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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洛斯帶領我們綜觀全球，探查原因錯縱複雜的飢餓問題，筆鋒犀利直指核心，卻又不失溫暖關懷。而書中結尾「必須採取行動」的訴求，更與台灣世界展望會多年來透過「飢餓三十」關心飢餓議題的持續行動相呼應。面對這關乎生命氣息存留的大事，我們絕對不能冷漠以待！
──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龔天行

暢銷作家｜大S、知名演員｜張鈞甯、知名導演｜戴立忍、綠色陣線執行長｜吳東傑、香港記者及《剩食》作者｜陳曉蕾、台灣農村陣線秘書長｜蔡培慧


◎衝擊性十足，內容深具實用價值...

｜美國：世界首都 Estados Unidos: El capital｜

8.

當我終於等到珊德拉（Sandra）女士時，她的三位助手已請我吃了一盤飯。天氣很冷，一向不修邊幅的我，今天得穿起我的皮大衣了。我一直以為那件大衣讓我看起來很拉風；但要嘛十字架傳教會的義工們看太多了，要嘛他們學會盡量不去問誰是誰，要嘛我那件大衣比我想像的還要舊。
「神保佑你，年輕人。你不來一盤嗎？」
珊德拉女士應該和我差不多年紀，油膩的雙手，一件乾淨的圍裙，妝化得相當濃厚，眉毛完全拔光，用一條寶藍色的眉線劃過。珊德拉女士已住在美國很多年，「超久的，別問我，因為你不會相信有多久的」。她以前有固定的工作，兩個女兒長大也離開各自組成家庭了，她的老公也先她一步離開了，而她有著一些錢，還有很多時光要打發，所以來這跟其他義工一起煮飯，每星期一三五，「為了神的榮耀」。她的社區廚房辦了五年了，它位在教會的一個寬敞、乾淨且無裝潢的地下室。她提到上帝時，聽來像是不再期待祂伸出援手，但卻仍祈求恩助一樣。
「為什麼只有那三天開？」
「因為那些日子剛好是其他社區廚房不開的時候，我們發現那些可憐的人在那幾天沒得吃……」
珊德拉女士指的可憐的人是一群五十幾個男人（都是男的），幾乎都是墨西哥裔的，幾乎都是中年或老年人。他們坐在兩張寬長的桌子兩邊，前方放著一個盛滿豐盛的蔬菜、雞肉、飯和鹹豆泥的盤子。大部份住在附近，少數住在家裡。多數流落街頭，在某個被遺棄的角落，一輛舊車裡，在橋下。或當冬天來時，在哪個流浪漢之家，那過一夜就得離開的地方。他們有大半天在十字架傳教會的教堂屋簷下渡過：九點喝一杯咖啡和吃個甜甜圈，十點聽傳教，十一點吃午餐。
「是啊，這裡大部份來的是墨西哥人，但還有其他國家的，拉美裔或非拉美人。深褐色的、白色的、咖啡色的，什麼人都有。」
珊德拉女士說完，然後看我是否聽懂了她所說的有關咖啡色的嘲弄話。

為宗教帶來更多的好處是：如果不是因為這樣，誰還會要來？更多宗教上的用途是：如果他們不來，那會怎樣？

巴爾多羅門（Baldomero）說他叫貝托（Beto），又說他出門後通常會到那街角，找人聽他訴苦。在那街角有「第二號絕望的吶喊」:「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的戒酒匿名會（Alcoholic Anonymous）」、「幫助你戒酒和戒毒」、「若希望不再受苦打這電話」等資訊。
「您認為我叫巴爾多羅門，但這兒大家都叫我貝托。」
貝托是個矮小、消瘦、黑皮膚、骨頭突出，六十幾歲的男人。他說他之前工作了很多年，負責庭院園藝。
還說他有個家庭，有三個好孩子。
「最小的還是個正式公民呢。」
他用那加勒比海地區的口音這麼說，為的是要強調他兒子是美國人，因為他是在這出生的，在芝加哥的一個郊區出生的。可是因為酒精他自己失去了一切：酒精逼他幹了所有他自己不會想幹的事，讓他遠離了家人，遠離了上帝，讓他沒工作。又說他現在想辦法回歸到原來的生活道路上，但為時有點晚了，他說，所以流落街頭。他說的「那個地方」（out there），指著街頭的那一角落，又說他的家人不願意再見到他，因為他對他們做了見不得人的事。
「見不得人的事，我傷害了他們。」
「你做了什麼？」
「見不得人的事。」
那是只有我知道的事，他說。又說人生還剩什麼：過日子，這裡開的時候來吃飯，晚上找個地方過夜，有時候喝個幾杯，不然人生還剩什麼? 他問我，為了要聽我說「對，你說的沒錯」，而我閉著嘴。

