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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軍事修會
傳教士與武裝傳教
對於在世俗社會履行自己的各項使命時可否動用武力，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會往往猶豫不決。首先，教義要求寬恕罪人，但同時不能忘了保護受害者。所以，寬恕悔罪的強盜是一回事，對強盜行為置之不理又是另一回事。與此相似，教會反對教士拿起武器，鼓勵信徒透過和平方式解決私人爭端；但與此同時，教會又必須支持世俗君主，因為君主負責保護教士及其信眾，抵禦外敵攻擊和國內暴力的侵害。
中世紀社會絕不是太平安寧的社會，宗教虔誠與愛好和平也不是一回事。但男女修道院為人們逃避日常政治的動盪提供了道德慰藉和安全的避難所。絕大多數贊同用武力保衛國家、逮捕罪犯的羅馬天主教徒也知道，《新約》反對殺人、反對暴力。這與斯堪的納維亞原始異教形成了鮮明對比，因為後者的核心就是對武力與狡詐的赤裸裸崇拜。維京人的薩迦傳奇歌頌英雄偉業的方式是西方史詩無法比擬的。不過，即便最驍勇的維京海盜也漸漸透過《尼亞爾薩迦》（Njal Saga）之類的故事明白了，異教不能為正常社會提供根基；除了適者生存、強者為先之外，政府還必須有別的思想支柱。
在大多數情況下，基督教傳教士說服了斯堪的納維亞的各個區域性鐵腕統治者，為了他們的人民和他們自己的生存，必須結束以擄掠和戰爭為基礎的舊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說，他們首先要成為基督徒。這些新洗禮的統治者成為挪威、丹麥和瑞典的國王之後，就有教士為其出謀劃策，如何徵稅、如何將其他強大的領主招募到自己麾下、如何強制執行自己的敕令、如何建立全國政府的基礎。於是，維京海盜在北歐的恐怖統治很快就結束了，快得讓人意外。
西歐人對北歐海盜襲掠的軍事回應，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北歐海盜皈依基督教。這種程度有多高，取決於不同觀察者的視角。封建制度的發展在西北歐創建了一個騎士階層，他們比維京人更訓練有素，裝備也更精良。農民為騎士提供資源，讓騎士有能力購買武器和馬匹、建造城堡和供養駐軍。同時，一些維京領袖占領了西歐土地之後，也要保衛自己的新財產，抵禦他們那些仍然將法蘭西、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農民視為天然獵物的維京親戚。
很多基督教傳教士在沒有武裝護衛的情況下踏上異教徒土地。他們一心求死，渴望當殉道烈士。有些教士和僧侶的確歡迎為信仰而死的機會，渴望在天堂贏得顯赫的位置。但當時受過訓練的教士相對較少，西歐統治者更需要他們在國內服務，而不是到海外當烈士。所以，很多年前愛爾蘭教士開始到異教徒德意志人那裡傳教的時候，法蘭克統治者會派武裝衛兵保護這些教士。就這樣，派遣武藝高超的武士保護傳教士的傳統就開始了，最終導致了立窩尼亞十字軍東征。衛兵沒能從弗里斯蘭（Frisian）刺客手中挽救聖博尼法斯（St Boniface）的生命。但對其他傳教士來說，只要不像聖博尼法斯那樣堅持要砍伐異教徒的聖林來建造基督教堂，身邊的武裝衛兵就足以警告異教徒，他們不會容忍公開的抵抗。
基督教傳教的策略是讓傳教士哪怕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傳教，鼓勵非基督徒統治者仿效成功的基督徒君主，並威脅動武。但這些策略對穆斯林沒用。儘管我們對伊斯蘭教徒入侵歐洲那段歷史的記憶不多（這段歷史不像北歐海盜入侵西歐那樣令人刻骨銘心，此外穆斯林入侵者的船隻是標準的地中海槳帆船，是基督徒熟悉的船型），但穆斯林實際上曾攻入西班牙北部，洗劫了很多義大利城市，在阿爾卑斯山安營紮寨，並對法蘭西南部虎視眈眈。
