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望得見皇城的地方念書,形成何種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便帝制已經取消,高高聳立的皇宮,依然是某種文化符號。每天閱讀此符號,不可能完全熟視無睹。或者欣賞,或者厭惡,但有一點,皇宮所包含的“政治”、“權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閱讀者。北大師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於毫無這種心理積澱。每回學生示威遊行,都要在天安門前演講,當然不只是因那裡地方寬敞。進入民國以後,“天安門”作為政治符號,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更因其具有某種開放性,兼有“公共空間”與“權力象徵”的雙重意義,成為政府與民間共同注目的焦點。從北大民主廣場到天安門城樓,這距離未免太近了。當初清政府籌建京師大學堂時,若把校址設在山清水秀、遠離權力中心的郊區,學生們的政治意識是否會有所減弱,這是個很有趣的話題。
北大學生自認繼承太學傳統,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這種信念之確立,早在五四運動以前。1903年的拒俄運動中,北大學生集會抗議,慷慨激昂,表示“要學古代太學生一樣,‘伏闕上書’”。在這“北大學生爭取自由的第一幕”中(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進母校的經驗》),雖有“伏闕上書”的動議,但其讀禁書,喜演講,發通電,以及事後有人走向社會,組織武裝等,均非漢宋太學生所能想像。而五四以後的學生運動,往往有政黨的直接領導,成為改朝換代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說,所謂太學傳統,主要取其政治意識;至於實際運作,早已鬥轉星移。
將學校作為黨爭的基地,其間利弊得失,黃宗羲、章太炎的意見截然相反,值得三思。這裡不想詳細討論學潮的功過,而是借政府對待學潮的態度,窺探現代中國政治的演進。借用謝興堯的話來說,便是“紅樓一角,實有關中國之政治與文化”(《紅樓一角》)。
在“第一幕”中,京師大學堂的學生爭到了馬上選派出國留學的權利。此後,讀書人地位急劇下降,政府態度也日益強硬。1919年的五四運動,只是以火燒趙家樓的罪名,把若干學生抓起來,可見政府對輿論尚有忌諱。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那可就是公開的屠殺了。周作人將後兩個事件,作為現代中國政治的象徵:五四代表知識階級的崛起,三一八象徵政府的反攻。“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學生與教授在社會上似乎保有一種權威和地位,雖然政府討厭他們,但不敢輕易動手”;此後可就大不一樣了,以北大教授李守常、高仁山慘遭殺害為標誌,政府決定採取強硬立場,以極端手段解決學潮(《紅樓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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