宗教是人們的娛樂。

現在超市裡播放著那昆比亞舞曲（cumbia），唱著愛情和愛惜這美麗人生的那類歌。在十字架傳教會的地下室裡，窮人們低著頭吃著。在一個角落有五或六個年輕人叫著，說笑著。沿著較遠的牆壁有一個櫃子，唯一的一個：「我是生命的麵包，靠向我的永遠也不會挨餓。」
「他們像那些，怎麼說……那字西班牙文怎麼說？」
珊德拉女士問，想著她想說的那個詞：
「他們稱為流浪漢的，可憐的傢伙們。」
她終於找到了。之後，有一個食客跟我說，貝托的一個女兒自殺了。有些人說，那是因為他逼她做她不想做的事。
「什麼樣的事？」
「她不想做的事。」
他說，然後安靜下來。

貝托的人生充滿錯誤：他沉淪下去，卻沒辦法再爬起。那些陷下去的邊緣人的貧窮：
「你知道我最懷念什麼？我最懷念那些植物。「那個地方」是很難種什麼植物的。我試過了，但撐不久，我想「那個地方」是沒辦法的。只要我還沒有失去我的手感就好，如果我失去了它，我就真的什麼都沒了。」

「很多人以為來這兒的只有流浪漢。說真的，我想很多人寧願這麼認為。這樣他們會覺得心安點。」
大衛‧克勞福（David Crawford），「食品供給主任」，他的名片上是這樣寫的，他在「公正耕耘」（A Just Harvest）工作，那是一家由多個宗教團體主持的非營利機構。大衛是黑人，蓄有幾根很長的頭髮並花俏地結在他光禿的頭頂上，留著稀疏的鬍鬚，穿一件寬鬆的上衣和緊繃的高領，細長的領帶。大衛用那美式機關槍的方式說著，一個接一個的把字句噴出來，且沒有歇息的跡象。
「這樣比較簡單：大家說得很清楚，他們是流浪漢，體系外的傢伙們。所以不是體系的錯，是個人的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這裡您看到的都是有地方住的，但問題是錢不夠支付所有的開銷：有房租要付，還有健保費、醫藥費，然後沒錢買吃的，所以只能來這。這裡什麼人都有，來的人各個不同，有著不同的過去和人生的。他們的共通點是沒錢買食物，而這是確實的：只要能避免，沒有任何人會想來這些地方的。」
想像這些人是因為他們個人的過去而淪落到這地步，是比較容易的。用一個表述來架構他們的人生：他們是流蕩的，一個瘋子、酒鬼，染有毒癮，他們墮落了。由於有這樣的觀念，所以不去或鮮少質疑一個來社區廚房取食的他者，所處的社會環境。

「公正耕耘」在芝加哥的另一邊，地鐵往北的最後一站。那是個黑人社區，有些偏僻，當夜幕降臨，街燈不怎麼明亮。但這個機構的建築很乾淨，有充足的照明、寬大的窗戶，有一間牆壁畫滿蝴蝶、鸚鵡、星球和火山，孩子牽著手，充滿鮮艷色彩的壁畫的大廳。有三十幾張可坐四到六個人的桌子，整齊地排列著，很乾淨，鋪著潔淨的塑膠桌布保護著；而在大廳的另一邊有一些置放菜餚的大桌子。這邊有黑人、拉美人、白人；有小孩、老人、男人和女人。沒人向他們問什麼資料，如果想吃飯，他們就把名字登記在一張紙上，找一個托盤。大衛說，這裡有三分之一的流浪漢、三分之一的退休族，和三分之一有工作，但不夠家用及買食物的家庭。
「有可能有人有工作卻還是花不起菜錢？」
「當然，那些是暫時性的工作，打掃家庭和辦公室，在廉價酒吧當服務生，搬運或卸貨工的。有時可能一個星期內有兩天、三天或四天有工作，領取八元的最低時薪，那這樣每個星期可能就能領到一百五十或兩百美元。在一個最便宜的房屋月租至少五百或六百美元的地方，還有交通費、醫藥費、衣服，你算算看吧：他們拿什麼買吃的？「公正耕耘」在這佇立了三十年，但最近三、四年，接受服務的人數增加許多。每天下午所準備給兩百個人的食物裡，一個小時內就清光了，乾淨俐落。大衛也說，他們的食物很健康且富營養，給他們一些肉類，好的蛋白質食品，蔬菜、沙拉、水果、麵包，所有一餐所需的營養均衡都顧全了。我們最不希望他們覺得我們提供次等的食物：沒有人是次等人士，也沒有人吃著次等飲食的。
大衛說著，然後再看我一次：
「那你呢，不想吃點什麼嗎？」

