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序 獻給在絕望中抵抗的人們
李雪莉
想到香港，你聯想到什麼？喧雜生猛的旺角、頭角崢嶸的中環、仗義的市井文化、超速競爭的國際都會，抑或是被中國的資本與人流逐漸淘洗的城市？
觀察過去三十年台灣媒體對香港的報導，幾乎都站在一個相當遙遠的距離。除了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前後，曾吸引世界包括台灣在內媒體的密切關注，但就像浮光掠影，一閃即逝。
香港移交過了二十二載，台灣媒體報導的框架大致不脫三個視角：一是仰望視角，從取經的角度看香港如何在英國殖民下，讓華人世界能出現一個法治和金融秩序傲視全球的城市；第二是共同在經濟賽局裡競爭的視角，以東亞「亞洲四小龍」的框架看待台港之間的競合關係；第三則是流行文化視角，透過梅艷芳、周潤發、周星馳、劉德華的香江文化符碼，理解小城香港如何向亞洲輸出強勢流行文化。
對於這個只距離我們七百公里的鄰居，我們一直是用「無關於己」的角度遠距觀察，偶爾以消費者的姿態關注，因而也不那麼接地。
但這幾個主流認識的框架，過時已久，不敷使用。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我曾為《天下雜誌》寫過許多香港與中國的專題，結束兩年派駐北京的工作後，二〇一二年底來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擔任訪問學人，當時已強烈感受到，香港人曾在北京奧運期間達到高峰的中國認同，已跌至谷底。那些年，中國客帶動了經濟、炒高了房價、破壞了本地原有特色文化：名牌店取代茶館、普通話漸漸取代了廣東話、中國產婦和雙非嬰兒擠壓了生產和教育資源、元朗和上水充滿搶奶粉的中國客，而這些都讓港人苦惱，忿忿於自己無能劃定生活方式、資源分配的各種疆界。
撇不掉主權移交的事實，心中又有許多悶氣的香港人，一如他們文化裡的務實和彈性，只能用「強國人」語彙揶揄他們與口中內地中國人的差異。
不久後，二〇一二年香港年輕人上街反國教洗腦，二〇一四年為了爭取雙普選而有了佔領中環運動，一直到二〇一九年，因為《逃犯條例》修例而爆發了扭轉歷史軸線的反送中運動。一個台灣人毫不熟悉的香港，用震耳欲聾的方式向世界、向台灣展開自我。
■危機中的城邦
二〇一九年六月九日反送中運動發生的當下，《報導者》採訪團隊在第一刻選擇進入香港採訪與記錄，運動的變化實在太快太強，從六月份開始認識和理解運動，到七、八月升高到進入城市戰爭的體感，之後的九月到十一月則見證學生、年輕人與警方的武裝對峙。
許多影像在我們心中揮之不去，像是穿著制服早晨上學時就串起人鏈呼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中學生；辦公室裡和家裡各自有一套豬嘴、面罩、頭盔，隨時做好抗爭備的白領工作者；在陋巷裡協助手足躲避警方水柱車的前線衝衝子，在街邊社區裡給示威者掩護的管理員老伯；冒著被捕風險也要緊跟示威者的社工，拿著水為被催淚彈弄傷者洗眼的救護員。
我記得在香港東區裁判法院聽義務律師為一群被檢控者申辯，挺立站著的是極年輕的面孔；我也記得與摘下面罩口罩的勇武派訪談，罩後是清秀的臉龐，他的後背包裡放著護照和遺書；和勇武派告別時，我問他「港府持續不回應，而你們這麼疲憊了，為何堅持著」，他的回答絲亳沒有任何浪漫可言，他說：「我相信沒有人能承受那麼重（暴動罪）的後果，但我想問上一代，過去香港從英國轉給中國統治時，你們在做什麼？我不想下一代在二〇四七年問我，你們在當時做什麼東西？我們希望留一個更加好的香港。不是為了自己。」
我也記得訪問了一位一九八九年出生，三十歲的年輕護理師，她個性安穩，九年來在同一個公立醫院工作，願望是結婚養小孩，在繁榮香港平安生活，很少上街抗爭的她也在此次上到中前線擔任救護員工作；她描繪道：「香港人有時連切菜切傷也會好驚慌，但這次走上前的示威者好年輕……受傷的人好害怕，怕的不是去前線，怕的是進公立醫院，怕被警方調查。」
即便曾經在香港短暫生活，在記者生涯二十年間做過多次香港深度的專題，我都無法一時半刻勾勒和解釋香港的現貌。怎麼理解反送中運動半年來的現象背後，怎麼認識此刻隨時處於對峙狀態下的這座城市，我想對台灣而言，是一份遲來卻必要的功課。
■重新閱讀香港的時刻到了
首先，是香港對抗強權的這門課。
台港雖各自長期面對中共幽靈的糾纏，但我們從未共同分享與反思自己在面對中國威權體制的經驗。中共近年在香港從無聲的淘洗到有形開挖和刨根的過程，連香港的中學生都已感受到並說出，「深圳河以北沒有自由」。究竟從英殖民到中國殖民再到習近平領導下的強權，這塊土地經歷了怎樣有形與無形的入侵？
其次，香港面對難題時如何自處的這門課。
