的新發展。
除了前文提及的伊朗與鄂圖曼邊界問題之外，還有一九二三年鄂圖曼瓦解之後，在英法強權的主導之下所劃分的伊拉克、約旦（Jordan）、敘利亞（Syria）、黎巴嫩（Lebanon）、埃及（Egypt）、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後文簡稱沙烏地）等國家的界線，這都是外來強權針對強權自身利益的安排，不在乎當地人的想法，因而導致當地不斷地抵抗與抗爭。此外，現在人們所看到的西亞國家，大致都在一九二○年代出現，距今雖僅約百年的時間，但在西亞與西方對峙未能和緩的情況下，演變成歷史問題與當下問題的綜合體。有些邊界與領土問題在不同的情況之下不斷浮現，也衍生出不同的面貌。
今日輿論對於西亞的報導，多半會將某一國家發生的某一事情，放大成為整個區域的問題，太過於強調區域所有問題會引起牽一髮動全身的效應。或許有些事件如此，但也不盡然如此。學者薩依德批判西方人以自認較為優越的立場來審視比較低劣的東方，稱為東方主義（orientalism），其特色之一即西方人「總認為東方主體事務本質不變。所以，東方總是相同的、不變的，其本質上根本的特殊性一直維持一致。」還有一些東方主義者認為：「作為一個集合體，阿拉伯人並沒累積存在或語意上的深厚度，他始終不變，由裡到外，從一邊到另一邊『內在沙漠的紀錄』中均沒變……」。因此，本書試圖避免將這區域以「單一個體」來瞭解，而是要觀看不同區域的個別性、特殊性，看到與平常不同面貌的西亞。
接下來的章節，將先行陳述早期的西亞歷史背景，例如鄂圖曼與伊朗本身已存在的問題，還有近代西方勢力進入西亞之後所帶來的影響，瞭解這區域成形與瓦解的過程。隨後，再從不同區塊著手，像是巴爾幹半島（Balkans，後文簡稱巴爾幹）、兩河流域、黎凡特（Levant，大致為地中海東岸區域）、埃及、阿拉伯半島（Arabian Peninsula）、高加索、阿富汗（Afghanistan）地區等，陳述各區域在一九二○年代之後，因國際強權按自身利益劃分界線而形成諸多國家，同時帶來無止盡的紛擾與衝突。
儘管我們沒有像西亞國家一樣有陸地邊界劃分的問題，卻也一樣有民族主義的影響，並曾深陷過冷戰這樣意識形態對抗與勢力範圍切割的局勢之中，也有區隔你我、比較優劣的情況。目前我們所面臨的情況也沒有像西亞局勢這麼多的危機與衝突，可是必然有些問題是過去沒有解決，即使今日看似無狀況，卻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以新的面貌再出現。瞭解另一區域的歷史、對他人遭遇感同身受，雖然不代表我們就能學得什麼經驗去解決問題，但卻是我們瞭解另一世界的基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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