貝緹（Betty）有六十幾歲，白色短髮，有不透明的藍色眼珠，少了幾顆牙齒，且有一個像熨斗板那般挺直的背。她用一個助行器走路，不過她住得不太遠，離這約七或八個巷口。她說她剛來這時是因為喜歡吃飯時有伴，又說現在她想可能是這樣，或不一定如此。無論如何，她就是不願意說她來這是為了吃慈善分發的食物。但現在她知道，如果沒這家社區廚房，這社區會出很多問題的。
「我老公七年前去世的。我有時覺得他很幸運能先走一步，不需要這樣過日子。而且我們向來是認真繳稅的公民呢。」
貝提的先生一生在房地產公司做財務管理，做會計那類的。十五年前帶著一份微薄退休金退休，足以讓他們倆過活。隨著時間，交易所的交易變化讓他們的退休金縮小到貝緹幾乎付不起房租。
「每一年我的女兒會請我到田納西州的孟菲斯（Memphis）走走，她住那。可以的話，也會寄點錢給我，但幾乎不多，可憐的孩子。她還有兩個孩子要養……」
貝緹又說她不希望造成她女兒的負擔，但看來真像一場騙局，過了這麼大半生，居然現在變成其他人的負擔。然後她問我打哪來的，我說是南美洲的阿根廷。
「啊，那那邊也有這樣的事發生嗎？還是只有在美國？」

「我們盡量讓他們感到，來這不需要感到羞愧， 他們不過是在行使他們的權利罷了，每個人都有吃食飽足的權利。」
大衛說，但人們經常沒辦法撫平那羞愧感：
「您知道嗎，那是幾十年來被灌輸的一種觀念，認為來到這些地方是種恥辱，代表嚴重失敗的那般。如果美國政府羞於承認國內有飢餓的人民，且看看那些可憐的男人和女人是否能夠不感到羞愧？」

有個六十幾歲的黑人男性，很瘦，一副落魄樣，穿著一件非常寬大，印著歐巴馬臉龐的黑白襯衫。
「所以您喜歡歐巴馬執政？」
「我？我為什麼？」
「您穿的襯衫。」
「啊，是啊，別人送的，我就拿來穿。」
那男人牙齒僅剩幾顆，無力的眼神，兩手托著餐盤，不怎麼想聊天的樣子。
「但您喜歡嗎？」
「那是我喜歡的一張臉。」
「我就在問這，為什麼？」
「因為他經常都在笑，跟我一樣。」
「那你還會再投他一次嗎？」
「不，幹嘛？他當總統後我還是這般樣。一切都沒什麼改變。」

在一個角落的告示板張貼了很多廣告，場所的規定，還有一張不太大的海報：「讓華爾街還債」。大衛跟我解釋這不是他們貼的，這只是給那些想表達意見的人一個空間。這份海報是團體「全國人民行動」（National People's Action）貼的。在很多的規定和說明裡面，「公正耕耘」標示了一個他們的不妥協：他們不收受政府補助。他們接受來自個人的、私人機構的、教會的和各種民間團體的捐助，但從不接受政府的協助。
「但在我的國家裡有很多人飢餓，非常多的人。」
大衛說。因此他希望有所貢獻，這是為何他們做這些的原因。
「我們希望能像幫助任何鄰居一般去幫助這些人。」
「任何一個鄰居？」
「是，任何一個。任何一個鄰居都該知道他和他的每一個鄰居都有飽足的權利，且如果一個鄰居沒得吃，則要想辦法幫助他；如果沒有幫助他，就有著跟飢餓本身一樣的過錯，更何況我們是生活在一個糧食富足的世界裡，每個人都該盡一份力的，不論何處，不論何人。那是我們認為的，那如果您不贊成……」
「我嗎？」
「好吧，您或任何人。」

這比較依然令人嫌惡：跟尼日或孟加拉的窮人比起來，這些絕對是享有特權的一群。
但是前述的窮人不在身邊讓他們可以比。

該要討論貧窮這概念，其相對性。飢餓是絕對的貧窮，但這裡的情形是相對的貧窮，而他們卻把這稱為飢餓。相對性是個哲學性的辯論：我們到底能夠或願意或應該容忍多少的不平等？
相反的，絕對的貧窮看來是被下述這些人，排除於這個辯論之外的：那些認為一個人尚可活在遠低於其可接受的環境之下，而當這些外在因素，讓此人必須要在自然發生之前就死去，他們也會感到一點不舒服的人。
就讓他們餓死吧。

「但是吃東西這回事不應該像一場每日的戰鬥，對吧？這裡是美國耶。」
迪克（Dick）戴著一副無框的眼鏡，修齊的頭髮，留著山羊鬍，厚厚的下巴贅肉，一件淺藍色的襯衫，一邊的袖子繡上美國國旗，很像郵局員工的制服。迪克五十幾歲，有個大肚子，像是兩人份的那般大。
「不，我從來沒在郵局上過班，這件衣服是我在救世軍（The Salvation Army）二手店買的。我在一家卡車公司上班，在倉儲部門，本來都好好的，可是他們關了，現在找工作非常的難。誰要僱用我這年紀的？」
迪克說，他本來就認識來「公正耕耘」這些地方領食物的人，但他從沒想過他自己居然也有來這的 一天。
「我有時候還會做點捐助。我不懂，真的不懂，怎麼事情會走到這地步……」
迪克喜歡聊天，且呼吸困難：
「我吸太多煙了，還好現在煙變貴了……」
迪克說他每天吃起司通心粉，還有一個一美元四十九分的罐頭，如果可以，還配上一瓶啤酒。
「但我能怎麼辦？我領食物券，可每星期拿不到四十美元。每星期我只有四十元能花，四十元我可以幹嘛啊？」
又說所以他每天下午都來「公正耕耘」，至少來這讓他胖胖的，吃飽飽的。他是這麼說的：胖胖的，吃飽飽的。
「現在他們說什麼肥胖很不好，影響健康，我知道的是，胖子從不會因飢餓而死。可能因其他原因死掉，但絕不會是飢餓。」
迪克說著，然後起身，這是個很複雜的動作。他拿著拋棄式紙盤，盤子還留有一些剩餘的飯粒和兩整塊麵包。他帶到垃圾桶丟進去，我知道我不該，但我不禁想到那些剩菜不知能餵食多少個在印度比哈爾的、在蘇丹的人。比較，我們都知道的。


9.

