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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的白人》充滿啟發性且別具洞見，深入剖析極右派的動機、政治策略與目標，並探討他們如何獲取支持。
——獨立報（Independent）

在英國風起雲湧的「新極右」勢力發展中，有兩個關鍵字：盧頓，以及英格蘭護衛聯盟（EDL）。
盧頓是倫敦以北的...

一、
生於斯，長於斯

如果想解決極端主義，得先把希望放回他們的生活。剝奪他們的認同只會讓他們成為下一代的極端主義者。情況真的需要被改變，這讓我打算致力於下一代的政治參與。他們必須去投票。現在很多人覺得自己沒有發言權，一旦太多人放棄參與，情況會變得愈來愈危險……。工黨和其他黨派搞砸了一切，他們在社會亂做的實驗已經創造出數百萬像我這樣的傢伙。

我沒想過這種話會出自湯米．羅賓森〔Tommy Robinson，真名是史帝芬．藍儂（Stephen Lennon）〕，也就是英格蘭護衛聯盟（EDL）前任主席，他說此話時距離我們二○一三年夏天首次見面後已過了十個月。那年夏天EDL很常上新聞，以街頭運動而言，它比英國各種極右派團體更有名氣、也更受注目。自從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伍爾威治（Woolwich）的士兵李．里格比被謀殺 之後，EDL的態勢就如野火蔓延。其中的「成員」—也就是那些能在網路上計算出來的活動者—已達三萬六千人。羅賓森就是在那個夏天跟我說，「我們甚至不用招募……數以百萬計的人與我們想法一致，同意我們所代表的信念。那些即便可能丟工作仍站出來的人們，我想難以計數。我們的網路支持人數比自由民主黨（The Liberal Democrats）最多時還多一倍。」
面對伍爾威治謀殺案，EDL利用了其中挑起的國族情懷與種族主義，在全國各城鎮強化該組織的行動者與支持者的動員，最後促成了六月一日的全國示威活動。之後的六月二十九日軍人節，它又組織了「為榮耀而走」（Walk of Honour）大遊行，試圖使路線經由哈姆雷特塔區（Tower Hamlets）的東倫敦清真寺（East London Mosque），再前往紐漢區（Newham），兩者皆為亞裔英國人大量聚居之處。為了遊行，EDL本打算邀請兩位在美國「反伊斯蘭運動」中惡名遠播的種族主義者，潘蜜拉．蓋勒（Pamela Geller）和羅伯特．史班瑟（Robert Spencer），不過因為英國反種族歧視團體施壓，兩人後來被禁止入境。
以無所謂的態度，EDL利用里格比的死進一步向伊斯蘭宣戰。雖然部分主流媒體將此描述為僅針對所謂「伊斯蘭極端分子」宣戰的活動，但實際街頭運動就是在對抗伊斯蘭教及所有穆斯林。儘管該組織領導宣稱所進行的並非種族主義運動，更不宣揚種族仇恨，但現實完全相反，參與者將伊斯蘭及其信眾種族化（racialize）為一均質化人種。
二○一三年五月三十日，EDL在網站表示：
現在是這樣，就算只提出伊斯蘭與恐怖主義之間的關聯，都會讓你變成「恐伊人士」或甚至種族主義者。難怪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會提出「極端伊斯蘭分子」（Islamist Extremism）的說法，彷彿極端伊斯蘭分子只有一種形態，而且可以輕易與更主流的伊斯蘭區分開來¬¬……問題是，極端伊斯蘭淵源極深，沒辦法隨便說「與伊斯蘭無關」就了事了。……如果伊斯蘭社群不接受、認知他們必須共同承擔的罪責，以及有責任面對且擊退極端分子，我們的城市街道上將布滿以阿拉之名而被屠殺者的碎塊……我們的領導者得開始面對毫無節制的移民政策所帶來的後果，不然勢必會出現我們都害怕的「反作用力」¬¬……只要還妥協於極端伊斯蘭分子與伊斯蘭無關的想法，我們就很難擊敗他們。
這份宣言清楚表現了此團體試圖將恐怖主義與伊斯蘭、移民與整體移民現象連結起來，卻忽略一基本事實：大多恐怖行動都由英國出生成長的人所執行的。正如我在與EDL對話中所認知到的，此說法已是極右派團體認同中一道不衰的趨勢：恐怖主義被直接與伊斯蘭及移民畫上等號；他們試圖將英國穆斯林標記為「外來者」，且進一步將此宗教及其信眾「種族化」。
自從EDL組成以來，種族化行動便為其工作核心。光是在伍爾威治謀殺案發生之前，根據反恐伊監督團體「告訴媽媽」（Tell Mama）在二○一二、一三年蒐集的數據所顯示，穆斯林受騷擾的程度已相當令人感到不安。「在工作場合、街道、鄰里之間、還有特別是網路上，都能看到相關事件，雖不見得到上頭條的程度，但都對他們的生活與社群都造成極大的痛苦，有些後果甚至極具毀滅性。」根據這份報告，EDL就是在網上散布反穆斯林仇恨的最大元凶。與EDL有關的事件在所有案例中占了49%，竟然比英國國家黨（BNP）還多；在四百三十四件網路霸凌中，EDL更直接與一百四十七件有關，占所有反穆斯林的網路相關案件的三分之一。