此次的運動，透過對香港的熱愛，香港人快速建構了公民意識和公共性。這次香港的運動之所以匯集前所未有的能量，是因為和理非與勇武派的交融、協作、分工、理解，而這集結的源頭來自於對香港的認同。無論是抗爭者被圍城時，中產階級挺身而出的「義載」，或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物資和心理協助，都體現一個共同體存續最重要的物質底氣和精神力量。
第三，香港是如何號召出快速反省、應變、面對世界能力的這門課。
很多人遺忘了近代香港其實遭遇持續的險惡。一九四一年曾在日本侵略與殘酷統治下過了三年八個月，而二戰後香港前途持續動盪，受到國際杯葛，並持續仰息於英國與中國強權間。香港人的適應力強，過去數波中國渡港的移民奮力離開中國邊界，進入九龍，成為香港移民，在險惡的環境下淬鍊出強大的靭性，但也因為長年跟外來者打交道，香港人也很懂得在國際現實中找到槓桿。
不論是歌手何韻詩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言、年輕的政治運動者周庭與黃之鋒分別以流暢日語和英語向世界意見領袖演說，以及大量有機知識份子透過藝術、法律、新聞等各自的專業介入運動，要世界關注邊陲，向世界說出香港人的訴求等等，在在顯見香港面對變局的能力。
香港人與其城邦一路走來，巔崖峻谷的歷程，需要被好好梳理；習近平政權領導下，中共強力地輸出天朝意識，擴張影響力，讓香港首當其衝。當不少台灣人仍對「一國兩制」抱有幻想之際，這是一門我們都必須閱讀的香港課。
二〇一九年六月九日，《報導者》從反送中運動發生的第一時刻選擇進入運動裡採訪與記錄，這是一場長達半年以上（而且仍持續中）的新聞戰，從新聞強度到動員的人力與規模，都超出我們的預期。高強度高頻率的跨國報導下，我們集結了一群對兩岸三地有長期關注香港的台、港、中的寫手和攝影記者共同協作。
這個團隊是一群充滿記者魂的結合，大家在見證歷史的過程中，無間斷地報導了近七個月，對所有人都是一場體力、意志力、判斷力的大考驗。一方面記者暴露在辣椒水、實體流彈的威脅，而在遍地開花的衝突中，還要快速反應、梳理脈絡；香港特約攝影陳朗熹曾在僅有五公尺的近距離中，被水砲車的水柱衝擊後被撞翻，腳骨受傷；攝影劉貳龍在理大圍城的事件裡，足足在內待了近六十小時；到過現場的記者都吃過催淚煙，都閃躲過警方的盾牌和棍棒。這也是我們第一次要為記者們準備防彈背心、安排保險與律師，才能比較放心讓他們上前線採訪。
或許是貼得夠緊夠近，半年間我們產出了二十萬字的深度報導、數千張深刻的影像，其中不乏擲地有聲的文章和照片，透過網路向各地廣傳。當不少台灣和香港讀者開始鎖定《報導者》來理解香港這場運動時，我們決定將此系列「強權與反抗、絕望與希望」裡的文章，從更為系統和後設的角度，重新編輯成書，帶給讀者幾種理解香港的視角。
這本書之所以取名為《烈火黑潮：城市戰地裡的香港人》，是因為火焰是香港此次運動的重要意象，火魔法師在街頭在港鐵裡燃起的熊熊烈火，是憤怒是恐怖也是宣示；而黑潮則是指一身穿著黑衣戴著黑罩，如潮水般在大街在陋巷在校園甚至向山頭湧動的人龍。不論是烈火或黑潮，都與這場運動「be water」的策略一樣，柔軟又剛強，流動而堅定，隨時爆發、隨處聚合。
此刻在城市戰地裡的港人，就像滾熱的烈火、源源不絕的黑潮，抱著不願散去的意念。
此書分四個章節，為了讓讀者感受這場運動在當時的脈絡，我們選擇忠實呈現當時現場的狀態，沒有改動太多。第一章呈現的是跨世代示威者的群像，帶讀者明白這場運動如何讓三百萬港人走出來並捲動整個香港。第二章則梳理香港在過去二十二年間，從英殖民到移交中國的過程中，港府各機構、四任特首、政商菁英，是怎麼一步步成為中共意志的管理者。第三章描繪運動中後期，香港市民是怎麼在抗爭中活出日常，怎麼透過選票與鈔票，實踐他們對香港願景的想像。第四章則是香港共同體的變貌，他們怎麼自我辨證，怎麼思考何謂「新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以及香港和台灣在哪些層面深深交織和互動。
此書另一個重要特色是透過大事記、香港運動中的關鍵詞、即時感的視覺影像，讓可能不那麼熟悉運動始末的讀者，也能輕鬆閱讀。但對已緊跟香港議題的讀者，我則推薦由中研院台史所吳叡人老師為此書所做的香港導讀。叡人在二〇一四年傘運開始對港做深度研究，過去半年他經常為香港發生的事夜不成眠，但作為一個具前瞻視野、有厚實歷史縱深的政治學比較研究者，同時也是對命運共同體與民族自決有實踐熱情的倡議者，他長期被視為「危險人物」，進不了香港。但因為用功甚深，他反而能跳脫此刻的紛擾，提供我們一個理解香港變貌，甚至為「想像未來香港」提供理論框架。對於本土認同快速擴大，開始提出自決、自治、獨立等口號的香港朋友來說，我相信他的思索非常值得參考。
這不只是香港的變動，香港的故事，跨世代的香港人正牽動和影響台灣。
謹以此書獻給在絕望中抵抗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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