食品架上滿是各種鮮艷的色彩：紅色、藍色、黃色，都是原色系的。食物架上印著微笑著的老虎、小獅子、松鼠、鸚鵡、雞、狗、貓，微笑著的明星，有成就的運動員送上一堆像雪團一般白的螺旋狀的多穀物早餐，多種形狀，多種口味的：蜂蜜、水果、核桃、肉桂、巧克力。另為了讓孩子們回復健康，也在包裝盒上畫著一杯滿溢的牛奶。一位體型像兩個甚至三個女人那般胖的女士，一頭蓬鬆散亂的金髮，碧藍的眼珠，一件深粉紅色慢跑褲。她拿著一盒寫著Trix的早餐穀片，上面還畫著一隻兔子。一副懷疑樣，她重新把盒子放回去。那肥胖的女士很吃地推著一台不太滿的推車往前走。她氣喘吁吁地走的，行動極為緩慢，雙腿不停的碰撞，看來不太能支撐她的重量。
「不好意思，我拿不到上面的那一盒。」
那盒應該是她拿得到的（超商可不想讓消費者錯過消費的任何機會）但那位太太拿不到。
「這便宜得多了，知道吧？」
我幫她拿一盒沒有圖畫的早餐盒，上面寫著「健康得不得了」的廣告詞。女士看一看，向我道謝，放入她的推車裡，繼續氣喘吁吁地走。在她的推車裡有一包超市品牌的麵條，兩打蛋，三包奶油麵包，六罐起司通心麵罐頭，其他種類的罐頭，兩卷廚房用紙巾，一盒家用洗衣粉，兩盒果膠和待放烤箱加熱的蛋糕，三公斤糖，兩盒香草冰淇淋，一罐兩公升的美乃滋，三盒各十二條的香腸，一隻死的雞。
「我的孩子也喜歡吃這些。」
這位女士名叫瑪瑞絲卡（Mareshka）：她說她叫瑪瑞絲卡，又向我抱歉剛剛要我幫她拿那一盒，但也說她的身體實在是負荷不了了。我不敢問她負荷不了什麼，但她說她經常來「全家一元」（Family Dollar）買東西，「全家」是賓漢頓（Binghamton）旗下最便宜的超市。然後瑪瑞斯卡看我一下，用那深沉的眼神看我，帶著一絲哀怨的說著，好像我問她另一個問題般，那我最想問的一題。
「我不窮，我有工作的。我什麼人都不求的。我們從來什麼都不求人的。」
之後，瑪瑞絲卡走出了超市，在半遺棄的灰色人行道上。那「我們」就是她的上幾代。之後她跟我說，她的曾祖父母一百年前從波蘭移民過來，因為這兒有工作，所以他們留在這。
「可憐啊，如果他們知道我們現在過的模樣。」
「你不會因他們選了這麼糟糕的地方定居感到生氣嗎？」
「我還怪他們什麼啊，可憐的老傢伙們。至少死的時候是安穩的，不需要面對這些。我想我寧願這麼想。」

賓漢頓（Binghamton）是紐約州北部的一個小城市，離市中心約三個鐘頭車程：離全球權力中心僅三個小時。距離白人拓荒者驅走印地安人，然後一個白人獨佔著這全部的年代已超過兩百年了。威廉‧賓漢頓（William Binghamton）先生買下了這片土地，且掛上他的大名。這裡在十九世紀中葉已經是個很繁華的地區，非常具潛力，這一區能接到部分出海的港口。然後西元一八五〇年火車出現，工業開始興盛，移民潮蜂擁而至，銅板聲響清脆的碰撞。賓漢頓在那些日子的重要性，讓這一區蓋了美國第一所治療酒精上癮的療護中心——紐約州戒癮庇護所（New York State Inebriate Asylum）。之後波蘭人、德國人、愛爾蘭人、義大利人陸續進駐，那些創造美國的移民，創造了一段輝煌時期。
他們將之稱為機會之谷：城市不斷的擴張，開始蓋起虛幻而不實的漂亮房子，橋樑、教會、公園，還有那IBM企業。繼二次大戰後，賓漢頓達到城市發展的巔峰：在這發明了模擬飛行器；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 company）在這製造武器，軍事監視設備類的尖端科技武器是他們的專長。但冷戰的結束，讓他們的生意大打折扣；當攻擊共產黨不再是賺大錢的生意，工廠一一倒閉，或遷到更適合經營的地方。因一個特殊的詩學正義的情況，在打贏這場戰役後賓漢頓城失去了工作、人民、希望；現在，這個城市比一百年前的人口還要少：若包括其郊區的居民頂多只有二十五萬人，而且每四個就有一個活在貧窮線下。
現在，賓漢頓最好的房屋變成了一間間的小銀行、大型殯儀館、各式各樣的教堂，他們的重點可清楚了，賓漢頓的購物區在城市外圍，一個像鬼城的中心，破舊的街道，被遺棄的住宅，二流的大學，和一份宣示「全美國僅餘的一百五十個旋轉木馬，其中的六個就在此市」的驕傲。這城市的消息不時也上報：比如說，西元二〇〇九年四月，一個自越戰退役的軍人走進位於前線街（Front Street）的美國公民協會（American Civic Association），射殺了十四個人。或去年，當蓋洛普（Gallup）在這城市進行民調，發現這裡是全國有最多悲觀人士居住的地方，或是天空最為髒污的城市。或根據最新數據，將這城市列為全國前三名有肥胖人士的城市之一：超過該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七點六的居民。