在李．里格比之死被極右派團體（尤其是被EDL）利用之後，種族霸凌與暴力等仇恨犯罪件數在幾天內直線飆漲。謀殺案過後一週，針對反穆斯林的暴力事件與網路霸凌的申訴就出現了一百三十六件，是謀殺案之前的五倍。反穆斯林的暴力在這之前就已導致四月份的穆罕默德沙林（Mohammed Saleem）遇刺身亡：當時八十二歲的他在伯明罕，正從清真寺走路回家。在李．里格比後，出現了北倫敦馬斯韋爾丘（Muswell Hill）的索馬利社區中心（Somali community centre）槍擊事件，以及西密德蘭針對清真寺的三起炸彈攻擊事件。
EDL行動者的信心似乎在滋長，最明顯的徵兆出現在他們的網路活動，畢竟網路是他們主要的溝通與動員場所。只要打開EDL的臉書專頁，第一句看到的就是「不搞種族主義，不搞暴力」，但不用瀏覽多少內容，你就會發現各種粗糙直接的種族歧視語言。二○一三年六月，一篇在EDL倫敦支部專頁上的文章非常受歡迎：「我們問了一百個人，關於伊斯蘭，你會聯想到什麼，得到最多票的是『恐怖主義』（28）；接著是戀童癖（25），然後是『仇恨布道者』（20）、『不受歡迎的入侵者』（10）、『生太多』（7）以及肏山羊╱駱駝佬（5）。」種族主義在此處自在顯露，一三六人還按了「讚」。有個人甚至留言：「我們國家很快就要變成英格蘭斯坦 了，我一點都不想要呀。」
我是英國的第一代移民，在這個國家沒有任何親戚，更沒有文化根源可言。因此，作為一個在英國之外出生、至今仍在學習此地社會與文化的移民來說，我總是對這些種族分子完全缺乏自覺的表現感到驚異。英國媒體只將他們描繪為「一群惡徒」，彷彿這能解釋一切。即便他們在電視與報紙頭版的臉孔展現出那麼深刻的憤怒、仇恨，以及最顯著的—疏離，卻從未有人試圖解釋他們的行為。我不相信人有所謂天性或無法改變的認同。一定是這樣的吧，我告訴我自己，沒有人生來偏頗，對任何種族╱民族的仇恨都是後天習得的行為。所以，究竟是什麼條件促使他們採取了這種思維模式？
為了一窺部分死忠成員如何形成此種政治思維，我用一個中文假名加入了EDL倫敦支部，並得以讀到他們的對話內容。一個人寫道：「我希望重返偉大的英國。英國的現狀令我感到羞恥。一個月前那位可憐士兵的死讓我震驚，我從沒想過會發生這種事……我也很生氣，真的非常、非常氣，這些伊斯蘭的鳥事把我害成這樣。憤怒並沒有錯，耶穌就曾展示過一次，聖經裡有寫……。」
然後他談到自己的背景，以及轉化自己怒氣的方式：
我曾是一位專業職人，做的是最高檔的工作，但生命就是這樣，我的私人生活遭受沉痛打擊，一切也跟著毀了。因為目前沒工作，我覺得很羞愧，然後有一天，就業與退休金部門（Department of Work and Pensions, DWP）寄來一封信，一個鼓鼓的大信封塞滿了我的信箱，原來是同一封信的內容用各種不同語言寫了好多張—我好生氣。在三十年的資深創意管理職之後，我一週拿十便士補助，而這些外語信讓我知道，有些人不用讀懂一丁點屬於英女王的英語就可以拿到補助，我氣壞了。
至於該如何解決問題，他做了結論：
所有已知的穆斯林激進分子都該被遣返，包括他們的家人—無須經過法院審判，也不談人權，滾；二、他們必須接受我們的習俗，而不是我們接受他們的—舉例來說，週五就是工作日；三、所有人（無論是不是伊斯蘭）只要不能讀寫令人滿意的標準英文，立刻滾；四、英國文化中的規則或潛規則必須適用於所有外來者，不只是伊斯蘭—不論宗教信仰；五、就像我們出國會入境隨俗一樣，在英國就要接受我們的穿衣禮儀，不能再有那些「他」表哥式的服裝 了；六、不再接受移民（所有移民），我們已經滿了，我們連自己都無法照顧、餵養、找到工作……在我看來，我們應該今天就開始試著找回彰顯英國價值的光輝歲月。每個人都得做出選擇，如果不堅持，只能等著完蛋。
雖然大部分成員對於EDL的信念愈來愈有自信，但EDL官方仍謹慎地將網路上的追蹤者視為潛在的滲透分子。以我為例，他們的懷疑確實成立。到目前為止，此分部仍沒人回覆我的訊息。難道是我給自己取錯了假名？
我很清楚地意識到，非白人很難接觸到組織的網路成員及死忠支持者，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我決定從組織的源頭下手。
貝德福郡（Bedfordshire）的盧頓鎮（Luton）在二○○九年五月贏得了EDL「溫床」的美名，在英國皇家軍隊二營返鄉遊行時，一群當地穆斯林現身抗議伊拉克戰爭（由美國及英國在二○○三年帶領入侵），於是，EDL源頭組織「盧頓人民聯合」（United People of Luton, UPL）便號召了高達五百人進行反穆斯林遊行。根據「伊拉克傷亡」組織（Iraq Body Count）指出﹝英國獨立報（Independent）於二○一一年刊登此數據﹞，光是伊拉克戰爭的頭兩年，至少就有兩萬四千八百六十五位平民被殺害，其中20%為婦孺。英國媒體從未妥善報導或記錄這場戰爭中的暴行。因此，在盧頓的抗爭中，反戰穆斯林在士兵經過時舉了許多標語，包括「英國士兵：巴斯拉 的屠夫」以及「英國士兵：懦夫、殺手、極端分子（指殺害平民的行為）」。
這項行動激怒了士兵的朋友與親人。
反伊拉克戰爭的抗爭發起人是安札姆．喬達利（Anjem Choudary），他是一位四十六歲的前司法官，被英國媒體稱為「伊斯蘭極端主義布道者」、「極端布道者」或「仇恨布道者」。喬達利猛烈批評英國涉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決定，並針對其干預行動及英國軍隊組織多次舉行示威活動。他還參與組織了一個伊斯蘭團體「移民」（Al-Muhajiroun），此組織多次主辦反西方遊行，後來被英國政府禁止活動。另一個喬達利幫忙創立的「古拉巴」組織（Al-Ghurabaa）同樣遭到禁止。之後，他又組成「伊斯蘭挺大英」（Islam4UK），但二○一○年，此團體被判定違反英國反恐法。（有趣的是，大部分英國媒體支持對此團體下達禁令，卻從未對於英國的極右派組織採取同樣標準。）