法蘭克志願者到西班牙參加抵抗摩爾人的戰爭，以及來自北非的伊斯蘭戰士到歐洲參戰，這都發生在十字軍東征之前。同樣，雖然教宗烏爾班二世（Urban II）在一○九五年末呼籲法蘭克人從基督教之敵手中收復聖地（這些基督教之敵正在聖地壓迫基督徒，並阻止基督教朝聖者到耶路撒冷及其周邊的聖地參拜），但在這之前就有一些西歐僱傭兵為拜占庭帝國效力，與突厥人作戰。
仔細聆聽教宗演講的人們意識到，如果本地的地痞流氓能把精力和本領都投入到與基督教世界之敵的戰爭，而不是互相鬥毆或為害鄉里，那是件好事。教宗暗示，如果能把桀驁不馴的貴族及其追隨者弄出國一段時間，國內就能太平了。人們經常忘記兵役還有這個方面，但其實不久以前，西歐的司法機關在決定如何處置放浪不羈的年輕男子時，還會給他們兩個選擇：要麼坐牢，要麼當兵。司法機關希望，紀律、人生的目標感和成長，能讓少年犯變成有用的公民。
修道會的作用之一就是找到一個讓人們更好地服務社會的地方。但一輩子守貞、齋戒、讀書和種地，對受過軍事訓練的年輕人來說沒有吸引力。他們覺得駿馬和利劍比用拉丁語做漫長的祈禱和唱讚美詩更有意思。但教會聖師命令組建了軍事修會。早在開始籌劃十字軍東征的很久以前，軍事修會就在招募人員了。
軍事修會裡的基督教騎士的職責不是傳播福音，而是保護那些受過訓練、以傳播福音為使命的傳教士。基督教騎士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不過也遠遠不是人們一般認為的無知蠢類），但他們通常相當虔誠，並且特別願意為了基督教的事業拿自己的生命冒險，也願意把自己的金錢交給陌生人照管。而他們這麼做未必能給自己帶來多少物質利益。也許有人會說從東方能獲得珍貴的商品，但比薩人用船運回歐洲的巴勒斯坦泥土（來自他們位於近東的墓地）裡究竟有多少財富，是現代人的思維無法理解的。這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中世紀十字軍戰士的思維，不是我們這些後工業現代社會主流的人能理解的。當然我們能理解到一定程度，但必須是按照古人的方式來理解。
早期十字軍東征的教訓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一○九五至一○九九年）期間，法蘭克人占領了耶路撒冷，這彰顯了以下各方面因素聯合起來的強大力量：十一世紀末西歐的宗教熱情、軍事技術與專業知識、人口增長與經濟繁榮，以及世俗與教會精英新近獲得的自信。大批武士從西歐出發時如潮湧，但因為疾病、逃兵和死亡，抵達聖地時只剩涓涓細流。但即便這些少量倖存者仍然足以戰勝那些新建不久、羸弱的突厥國家。這些突厥國家統治著心懷不滿的阿拉伯人，其中有些還是基督徒。但隨後，有點出乎意料的是，十字軍戰士攻克耶路撒冷的使命完成後，大多數騎士和教士都想回家。留下的武士太少，不足以鞏固征服的戰果；後來從西歐趕來的援兵也太少，不足以守成。去耶路撒冷朝聖的大批農民在距離君士坦丁堡不遠的地方慘遭屠戮，而起初因為東方市場開發而歡呼雀躍的義大利商人，很快就為了爭奪商業利益而爭吵。十字軍國家似乎搖搖欲墜，注定只能苟延殘喘，直到突厥人找到一位英明領袖來組織當地資源，並為其追隨者注入一種可以與西方人相比的宗教熱忱。
隨後幾十年裡，每次有突厥人領袖敢於攻擊十字軍王國，西方的反應都頗為遲緩，慢慢組建起笨拙的大軍，抵達聖地又太晚，沒有什麼效果。大家都清楚感覺到需要一種新型態的軍事組織，它應當能為孤立的、處境危險的城堡提供經驗豐富的騎士作為駐軍；應當能在歐洲搜尋給養和財富並將其運輸到聖地，從而為駐軍提供給養和裝備；應當熟悉當地條件，能給新到的十字軍戰士上課；並且不要參與聖地各個豪門世家野心勃勃的內訌。西歐人發現，最符合上述需求的組織就是軍事修會。