西方文明可是超級肥胖的：脂肪多、油膩且粗壯。
未來當字典定義這些詞彙時，肥胖（obesity）的意義將為應受到譴責的肥大，具有危險性的。

瑪瑞絲卡的祖父曾經營一家香腸店，自製自售。他的父親不想碰這麼多肉，所以到IBM公司當工人。當賓漢頓城的工廠逐一關閉時，他只好回去接家業，他感到很悶，生意也很快就瓦解掉。瑪瑞絲卡當時已經三十歲了，已經結婚並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她試著開一家美髮店，但沒成功。她的先生是公車司機， 他們就這樣想辦法生活。
「那時那銀行的女人說服了我們。她說什麼我們能夠買一個房子，還比租金更便宜。那不是真的，她說的不是每一件事都是真的，但我們想要相信她。」
他們買了一棟六萬美元的房屋，銀行貸款給他們，而且很漂亮呢。她跟我說，你沒看到，是那種小木屋的，還有後院、前廊、兩層樓、三個臥室，非常可愛。她說著，然後臉沉了下來。因為她先生在西元二〇〇八年去世，剛好是那一年，而她一個人沒辦法繼續支付房貸，所以銀行收回了房屋。
「對啊，是心臟病發作去世的。」
她跟我說，而我不知道是否該問他是否也很肥胖。她看著我。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沒錯，他沒好好照顧自己，但至少還能再活久一點，對吧？一定可以的。」
現在瑪瑞絲卡幫一個表姐管理一家店。賣啤酒、香菸、報紙、彩票、小零嘴，每月領兩千美元。她的三個孩子介於十三到二十一歲間。
「他們一天到晚都要吃的。你叫我拿什麼給他們？」
「妳領那樣的薪水難道沒資格申請補助，食物券什麼的？」
「是，權力我有，可沒意願。我不想。我能夠維生，不想任何人送給我什麼。我是個美國人。」

「我是美國人（I'm American）」，她說，
好似那幾乎代表一切。

幾年前美國政府將一種特殊疾病放在前鋒的焦點位置：肥胖。
開始懼怕這疾病是近幾年來最極端的文化轉變。好幾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的社會裡，身為胖子是種奢侈：能夠吃到多餘的份量，在自己的身軀裡浪費那財富，並有所炫耀，這是另一種權力的展示。
甚至才幾十年前，肥胖是個不容置疑的富有表徵。那些肚皮快要把戴有金鍊條、隨身錶的外衣撐破的皇室、大官、教皇、財閥們，那些戴著帽子的豐腴女士們，或歌舞劇的女演員們，都用那些脂肪當作她們的獎賞。 在一個當勞動讓身軀瘦下來的年代，一個肥胖的身軀是一種不事塵勞的炫耀。在一個當吃食是種特權的時代，一個吃得到想吃的，並且吃得比需要的還要多的身軀，是一個令人想要展示的體態。但之後，肥胖開始退流行。首先，反主流文化的年輕人視其為資產階級的象徵。隨後，資產階級者認為他們也該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做靜態的工作讓人肥胖，運動需要花錢和運用自由的時間，他們該要展示一個充滿纖肌和有運動性的身軀了。然而把肥胖視為疾病是還不到二十五年歷史的。
而當然啦，有錢人因此也不再是肥胖的了。

一般說來這有那麼點可惜。我們認為肥胖是被暴露在外的個人缺失：一個沒辦法充分掌握自己身軀來變瘦，無法控制身體的人。但是，逐漸的，這也形成了社會歸屬的訊號，只不過是社會的另一個極端肥胖越來越是個貧窮的象徵。