在盧頓反戰遊行隔天，大部分晚間新聞或小報報導都將這些穆斯林抗議者稱為「極端分子」、「狂熱分子」、「仇恨暴徒」、「恨英國的英國人」、「內賊」等。《電訊報》（Telegraph）在二○○九年五月十四日早晨的報導尤其煽動：「儘管他們的行動讓多種族並存的盧頓情勢緊張，這些在盧頓恥笑英國部隊的伊斯蘭極端分子仍繼續蔑視眾人怒火。」
其實，對於盧頓的反戰、反軍遊行，大部分媒體都有所偏頗，所以我想從抗議領袖喬達利那裡知道另一方的說詞。他的相關報導都十分負面，我以為很難約到他，事實上卻相當容易：有一次，我偶然在商業街（Commercial Road）的週六報亭遇見一位發送可蘭經複本的少年，他替我聯絡上喬達利：他很快答應與我會面，但不告訴我集合地點，只要我當天早上九點再打去。喬達利在電話中仍非常謹慎，要求我走到新街（New Road）的科斯塔咖啡店（Costa Cafe）後再打給他，我遵從指示做了，接著從咖啡店對面走出一位女士，「來見安札姆．喬達利嗎？」她友善地問，接著把我帶進咖啡店，而喬達利正在裡面啜飲咖啡。
喬達利並沒有與我握手，但微笑問我是否要喝什麼，然後向我介紹那位帶我進來的女士—他的太太烏姆．路克曼（Umm Luqman），而他們的年輕女兒就在隔壁桌與母親坐在一起。喬達利的樣子跟我從媒體上得到的印象不同，他姿態輕鬆，滿臉微笑，當我問及被稱為「仇恨布道師」的想法時，他的回答相當冷靜：
當你試圖為社會帶來根本上的改變，人們一定會抗拒……十五年前，這（種族）議題在歐洲的主要對象是黑人和猶太人，而非穆斯林……今日，那些定義自己為極右派人士的群體，所參照的對象便是穆斯林。這情況在法國、德國、奧地利和英國都是……身為穆斯林，你永遠在這算式中，差別只在於你的知名度有多大，以及你宣揚自己的伊斯蘭信仰到什麼程度……這決定了你會受到多少攻擊。但，我對自己的定位就是個穆斯林。
喬達利在伍爾威治長大，就讀的小學就在李．里格比三十年後被殺的那條街上。一九七○、八○年代，青春期的他目睹了國族陣線（NF）及其他極右派力量的茁壯。「現在極右派勢力在政治上變得比較討好，也較為社會接受，不過穆斯林社群的第二、三代已經更有資源，國內的地位也更穩固，面對敵意不會只是認命走開……這和我們第一代成長的狀態完全不同……。」
喬達利說他曾花很長時間尋找生命的意義，而在二十幾歲時，也是讀完醫學和法律之後，他發現了一條能將他帶離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邏輯的思想取徑。他開始嚴格遵循伊斯蘭教，此後二十年，更研讀伊斯蘭教法。他告訴我，可蘭經中伊斯蘭教法是一組可在全球施行的神學律法。「它可無處不在，不只在英國。」他聲稱他的團體進行的是「思想運動」。
與媒體所描繪的不同，喬達利說盧頓的抗議行動其實也包括了非穆斯林人士，他們來自當地的英國白人社群，以他的說法，他們挺身而出反對戰爭，「超越了國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事實上，盧頓的穆斯林和白人社群一直處得很好，大部分當地白人對穆斯林沒有意見。盧頓的幾次大型反戰示威中都有白人參與。」
他也解釋了自己在二○○九年那場爭議遊行幕後的心情：
這些抗議者反對英國政府參與謀殺穆斯林，以及他們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所犯下的暴行……而返鄉軍隊就象徵這一切……相對於真實發生的事，那些標語根本不算什麼。比如，有標語寫了「嬰兒殺手」，有人批評讀來令人厭惡，但戰爭中確實出現了殺嬰行為。在戰場上幹了那些事的人並非被強制徵召……他們是因著自己的意志，卻被當成英雄般列隊歡迎，這絕對該反對。對EDL而言，他們的歷史或許是從那天（盧頓的反戰、反軍遊行）開始，我們的歷史卻是一場早已開始的漫長搏鬥。
有些人說該禁止我們，還說是我們引發了之後一堆有的沒的，但我想說：在英國到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前，沒人想當炸彈客……在盧頓發生的事，起因是英國在海外的行為……一切都是因為英國的外交政策。也因為如此，國內才會出現規模這麼大的反戰行動。
然而，二○○九年，大部分媒體都將盧頓的反戰抗爭染上伊斯蘭色彩，導致白人的憤怒膨脹，英國的穆斯林人口被視為假想敵。在此脈絡下，UPL和「休閒幫聯合」（Casuals United）出現了，其組成民眾大多為來自盧頓的法利之丘社會住宅（Farley Hill Estate）及其他社會住宅的年輕白人勞工階級。他們的成長環境封閉、對軍隊忠誠、習於住宅區的幫派文化，且將效忠「自己人」視為最重要的事。這種在地認同感塑造了他們的情感模式。EDL支持者比利．布萊克（Billy Blake）在他的著作《EDL：心路歷程》（EDL: Coming Down the Road）中指出，「英格蘭勞工階級是一獨特的族群（distinct ethnic group），有他們自己的傳統與文化。」此書推薦人包括BNP領導人尼克．格里芬（Nick Griffin）與所有EDL成員。雖然他們說自己屬於同一「階級」，但真正使他們結盟的其實是種族與種族根源。