第一個軍事修會是聖殿騎士團（Knights Templar），它的創始時間可能是一一一八年，創始人是一群到訪聖地的法蘭西騎士。他們對宗教充滿熱忱，想要脫離塵世，過祈禱和為教會服務的生活。從技術上講，最早的聖殿騎士團可能更接近俗士的兄弟會，而不是修道會，和今天的羅馬天主教世界裡還能找到的一些組織類似，宗旨是為社區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服務。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二世（Baldwin II）將自己位於原先的圓頂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的宮殿，提供給聖殿騎士團作為住所。十字軍戰士相信這個地點就是所羅門聖殿的所在地，於是這個新組織被稱為聖殿騎士團。
聖殿騎士團原本可能只是眾多沒沒無聞且短命的貴族兄弟會之一，但耶路撒冷宗主教請求他們發揮自己的軍事才能，護送朝聖者通過從沿海到聖城這一段危險的路途。很多年裡，聖殿騎士團的這項使命無人知曉，而且取得的成績也一般，但他們很引以為豪。他們的大團長後來為了紀念騎士團早期的貧困，使用的印璽上的圖案就是兩名騎士同乘一匹馬（意思是他們買不起第二匹馬）。漸漸地，他們的才幹和對聖地的知識贏得了認可，但他們對保衛聖地的貢獻不僅沒有被低估，反而被誇大其詞了。這對招募新的、更富裕的志願者有幫助。到了一一三○年代，聖殿騎士團已經踏上了名望與繁榮之路。新成員紛至沓來，通常會把土地與金錢捐贈給騎士團。這些資源對供養在聖地的聖殿騎士至關重要。
此外，還有個聖約翰騎士團，它更有名的名字是醫院騎士團（Hospitallers），是聖地的第二個軍事修會。但醫院騎士團的建立比聖殿騎士團更早，可以追溯到約一○八○年，並且教廷對它的認可也更早，約為一一一三年。但他們直到一一三○年代才開始有軍事職能。這從他們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們原本的職能是為朝聖者和十字軍戰士提供醫療服務。
傳統的教士對於可否允許教士參戰抱有很大疑慮。軍事修會的騎士僅僅是修道士，不是神父，但他們宣過誓，所以屬於教士。基督教世界最古老的傳統之一是不抵抗邪惡。每一位基督徒都很容易想到，當敵人企圖逮捕基督，而彼得準備拔劍保護他時，基督卻責備了彼得。但另一方面，自古以來就有主教和修道院長統領軍隊，多位教宗也曾祝福與信仰之敵作戰的軍隊。克萊爾沃的聖伯納德（St Bernard of Clairvaux，一○九○至一一五三年）是當時最卓越的人物之一，他在一篇題為《讚美新的騎士團》（De Laude Novae Militiae）的論述中，為軍事修會的終極存在理由做了辯護。他首先主張，聖地對冥思與啟迪具有重要作用。他寫道，聖地對朝聖者的救贖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朝聖者長途跋涉、經歷千難萬險去基督和聖徒生平重要的地點祈禱，為的就是求得救贖。聖伯納德認為，聖墓（即基督之墓）具有特別顯著的意義。所有朝聖者都渴望到那裡祈禱。然後他指出，顯而易見，十字軍戰士保衛通往聖地的路，這非常重要，因為突厥統治者當時就已經在阻撓基督徒朝聖者去聖地。當然，耶路撒冷王國內部的政治動盪對局勢也有負面影響。耶路撒冷宗主教沒有資源維持一支常規的騎士或僱傭兵組成的軍隊，來保衛朝聖路線。就連聖伯納德也沒辦法說服世俗統治者在第二次十字軍東征（一一四七至一一四九年）期間聯合起來。軍事修會顯然是完成聖伯納德眼中的十字軍戰士使命―保衛海陸兩路的朝聖路線的最好工具。