醫師們歸咎肥胖為心臟血管疾病和其死亡，部分的癌症，以及那項文明病——糖尿病大增的罪魁禍首。因此他們想要精確的界定它，使用「身高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 的公式：一個人的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這指數介於二十五到三十之間，則這個人超重；若超過三十，則那個人是肥胖的。
這標準是嚴苛的：我，一百八十五公分高，重九十公斤，有輕微的超重，BMI值為二十六點二。雖如此，我依然是在多數拉丁美洲男性的平均值之下：二十六點七。若是肥胖，則應該要重一百零三公斤。
以這樣的嚴格計算方式，就不難接受全球有十五億超重的人口；肥胖人口則佔其中的三分之一：五億人。這些數據造成了一個很值得注目的現象：世界是如此的扭曲，居然讓營養不良和營養過剩的，飢餓和胖子的人數差不多。且，不論是默許或明示，一些人缺乏的食物被另一些人拿走了：胖子吃著飢餓的人沒得吃的。

聽來像是對幾乎所有事情一種還不賴的解釋，但就像幾乎所有的事情一樣，這不是真的。

「他們說我們需要吃健康的。誰哪有錢去買健康的食物？要有錢才買得起那些蔬菜和水果……」
「那您喜歡吃那些蔬果？」
「說真的嗎？要說真的嗎？」
「好吧，既然我們都在……」
「說真的我不喜歡。我知道該要吃那些其他的，可我也知道沒辦法，錢不夠買。你們也可以跟我說這些對我不好，但我喜歡。我的人生有夠多的苦楚了，還要再一天到晚想我該要吃什麼的，甚至連安穩的吃我喜歡的都不行。」
「那您不擔心孩子？」
「我的孩子已經夠大了，他們能夠開始自己找吃的。我沒辦法再有什麼影響力了。」
「您的孩子身材瘦嗎？」
瑪瑞絲卡用一種嫌惡和怨恨的眼神看我，然後微笑。

這不是真的：肥胖是富有國家的飢餓。在不太貧窮也不太富有的國家裡，肥胖的人是營養不當的人，是最貧窮的人。在這些國家裡營養不當是由欠缺變為過多，由食物的欠缺轉為垃圾食物的過剩。那些貧窮國家裡營養不良的窮人是在於吃得少，無法發展他們的身軀和腦力；那些富有國家的窮人是在於吃太多廉價垃圾食品（油脂、糖分、鹽分）而發展出了不成比例的身軀。
這不是飢餓的反面：這與飢餓成雙成對。

不平等就是如此體現的。

｜美國：世界首都 Estados Unidos: El capital｜

8.

當我終於等到珊德拉（Sandra）女士時，她的三位助手已請我吃了一盤飯。天氣很冷，一向不修邊幅的我，今天得穿起我的皮大衣了。我一直以為那件大衣讓我看起來很拉風；但要嘛十字架傳教會的義工們看太多了，要嘛他們學會盡量不去問誰是誰，要嘛我那件大衣比我想像的還要舊。
「神保佑你，年輕人。你不來一盤嗎？」
珊德拉女士應該和我差不多年紀，油膩的雙手，一件乾淨的圍裙，妝化得相當濃厚，眉毛完全拔光，用一條寶藍色的眉線劃過。珊德拉女士已住在美國很多年，「超久的，別...

｜緣起 Los principios｜

1.
我看著這三個女人，持續了有好長一段時間：一個外婆、一個母親和一個舅媽。那母親和舅媽緩慢地收拾放在醫院折疊床旁邊的兩個塑膠盤、三根湯匙、一個燻黑的小鍋子，還有那綠色的桶子，然後交給外婆。當這位媽媽和舅媽將被單、兩三件小小的襯衫收在一塊棕梠葉墊子，讓舅媽撐在頭上時，我仍然目不轉睛地看著她們。但我接下來看到的光景讓我全身發軟：舅媽將身子往前傾趨向折疊床，抱起了孩子，將那小小身驅撐在半空中，用很怪異的表情看著──一種很驚訝，又感到極不可思議的眼神看著，然後將他放在媽媽的背上，那種非洲小孩被背在媽媽身上，伸長手臂和大腿，把臉朝向一邊的樣子，媽媽把被單束緊，就像非洲的媽媽們把孩子綁在背上那樣般地包裹著。孩子，動也不動地攤在媽媽的背上，如同往常一般準備回家，只是他是死了的。

天氣如平日那樣的燥熱。

我想這本書就是從這兒開始的：幾年前，在一個靠近尼日的小村落，與艾莎（Aisha） 坐在她家，一個茅草屋門前的一片柳條編織的草蓆上，正午的炙熱、乾旱的大地、幾無樹葉的樹蔭、一旁嬉鬧的孩童，她對我描述周而復始的主食──小米和麵粉裹成的麵球。我問她是不是真的每天都吃這種麵球，我才猛然發現我們之間存在著認知上的隔閡。
「嗯……在每天都吃得到的時候吧。」
她說著，並羞愧地低下頭。我頓時覺得自己很窩囊。然後我們繼續聊關於她的食糧，食糧的匱乏，而我，愚癡的我，第一次面對到最極端的飢餓事實；在充滿驚異的幾個小時後，我問她──那是第一次，以及之後無數次提問的開始──如果有一個魔術師可以獻給妳任何東西，真的，任何妳想要的東西，妳會跟他要什麼？艾莎頓了一下，好像從未想過有這個可能似的。她大約三十或三十五歲，除了有個稚氣的鼻子、悲傷的眼神外，身體其他部分用一塊淺紫色的布遮著。
「我想要一頭能擠很多奶的牛，把這些牛奶賣掉的錢能讓我炸甜甜圈，多賺的這點錢大概也就夠了。」
「可是我跟妳說是妳任何想要的東西，魔術師都會給妳的。」
「真的，什麼都可以？」
「沒錯。」
「那兩頭牛呢？」
她輕聲地說。然後她告訴我：
「這樣我們就不會再挨餓了。」
好少啊，我心想。卻又多得不得了。