在當年五月，UPL所組織的反制示威中，反穆斯林情懷觸發了暴力行為，有些人試圖攻擊盧頓的亞裔英國人。之後，在UPL及「休閒幫聯合」所組織的其他反穆斯林遊行中，此兩團體逐漸結合，成為了EDL。
UPL的領導者之一是當時只有二十五歲的史帝芬．藍儂，也就是之後為眾人所知的湯米．羅賓森，我會在之後提到他。其他領導者則是他的親戚與同事。羅賓森是本地人，早在幾年前組織了「制止盧頓塔利班」（Ban the Luton Taliban）團體時出名。他是盧頓的足球迷，對於穆斯林族群的敵意眾所皆知。不過，UPL成立之初，羅賓森從未預期此團體會發展到盧頓以外，甚至成為全國性的街頭活動。此外，由於早已在非政治活動中「陷入麻煩」又「樹敵」無數，他不想在UPL擴展階段使用真名，所以一開始，他半開玩笑地把自己稱為「韋恩國王」（Wayne King），還把此當成一個笑話對媒體說。沒想到自己後來真成為家喻戶曉的極右派領袖。
UPL成立時，羅賓森設立了名為「拯救盧頓」，「英國愛國主義者對抗伊斯蘭極端分子」，「盧頓人民聯合」的網站，好將自己的訊息傳播給民眾；他同時開始上廣播受訪。就在此時，真名為艾倫．艾林（Alan Ayling）的艾倫．雷克（Alan Lake）找上他，他是一位倫敦的百萬富商﹝太平洋資本投資管理公司（Pacific Capital Investment Management）前任負責人﹞。二○一一年，挪威法西斯分子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挪威屠殺了七十七人，當時雷克就曾被懷疑涉案，也接受了警察當局調查。不過雷克與羅賓森聯絡時，羅賓森完全不知道他是誰。
也大約在同時，EDL還沒成立之時，艾倫．雷克成立了一個小型的極右派組織「為英格蘭而走」（March for England）。雷克是著名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在以「為英格蘭而走」對抗英國穆斯林的同時，盧頓剛發跡的反伊斯蘭街頭運動讓他心懷盼望—他或許也能拓展屬於自己的議題：支持以色列。於是，他邀請羅賓森及其盟友一起到他位於巴比肯（Barbican）要價五十萬英鎊的公寓，羅賓森基於好奇答應了，當時出席的除了他，還有凱文．卡洛（Kevin Carroll）和羅賓森的舅舅達倫（Darren）、保羅．雷伊（Paul Ray，之後成為羅賓森的強勁對手），另外還有安妮．馬奇尼（Ann Marchini），這位北倫敦的地產投資者也是EDL的創立者之一，據說也曾為其挹注資金。
艾倫．雷克在當時就看出羅賓森領導的街頭運動很有潛力，他想「擴展到更多像足球迷這樣的基層群體，引導他們參與。」換句話說，他想動員並利用這些「群眾」來為他做事：散布反穆斯林的種族仇恨。
根據BNP領導人尼克．格里芬表示，就是在雷克的贊助下，EDL同意與公開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BNP分道揚鑣。此外，也是因為雷克的金援，EDL才有辦法展開全國性活動。他們也因此有機會接觸到反穆斯林與支持以色列等國際組織的資源。格里芬宣稱，是雷克將EDL命名為英格蘭護衛聯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為的是呼應此團體在美國的對應組織：極右派組織猶太護衛聯盟（Jewish Defence League）。羅賓森全面駁斥這些說法，聲稱雷克從未資助EDL，其名也與他完全無關，純粹是在活動擴展至全國時決定效仿威爾斯護衛聯盟（Welsh Defence League, WDL）之名，隨後來自布里斯托（Bristol）的BNP成員約翰．薛里登﹝John Sheridan，真名為克里斯．蘭頓（Chris Renton）﹞提供了將組織資訊網路化的技術。我將在第三章的時候進一步追蹤羅賓森與雷克之間的關係。
此時羅賓森還不願揭露自己的真實身分，也不想成為公開焦點。在所有活動中，他都一直保持偽裝。他讓表親凱文．卡洛以本名成為第一位公開對媒體談論這個團體的角色。於是在英國廣播電視臺（BBC）的紀錄片《青年、英國與怒火》（Young, British, and Angry）中，凱文．卡洛侃侃而談他們參與此活動的原因與過程。這是EDL的領導階層首次站到媒體聚光燈下。
一場全國的極右派街頭運動因此啟動—有錢人資助、極具經驗的極右派行動者策畫執行，再由感覺被剝奪公民權的勞工階級的血汗完成。與我之後所見到的狀況相同，種族主義思想便是這般由上層一路傳承、複製下去。
這樣的思想與策略之所以打動這麼多勞工，是因為他們覺得權益被剝奪，生活充滿疏離感，此外，EDL暗示的正是「英格蘭式生活」。無論運動者或追隨者都認為他們的英式生活受到威脅，必須全力捍衛；激發這些男男女女的怒氣、煽動至前所未有的規模，但究竟什麼是「英格蘭式生活」？怎麼樣才是「做一個英格蘭人」？這些參與或支持運動的人究竟何時感到自己「是個英格蘭人」？何時覺得受威脅？在他們眼中，自己又是在什麼時候、透過什麼過程成為了所謂「局外人」？

