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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業”是一個倫理概念
韋伯所說的業很有講究，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三章“路德的‘業’概念”裡，韋伯做了一個將近3頁長的註釋①，專門講這個業。德語裡的Beruf，現在是職業的通稱；古德語的be-ruof原意是信譽、聲名，作動詞用時則有感召之意。馬丁‧路德翻譯《七十子聖經‧西拉子智訓》第12章第20和21節時使用了這個詞的動名態Berufung，使希臘原文中的“職位”和“工作”有了奉神之召的含義。從此Beruf成了職位，授予官職叫Berufung，仍有奉召之意。教授是教育界的官職，要由大學所在州主管教育的州長任命，某人被任命為教授，叫作“奉召作教授”。韋伯的兩篇演講的題目使用的也是Beruf，這個業就有了使命的含義，不是養家糊口的飯碗，而是作為使命的職業，倫理之業，或者叫天職。因此，韋伯的兩篇演講不同於他以往的學術著作，包括早期的法學和國民經濟學著作及成熟的政治學和社會學著作，也不同於他在一戰中和戰後的大量政論文及政治 演說。因為討論的對像是具有倫理價值的職業，所以它們更像哲學論文。
以學術為業
做《以學術為業》的演講的時候，韋伯是自由人。14年前他辭去海德堡大學的教職；那門受罪的國民經濟學課，毀了他的健康，耗乾了他的激情。開課那幾年，他成了頻頻請病假的老病號，一篇文章也沒寫出來。辭職以後，韋伯完全換了一個人，病好了，學術成果累累碩碩，創辦《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期刊。
沒有哪一位大學教師喜歡回味任命討論，因為這種事很少讓人感到好受。不過，我要說：在我所知道的大量事例中，無一例外都有讓純客觀的理由來作決定這種良好的用心。
還必須進一步弄明白，學術命運的決定如此廣泛地靠“撞大運”，還並不僅僅由於靠形成集體意志來選撥人才之不足，每一位有志於成為學者的年輕人都必須明白：等待他的任務具有雙重性。他不僅要當個夠格的學者，同時也要具備做老師的資格。這兩者並不完全吻合。一個人可能是一位傑出的學者，同時卻是一個蹩腳的老師。我想起了赫爾姆霍茨①和蘭克②這些人上課時的情形，這絕非罕見的例外。現在的情況卻是，我們的大學，尤其是那些規模很小的大學，處於一種十分可笑的招生競爭中。大學城的房東們，在學生人數突破1000大關時，要像過節一樣慶祝一番，超過2000時，還要辦一次火炬遊行。學費收入——應該坦率地承認這一點——受到鄰近學科“吸引”學生的影響。除此之外，聽課的人數成了一項可以用數字表示的鑑定標誌，而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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