2.
我們都知道挨餓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已經習慣每天總有兩三回會肚子餓。每日的生活裡，再沒有比餓的感覺更為尋常、更為即刻的了──然而，對大部分的我們來說，那真正的飢餓感，同時也是最為陌生的。
是的，我們知道餓肚子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習慣一天中有兩三次肚子會餓。但是，在這一而再、再而三，不斷地餓肚子和飽足的慣性中生活的我們，和那些每天都得面對充滿絕望的飢餓感，卻又不知所措的人們，存在同一個世界上。自古以來，飢餓是促成社會改革、科技進步、革命和反革命的動機。世上沒有任何一件事比它更重大且深遠地影響到人類的發展歷程；也沒有一場病疫，或一場戰爭殺戮了更多的人。至今尚無一場瘟疫像飢餓一般，如此地致命，但卻又如此的容易避免。
我居然一點也不知道。
對於飢餓，我最早的記憶浮現出一個肚子凸凸，腿瘦如柴的小孩，住在一個我不認識的國度：比亞法拉共和國（Biafra）。那是六〇年代末期，我第一次聽到對飢餓最粗暴的形容：飢荒。一個曇花一現的國家──比亞法拉共和國在我十歲生日那天脫離奈及利亞獨立，然後在我滿十三歲前就消失了。飢餓——在當年的黑白螢幕上，代表著那些一群蒼蠅始終圍繞身旁，一張張咧嘴的痛苦孩子們。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這個記憶牢牢地刻印在我的腦海中。因此我經常想像，對於飢荒，我將以一種毫無掩飾、極為露骨，又令人不可置信的敘述作為本書的開端。想像我尾隨一個醫療救援隊到一個充滿險惡的地方，可能在非洲，一個上千萬人正死於飢餓的國度。我將毫無保留地描述所有不堪入目的細節，然後我將鄭重聲明，該停止自欺欺人了：這不過是冰山中的一角罷了，現實可全然不是這麼一回事的。
我早已想好這本書的敘述取向。然而寫著這本書的這些年來，卻從未發生過任何一場失控的飢荒──只有每天在新聞看到的：薩赫爾（Sahel）地區叫人絕望的食糧匱乏；索馬利亞或蘇丹難民的流離失所；孟加拉水災造成的無家可歸。一方面而言，這是條大新聞，但就另一方面來說，即便沒那麼重要，可也是一個問題。這些災難是唯一能夠讓不受挨餓之苦的人們，透過家裡的螢幕看見飢餓的機會。像是一場無情又適時的災難，飢荒只在有戰事或天災時才會發生。然而，新聞最難報導的，是那些天天都吃不飽的成千上萬的人為此受罪，他們的生命也因此一點一滴地在消耗著。飢餓的主題只不過是這本書希望試著陳述和引發思考的冰山一角罷了。
雖然說這書所敘述的，對誰而言都不陌生。每個人都知道這世上有飢餓的問題，有著數據不一的八或九億人口，每天都挨著餓。每個人都曾聽過或讀過這些統計數字，但我們卻不知道如何作為或不願意有所作為。假如這些數據曾經起過作用，那現在這些最為露骨的證明，便失去其意義了。
難不成，只有沉默以對？

我想到艾莎，那位若有兩頭牛，生活便將變得多麼美好的媽媽。如果我必須向她解釋──雖然我不知道我是否需要──最讓我震撼的事情是，再也沒有任何一種更殘酷且更極端的貧窮，比得上被剝奪掉能夠想像人生有不同可能性的貧窮；一份無法開拓視野，甚或企求的貧窮。一種被套牢在無法擺脫的人生枷鎖裡的貧窮。
我想描繪，我想要敘述，但不知該如何訴說。您啊，親愛的讀者，出於好心又有些健忘的讀者，能不能想像：明天是否能夠飽食一餐的心情？更甚者，能否可想像：日復一日，面對無法得知第二天究竟有無飯吃的生活？您能想像，一個終日困在不確定感裡，沉浸在因它所引起的焦慮，再勉強打起精神想像如何舒緩這份焦慮，到最後再也無法想任何事情，只因為所有的思想都被這份焦慮給玷污的生活嗎？一種多麼狹隘、多麼短暫，有時多麼悲痛，飽受掙扎折磨的生活嗎？