我打算去盧頓尋找答案。我在出發前查看了EDL盧頓分部的網站，試圖和其中的運動者聯繫，卻仍無人回應，倒是看到成員數字不停增加。根據此團體保有的機密程度，這數字增加的速度實在不成比例。
盧頓對我來說是個謎。這裡居民最多的是白人（在二十萬三千六百人之中，68%的居民為白人，18.9%來自南亞），但種族情勢卻是數一數二地緊張。EDL的發源地名叫法利之丘，屬於社會住宅區，是在二戰德國轟炸後的重建區之一，目前居民有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人，其中超過60%為英國白人。
抵達法利之丘前，我一直想像那是個不安全的白人地盤，極右派團體一定到處橫行。不過現場給我的第一印象卻相當不同：法利之丘很安靜，居民進行著每日家務，大家各顧生活。我看不到在東倫敦達根罕（Dagenham）那些破敗社會住宅區常出現的英國國旗。我繼續漫步在公寓街區間，一名光頭白人經過我身邊，好奇瞧了我一眼，我對他點點頭，上前搭話。他的名字是德瑞克（Derek），隸屬區議會的道路維護工人，但提到工作時輕嘆了口氣，一開始似乎沒有多解釋的意思。他今年四十八歲，獨自住在此地的公寓，不過不願指出精確位置。
才開始談話五分鐘，我就看得出他的不安與懷疑，但或許平常沒什麼機會發表意見，他跟我講話的興致仍然高昂。當我問及此地的多種族社群及其間的相處狀況時，他絕望地搖搖頭，「這裡的情況和全盧頓一樣。盧頓已經不再屬於盧頓人了。」
「盧頓人？」我從未聽過這個說法。
「是的。」他皺眉，「過去十年來，太多外國人跑來這裡了。」
「外國人？」
「對，外國人，」他焦慮地複誦，空洞的藍眼睛望向遠方，談論「外國人」的樣子彷彿忘記我根本不是本地人。「我們開始遺失自己的文化，我們的文化被淹沒了。我覺得在自己的國家被當成次等公民。我覺得自己像個局外人。」
「但，和其他文化相處為什麼讓你覺得這麼不舒服？」我輕柔地問。
「不是，我不是不能和其他文化相處。」他變得有點緊張。「只是，過去十年，太多人跑來盧頓這裡工作……現在到處都是了。」
「所以，他們是新移民？」我問，「從哪裡來的呢？」
「大部分來自東歐。比如波蘭人。」
「所以大部分是歐洲白人？」我向他確認。
德瑞克點頭，但接著補充，他真正有意見的是那些住在附近的穆斯林，即使移民主要來自東歐，德瑞克的主要憤怒對象仍是穆斯林，許多還是在此地土生土長的穆斯林。
「二○○九年軍隊返鄉遊行時，我也在……那些穆斯林對我們的士兵很不尊敬，我很生氣。」
不過被問到是否有參與EDL時，德瑞克卻突然起了戒心，「沒有、沒有。」他用信心十足的眼神看著我，「我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妳知道我的意思。」
我覺得德瑞克對於EDL的反應非常有趣，他顯然不想被定位為種族主義者—這裡所有人都這樣。史蒂芬．羅倫斯帶來的影響已經讓整個社會知道，種族主義絕不是正確的思想。那已成為一個骯髒、可恥的詞彙，即便是種族主義傾向最嚴重之人都會與其保持距離。
我想更瞭解引發德瑞克怒氣的那些議題。但就算我問他問題，他也往往找不出回應的適當詞彙。他不停搓揉自己的額頭，一邊瞇起眼睛，這讓他臉上的皺紋更深；而每當他奮力找出詞彙之前，總會先有一聲深深的嘆息。我隨後即將發現，大部分當地居民憂心的都是失業問題。德瑞克表示，「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妳知道，情況很嚴重……我算非常幸運—我的三個孩子都有工作……他們都搬離了盧頓。」