軍事修會滿足了實踐、宗教和心理的需求，並且非常適合在幾次大規模十字軍東征之間漫長、沉悶而危險的時期，為聖地的各座城堡提供駐防。埃里克．克里斯琴森在他那本特別值得讚美的佳作，《北方十字軍東征》的〈武裝僧侶：意識形態與效率〉一章中總結了上述情況。統治者了解到，軍事修會願意在世俗騎士不能夠或不願意去的地方服役。軍事修會也滿足了人們深切感受到的一種需求，彌合了精神鬥爭和塵世間戰爭之間的矛盾。現在，基督徒面對大奸大惡時不必消極被動，也不必等待輿論轉變或者出現一位偉大領袖來組建軍隊搭救他們。軍事修會讓十字軍東征成為持續不斷的行動，永不停歇，永不中止。
軍事修會的武器裝備始終基本上就是當時西歐和中歐流行的風格，不同世代之間有細小的變革。總的來講，每位武士都身穿鏈甲和脛甲、戴頭盔、手持長矛和盾牌、擅長使用重劍，並騎乘受過訓練、適應承載武裝人員或者向敵方騎兵衝擊的高頭大馬。唯一為了適應氣候做的改變，是在鏈甲之外批一件輕質罩衣，以免鏈甲被曬得過熱；並且避免在炎熱時間旅行。當然，聖地的嚴酷氣候對來自北歐的訪客簡直是種磨難，他們往往很快就會因為暑熱和染病而倒下。所以軍事修會的存在特別重要，他們可以為新來者提供建議和示範。如果新來的十字軍戰士虛心接受並認真學習，就能變成戰鬥力可觀的武士，而不是病人或輕易成為突厥風格戰術的犧牲品。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西方騎士的蠻力與突厥和阿拉伯武士輕裝急進、迅捷敏銳的高超戰術之間的對比，讓十字軍東征顯得特別有趣。這段歷史裡從來沒有過雙方軍隊正面對壘、兵力更強的一方獲勝的例子。實際發生的是戰略與戰術的複雜互動，雙方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指揮官在投入作戰之前都要思前想後、精心算計。當然斟酌算計只能是盡人事聽天命，因為大家都知道戰爭的特點就是人算不如天算。沒有一位將軍、沒有一支軍隊始終有能力在戰場的混亂中強加秩序。氣候、地理、兵力、裝備和給養在決定勝負時都會發生作用，但說到底個人和集體的意志也很重要。並且，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承認，兵家勝負取決於神的意志。
其他的十字軍東征
到十一世紀中葉，人們普遍認識到，聖地之外同樣存在基督教之敵。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很容易把他們與穆斯林敵人的長期鬥爭比擬為十字軍東征，並且很快就說服教會，向在西班牙與葡萄牙作戰的基督徒志願者，提供跟保衛耶路撒冷的十字軍類似的精神福利。德意志人和丹麥人在克萊爾沃的聖伯納德啟發下，攻擊了易北河（Elbe River）以東的宿敵。一一四七年的文德十字軍東征摧毀了斯拉夫異教徒與海盜活動的一處堡壘，打開了向東遷徙和擴張的道路。
波蘭人很快認識到，他們向東方和北方的擴張時也可以運用十字軍東征的精神。但異教徒普魯士人比文德人難對付多了，而且普魯士人的領袖不像波羅的海南岸的梅克倫堡（Mecklenburg）、波美拉尼亞（Pomerania）和波美雷利亞（Pomerellia）公爵們那樣，相信皈依基督教有好處。波蘭人對普魯士人的攻擊在十三世紀初取得了一些勝利，尤其在維斯瓦河（Vistula River）河灣處的庫爾姆（Culm）。但在普魯士異教徒的反攻之下，波蘭駐軍倉皇逃跑。
嚴格地講，波蘭人對普魯士的入侵不算十字軍東征，因為這些軍事行動沒有得到教宗授權，也沒有在全歐洲得到教士的宣傳鼓動。條頓騎士團後來會糾正這個技術錯誤。一二二○年代末，馬佐夫舍（Masovia）公爵康拉德及其親戚邀請條頓騎士團的大團長赫爾曼．馮．薩爾察（Hermann von Salza），出兵幫助防衛波蘭土地，抵禦普魯士異教徒。當然，防衛只是說說而已。波蘭人早就計畫征服整個普魯士。他們只需要一點點幫助。他們覺得請條頓騎士團幫忙只是短期的權宜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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