沉默的面貌還真多樣。

這本書遇到許多困難。如何敘述一個遙遠的世界，一個「他方」的故事？身為讀者，您很可能認識一位因癌症過世，遭遇嚴重的打擊，失去愛人、工作、自尊的人；您幾乎不太可能認識一位每天與飢餓共存，受飢餓威脅而死亡的人。難以計數的人是離我們如此的遙遠：是我們不知如何，也不願意有所想像的人。
如何敘述這麼多的悲慘而不陷入悲嘆的惆悵裡，不去濫用他人悲痛的淚滴？或許，該先討論的是：為何要敘述這些悲慘？很多時候，對悲慘的描述就是在利用它的一種方式。許多不要臉的人對他人的悲慘很感興趣，想說服大眾事情沒有想像的那麼糟，或是，很單純地，讓那痛苦搔到癢處罷了。他人的悲慘──那份悲痛只是用來販賣、隱藏，用來混淆視聽的，舉例來說，假設個人的命運僅是個人的問題。
又如何抗拒對文字的疏離？「千萬人飽受飢餓」這句話該有其意義，可促成且引發一些反應啊！可是總體說來，文字已失去它的作用。或許，復甦文字該有的意義，會引發反應吧。
這本書的存在就是一場失敗，因為所有的書都是如此。但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探索人類最徹底的敗績本身就是一種失敗。而顯然地，這一切只能顯示我自身的不可能，懷疑和無能。即使如此，我並沒有愧疚：我該多了解歷史，思考更多的提問，深入更多的議題。不過有時失敗是值得的。

屢敗屢戰，愈挫愈勇。

前任聯合國糧食權利問題特別調查員齊格勒（Jean Ziegler），在最新著作《大規模毀滅：飢荒的地緣政治》（Destruction massive: Géopolitique de la faim） 中寫道：「每一年，幾千萬個男男女女和小孩因飢餓被抹滅掉的事實，是我們這個世紀的恥辱。每五秒鐘，一個不到十歲的孩子因飢餓而死；這居然發生在一個資源過剩的地球上。事實上，以當今全球的農業產值而言，其產量能夠讓一百二十億的人口吃飽，相當於目前人口總數的兩倍。因此，這不是宿命：一個因飢餓死亡的孩子是個被謀殺的孩子。」
成千上萬次的失敗。因飢餓或其相關原因，全世界每天不斷死去的，在這個地球上就有兩萬五千個人。如果您，親愛的讀者，願意看這本書，如果您有興趣，且可能花了八個小時看這本書，在這段時間當中將有八千個人因飢餓而死亡；八千人可真多啊。如果您不願看完這本書，這些人一樣會因此而死，不過您橫豎不會知道真相。也就是說，很可能您寧願不去看這本書，我或許也會選擇這麼做。這樣最好了，我不需要知道他們是誰，如何且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
（不過您已花了半分鐘讀這一小段落；該知道在這期間，這世上只有八到十個人因飢餓而死，您可以放鬆呼口氣了。）

假若，您終於決定不讀這本書，或許以下這問題將在您的腦海翻覆著。在這本書裡，數不清的問題中，有一個拔得了頭籌：
「既然知道了這世界的真相，我們天殺的如何能不秉持良心，像是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地繼續生活？」

｜緣起 Los principios｜

1.
我看著這三個女人，持續了有好長一段時間：一個外婆、一個母親和一個舅媽。那母親和舅媽緩慢地收拾放在醫院折疊床旁邊的兩個塑膠盤、三根湯匙、一個燻黑的小鍋子，還有那綠色的桶子，然後交給外婆。當這位媽媽和舅媽將被單、兩三件小小的襯衫收在一塊棕梠葉墊子，讓舅媽撐在頭上時，我仍然目不轉睛地看著她們。但我接下來看到的光景讓我全身發軟：舅媽將身子往前傾趨向折疊床，抱起了孩子，將那小小身驅撐在半空中，用很怪異的表情看著──一種很驚訝，又感到極不可思議的眼神看著，然後將他放在媽媽的背...

緣起

尼日：造成飢餓的制度
關於飢餓-1：人類的起源
印度：傳統的皈依
關於飢餓-2：人們的雙手和生產
孟加拉：被剝削的廉價勞動力
關於飢餓-3：貧窮，以及更多的飢餓人口
美國：世界首都
關於飢餓-4：不平等的分配體系規則
阿根廷：在垃圾堆上討生活
關於飢餓-5：真正看清慈善這回事
南蘇丹：最後誕生的國家
關於飢餓-6：當飢餓成為一種比喻
馬達加斯加：被掠奪的新殖民地

寫在最後
結束，也是新的開始……
謝辭
延伸閱讀

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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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傳統的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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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飢餓-3：貧窮，以及更多的飢餓人口
美國：世界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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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在垃圾堆上討生活
關於飢餓-5：真正看清慈善這回事
南蘇丹：最後誕生的國家
關於飢餓-6：當飢餓成為一種比喻
馬達加斯加：被掠奪的新殖民地

寫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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