一、
生於斯，長於斯

如果想解決極端主義，得先把希望放回他們的生活。剝奪他們的認同只會讓他們成為下一代的極端主義者。情況真的需要被改變，這讓我打算致力於下一代的政治參與。他們必須去投票。現在很多人覺得自己沒有發言權，一旦太多人放棄參與，情況會變得愈來愈危險……。工黨和其他黨派搞砸了一切，他們在社會亂做的實驗已經創造出數百萬像我這樣的傢伙。

我沒想過這種話會出自湯米．羅賓森〔Tommy Robinson，真名是史帝芬．藍儂（Stephen Lennon）〕，也就是英格蘭護衛聯盟（EDL）前任主席，他說此話時距離我們二○一三年...

致臺灣讀者序
白曉紅

英國脫歐／留歐公投結果揭曉後，大家似乎突然發覺─他們並不認識自己成長的社會。投票選擇留歐的英國人都覺得似乎不認識另一半投票脫歐的公民。頓時，英國好像被劃成兩半。選擇脫歐者雖然不都是種族主義者，但大多數脫歐選民的出發點是反移民、排外。他們多為中年至老年，集中在全國各地工業蕭條地區。最讓英國另一半選民震驚的是，這些脫歐者都非常、非常地憤怒。
其實，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就充滿了這樣憤怒的白人，他們之中有一部分的人已成為極右派運動的基層成員。這些正快速成長的運動，形成歐美社會不得不正視的危機。
今日的極右派勢力在歐美各國都漸占優勢，這是有目共睹的趨勢。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半個世紀後，歐洲極右派政治運動的復甦可說已離一九三○年代的程度不遠了。盧森堡協會（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於今年二月曾發表報告，警示自金融危機以來極右黨派及其街頭運動在全球各地的成長。我們在英國自保守黨卡麥隆（David Cameron）加速的緊縮政策下，也目睹了極右派組織的動員和茁壯。
英國獨立黨（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 UKIP）數年來就在緊縮政策的大環境下成長。在其民粹主義中，所謂「人民」是個幌子，「人民的自由」是個虛構概念。該黨黨魁法拉吉（Nigel Farage）在高談「人民自由」的同時，完全反對全國基本工資的上漲，並主張廢除一切反歧視的立法。在英國獨立黨政治架構裡真正的內容，只有對私有企業的保護與澈底地反移民、排外。
法拉吉語道：「若人們覺得移民問題不能以民主方式解決，那麼下一步將會是暴力行動。」語出不久，工黨國會議員考斯女士（Jo Cox）於六月十六日在她西約克夏（West Yorkshire）的家鄉被謀殺。這是極右派勢力向任何代表多元文化者的宣戰，是他們對任何爭取民族平等者的最終攻擊。凶手是一名五十二歲的極右分子湯米．梅爾（Tommy Mair），常年受新法西斯思想影響，曾參與美國極右派組織「國家聯盟」（National Alliance）在英國舉辦的活動，並長期購閱該組織的出版物。在謀殺考斯女士時，他喊著「英國第一！」；在法庭上，當法官問他全名時，他面無表情地回答：「處死叛徒！為英國爭取自由！」。他指的「叛徒」，就是致力推動英國接收敘利亞難民，崇尚多元文化社會的考斯女士。大家都記得幾年前挪威的法西斯分子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屠殺了七十七名挪威左翼青年，在他眼裡，這些人是國家「叛徒」，因為他們歡迎移民，歡迎多元文化。
最近可看到的是在右派主導的脫歐／留歐公投之下，選戰中充斥著種族主義。中間偏右的主流種族主義，容納並收編了極右派勢力，直接與極右派組織互動，助長它的勢力。如今，極右派組織宣傳的種族主義已是英國每日政治的一部分。前一陣子當薩迪克．汗（Sadiq Khan）當選倫敦市長時，「英國第一」（Britain First）─這個新法西斯政黨即宣告「倫敦淪陷了」。「英國第一」不僅使用保守黨競選語言，說薩迪克．汗與「伊斯蘭激進者」有關聯，並宣傳強化脫歐陣營「移民入侵」的標準論述。對於薩迪克當選倫敦市長，「英國第一」這麼說：「倫敦曾逃過黑死病、大火和大戰期間轟炸的大劫，但今日卻被湧入的移民給謀殺了。」、「奪回我們的國家！」、「英國第一！」。這般高喊著，號召它的成員和支持者投入脫歐陣營的選戰。
公投後，英國上下種族主義事件大為增加，極右派政治抬頭。公投後的頭一個星期內，就發生了三百多起種族主義騷擾和襲擊事件。不論是少數民族或移工，都覺得人身安全不再有保障。
在歐洲各地，湯米．梅爾暴力行動背後的那類意識形態，也就是我們過去一直視為「極端種族主義」的思想，如今已進入主流。極右黨派在歐洲不再是「過街老鼠」，而在各國政壇上愈來愈看好。最近德國聯邦外務處資助的一份報告顯示，歐洲民眾對極右派政黨的支持度自一九九九年不斷增長，導致歐洲國會裡極右派的得勢：歐盟兩年前的選舉是歐盟極右政黨跨出的最大一步，極右派政黨在歐盟議會裡得到了一百七十二個席次，也就是百分之二十三的席次。據估計，下一回歐盟議會於二○一九年選舉時，極右派政黨有可能奪取三分之一的席次。
極右派政黨在國家層次上的影響力，也已到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未達到的空前程度。德國的反移民政黨─「德國他途」（Alternative for Germany），也就是極右派街頭運動「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組織（PEGIDA）在議會政治上的代表，於今年三月份地方選舉中受到許多藍領勞動階級選民的肯定，如今是德國的第三大黨。在奧地利，極右派政黨─奧地利自由黨（FPÖ）今年五月底幾乎成為總統大選的贏家。由於奧地利自由黨和角逐對手綠黨的票數非常接近，奧地利自由黨提出選票處理不當的控訴，得到法官認可，奧地利將重選總統。結果如何很難說，但清楚的是，奧地利自由黨已是奧地利政治的主流，離執政不遠了。
極右派組織目前信心十足，它們在街頭的活動頻率也增高了。「英國第一」這個政黨，在今年就已三度來到東倫敦清真寺（East London Mosque），騷擾教徒，並打傷一名穆斯林居民。德國最大型的極右派街頭運動—PEGIDA，每週一在德勒斯登（Dresden）這個城市聚集上千支持者。這個組織在歐洲各國已設有支部，如今已可說是一個跨歐的街頭運動。這些組織的成長，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移民、難民和庇護申請者的人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不僅在大街上，甚至在他們的住處也不安全。比如在德國包森（Bautzen）這個城裡，就發生了難民庇護所被燒毀，而民眾在旁歡呼的情況。今年二月份，瑞典的納粹組織「瑞典反抗運動」（Swedish Resistance Movement）在攻擊難民兒童後，警告所有「外來者」，今年將是「以武力對抗移民」的一年。
書寫《憤怒的白人》的動機，是從我個人經驗開始的─從個人與生活環境中人們對種族主義的親身體驗開始的。這促使我想要了解：究竟那些白人為何憤怒？他們的仇恨背後，究竟是有什麼樣的背景因素，什麼樣的社會經濟情況？
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英國這幾年來最大型、影響力最深遠的極右派街頭運動—英格蘭護衛聯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 EDL）。吸引我的最大原因，不僅是它的規模，也是它與英國政治社會的互動關係，它的種族主義思想總與主流政治的種族主義起共鳴。極右派組織當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早在EDL於二○○九年成立之前的十多年裡，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就已充斥於國家機構，以及那些為國家工作的意識形態機構裡—如大多數的媒體。英國在外頭參與的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反恐措施，創造了這種需要：要在文化上征服它的敵人，用以正當化英國在國際上的軍事侵略，正當化它在國境內將整個穆斯林社區當作嫌疑犯來對待。英國主流社會和它的機構都參與了這項製造「穆斯林敵人」的文化形象的工程。在不久的過去，這文化形象的製造工程曾是針對愛爾蘭人和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移民。
