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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摘錄）
一、本書目的
本書藉由歷史學、政治思想史、中國哲學史，以及所謂「觀念史／概念史」等各種研究途徑之互相參照，試圖綜合探討《荀子》和《呂氏春秋》政治哲學的撰寫目的和思想內容。筆者期盼闡明兩書對當時戰國世局的歷史上之固有思想意義。本書針對兩書及相關文獻，如《史記》和其他戰國諸子文獻等內容，將加以比較嚴謹之「觀念史／概念史」分析，欲提供如下三個觀點：第一，《荀子》和《呂氏春秋》之出現應該以由在戰國最後階段的西元前256年所發生周、魯兩國之滅亡而出現的「後周魯時代」為主要契機。第二，在如上歷史背景為主要契機而誕生的兩書，其政治哲學的目標應該在於構想能夠治理全天下人民的國家之建立。第三，就兩書的思想特色而言，除了其「綜合性」特色之外，思維及論述內容上還呈現出不少共同思想特質。
因為如上所列的三個論點將在本論各章展開詳細探討，以下序論僅將概述其要，其旨在於先提出筆者問題意識和探討的出發點之輪廓，以期有助於讀者較容易掌握本書理路之要。
（一）《荀子》和《呂氏春秋》政治哲學登場的歷史背景：「後周魯時代」
不可諱言，《荀子》和《呂氏春秋》兩書的思想內容反映出荀子和呂不韋所活動的戰國時代晚期—大約前三世紀前半—的政治、社會以及思想情況。然而絕大多數的學者由於過度意識到前221年由秦國統一華夏世界的歷史事件，往往在理解兩書思想的內容和意義時，反而依據《荀》、《呂》思想形成之後的歷史事實。換言之，許多學者的眼界之中，兩書思想的內容和意義，通常與於前221年由秦國「天下一統」的歷史事件密切聯想。在此理路上，與其他戰國諸子的著作相比，兩書的思想被視為受到更為濃厚的「中原世界將會一統的歷史趨勢」影響之著作。
如本書將詳細探討的，兩書思想確實含有建立治理天下人民的國家之志向。然而，當我們設想「《荀》、《呂》志向於治理天下人民的國家之建立」時，需要注意的是荀子的撰寫也好，呂不韋的編輯也好，都是他們正在思考或主張兩書內容時的前240年代時間點，當時的秦國應該實際上還沒有「準備好」馬上邁進於「天下一統」。理所當然，荀子和呂不韋也都尚未知悉中原世界從此二十年後將會由秦國「一統」。更何況，荀子本人豈能預料到此舉將由他的弟子李斯來推行呢！再說，我們所需要關注的時間點，就是荀子和呂不韋兩人正在活動的前250至前240年代，此時離後來由秦國一統天下的前221年，還有二十到三十年。若將視點放在前250至前240年的華夏世界，荀子和呂不韋兩人針對他們所面對著的當時歷史情況所深深感受的反而應該是，當時天下分裂的狀況相當嚴重，於是他們努力提出建立治理天下人民的理論，以便提供有資格或有志推行此舉的統治者。
由此觀之，依筆者來看，對《荀》、《呂》思想過往之相關研究，過度注視於兩部著作的撰寫時期與其他諸子的文獻相較，接近於秦國一統天下的前221年之事實；而從這點逆向推測兩書的構想，就如同秦國後來達成那樣的天下一統。假設我們仔細比較兩書所提出「治理天下」的藍圖，和秦王嬴政和李斯所推行天下一統的想法之間，就存在很大的差別。前240年代的時間點，荀子和呂不韋不可能知道未來二十年後，中原世界將由嬴政和李斯統一。反之，嬴政和李斯他們一統天下的藍圖，可能則是先學過《荀》、《呂》內容後所提出。即便李斯接受兩書內容，並在此理解的基礎上提出他本人的建策，李斯也應該修正了兩書許多論述內容，甚至要克服其構想本身的思想限制。畢竟，到前230年後半，除了韓國之外的戰國諸侯們，似乎都還不願永久臣服於秦廷。
那麼，在這樣的前提下，為何前240年代的時間點，荀子和呂不韋還能提出相當具體的治理天下之藍圖呢？到此有令筆者想起的重要歷史事件。這就是前256年，亦即周赧王五十九年這一年，周朝被秦昭襄王征服的歷史事件。當時擁戴赧王的西周君將三十六城邑和三萬住民通通「獻」給秦昭襄王。不久赧王駕崩，昭襄王便將周室九鼎搬移到秦都咸陽。其實，此年還有一件重大歷史事件發生：擁有「郁郁乎」周初遺制之魯國也被楚國征服，魯國末代君主頃公被遷移至莒邑而死後絕祀。由於從周、魯滅亡的前256年直到秦國最後征服齊國的前221年之間，還有三十五年，這意味著華夏文明在戰國時代的最後階段，仍經歷三十五年之久的政治權威空白時期（interregnum）。