這可說是西方社會自二次大戰後逐漸形塑的文化種族主義的一部分。在前殖民地獨立後，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和理論都不斷演化：生物種族主義逐漸褪色，那種基於歧視個人膚色的種族主義慢慢站不住腳，二次大戰後的種族主義逐漸集中它的注意力在文化上。文化本質與同化成為重心，「文化差異」成為排他思想的理論重點。過去三十多年來，文化種族主義成為主要的種族主義形式。
國家機構和EDL這類的極右派運動，它們在談論或「面對」英國穆斯林時，採取的其實就是文化種族主義的理論角度。政府反恐的「預防」策略（Prevent strategy）的中心思想，就是「激進化」的神話。它將所謂「激進化」看作神學上的過程，以宗教信仰（以個人與宗教的距離為判斷標準）將穆斯林劃入兩個簡單的陣營─「溫和派」與「極端分子」。國家反恐的「預防」策略，就是要所謂「溫和派」去監視並譴責所謂的「極端分子」。在社區裡，國家的反恐「預防」策略做的就是將資源分給所謂「溫和派」的穆斯林組織，讓他們在社區裡依循所謂「英國價值觀」做「去激進化」的工作。
EDL採用的理論同樣是以文化和「文化差異」為中心，將穆斯林當作一個文化同質的群體，將伊斯蘭的信奉者種族化。任何單一的事件都會被概化為固有的文化特質和文化實踐，而這就是他們排他和仇恨的根基。在這架構裡，一位穆斯林只有當他不再是穆斯林時，才有可能融合於英國社會。如果觀察EDL創始人湯米．羅賓森（Tommy Robinson）的社會媒體言論，就會發現對他而言，伊斯蘭是邪惡的，而唯一的一位「好穆斯林」，必定是已改信奉基督教的穆斯林。
整體來說，EDL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街頭運動，雖屬極右派組織，它的許多中心思想卻一直得到政治菁英階層的背書。這個運動的意識形態完全是由一群經驗豐富的極右派人士所操作，這些人裡面有來自新法西斯主義的極右派政黨組織背景，比如英國國家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 BNP），也有來自新近的反伊斯蘭、反穆斯林、跨國的極右派運動。而我對這些極右派街頭運動最有興趣的，是它們的基層成員—他們都來自藍領勞動階級，是這些運動的「肌肉」，是EDL展現其思想的草根力量。
要進入這個圈子裡採訪，當然對我這樣少數民族背景的人來說相當地困難。而整個過程，包括我與基層成員之間的互動，也讓我看到他們的思想使行動中包含許多不為人知的層面。打自採訪的第一天起，我就相當明白自己在他們眼中必定是個外國人、外來者、「局外人」。而在與基層成員的互動中我發現，由於他們的經濟邊緣位置，他們同時視自身為英國社會的「局外人」。他們這些本土的「局外人」，是如何發展出仇恨社會位置在許多方面比他們更邊緣的穆斯林、移民或難民？
在過去三十五年來，英國製造業，也就是過去工業的中心，失去了百分之六十的工作，低技術工作被轉移到勞力低廉的國家。自柴契爾時代，政府政策促成並加速製造業的萎縮。在新工黨（New Labour）執政期間情況持續惡化，製造業有半數的工人失去了工廠的工作，被迫轉行。工業的萎縮造成環繞製造業的勞動階級社區的逐漸凋敝。這些社區的成員當然不僅是白人勞工，也有少數民族勞工，而且後者過去是製造業的重要勞動力。長期失業是許多人（跨民族）的命運，他處再就職的勞工多處在低薪、臨時化、彈性高的就業環境，讓他們無法逃脫社區的蕭條。勞工過去在製造業環境裡的工業認同感不再，勞動階級的工業團結性在「零時工時 」的惡劣勞動環境中喪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柴契爾時代標榜的、自顧生存的個人主義。這些後製造業時代的英國勞工，成為了全球新自由主義下的「顛覆性的勞動階級」（precariat）的一部分。
所謂「顛覆性的勞動階級」，是自一九七○年代全球市場開放，新自由主義當家，工資全球性地受到壓縮下產生的階級結構。自此時，階級之間收入差異增大，勞動階級加速貧窮化，造成勞動階級的分層化，形塑了這支位於最底層的勞工生力軍。學者史丹丁（Guy Standing）將這最底層稱作「顛覆性的勞動階級」，由於他們的最大特質是不穩定的勞動力、「現金經濟」（工資的支付經常是現金形式，沒有記錄）、不享有權利和安全感，且經常負債累累。在柴契爾政權下，英國勞工階級組織遭到最大打擊，工會在過去三十年來整體衰弱，因而這「顛覆性的勞動階級」是憤怒且分歧、缺乏組織、無所適從，被稱為「遊牧的勞動階級」。這社會疏離感強烈的勞動階級，可說是「class in itself」（勞工對資產階級抱有不滿，但尚未意識到自身整體的階級利益），而非「class for itself」（勞工意識到自身階級位置和利益，產生出與資產階級的對立階級意識）。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的採訪對象多來自這些已沒落的製造業勞工階級社區。他們來自傳統的工黨選民家庭，一輩子都一直跟著工黨，直到生計遭受打擊，社區在缺乏投資的情況下蕭條。他們看不到自己的未來，畏懼兒女未來面臨的困境。他們充滿著焦慮和極度的躁鬱不安，為自己的現狀感到憤怒，覺得工黨背叛了他們。
他們的「顛覆性」，可以是朝任何一方向而去─若在工人階級組織強大的狀況下，他們可能成為反抗緊縮政策，反抗新自由主義的最前線。但在英國，工會力量早自柴契爾時代大為削弱，甚至在某些工會裡民族主義仍存，這展現於部分工會倡議的「英國工作給英國工人」之主張。工會裡的民族主義反映的是勞工組織的衰弱和工運的多年挫敗。這使「顛覆性的」勞動階級在經濟逆境中朝向另一方向發展：他們成為右翼民粹主義最理想的群眾。當他們多年工資不上漲，「零時工時合約工資」成為正常勞動報酬時，許多英國白人勞工最終訴諸於他們的「想像工資」─民族主義。他們的帝國懷舊情緒被挑起，在媒體和政客的牽引下，這民族主義可進一步發展成強烈的排外、仇外思想。他們視多元文化主義和移民的進入為工黨對他們的背叛。事實上，工黨這三十多年來對他們的真正背叛是未能挑戰保守黨的一切政策，從公共設施的私有化到公共部門經費的縮減、福利國家體制的削弱、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工黨已不再是勞工階級的政黨。
如上所說，當然英國勞工的極端民族主義並不是必然的發展。勞工的社會疏離感和經濟弱勢，並不一定會帶領他們走進極右派街頭運動。關鍵在於他們是否有別種選擇：他們是否能理性分析自己所處的狀況，還是依賴商業媒體給予答案？他們能從哪裡找到別種選擇？我個人認為，傳統勞工階級組織扮演著關鍵角色。倘若工會能看懂、看清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並主動提供反民族主義、反種族主義的對現狀的詮釋，與所有勞工（包括少數民族勞工和移工）站在一起，那必定會對英國白人勞工的思想發展產生作用。這一點我們已可在過去反抗極右派的地方運動裡看到範例：當勞工組織能夠持有明確的反種族主義立場，動員白人勞工參與反抗極右派行動時，在勞工階級的團結下，最有可能擊敗極右派街頭運動。本書中記錄了在跨民族的反種族主義行動裡勞工組織的重要角色。
盼本書能透過許多個人的故事經歷，來呈現出英國極右派政治及其組織的樣貌，描繪這些組織和街頭運動為何能夠號召基層，動員起上千上萬憤怒的白人，將他們引向絕望的政治。而同時，也盼能透過個人的故事經歷，見到英國社會裡反抗這潮流的契機。