值得注意的是，秦國兼併西周並將九鼎搬移至咸陽之後，昭襄王於前254年要求中原諸侯來朝秦王，過程中還對遲到的魏國派兵問罪。次年前253年，昭襄王親自到雍祭祀天帝。還有〈秦始皇本紀〉載錄「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一句，其中「異日」一詞，文脈上係指「天下一統」之前的時期蓋無疑。此句的意思就是，到了秦王嬴政的治世時期當時韓王已臣從秦廷。由此觀之，從前256年「滅周」開始，昭襄王到嬴政的歷代秦王似乎在此政治權威「空白」時期，已經意識到自己成為「de facto」（實際發揮天子角色）的天下之君，而藉此勢位開始與其他戰國諸侯互動。
關於荀子和呂不韋的思想活動時期，從兩人於歷史舞台退場的時間（前238至前235年之間）來看，《荀子》的思想應該在前260至前240年代屬其圓熟時期；《呂氏春秋》的內容則反映其具體撰寫時期的前240年代天下世局以及呂不韋他們對此的看法。如下所詳論，根據《史記》等相關文獻記載，前240年代的時間點就是秦國單獨的國力已達到能與其他六國之綜合抗衡，而意味當時戰國諸侯國已幾乎不可能單獨或二、三國合縱來對抗秦國。在此秦廷應該開始意識到如何將自己提升為治理天下的國家之君王。同樣地，當我們解讀《荀》、《呂》對天下形勢的敘述，也應該注意兩書作者也相當意識到上述中原世界在「秦國獨大」的情形，但同時也注意到其「獨大」的秦國尚未藉此能一下討滅其他六國。這就是中國古代前250至前240年代，「後周魯時代」繞著秦國政治環境的情勢。
（二）《荀子》和《呂氏春秋》政治哲學的目標：提出「治理天下」的藍圖
倘若設想《荀子》和《呂氏春秋》的主要內容會反映上述前256年發生的周朝和魯國滅亡，我們便不會有很大的困難推測《荀子》和《呂氏春秋》問世的主要動機，應該在於兩書均要提出「後周魯時代」天下新秩序的構想。《荀子》和《呂氏春秋》之間，關於主要將以誰（秦王或其他諸侯）來擔任此新秩序落實於中原世界的態度的確有不同：主要為秦廷撰寫的《呂氏春秋》，理所當然具體預設或期待秦主能擔任未來治理天下的君王（「天子」）；《荀子》則將這樣的君王稱為「聖王」、「後王」、「帝王」等，並將成為如此君王的可能性開放給具有「方一百里」以上的領土之全部諸侯。然而兩書針對此未來統治者所治理的對象和範圍，均從頭預設當時華夏世界實際能夠治理全部的領土和人民。若我們關注這樣兩書理論的共同點時也便會發現，兩書的政治哲學與戰國其他諸子的相關論述不相同之處，有如下三種特質：第一，兩書在論述的前提上，也預設人類都屬於同類。因此，即便兩書的作者們都承認當時戰國各國通用的語言之間可能會產生無法溝通的情形，甚至是居住於華夏文化圈之外的人民恐怕其生活規範根本就與居住於中原的人民不同，但都基於「人類都屬於同類」的前提而展開治理整體華夏世界的國家是實際可能的。第二，兩書具體描述為了治理天下的國家制度和其運作的藍圖。第三，兩書明確有「治理天下之君」的形象（image），並且均努力向當時實際存在的國君們說明，為了將自己提升為「天下之君」，應該實踐什麼。
討論到此，一些讀者或許認為其他戰國諸子也構想過治理天下的藍圖。當然，筆者並不否定如下所舉冠上戰國諸子名稱的文獻中，含有治理天下相關問題的許多論述。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除了這些所謂「戰國」文獻中相關治理天下的許多文段很有可能是在秦漢時期所撰或重寫，甚至被插入的可能性之外，還在如下兩個意涵上，兩書所提出治理天下的論述，與其他相關文獻中的論述具有屬於不同層次的差異。到此無妨考察一番《荀》、《呂》所提出治理天下的論述和主要思想內容，與兩書之前戰國中期所形成思想文獻之間的兩點差別。
第一，主要思想應該屬於戰國中期的思想文獻中，其實也時常談到「天下」或某種程度上的「天下之君」，但論述的實際關懷通常是針對以諸侯國為基本單位的一個國家之制度和運作層面。關於這點，大家所熟悉的戰國諸子之政治論，如《商君書》、《管子》、《慎子》、《黃帝帛書》等書，以及甚至是比《荀》、《呂》兩書稍後撰寫的《韓非子》論述中，其前提都是從一個國家出發。在這些文獻中，展開與治理天下相關的議題，很多是回顧古代理想統治的情形，如黃帝、堯舜等，以敘述這些君王曾經治理過天下的方式出現。因此，正如《黃帝帛書》中「經法」諸篇相關論述的例子，這些文獻的作者理論出發點是在於當時以複數戰國諸侯國並存的情形為大前提，其通常針對其中一國如何成功增強其國力，而克服或打敗周邊諸侯國的議題上展開。而「十六（大）經」部分中論述治理天下的問題，則都是藉以回顧「黃帝治世」的場面來展開。
不可諱言，《荀》、《呂》的確也包含如何治理當時戰國諸侯國規模的一國之豐富論述，然而兩書對治理某個國家的論述中，即便表面上似乎專論特定一個國家的國內情況，荀子和《呂氏春秋》作者們視野背後所通貫其論述的終極關懷，還是「如何治理天下」。
第二點的差別在於與其他戰國諸子文獻中「天下」一詞的使用情況有關。其實，與此相關耐人尋味的情形是，在與上列諸子不同戰國文獻，如《墨子》、《孟子》、《老子》、《莊子》（其中比較能代表戰國思潮的內容部分）等論述中，「天下」一詞出現得非常多。正如安部健夫對「天下」概念的著名研究，這種情況會引導讀者推測，這些文獻的作者們也抱著建立治理天下人民的國家之志向。眾所周知，《孟子》〈梁惠王上〉所記錄，孟子向梁襄王說道「天下⋯⋯定于一」，而此句中我們可以得悉，孟子確實懷抱天下向「定于一」的強烈欲望，而且從相關篇章的發言所悉，孟子很期盼齊宣王能夠達成此理想。
然而我們也需要注意，孟子在〈梁惠王下〉將當時天下的勢力做出「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的分類，在此勢力分割中，孟子應該最期盼推動「定于一」的齊國之勢力，其實只占孟子所設想的「天下」之九分之一而已！天下中只有「九分之一」的齊國的情況，豈能與秦國的領土已「廣大乎舜禹」（《荀子》〈彊國〉）的半世紀後情形同日而談？因此，孟子也了解，就他生活當時的情況而言，孟子所稱的「定一」之具體目標，最多就是自己也說出的「朝秦楚」（〈梁惠王上〉）的程度。換言之，孟子當時從如宣王治下的齊國角度所設定之國家目標，其實只能迫使如秦、楚等當時屬最強悍的國家之君不得不向己朝拜的程度而已。由是觀之，此種「定于一」並不會超過修辭性（rhetorical）的主張，而不可由此想像如後來嬴政和李斯所推進「天下一統」般的情形。孟子在此要主張的重點，應在於由一個強國的諸侯假設能實行「仁政」，他的國家將能吸引周邊國家的人才和民眾，由此可成為其他國家不能抵抗的「王者」，這樣的國家並將使得「秦、楚」等其他強國也來朝拜。
（三）《荀子》和《呂氏春秋》政治哲學的共同思想特質
《荀子》和《呂氏春秋》政治哲學以前256年之後，周天子已不在中原世界的世局為主要背景而撰寫或編輯，其思想的主要內容則是為了治理天下人民的政策綱領。也就是說，兩部著作所出現的第一歷史意義，在於提供建立「後周魯時代」的天下秩序。為了闡明此兩本著作的思想特質，筆者先將構成《荀子》和《呂氏春秋》各種思想的（尤其是後者的）學派歸屬問題放進括號。假設按照如上觀點來重新比較分析兩書所選擇的議題、使用術語、引述比喻、展開論述的理路和結構等，將能發現許多相同或類似之處。關於其具體內容將在本論中詳論，在此只述梗概。筆者想提出的有四點：
首先，如學界所熟悉，《荀》、《呂》均為綜合戰國諸子思想的著作，而正如筆者過去研究所闡明，荀子吸收之前諸子思想之成分，如《墨子》「兼愛」論、《莊子》「道德」論等論述後，由荀子自己的「禮」論中統合，而在論述格局中展開「『禮』是為了達成戰國諸子曾經提倡過的德目或理想境界最好的方法」之核心主張。相形之下，《呂氏春秋》思想的「綜合」問題，在《漢書》〈藝文志〉的記載以來，其思想內容被歸類於「雜家」；由此關於所謂「主導《呂氏春秋》核心思想」的問題，則被「戰國諸子中哪一家思想最為優勢」的探討方式占據長期以來的研究主流。然而，筆者近年研究中則提出：其實《呂氏春秋》許多論述內容，在志向於符合實踐「理」或「理義」的目標上，保持高度的思想統合。本書探討中，筆者將進一步觀察《呂氏春秋》的作者們也由其他概念的使用上（如「公」概念等），試圖保持其主張立場和論述目標的一貫性。
第二點則在於《荀》、《呂》思想的思維方式上之特色而言。兩書的作者均在如下三種思維方式進行論述：第一，世界萬物一切屬變化過程；第二，「同類相應」或「同類相引」；第三，人類都屬於同類。不可諱言，關於這些思維方式上的特色，若我們關注其中一個，譬如「世界萬物一切屬變化過程」的世界觀，這不一定只在《荀》、《呂》所凸顯；或許此種思想特徵在《莊子》和《周易》〈繫辭傳〉等論述更為顯著。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兩書如上三種思維方式上，常常在如何治理天下或天下人民的論述出現，並且發揮其主要思想功能。譬如說，「世界萬物一切屬變化過程」的觀點使得治理天下的君主需要具備「應變」（《荀子》）、「知化」（《呂氏春秋》）的能力。同樣地，「人類都屬於同類」和「同類相應」的觀點，在《荀》、《呂》中針對如何達成治理天下人民的國家的議題展開論述時，便構成其實踐可行性的理論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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