白曉紅
二○一六年七月四日

致臺灣讀者序
白曉紅

英國脫歐／留歐公投結果揭曉後，大家似乎突然發覺─他們並不認識自己成長的社會。投票選擇留歐的英國人都覺得似乎不認識另一半投票脫歐的公民。頓時，英國好像被劃成兩半。選擇脫歐者雖然不都是種族主義者，但大多數脫歐選民的出發點是反移民、排外。他們多為中年至老年，集中在全國各地工業蕭條地區。最讓英國另一半選民震驚的是，這些脫歐者都非常、非常地憤怒。
其實，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就充滿了這樣憤怒的白人，他們之中有一部分的人已成為極右派運動的基層成員。這些正快速成長的運動，形成歐美社會不得不...

推薦序
致臺灣讀者序
致謝詞
專有名詞之英文縮寫對照
序言　作者：班傑明．傑凡尼亞（Benjamin Zephaniah）

一、生於斯，長於斯
二、捍衛想像中的國家
三、貝瑞公園的故事
四、「EDL無法在此生存」
五、激進右派翼不斷改變的面孔
六、英國種族主義的顏色
七、新的外來者

跋
索引

推薦序
致臺灣讀者序
致謝詞
專有名詞之英文縮寫對照
序言　作者：班傑明．傑凡尼亞（Benjamin Zephaniah）

一、生於斯，長於斯
二、捍衛想像中的國家
三、貝瑞公園的故事
四、「EDL無法在此生存」
五、激進右派翼不斷改變的面孔
六、英國種族主義的顏色
七、新的外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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